福柯逝世40周年｜福柯之后的治理史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似乎是当今研究治理问题的不二之选，因为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和《言与文》（Dits et Écrits）一书所收录的文章中，显得如此重要。然而，虽然在许多有关治理的新近研究中，福柯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这却掩盖了对其著作更复杂的理解。因此，有人甚至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假设，即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可能阻碍了法国治理史的出现。

乍一看，治理在《规训与惩罚》的宏大叙述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福柯提出的无中心、无实体的权力概念似乎与警察所象征的（国家）权威化身不太兼容。福柯打破了对于国家机器的某种神话般的想象，以及将警察视为掌握权力的“利剑”这一工具化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历史学家与福柯之间的关系还受到了最后的一个误解影响，即对其著作的简化解读，集中在1976年福柯提出的“压抑假说”上——即一种权力不可避免地、高高在上且无情地压制所有偏离行为的观念，换句话说，将权力简化为纯粹的压制。福柯在《性史》中进一步质疑了这种先前被认为具有“解放”作用的真理权力。“压抑假说”使历史学家偏离了对治安机构具体运作及其内部张力的研究，从而可能成为治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真正障碍。

一些关注19世纪治理问题的历史学家仍旧会时常关注有关“规训社会”的理论，因为在福柯看来，19世纪正是规训得以成熟的阶段。这种持久的关注反映了《规训与惩罚》的深远影响，该书至今仍旧是不可取代的核心参考文献。然而，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对该作品的解读、批评以及援引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关于法国侦探起源的论著中，卡利法（Dominique Kalifa）探讨了私人警察在新兴的规训社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乍看之下，这种“对应”似乎很有道理：私人警察确实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纠正偏差行为和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但是，卡利法随即对这种“对应”关系产生了怀疑，他指出，这类机制可以被视为减轻控制、使个体逃脱规训网络的一种方式。悖谬的是，这本自称受福柯启发的书籍，实际上运用了福柯的概念工具和方法来反驳福柯自身的一些结论。

德鲁尔莫默（Quentin Deluermoz）在研究19世纪巴黎的制服警察（policiers en tenue）时，也怀疑这一新机构是否促成了“规训的蔓延”（essaimage disciplinaire），并逐渐导致首都居民将规范内化。这位历史学家批评福柯的结论，因为这与他所观察到的对治安行动的抵制不一致。他谈到了与福柯理论的“对应”关系并不存在。尽管同意巴黎市民通过与警察的互动内化某些社会规范的观点，但是德鲁尔莫默借用了其他理论，如埃里亚斯的范式和欧文·戈夫曼的互动主义微观社会学来支持这一假设。事实上，德鲁尔莫默认为，福柯的《监视与惩罚》中的理论在涉及治理问题时，与实证研究结果并不吻合，因此他对福柯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些实证研究也表明，福柯的理论被更自由地用作“工具箱”（boîte à outils），而不是历史分析的框架。

还存在其他一些立场，不过只占少数。这些历史学家意识到，《监视与惩罚》在社会史中的理论转向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卡普兰（Steven Kaplan）在研究18世纪对劳动的管制时，运用福柯的框架，展示了通过工人证书（livret ouvrier）的发明，如何在旧制度的末期形成了一种规训机制；工人变成了“档案”（un dossier）。罗什（Daniel Roche）在《巴黎人民》（Le Peuple de Paris，1981年）最后一部分“人民与警察”（Le peuple et ses polices）中，通过分析吉罗特（Guillauté）的文本，提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治理梦想：面对日益不守规矩的民众，试图通过控制城市空间中的人群的轨迹和身份来实现社会控制。他分析了基尔诺的文本，认为它在理解18世纪社会控制和公共秩序方面具有经典意义。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福柯及其法国语境研究的影响深远，成为许多历史学者研究的参考。例如，格雷厄姆（Lisa Jane Graham）在研究巴黎警察对路易十五“诽谤”言论的镇压时，融入了《监视与惩罚》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她认为，这些对诽谤言论的审讯不应被看作是压制性治理权力的体现，而应当理解为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治理在这些过程中悄然考虑到了民间话语的价值。然而，在法国，福柯的影响一直较为边缘化。

