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故事，浓缩了几代人的生活史，记录了一个人的“来时路”。在对家的记录中，我们也更理解自己。春节临近，小红书发起“我的家庭简史”计划，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家史写作中。我们从投稿中精选几篇家史作品发布，以飨读者。本文作者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著有《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
人虽不能造树但能种树
美国诗人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今天寂寂无闻，然而他的一首小诗却广受欢迎，经常被收录于各种选集之中。这首抒情小诗名为《树》（Trees），写于1913年2月，五年后基尔默就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场上，只活了31岁。
这首诗由十二行押韵的两行诗组成，采用抑扬格四音步的韵律写就。诗中描绘了基尔默对人类艺术无法复制大自然之美的喟叹之情。最广为传颂的是诗的最后两行：
“诗是像我这样的愚人所写，
但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树。”
是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侈言创造，试问能造出一棵树来么？
在许多宗教和文化传统中，树木通常被认为是上帝创造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如《圣经》在《创世纪》中描述了上帝在造物的第三天创造了树木：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因此，树木被视为神圣的造物，是生命、成长和自然之美的象征。小诗《树》正反映了这一信念，赞叹造物主创造出像树这样简单而又壮丽的事物之神圣艺术性。
人虽不能造树，但能种树。《树》的开头两行写：
“我想我永远不会见到，
一首诗能如树般美妙。”
诗人总是被视为创造者，这里，诗人将人类创作的艺术（诗歌）与上帝创造的自然物（树木）进行比较。虽然诗歌是人类智慧与想象力的产物，但诗人承认它无法与树木的自然之美相媲美。
可是，我不禁想到，哪怕创造通常仅限于神与诗人，如果有合适的工具与材料，身价卑微的百姓也可以为大自然增添秀丽。例如，要种植一棵松树，既不需要成为神灵，也不需要成为诗人，需要的仅仅是一把铁锹，和树苗。有了铁锹，加上水桶，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可以说：要有一棵树。——于是就有了一棵树。
八个小学生，种下一排榆树
在我的故乡黑龙江，家家户户必备铁锹。每个村都有个铁匠，铁锹是铁匠一锤一锤打出来的。铁锹最常见的用处是翻地：家里一前一后两个菜园子，到春天，种菜之前，要先把地整个翻一遍。
翻地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铁锹被视为单调辛苦的工作的象征。铁锹，用着用着就不锋利了，需要用碎石把锹面上的泥土清理干净，然后再打磨一番。锹头的前段，与土地亲密接触，像镜子一般锃亮，可以让铁锹哼着歌似的切入肥沃的黑土地。
一般来说，从铁锹是否锋利上，可以判断出哪家农活干得好。
小时候，我爸会在春天抓着我翻地，不用说，那是小孩子顶顶讨厌的活计。唯一能吸引我的，是翻地的时候可以挖出蚯蚓。
蚯蚓是好东西，我们用它穿在鱼钩上做钓饵。藏在泥土里的蚯蚓又粗又长，一不小心铲断了，我会很心疼。我拿一个空罐头瓶子，把挖出来的蚯蚓，带着些许泥土，一一存放进去。要是没有这蚯蚓的激励，我们家的菜园子很难被我翻遍。
在小学校里，读书是不大读的（说实话也没啥书可读），那个年头，最主要的功课是学农。割小麦，割大豆，掰玉米，锄草，收向日葵，然后还有，——种树。这最后一桩活，就要用上铁锹。
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位于村子前边的学校，被一把火烧成了骨架，从此我们一帮娃娃“流离失学”——没有了学校，我们夏天在晒场、冬天在礼堂上学，到了最后，不得不轮流到各家去上。好不容易连队里（我出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以我们的建制是师团营连）凑出来钱，在村子的后边新起了学校，学生们被分派的一大任务是，在操场的四周挖沟种树。
