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2050年的一天睁开眼睛。走进厨房，你冰箱中的蔬菜来自不远处光照、温度和灌溉能精准控制的垂直农场——耕种已经不再需要大片耕地，曾经的农田和牧场已经被恢复为森林，水龙头中的水则来自成本低廉的淡化海水，水资源稀缺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历史。”
“你望向窗外：街道上行驶着电动且无人驾驶的汽车和公共交通，头顶上，安静的无人机在运送快递，其中包括在地轨道卫星中批量生产的药物，能轻易治愈癌症、成瘾、糖尿病等慢性病；你收到来自朋友的信息，他即将从伦敦飞来纽约看你，今天的航空不仅基本没有碳排放，这个旅程也仅需要两个小时。”
“人工智能大大降低了由人类所完成的工作量。由于其训练数据来自人类，它的工作成果和利润也相应地由人类获取，从而让人类能够享有更多的假期并几乎让贫困不再存在。”
这个画面并非来自科幻小说，而是出自美国政治学者埃兹拉•克莱恩（Ezra Klein）和德雷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所著的新作《富足》（Abundance）。作为新闻网站Vox的创始人和在时事上经常有独特、深刻观点的作者，克莱恩多年来在进步主义和民主党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圈内一直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正值在民主党人为2024大选的惨败后寻找未来方向的今天，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
《富足》英文版书封
一
尽管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的不到一百天里就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专权，根据三月份的多个民调，恰恰是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其反面的民主党人和他们所代表的进步主义政治正处于几十年以来受欢迎程度的最低点：仅有29%的美国人对民主党和其政策有积极印象，相比“1.6国会山暴乱”后的小高点，在过去的4年中下降了20%。
让今天的进步主义政治如此不受欢迎的，是一些活动人士充满了负面、苛求、限制色彩的姿态：为实现气候转型，整个社会必须主动将经济转向“负增长（de-growth）”，你作为个人也必须降低饮食、出行等方面的生活质量；为构建一个足够公正的城市空间——大规模削减警力（defund the police）、对无家可归者营地（homeless emcampment）大开绿灯，你必须承受基本公共安全无法在社区和公共交通中得到保障的后果；为实现社会公正，你必须剖析你身份并毫不留情地反思你在每个层面上拥有的特权……尽管党内相当多的主流政治人物并不是这些主张的支持者，但活动人士所拥有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声量还是让他们成为了相当多选民眼中民主党政治的代名词。
这些主张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但可想而知很难成为一种成功的政治——以苛求而非服务为核心的政治本身就会疏离民众，受到这些政策的负面影响最强的恰恰是他们所声称代表的低收入、蓝领阶层（working-class）和少数族裔选民：每一次经济增长止步甚至仅仅有所减速，他们就是首当其冲失去工作、无法负担日常生活的受害者；少数族裔社群既需要警察暴力问题得到治理，也需要行事公正的警力保障公共安全；而当你作为一个需要供养整个家庭的体力工作者、却在一天的劳作后被教训需要“反思特权”时，你对这个声音的来源的厌恶也很好理解。事实上，在2024年的大选中，工薪阶层、低收入者、移民和少数族裔社群正是向特朗普转向幅度最大的几个群体。
这种进步主义政治和工薪阶层的脱节性，主要来自其主张者的社会阶层组成：绝大多数活动人士的背景离不开大城市、上中产、高学历者几个标签，这自然意味着他们对中低收入者乃至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现实严重缺乏理解。用《石板》（Slate）杂志作者格拉伯（Henry Grabar）的话说，他们驱动着民主党在许多政策方面做出了“优先考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关切，而不是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灾难性转向。
二
这种对蓝领阶层的盲点自然会体现在政策制定中。同为进步主义阵营中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克莱恩完全没有吝惜对其的批评。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许多民主党在州政府和议会中都具有绝对优势的深蓝州，恰恰见证了最多蓝领、工薪阶层因无法负担开支而迁出？为什么民主党人无法在竞选时骄傲承诺“投票给我们，把整个美国变得像加州、纽约和伊利诺伊一样美好”，反而是共和党人能用“你愿意让你的社区成为今天洛杉矶、哈莱姆和芝加哥的样子吗”来制造恐慌？
