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明确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导向为我国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指引，令广大企业备受鼓舞，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激励创新、促进公平竞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知识产权是其创新成果的重要体现，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足和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前国家坚定不移保护知识产权、努力打造法治化、高水平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员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严重扰乱了市场和竞争秩序，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 “拦路虎”。
目前知识产权领域最为恶劣的行径有三类：一类是权利滥用行为。权利人以知识产权纠纷作为工具，谋求远超越其专利权利本身范畴的超额利益甚至违法利益。例如，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1298号一案中，上海某公司融资并购期间遭遇武汉某公司专利纠纷诉讼，最终与其签署和解协议。人民法院认定，因上述“和解协议”内容明显超出了正常维权范畴，违反国家《反垄断法》，宣告协议无效。一类是程序滥用行为。权利人明知其知识产权存在瑕疵，意图迫使竞争对手陷入应对知识产权司法、行政程序的困局来干扰妨碍竞争对手企业正常有序经营。例如，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一案中，金银河公司明知其专利已经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认定为不稳定，在隐瞒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在灵鸽科技公司上市申报期间使用上述瑕疵专利提起专利诉讼，并通过高额索赔触发灵鸽科技对外信披，试图干扰正常上市申报，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恶意诉讼。第三类是虚假维权行为。权利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权利或捏造、虚构权利开展维权，甚至以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谋求非法利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1500号指导案例中，李某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明知权利虚假的情况下向被害人开展以专利维权为名目的敲诈勒索行为，被害人之一掌阅公司为避免影响上市进程，被迫和李某二人代表的科斗公司、步岛公司签订纠纷解决协议，遭受损失。最终法院判决李某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知识产权权利人针对处于特殊经营时期如申报上市、融资并购环节的企业以“维权”为幌子，实则滥用权利谋求非法利益、不当竞争甚至违法犯罪现象频发。较为典型的是科创企业遭受恶意专利“狙击”的现象：权利人故意捏造侵权事实或是采用有明显瑕疵的权利内容，在企业上市关键时期提起专利诉讼以攫取非法利益，并通过拖延专利诉讼程序、批量/重复起诉、附带巨额索赔主张等形式，迫使企业接受其不合理要约。截至2024年2月20日，根据上交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信息披露，共有942家企业申报科创板，并有242家企业的审核状态显示为“终止”，其中大部分企业终止上市的原因都与知识产权问题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涉及知识产权诉讼，可见恶意诉讼已成为不正当竞争惯用手段。
这些行为对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真正投入创新研发的企业反而受到排挤，中小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相对薄弱，抵御此类风险的能力较差，一旦遭遇敲诈勒索式知识产权维权或恶意诉讼，往往不堪重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而以DeepSeek为典型代表的AI技术地迅猛发展更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双重挑战。其一是数据调取的合法性争议。大模型训练需广泛抓取网络数据，但部分数据可能涉及未经授权的版权内容。若机械沿用传统“先授权后使用”规则，可能扼杀技术迭代；但任由数据滥用行为听之任之，又会滋生大量“伪创新”——例如简单拼凑数据生成低质量内容，挤占真正高质量创新和技术突破的空间。二是生成内容的权属问题存在模糊不清。AI创作的视频、诗歌、音乐、图片、代码等成果，其产权归属在现行法律中难以界定，既可能侵害原创者权益，也可能因权责不清阻碍商业化应用。诚然，DeepSeek的开源实践通过“开源与专利双轨并行”的策略，为探索AI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提供了新样板，但从产业乃至社会层面看，缺乏清晰的规则和秩序仍将导致不法行为的趁虚而入。
为了有效防范知识产权权利滥用，打击敲诈勒索式维权行为，使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于“真创新”与“真共享”，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现提出以下五点建议措施：
一是坚决整治知识产权体系不正之风，将中央反腐要求落到实处。建议知识产权领域坚决贯彻《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积极建设智能化监督体系，筑牢知识产权领域反腐防线。一方面，应建设数据库系统实现专利审查与答复、案件审理等关键环节全流程公开与透明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精准捕捉异常案件频发节点，如商标恶意抢注、专利侵权裁决拖延、裁判结果不公正等，并联动司法、市场监管部门，对监督中发现的涉嫌腐败问题严肃查处，建立行贿 “黑名单”，对涉案代理机构及人员实施跨领域联合惩戒，形成强大震慑力，确保知识产权领域风清气正。
二是健全我国关于知识产权滥用和恶意诉讼的法律体系，织密法律之网。目前我国法律中关于权利滥用、恶意诉讼等行为的规定仍属于原则性条款，对于权利滥用以及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判断要素、损害赔偿范围及标准等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实体规定的缺失极大增加了法院审理的难度和打击滥用行为的效力。建议加快推动相关法律完善，明确此类行为的法律界定、认定标准、处罚措施以及救济程序，尽可能减少个案中认定的不确定因素。使知识产权滥用在法律层面有清晰的评判依据，让执法和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有法可依，做到精准打击，也让知识产权恶意被害者有明确的救济途径，实现法律公平正义。
三是加强司法与行政协同保护，实现多元化监管机制。由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涉及部门广泛，并且对于知识产权恶意受害者来说，存在举证难、立案难的救济困境。建议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公安部门等多部门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一方面，完善司法与行政执法的信息共享机制，确保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裁判标准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成立知识产权恶意维权打击专班，强化日常监督，针对在关键节点例如重要展会、融资上市、销售大促期间发起的知识产权诉讼进行重点关注，及时介入调查，开辟知识产权恶意维权申诉绿色通道与流程。
四是强化法律责任追究，形成高压态势。对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行为，要明确法律责任，滥用权利及恶意诉讼人应当及时为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针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应当加大追究力度，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震慑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人。对于涉嫌利用知识产权纠纷为名目的权利滥用、恶意诉讼及敲诈勒索等行为，不因知识产权纠纷的复杂性或违法犯罪人员借助民商事行为进行掩盖而忽略其本质上的非法性，应查尽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知识产权滥用和恶意诉讼案件，建立快速审理通道，简化程序，严格按照最高法缩短知识产权诉讼周期的要求，让违法者尽快受到法律制裁。
五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适应技术迭代节奏。针对新兴技术领域，如AI、机器人等新兴领域若完全套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可能对创新形成阻碍，建议构建灵活、分级的保护框架以平衡创新激励与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建议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规则—行政管理验证效果”的闭环机制进行动态管控，以便管理制度能匹配技术迭代节奏，填补法律空白。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明确提出，要依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不断完善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相关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关乎创新发展大局，关乎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我们必须坚决杜绝知识产权权利滥用，严厉打击敲诈勒索式维权行为，让知识产权真正成为激励创新的 “助推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营企业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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