相信我，你或许会忘却一些事情，但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一生中亲手种植的树。我们年级一共八个男孩（戏称“八大金刚”，来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们种的是榆树。
你永远不会忘记，你一生中手植的树
我对榆树有很深的感情，原因是我们家前院里有一颗大榆树，那时我们一群野孩子在榆树下玩耍，做柳笛，吃榆钱。我和表弟总是在树枝上窜上窜下，它像我们家的一个成员，而不只是一棵树。
榆树是有精神延续性的，E.M.福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1910）中捕捉到这一点：一棵矗立在花园里的古老山榆跨越社会阶层、世代和个体，在新生活方式面前保持自己的傲然不变。
“现时像一条河在她们身边川流不息。山榆树在飒飒作响。她们还没有出生时，这棵山榆树就在制造音乐了，她们死后还将会制造下去，不过它的歌儿是瞬间的。瞬间一闪而过。树儿又飒飒响起来。她们的感觉被飒飒声唤醒了，她们似乎领悟了生命。
生命过去了。树儿又飒飒响起来。”
种树的价值何在？它不是单纯的身体劳作，而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持久的联系。当你亲手种下一棵树，你不仅仅是在土壤中放入一颗幼苗，你是在：
创造一个生生不息的遗产
对未来作出承诺
建立与自然世界的个人联系
留下一个将超越你一生的有形印记
架设世代之间的桥梁
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些行动，特别是那些涉及努力、关心和培育有意义事物的行为，会在我们身上留下持久的影响。像我这样以教师为职业的人，都熟悉一句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种树的比喻暗示了我们在生活中创造或培育的事物——无论是关系、事业还是遗产——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也不太可能忘记它们。就像树木在被种下以后，不断生长和存在一样，我们努力的结果可以永久在我们心中回响，带来日后的希望，和与过去的连接。
伐木会战，原始森林的伤痕
我的故乡是黑龙江密山，旁边还有个县叫虎林。听到这些名字，可以想见当年林木参天、老虎出没的场景。
这地方的山，属于完达山脉，“完达”为满语，梯子之意。山地与三江平原接触处，有显著的断层崖。由中生代砂岩、页岩所构成的山体，起伏平缓；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则巍然挺立，形成高峻的山峰。完达山是穆棱河与挠力河的分水岭，多条河流的发源地。
完达山历来是东北虎的主要栖息地。我小的时候，野生老虎是没见过，但看到黑熊、野猪、狼、鹿、狍子、狐狸、兔子等野生动物，是常事。《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完达山区有树木25科100余种，比较珍贵的有红松、云杉、黄菠萝、水曲柳、胡桃楸，以及椴、杨、柞等。
黑龙江林区曾是中国最主要的木材采伐基地之一。1958年春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当年秋季，为“保证首都十大建筑，支援大连造船厂建设，向祖国献厚礼”，大队人马开进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搞伐木会战，要一举拿下20万方。复转官兵们把一棵棵活过千百年、数人合围粗的红松顺山放倒，还有专门为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黄菠萝、水曲柳和胡桃楸。基本的伐木方式是抡大斧、拉大锯，用山泉浇成冰道，把木材送下山去。
北大荒的军垦史，从1947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4万复转官兵在日本开拓团遗址，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通北机械农场（后更名赵光农场）。从1954年开始，铁道兵7个师、2万余人挺进北大荒，建起了850至8511等12个农场（8511农场位于密山兴凯，正是我出生的地方）。
不过，如果将1957年前的北大荒开垦说成循序渐进的话，1958年的10万官兵转业则是暴风骤雨式的宏大举措：密山，作为开发北大荒的大本营，这个不足千户的北疆小镇，霎时间涌来大批官兵——实际上全部军人为81500余人，外加随军家属、未成年的军人子弟、军内外“右派”共约10万人。其中，连排干部6万人，营以上干部1.2万人。当时在密山，到处是军官，人们把这里叫做“尉官世界”。