他用来剖析问题所选的一个重要案例是加州建设高速铁路的计划。1986年，时任加州州长布朗（Jerry Brown）签署了一项开启加州高速铁路网的法案，当时，这一技术已经在日本有近30年成熟应用的历史；1996年，加州进一步成立了专门负责高铁建设的政府部门。人们对这个计划的乐观程度在2008年达到了高点：不仅加州州内批准了第一条连通洛杉矶和旧金山的高速铁路的具体计划和100亿美元的拨款（整个项目预算的三分之一），奥巴马政府在一年后为应对经济危机所签署的《美国复苏法》中还为包括高铁在内的基建项目提供了高达数千亿美元的预算。
那么，当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同时期建成或扩建了成规模的高铁网络以后，加州的高铁计划进行到了哪一步呢？起初，高铁的通车日期被定在了2020年，但这个目标很快便被抛弃；与此同时，虽然其整体预算也从原本的300亿美元膨胀至770亿，但计划规模却被缩小为从贝克斯菲尔德到莫塞德——一个承载量和使用率大大降低的方案。截至2025年初，距离最初计划的通车时间已过去五年，已经修建的192公里高速铁路仅占原计划的不到四分之一。
在加州的地理和城市分布下，高铁是能够带来最高正面社会效应的基建之一，不仅其碳足迹明显更低，相比今天连接加州人口重心的航空，高铁还能为城市居民的出行降低成本、提升便利，尤其有利于提高城市中低收入社群的生活质量，怎么看也是蓝州应该引以为豪的进步主义成果，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阻碍加州高铁建设的，是上世纪进步主义政治的另一项重要里程碑。在1950至1970年代，随着工业发展同时忽视污染和排放的后果逐渐显露，旨在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政府立法的环保运动也随之兴起，诞生了以《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作品。这种反响也成功地被转化成了立法成果：除了1970年美国环保局（EPA）的设立以外，以《清洁空气法》、《清洁水资源法》、《有毒物质控制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立法将也立竿见影地改善了环境、降低了污染的程度，并为世界提供了一套现代性的环保标准。
而另一个来自这场运动的知名度稍低、但影响力却同样可观的法律是《环境政策法》（NEPA）。和上述其他环境法律不同，它不针对任何污染物设定指标，而是旨在要求各级政府在开始任何涉及公共资金和政府参与的项目前，都要对其环境影响作出充分评估通过后，它确实在起初起到了组织具备环境危害的建设项目的作用，但同时，它所提供的机制也催生出一批将阻碍、拖慢尽可能多项目的建设作为环保至高目标的活动和法律人士。在他们对各种项目的不断诉讼下，美国住房、基建等建设的环保审批步骤的数量和复杂性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上升至了不同的数量级。
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也从当初的污染和排放变成了今天的气候变化，所需的应对方式也从硬性削减各个行业的废气、废水排放变成了扩大可持续能源的基建：建立清洁能源经济需要建造大量的新基建，而维持碳经济则没有这种需求，因为现有的能源系统是围绕化石燃料的需求和容量而建立的。可想而知，在蓝州被严格执行的《环境政策法》就愈发成为了在气候保护方面的负资产。在法律刚刚出台时，公共部门在进行一项项目前所需要做的环境影响评估声明平均仅有10页；2022年，声明的平均长度则已经上涨至600页，需要四年半的时间和无数内外部评估和咨询师的参与；而一旦达成，这些声明往往还会被本地环保组织的诉讼挑战，需要为此花费额外的时间、精力和司法费用。而被这个繁琐程序所针对的清洁能源项目是化石能源项目的两倍。
当地时间2025年3月2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县，高速铁路项目建设现场材料已被铺开。
轨道交通——碳排放最小、实现碳中和潜能最大的交通模式——就是其最典型的“受害者”之一。在繁琐评估程序的推动下，美国成为了修建各类轨道交通最为昂贵的国家：在纽约，每英里地铁建造的成本是26亿美元，而巴黎和哥本哈根的单英里建设成本则仅为3.2亿。《环境政策法》和类似政策也是加州高铁项目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针对该项目的环评开始于2012年，直到2024年还仍未完成，而在这之间，高铁的线路、设计和施工计划已经因此经受了多次改变；奥巴马政府所提供的30亿美元拨款也并不是无条件的：款项的直接目标并不是高铁建设，而是改善经济落后社区的空气质量，这也意味着只有从加州当下相对落后且空气质量污染最严重的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地区开始，才能够获得这笔拨款。但这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和轨道交通需求远小于旧金山或洛杉矶等人口中心，这意味着最先修建的部分并不会立刻给太多居民提供便利，并转化为能够为项目继续提供动力的民意。