《监视与惩罚》书封

不过，法尔热（Arlette Farge）明显是一个例外，因为她经常借鉴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并与这位哲学家合作撰写了《家庭的失序》（Le désordre des familles）一书。后者应福柯的要求而创作，并于1982年出版，为“档案”（Archives）丛书中的一卷文集中出版。法尔热在出版了第一部专著《18世纪巴黎的食物盗窃》（普隆出版社），才与福柯结识，之后她在“档案”丛书中又出版了另一部专著《18世纪巴黎街头生活》。这部研究介绍了18世纪家庭和个人向警方提交的密札请求文件，以求将某些人关押起来。福柯对这些材料早有兴趣，并在《监视与惩罚》中对此有过阐述。他将此视为警察机构的象征，规训机制在家庭和作坊的核心地带得以维系。社会规范（régulation sociale）的源头并非来自某个凌驾的国家中心，而是在社会结构内部发挥作用。《18世纪巴黎街头生活》深受福柯影响。除此之外，法尔热还出版了几部重要研究，尽管她的核心研究工作是利用警察档案作为观察巴黎民众社交生活、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切入点，但是仍对18世纪治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法尔日与档案文献建立了原创性的联系，践行了福柯所理论化的“档案”（单数）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突发的、偶然、可能会逃脱我们理解的一种痕迹。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她对权力的去中心化概念的重视，这种去中心化的权力更多地展现在作坊、巴黎居民楼的房间、街道中，通过那些放肆的言论、争吵的爆发以及与警察的冲突，而不是绝对主义的利维坦与人民之间的对立。这位历史学家为治理理性（rationalité policière）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探讨了秩序是如何通过这一灵活的工具得以建立或维持的：她特别引导我们关注来自城市社会各个阶层的秩序需求，正是这些需求塑造了君主国家的力量。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运用福柯的思想，即基于福柯的工作进行思考和描述，她的态度显得尤其独特，甚至可以说是例外。

除少数人外，从事治理研究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福柯的叙事及其社会关系视野（vision des rapports sociaux）感到相当尴尬，这可能是阻碍这一主题发展的真正障碍。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也被《规训与惩罚》为代表的福柯作品的一种特定状态所束缚。然而，福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调整了他的思考，发展出了一些分析治理及其实践的新工具。随着逐渐发现这一未曾深入探讨的部分，他的著作成为了学术界引用和参考的新方向。

从规训社会到治理术

这些分析工具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福柯开始研究治理术，这发生在1975年《规训与惩罚》和1976年《性意志》出版之后。然而，这一转向在《规训与惩罚》中的某些段落中已经有所体现。福柯将其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作为假设的实验室或试验场，特别是1976至1980年间的课程，例如《安全、领土、人口》（1977-1978），以及他的讲座、访谈、文章和前言，这些材料在他去世后被汇集到《言与文》中。

福柯课程的出版始于1997年，但在法国的历史学界并未引起广泛反响。与此同时，为纪念《规训与惩罚》出版20周年和30周年，举办了多场会议，并出版了多部集体著作，开启了对该书的批判性重估，并总结了受福柯影响的相关研究。这些活动证明了该书对历史学家的深远且富有成效的影响，也显示出人们对这部著作的持久迷恋，可能因此忽视了福柯其他的作品。事实上，福柯关于治理术的讲座在法国的接受相对较晚，因为最直接涉及治理术的课程直到2004年才问世。然而，一份重要文献业已确立，这便是福柯于1979年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的两场讲座《全体与个体：走向政治理性的批判》（Omnes et singulatim : vers un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这些讲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发表，包含了他1978年课程中的某些内容。在追溯“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这一特定的国家组织权力系谱时，福柯认为，这个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基督教，这是一种与希腊思想完全不同的权力技术。福柯随后致力于揭示现代国家的政治理性，将这一政治理性上溯到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兴起，然后是17至18世纪逐渐出现“治理”（police），即他所称的“治理的技艺”（art de gouvernement）。

