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自由国家像法国那样拥有如此精密的管理机制。从诺曼底到尼斯，长棍面包的价格都是每根1欧元上下。《拿破仑法典》中规定了林荫大道的宽度，牧师与拉比们在各自宗教场所的职责也有类似的规定。无论在哪天的任何时刻，教育部的公务员都能告诉你，此时历史课上的学生们正学到哪一页。一切都处于从上到下的精细操作管控之中。
因此，我毫不惊讶法国文化部寄来了一本72页的册子，其中列出了该国计划举办的各项活动，以纪念1925年出生的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这位当代创作领域重要人物之才华、贡献和遗产”。只有法国才能以一场规模与巴黎奥运会相当的庆典来纪念一位作曲家，也只有法国才会毫无顾虑地将这场庆典付诸实行，不顾布列兹的遗产已经受到质疑，同时还有两个意义重大的百年纪念日被官方无视。
他曾经对我说：“你不能一直总在外面叫唤，就跟条狗一样。”权力是他的毕生挚爱（他从未有过伴侣）。他的个人魅力令人难以抗拒，演奏家们对他敏锐的耳朵感到敬畏。在伦敦的圆屋（Roundhouse，伦敦卡姆登区一座由铁路机车库改建的演出场馆，以摇滚乐演出闻名——译注），他让音乐会观众坐在地板上，解构他们听到的音乐。在感官缺乏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无主之锤》和《层层叠叠》中的数理逻辑，他的标题与其音乐本身一样难以捉摸。
在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布列兹一直堪称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的太阳王，而在这个艺术领域中没落得最快的就是来自他自己的那个部分。1981年，他在《回应》中，让一支管弦乐队与一台像是一间房间大小的计算机互动，他的创造在此之后就失败了。2025年的百年纪念将首演“八部此前从未被人聆听过的作品”。我猜，它们活该无人问津。布列兹身后法国的音乐领域处于一片混乱中，布列兹思想统治塑造的凯旋门黯淡了法国音乐往日的光彩。
两个令人心痛的巧合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不平衡。在布列兹诞生的那一年，一位音乐天才告别了人世。埃里克·萨蒂从音乐学院辍学，被军队拒之门外，他在蒙马特的酒吧里工作，穿着牧师的长袍，并创立了自己的教派。此后他换上了绿色天鹅绒西装和圆顶礼帽，无论天气如何，都带着一把雨伞。萨蒂的穷困境地使他的住处离香榭丽舍大街越来越远，他必须步行往返那些莫泊桑和普鲁斯特曾经观察并描摹的颓废时代的沙龙，单程七公里。
埃里克·萨蒂（Eric Alfred Leslie Satie，1866年5月17日-1925年7月1日）
当加布里埃尔·福雷在钢琴上弹奏浪漫曲时，萨蒂在黑键上叮当作响地奏出了一段段虽然琐碎但难以磨灭的格言。萨蒂神秘的《裸体歌舞》和《玄秘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声音。沙龙里的女士们停止闲聊，倾听他的演奏。萨蒂生气地喊道：“继续逛荡，继续聊。”他的音乐被刻意作为背景。在他设想的未来中，音乐将像墙纸一样被忽视。而他的音乐在此会更加出色。
克劳德·德彪西和莫里斯·拉威尔对他所创造的透明音响脱帽致敬。被称为“六人团”的一群年轻作曲家把他视为导师。谢尔盖·佳吉列夫委托他为芭蕾舞剧《游行》谱曲，该剧的戏服由毕加索设计。对声名感到不适的萨蒂，于1925年7月在一间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的出租公寓里酗酒而死。聆听他的音乐，不需十个音符就能辨别。
在加利福尼亚，约翰·凯奇称赞萨蒂是一位先知。凯奇与另外几位钢琴家在1963年9月，首次公演了萨蒂的《烦恼》——将一页乐谱重复840次，中间没有变奏或中断。《烦恼》是音乐虚无主义的通行证，是通向早期极简主义的里程碑。神秘主义者阿沃·帕特和电子乐手布莱恩·伊诺都是其继承者。
埃里克·萨蒂将音乐的宽容性推至极限，让世界重新思考音乐的意义。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此我深感沮丧——在法国的日历上我找不到任何纪念他过早的辞世一百周年的活动，自然也没有马克龙总统颁令举行的演出。
而这并非最糟糕的。莫里斯·拉威尔是一切时代中最为迷人的法国作曲家，他出生于150年前的1875年3月，但并未得到广泛的纪念。作为巴斯克人，拉威尔一口地方口音，与巴黎的时尚和传统格格不入。与萨蒂还有布列兹类似，他终其毕生从未建立任何亲密关系。然而，他的音乐跨越了所有的社会界限和国际边境。他在《为死去的小公主而作的帕凡舞曲》中展示的清澈，在《西班牙狂想曲》中闪烁的纤细差异，为拉威尔这个外地人赢得了来自公众的更多喜爱，胜过了他的对手、建制派最爱的德彪西。他的那些钢琴协奏曲、沉郁的《柔板》、循环往复的《波莱罗》，证实了拉威尔是一位适合所有时代和品味的作曲家。今年应该是拉威尔年。
然而，我能找到的唯一纪念活动是在巴斯克地区海滨为期一周的夏季音乐节：在巴黎什么都没有。拉威尔被列在德彪西和布列兹之间，从官方记录中抹煞。这是法国的过度监管所造成的最终代价。当这个国家把所有的声望孤注一掷在单独一位作曲家身上时，能够展现法国人才华积极的丰富与多样性的特质就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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