项目改变和在使用率低的地区开始建设无疑会造成成本的提升，而建设的缓慢和停滞本身也会使预算以年增速2%至5%上涨。今天，加州首条高铁这一已经进行了快半个世纪的项目何时甚至能够完成，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换句话说，深蓝州在将气候保护和社会公正的蓝图付诸实践上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
三
克莱恩和汤普森所关注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是住房。从纽约到波士顿，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工薪阶层家庭无法负担的房价是几乎所有民主党主导的大城市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不仅使许多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也导致了越来越多有年幼孩子的家庭选择迁出。据估计，若这些大城市中有年幼子女的家庭继续以今天的速度迁出，20年后这些地方五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将会减半。这一切无疑都和进步主义者对城市生活的愿景截然相反。
事实上，这些地区房价昂贵的最大因素之一其实是人为的，也就是许多地方极其严格的“分区法规（Zoning Law）”——规定在哪些土地上能够建造哪种类型的建筑的法律。以加州硅谷城市帕罗奥图（Palo Alto）为例，整个城市80%的住宅建设土地都被分区法规定为仅能用来建设单户住宅（single-family homes）——也就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美国城郊由一个家庭独占、附带院落或草坪的住宅；相比之下，仅有不到15%的建筑用地可以被用来建设公寓楼。
相比单户住宅，公寓楼能够通过同样的占地面积提供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住宅空间；因此，开发商和投资者也自然不缺乏建设公寓楼的动力；分区法规和高房价的直接因果关系已经被充分证明，有研究甚至指出这是加州高房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在共和党几乎不掌握任何权力的加州，对分区法规的改革却在每一步都面临重重阻力。当帕罗奥图试图将城市中一个面积约为两英亩的土地分区改为公寓住宅，以便用来建设给老年市民建设经济性住房时，市民发起了一项反对改变分区的公投，并成功推翻了市政厅的决定，迫使计划开发这个经济型住房的非营利组织中止了项目并卖掉了土地。在书中，克莱恩将分区法规视为在住房领域实现富足的最大阻力之一；考虑到许多相关地区居民绝大多数是民主党人的事实，克莱恩这样形容他们的心态：“如果你在自己庭院中立着写有‘欢迎所有人’、‘没有居民是非法的’的草坪标志却阻碍你自己社区对分区的改革，那么你并不愿意实践你的理念，而仅仅是喜欢将漂亮话写在家门前而已。”
除分区法规以外，加州建设公共经济性住房的政策也在许多方面和“富足”的目标背道而驰。考虑到无家可归和低收入者对住房需求的急迫性，实现快速、低成本的建设无疑应该是此类项目所优先考量的；但这并不是这些项目实际上的运行方式：以旧金山为例，市政府希望通过经济住房建设项目实现的目标除住房供应以外，还包括了扶持当地中小企业、提高社区环境质量、增加本地工人就业等，要求所建的住宅在每一项进步主义青睐的指标上都做到最佳。
但在实际操作中，每一个“附加目标”都会阻碍主要目标的实现：市政府仅允许中小型企业竞标此类项目，但企业开发、建设住房的速度是和其规模成正比的，中小开发商的产能就严重限制了项目的速度；每层繁琐的就业公平、环境影响和能源效率的审核程序都意味着额外的时间和成本；为了符合加州极高的绿色建筑标准，建设在高速路一定距离内的住房需要安装一种特殊的空气过滤系统并由专业人士评估其效用——又一个十分费时且昂贵的过程，就此，克莱恩在书中写道，“考虑到许多无家可归者实际上生活在高速路高架桥下的帐篷里，一个哪怕过滤系统没有足够先进、但及时建成的公寓不是对提升他们居住环境空气质量的作用更大吗？”
克莱恩将这种政策设计思路准确地比喻为“大杂烩式进步主义（everything-bagel liberalism）”：就像一道大杂烩中总会包括尽可能多种的原料一样， 这些项目的制定者往往会在其中填入尽可能多的目标；但和大杂烩中所有食材对菜品味道的共同促进不同，这些目标在公共政策中会互相掣肘，使哪个目标都无法实现。这也正是许多加州经济住房项目的遭遇：旧金山此类公寓的平均建设周期为六年，每套公寓的平均成本高达60万美元，是休斯顿市场价公寓的两倍。