在这一重新发现中，需要强调的是一些其他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他们更熟悉福柯的整体作品，对研究治理的历史学家具有重要意义：如哲学家米歇尔·塞内拉尔（Michel Sennellart）关于统治技艺（arts de gouverner）的研究，帕斯卡·拉博里埃（Pascale Laborier）领导的对公共政策起源和财政科学（sciences camérales）课题的集体性研究，以及皮埃尔·拉斯库姆（Pierre Lascoumes）对治理工具化（instrumentation）的研究，或是法哲学家保罗·纳波利（Paolo Napoli）关于现代治理（police moderne）的发明。这些中介作用将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福柯关于治理的课程的重要性，其范围远超《规训与惩罚》，并显示出可以对福柯作品的这一部分进行经验性应用，从而构建研究计划。

福柯将治理定义为一种新的统治艺术，通过几个阶段来研究它的发展：首先，17世纪初在雨格诺派德梅耶内（Turquet de Mayerne，1611年）的乌托邦构想中，治理逐渐具备了独立的功能；接着在18世纪之交，通过法规的清单编制和分类来加强君主制行政的行动力，这一过程的成果之一便是尼古拉·德拉马尔（Nicolas Delamare）的《论治理》（Traité de la police）；最后，从18世纪开始，尤其在德国，逐渐形成了大学里教授的“治理学”（science de la police，Policeywissenschaft）。治理的繁荣伴随着政治权力行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首先是政治权力行使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征服和占有，而是“使他们生活得更好”，促进增长和繁荣，并使资源的发展和“国家的荣耀”（splendeur de l'État）成为可能。接着是其应用对象：据福柯考证，“人口”（population）这一概念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这种新的统治艺术的发展体现在“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的形成上。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权力，其性质具有规训性，不再依赖于命令和制裁，而是通过具体的预防性行动来引导个体的行为，使其在远程中得以管理。

这些新开辟的视角极为丰富，帮助摆脱了基于与司法关联而任何定义治理这一永恒问题。福柯打破了传统的制度史框架，矛盾的是，他让国家变得更为具体：国家首先是一系列微小且不显眼的工具。福柯因此勾画出一个研究国家具体行动的计划，即使他本人对此不再关注。通过这一计划，研究安全装置的起源、行为治理机制、以及这些配置所依赖的技术和科技的整个领域被开启。

回顾《规训与惩罚》出版之后的岁月，历史学家们逐渐摆脱了验证福柯假设的立场，开始将他的作品视为工具箱，借鉴其中的想法、概念和灵感——例如社会的国家化（ét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作为激发思考的契机。这样做，他们重新采取了更符合福柯对其作品使用期望的态度：福柯本人就曾提及工具箱的形象。从历史研究的终点转变为一个起点，与福柯的对话成为探索的新出发点。在过去十年中，福柯的作品被各学科的专家，包括研究治理的历史学家，以更自由和多样的方式重新利用。接下来，我们尝试对他们与福柯的研究之间建立的对话作出初步总结。

首先，对福柯的解读开辟了通向新研究对象的道路，即治理所“知道”（sait）的内容，或者换言之，对治理知识的研究。在这方面，福柯有三个主要观点对历史学家产生了长期影响。第一个观点将“治理”视为一种“统治的技艺”（art de gouverner），一种规范理性和政府实践。第二观点涉及权力的技术和技术手段的研究，即公共权力具体行动的工具和配置，其中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福柯曾说：国家是具体的事实。研究国家及其行动，就是关注那些微小、平凡但有效的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了公共行动的实质。因此，围绕治理技术——可以借用皮埃尔·拉斯库姆（Pierre Lascoumes）和帕特里克·勒加莱斯（Patrick Le Galès）的术语，称为工具化（instrumentation）——的一系列研究得以展开。第三个观点是基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使个体变得可描述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如何成为权力关系的支撑。治理如何生产知识，以及关于社会的知识？