我父亲正是这“尉官世界”里的一员。一名工程兵中尉，从最南部的广东来到最北部的黑龙江，我母亲是随军家属。这10万官兵中，海陆空军俱全，由空中、水上、陆地不断向密山集中，广东话、福建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北话，混杂在如潮水般涌动的人群中，我父母则是湖南人。
其实来到北大荒的军人不是开荒，而更像打仗。4至5月份的荒原积雪未化，没有住房，缺衣少粮。有人说：这是一场赤手空拳“向地球开战”、全面依赖“人海战术”的出击。
没有路，就跳进沼泽里修路，靠人涉水过河背粮；没有房，就地砍树搭马架子；没有农机具，就用人拉犁、拉圆盘耙，铁锹开荒、人工点豆。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四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建铁路、修水库、伐木、种田。
树的倒下，是另一种丧亲之痛
关于开荒的艰苦卓绝，以后有机会再写，现在让我说回伐木这件事。
挺进完达山的有三千名伐木大军。多年来，伐木的工具不断改良：先是用大锯，二人对面在树的两侧站着拉锯，俗称“拉大锯扯大锯”；接下来是弯把锯，一人手持拉锯，平坡地用坐式，斜坡用单膝跪地式；最后是油锯和电锯，代替笨重的手工作业，伐木效率越来越高。
黑龙江的伐木者为了多伐木材，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伐木法”，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是马永顺，他总结出一套弯把锯采伐经验，用所谓“安全伐木法”，跪着伐树，降低伐根，创造了一个冬季手工伐木1200立方米的全国手工伐木最高纪录。油锯大行其道之后，又有所谓“平、稳、大、狠”操纵法等。
这听上去像是男工的天下，其实女工一样上山伐木，谓之“砍小杆”，即砍伐那些小树。这些小杆可以用来搭棚子，也可以卖钱。我母亲所在的农工班，一冬天要伐300根小杆，全靠跪在雪地里伐倒，再把枝丫打净，归拢，捆绑，拽到山下去验收。常年的冰雪作业，使母亲很年轻就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
我记忆中的整个童年时代，兵团职工冬季取暖都要靠烧木材。除了国家征用的良材之外，家家户户烧火的木柴，也是上山把一些杂木放倒，用绳子或是爬犁拖走，再装到马车或牛车上，拉回来分给各家。一车木头卸下来，家里用大锯将其截成一段一段的，再用斧子劈成劈柴，整整齐齐地码在房前屋后。
小时候我顶烦拉锯，两人一来一回地费力气，累得肩臂酸疼；相比之下，劈木头要好玩得多了：把截好的木头立在院子中央，抡圆了大斧劈下去，木头应声而开，再一点点改细。和前文说的铁锹一样，斧头要保持锋利，俗话说：“只有不快的斧，没有劈不开的柴。”
用斧劈柴，除了要“斧快”，还需要“看柴势”、“看纹理”，也就是要找对纹路，才能劈得开。另有一句俗话说：“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这也叫“顺茬”，不守这个规矩，就是“乱劈柴”了。
不管多冷的天，劈柴都能让人汗流浃背。劈开的木头散发出一股香气，很好闻；劈好的柴火摞起来，很好看。柴这事关系重大，中国人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第一。有了柴，就有了温暖，也带来饭香。
那时我们脑子里都没有“生态”二字，不会想到伐木劈柴，意味着树的死亡。对砍伐树木的沮丧情绪如今比较常见，但当我读到18世纪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的《杨树田》（The Poplar Field，1785）， 我才意识到树的倒下，给人的感觉非常像丧亲之痛。
“杨树被砍倒了，再见，阴凉
还有凉爽柱廊的窃窃私语，
风不再流连，不再在树叶中歌唱，
乌斯河的中央也不再倒映出它们的倩影。”
在这首诗中，叙述者在离开12年后回到心爱的树林，发现所有的树都被砍倒了。面对无限荒凉、满是树桩的土地，叙述者意识到很快自己也会像树木一样，“低低地躺下”，死去并被埋葬。
对于树的毁灭，另一位英国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情绪反应更激烈。当时他正在牛津郡当牧师，下属的宾西村可以俯瞰泰晤士河沿岸的水草地，他发现草地中的杨树被砍倒了：
“我亲爱的山杨树，轻盈的树枝没了生气，
离开跃升的太阳，活生生地倒进水里，
所有树都被砍倒，砍倒，全部砍倒；
整整一排鲜活的树
没有幸存者，一个也没有……”
霍普金斯为整排杨树的倒下深深震撼，它仿佛象征着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作为耶稣会士，在霍普金斯的眼中，每一棵树独特的美都是上帝所赐，因而他对树毁枝落产生了道德和精神上的哀叹。和《杨树田》一样，《宾西杨》（Binsey Poplars，1879）的主题也是失落与哀悼，并且凸显人类在破坏中的角色。