事实上，休斯顿的住房政策是作者在书中所选取的正面例子：该市是美国为数不多完全没有分区法规的地区，这意味着开发商的计划只要符合基本的市政要求（公共设施，安全等）便可进行建设，审批程序本身也不断被评估和精简。由于不存在法律基础，富裕社区居民很难像在帕罗奥图一样成功阻挠附近公寓建设的行动；而当每个社区都拥有多元的房型、房价时，软性的种族、阶级隔离也更难以形成。在2011年至2023年间，休斯顿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减少了63%，加州则在同期却上涨了43%，以休斯顿为主的德州都市圈也是对因生活成本外迁的加州人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四
《富足》出版于一个十分尴尬的时期：利用民众对政府和公营领域上述诸多问题的不满，特朗普、马斯克和其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正在以极其粗暴、民粹且危险的方式攻击联邦政府从疾病研究到对外援助的众多关键功能。对此，克莱恩指出，他希望用这本书所做到的，是在承认民众对这些问题完全正当的沮丧以后，进而通过改变而非放弃公营领域的运营方式，探索出严肃、实用、能够实际上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解决方案，并最终通过这种政策的成功拉回转投右翼民粹的选民。
他指出，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有改善问题的真诚意愿，其实可以从过去共和党各级别的执政经历中借鉴不少成功的尝试：除了红州得克萨斯有效实现了居住正义的住房政策以外，他本人第一个任期中应对新冠疫情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由于专业人士的参与更是一个由政府主导、有机结合公营和私营部门优势的历史性创新，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高效疫苗的研发，并将疫情的结束提早了三至五年。一个真正希望提高“政府效率”、高效利用纳税人税金的白宫，完全可以将休斯顿的住房政策推广到全国，并将曲速行动的模式用在如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上；但与其承认曲速行动的成果，特朗普早已选择了为拥抱美国极右翼生态中的反疫苗阴谋论而忘记自己少有的真正成就之一，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的做法也不会给任何群体的生活带来积极改变。克莱恩认为，面对特朗普和马斯克种种短视的破坏性做法，《富足》为相信政府和公营部门能在经济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人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改革蓝图。
当地时间2025年4月9日，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而如上文所说，一个具有积极、新鲜面孔的政策蓝图也正是民主党所急需的；《富足》中对公营部门有力驱动建设和创新的设想，其实也有浓厚的罗斯福新政式传统进步主义的色彩。所以，按理说，民主党接纳这样的主张应该是十分自然的。
遗憾的是，从这本书出版后收到的反响来看，它所画下的蓝图在民主党内的命运要复杂、曲折得多。对其最激烈的反对声音，首先来自仍然在党内具有相当大发言权的进步主义活动人士群体：他们认为，作者对《环境政策法》的批评，是呼应了保守派妖魔化环保法规的狗哨，书中将分区法规作为住房资源稀缺最主要成因的判断和对加州经济性住房项目的批评，则是在为大地产商的利益代言；更广义上来看，“放松监管有助于提高蓝领阶层、低收入者和少数族裔的生活质量”这一论点，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对桑德斯一派经济左翼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一部分人甚至完全不愿承认经济增长的道德性，认为其与社会正义和气候保护是无法相容的；一些来自经济左翼媒体的评论将这本书称为“重新包装过的新自由主义”、“科赫兄弟（美国保守派富豪，对茶党运动兴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资助的倡议”。换句话说，作者批评了进步主义者将教条意识形态置于政策实际成效的做法，而这些人对此的回应恰恰再一次证实了这种批评的准确。
同时，虽然克莱恩、汤普森和进步主义活动人士对美国社会许多问题的诊断是相同的，但前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高度技术性、政策性的，参与就此的论述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耐心，而这恰恰是许多活动人士和政治人物所缺乏的，因此，他们更青睐表演性强、浮于表面的做法。