许多研究围绕这些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展开，将治理视为一种“统治的技艺”和一种特定的规范性实践，治理不再被看作是次级的司法职能集合，而是重新成为17世纪至19世纪社会治理分析的核心，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下，从日内瓦到墨西哥殖民地的各类情境中，皆是如此。许多研究探讨了各种实际配置的起源及其运作方式，以及诸如地图、护照、房屋编号等工具的具体理论化过程，视角从现代早期一直延伸到当代。这些研究也与《规训与惩罚》中的一条脉络相呼应，即对“隐秘的行为”（gestes obscurs）和普通对象的关注，这些正是权力得以有效运作的基础。《规训与惩罚》问世之后，福柯提出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全新的假设，并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重申，即治理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压制性机构，而是不断生产知识的机构，这一假设已被广泛接受，并为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治理与“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基础。用福柯的话来说，治理因统计而得以实现，而统计也因治理而得以实现。福柯为研究他所谓的“庞大的治理文本”（immense texte policier）勾画了一个研究计划，即关于个体、事物和空间的治理知识的物质性组织。警察用来认识和客观化的具体配置成为研究的对象。现代警察档案的起源，其大量增加及模糊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引发了许多争议，也开始在关注警察行动工具的历史框架内得到研究。2011年，由让—马克·贝尔利耶（Jean-Marc Berlière）和皮埃尔·弗尔尼耶（Pierre Fourni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组织的展览《备案？》（Fichés）所附的目录中的众多贡献，证明了这一领域当今研究的活力。此外，警察对司法“真相”的生产，或至少他们对这一任务的贡献，也受到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启发，围绕着调查手段而展开。

福柯的研究开辟了另一个方向，推动历史学家关注治理所使用的或生产的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之间的交集。因此，18世纪以及18世纪之后，治理参与了“国家知识”（savoir d'Etat）的形成，尤其是关于人口和经济的知识。18世纪启蒙时代，米里奥（Vincent Milliot）对路易十五末期巴黎警察总长勒诺瓦（Lenoir）的研究便证实了这一点。通过巴黎最后一位警察总长的政治行动，行政知识和科学知识发生了交汇，目的是对社会面临的风险进行理性评估，并确保具备“预防和预见的管理能力”。至于19世纪，福柯提出的作为“知识生产者”（productrice de savoir）的治理假设催生了对犯罪人类学起源及其治理应用的研究，重点关注法医人类学、法庭摄影等技术的出现，以及“专家”（experts）群体的形成，特别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他从巴黎警察局的一名普通职员迅速成长为全球公认的司法身份鉴定专家，数十年内建立了完整的身份识别体系。

在犯罪追缉以外的领域，皮埃尔·卡里拉—科昂（Pierre Karila-Cohen ）追溯了复辟时期一种新型的国家知识的形成，这种知识既具有政治性质，也具有治理性质：对民众的政治气质（tempéraments politiques）和他们对政权的“看法”（opinion）的观察。这一全新的配置本身源自更早的国家行动模式，如国家调查和道德监管。它在各个政府部门和省长体制的内部发展，回应了领导者们对舆论政府诞生的担忧，尤其是对自1789年以来出现的民众行动力的惊愕。它为后来的情报机关调查（如法国情报总局（enquêtes 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和政治科学中的舆论调查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将在下个世纪得到蓬勃发展。

在较近期的研究中，布兰查德（Emmanuel Blanchard）在研究1944年至1962年间巴黎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治安管理时，展示了警察局如何与其他知识生产者、专家和学者，特别是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联动。从1953年起，巴黎警察局便参与了在首都构建“北非问题”（problème nord-africain）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加强对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本土的管控铺平了道路。

这些研究方向的推进，揭示了治理与行动之间相互交织的知识领域。此类研究方法倡导打破治理历史学的边界，将其与更“高级的”（nobles）的学科和机构相联系，同时也鼓励我们超越个体行动者的尺度，作为一个复杂的官僚机器来理解，试图揭示一个机构如何思考。

为了行动而思考，治理同样吸引历史学家对其行动形式的研究，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虽然并非所有的研究都直接受到福柯的启发，但福柯的影响虽然有时表现较缓，仍然在许多主题中依稀可辨可见。治理行动在空间中的体现是其中一个例子。关于这一点，研究的传承可以追溯到《监视与惩罚》，福柯首次提出对空间划分的新关注，尽管自1975年起，其他研究对这种空间视角进行了更新。对于福柯来说，除了警力的数量和内部组织外，力量的实际部署和空间布局确实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假设已经被证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警察的专门研究以及有关治理的领域化（territorialisation policière）的研究中。有时，人们可能会夸大空间在治理行动中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治理行动的类别，但这一点并不总是得到证实。福柯的假设还促使了治理干预模式研究的复杂化，这是“治理行为”（gouvernement des conduites）的关键部分。例如，18世纪通过使用密札来管理秩序这一模式，便体现了特定区域内的治理行为。然而，过去十五年中，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警察的“职业”（métier）及其社会地位，这一领域受到了英国治理史学和治理社会学研究的启发。