霍普金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个时候工业化如日中天，诗人敏锐地意识到他口中所称的人的“污迹”，砍倒杨树象征着现代化对大自然满不在乎的残害。无独有偶，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我们也看到一位诗人，宁愿远离那些“污迹”，而选择“喂马、劈柴”“粮食和蔬菜”。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唯一不喜欢的，是“劈柴”这个意象，可能是因为我少年时劈了太多的柴，更是因为，树虽无言，但可以参透人生，如菲奥娜·斯塔福德（Fiona Stafford）所说：
“一棵树的意义可以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由代表力量性和稳定性的图腾变为失败、悲苦和脆弱的象征，实际上最后只不过是一堆薪柴。”
树与人同命运
黑龙江的历史上有那么一个时代，把树砍倒，化为薪柴。其实，无论中外，人类在扩张过程中都系统性地摧毁了森林。木材被当做建材、能源和工业资源，人类的胜利与生态的损失密不可分。
然而，树与人其实同命运。我们是把森林看做可以利用的物品，还是将其视为需要极少干扰的存在？历史证明了，那些合理管理森林的社会能够繁荣，而那些过度开发森林的社会则最终衰败。
如今，黑龙江林区已停伐十年，茂密的树木重新交织成绿色的海洋。在故乡，我深入完达山，无论是美丽的红松，还是珍贵的“三大硬阔”（胡桃楸、水曲柳、黄菠萝），都曾响应过同样影响人类迁徙的力量。森林的历史与人类的过去紧密相连，而这种过去将我们与更深层的根源联系起来。
人类对森林有一种深刻的、原始的回应。森林唤起了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同时也激发了复杂的理性思考，要理解森林，我们需要动用作为人类的全部能力。
森林还把我们引入一种人类尚未出现的世界——那是未被社会目标驯化或束缚的原始状态。它们是古老稳定的隐喻，召唤起关于“自然人”的神话，同时将我们与人类诞生前的原始世界连接在一起。它们代表着一个超越我们仅能用身体体验的世界的存在。
离乡三十年，重回榆树下
我离开家乡以后，有将近三十年未曾回乡。真的回去了，心心念念想看当年我在小学校亲手种下的榆树。沧桑世变，幼年生活的小村庄，人早就都搬迁一空，房舍半间也无，校园当然也化作了农田，然而，我们种的那一排榆树仍然高高大大地矗立在农田中间，秋风吹过，飒飒作响。
我清晰地记得风与榆树的舞蹈：微风拂动，榆树的叶子会非常可爱地飘动，但在更强的风中，一整排榆树会颠来倒去地摆动，仿佛奔腾的马。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50）中曾这样描写：
“只见那几棵榆树先是相互低垂，如同几个巨人在窃窃私语，这样安静了几秒钟后，接着便剧烈地骚动起来，四下里挥动着它们那粗野的胳臂，仿佛它们刚才的窃窃私语已大大地扰乱了它们内心的平静……”
早期的人类聚居点常常被榆树环绕。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动人的叙事诗《废毁的茅舍》（The Ruined Cottage, 1798）中，榆树与农村妇女玛格丽特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生活背景的一部分。
在关于遗弃、绝望和死亡的叙述中，生命的脆弱性一览无余，然而衰败之中有稳定，榆树伫立在废弃的茅舍旁，象征着一种即便在人类造物逐渐衰颓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持续性。
我在昔日学校旁的榆树下徘徊良久。树木通常在特定的地点种植，形成了与记忆相关的地理锚点。回到那个地方，甚至只是想到它，都会唤起对种树的生动回忆。我记得当年土壤的触感、铁锹挖开泥土泛出的气味、绿色植物拔地而起的景象，以及榆树长大后叶子的声音。这排树成为我生活中特定时刻的活生生的提醒。
离乡时我是少年，归来已年过半百。在榆树下度过的童年，对生活带来的一切感到惊叹，没有爱也没有怨；如今，回到榆树下，身上满是成人生活复杂的困扰，那些经年累积的错误、痛苦和内疚。并非想回归原始的无知纯真，内心涌动的是某种对宽恕的渴望。虽有失落，虽有困境，我们需要原谅一切，被原谅一切，那样我们才会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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