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公愤的例子发生在2021年1月，当本地公立学校保持关闭为许多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和经济困境时，旧金山校董会投票通过的促进社会公平、支持少数族裔的措施不是为这些家庭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将带有华盛顿、林肯和本州参议员费恩斯坦名字的学校重新命名，这种脱离现实、毫无同理心的做法不仅招致了包括时任市长在内的激烈批评，也让数位校董会成员在不久后被愤怒的选民公投罢免；类似的，在纽约、加州等地无家可归者数量在近年来加快上涨后，许多居住正义活动人士所关注的焦点完全不是推动有利于住宅、租屋建设的速度，而是倾尽全力反对任何对无家可归者营地进行干涉和治理的政策——而放任不管既不是受影响的地域居民、也不是无家可归者本身所希望的。所以，哪怕《富足》中的论点再强有力、再有事实依据，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事风格会随着一本书的出版而改变。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在桥上搭帐篷。
事实上，《富足》中所画出的政策蓝图完全不是近来才被发展出来的观点。克莱恩在他的整个政治评论生涯中都在主张这个观点，还在拜登就职之初写过他如何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把美国带向这个目标的多篇专栏；2022年，身为民主党人的美国政治学者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也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民主党应该及时拥抱包括增大关键物资产能、改革监管制度和提高政府效率的“富足议程”，与《富足》一书中的中心论点不谋而合。但是，拜登任内的几部标志性立法中，在许多方面还是没能甩掉“大杂烩式进步主义”的作风，无论是对芯片产业的扶持还是电动车充电桩和宽带的建设，这个缺陷已经在他的基建政策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造成了不少可见的问题。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接棒拜登的哈里斯也未能意识到“富足议程”对蓝领阶层的潜在吸引力。她的竞选纲领中，与之相关的几乎仅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三百万套新住房的承诺，但由于缺乏具体实施计划和配套政策的支撑，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仅仅成为了背景噪音中的一个音节。
不过，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的惨败以后，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还处于寻找未来方向的阶段，也就是说，不同思潮、蓝图和人物还有充分的辩论、竞争话语权的空间，而“富足议程”已经拥有了一批在党内拥有巨大潜能的政治人物的支持：极有可能成为2028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的宾夕法尼亚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是其最早的践行者之一，2023年，当95号跨洲公路大桥倒塌后，他利用行政权力暂停实施了多项政府工程所需遵守的规定，同时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仅用12天就让这条美国东海岸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重新通车，他在2024年签署的住房法案也充分借鉴了休斯顿的经验，并已经初见成效；代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年轻众议员瑞琪•托瑞斯（Ritchie Torres）说这本书是“重新想象民主党治理蓝图的最佳框架”，他出自一个低收入单亲家庭，所代表选区内也生活着大量和他一样的蓝领阶层非裔美国人，他的肯定也代表了“富足议程”在这个群体内的号召力；而在加州，从州长纽森（Gavin Newsom）到新当选旧金山市长的温和派民主党人丹尼尔•卢瑞（Daniel Lurie）也开始承认并着手改善《富足》中所提到的系统性问题。
在今天的政治极化下，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选择任何以实用主义为导向、与意识形态有所冲突的政治与政策都需要勇气。而民主党人能否找到这种勇气对整个美国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不希望美国选民被特朗普、马斯克和他们悲观色彩和破坏性极强的民粹主义吸引，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拿出一张足够乐观、理性、可实施、面向未来和富足的全新蓝图作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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