第三个主题探讨了治理行动范围的定义和安全配置的创造。在这里，可以将福柯的思想与一些关注这一转变的十八世纪历史学家的研究相结合：自由主义的诞生。我们知道，福柯是在研究这一思想运动时发现治理和国家公共行政管理（caméralistes）。福柯为重新审视经典治理制度的终结提供了新的视角。十八世纪中期仍可见到一种广泛干预的治理制度，它被一种更加集中于安全和打击犯罪与不法行为的治理制度所取代。因此，问题就被提出为干预范围的大小，治理的干预范围是否应更为宽泛。此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体现在十八世纪下半期：行政干预范围在某些领域（如公共卫生和人口健康）有所扩展，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力量也在逐渐增强，并引发了关于这种保护性职能范围的辩论。同样，在革命后和帝国后期的法国，治理行动范围的定义问题也开始浮现，特别是在1815年，随着1796年由督政府创建的“警察总部”（ministère de la Police générale）被废除后，此后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由富歇及其后继者对这一部门的大规模重组和强化。在支持维持“警察总部”和主张扩展警察行动范围的辩论中，有些自由主义者，如雅克·皮什（Jacques Peuchet）等，认为警察行动范围的扩展是有必要的，理由是自1789年以来，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分裂和冲突，需要通过警察来维持秩序。但问题是，帝国时期结束后的时期，远非警察力量的“撤退”，反而可能标志着警察行动范围的扩展，特别是通过加强对公众舆论的观察与监控来实现这一点。

若从福柯的角度来看，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继经典警察体系之后，所建立的“安全配置”不过是另一种管理多重性的方法。它以“整体社会”（la société considérée en masse）作为警察工作的对象，这一表述出现在共和四年的《罪行与刑罚法典》中，是革命时期立法者进行概念澄清的典型例证。换句话说，判断这一变化时，我们不应单纯从警察行动范围的扩展或缩小来考量，而应从如何通过新方式管理多重性来理解这一转变。福柯在其1978年的讲座中指出了这种转变的几个特征。这种新警察制度的核心要素是警察行动的自我限制。现在，警察行动基于风险评估、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目的是确定一个最优的行动方案。

面对福柯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但又要避免将“安全配置”简单归结为自由主义思想或陷入过于僵化的时间线，最近关于十八世纪治理研究显示了那个时代的重大创新：即创造出一个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充满不稳定性的社会的制度，这一制度能够纳入一定程度的未知与不可预测性，能够展望未来并考虑人类进步的可能性，诸如城市空间的扩展或经济活动的发展。例如，启蒙时代关于治理的辩论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强调预防措施的作用，认识到社会预防而非仅仅是治理制裁的调整。这种“预防性”（préventive）治理的观念在1789年之后得到了延续，特别是在执政府时期的警察体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体制基于对社会与个体的持续观察，即不间断的监控，借助于护照、身份证（cartes de sûreté）、警察档案和统计调查等工具的广泛和联合使用。因此，超越过于僵化的历史划分，仍有许多内容需要书写，尤其是解释如何从一种管理大众的体制过渡到另一种体制。

总之，福柯研究的重新关注对法国警察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显著扩展了研究问题，并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从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历史学家”（philosophe-historien）经典著作的对话时代，到更加深入和自由的研究方法，正如福柯本人所希望的那样。福柯新作品的发现与治理史本身的革新相一致，部分得益于《言与文》和福柯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的课程出版。历史学家们摆脱了《监视与惩罚》出版后产生的困惑与误解。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话在法国是较为罕见的，因此，福柯的影响在历史学界的独特性值得关注。在这一方面，本文所描绘的历史学发展，不仅为治理史的研究提供了视角，也揭示了历史与哲学之间跨学科对话的重要性。德勒兹在评论《监视与惩罚》时，将福柯视为“一位新的制图师”（un nouveau cartographe），他绘制的地图旨在开辟新道路，而非反映现有的地形。福柯邀请我们以此方式进行阅读。

文森特·丹尼斯（Vincent DENIS），巴黎一大教授，法兰西大学学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荣誉成员；译者张扬帆系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