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七年，是仁宗即位第25个年头，虚龄三十八岁。五月丙子，他为福康公主择配驸马都尉李玮。至此，嫔御们共诞下三子、八女，惟有皇长女福康公主幸存于世，其他子女都早早夭亡。作为仅存孤女，仁宗必定对福康公主格外爱惜，并为其慎择佳婿李玮。《宣和画谱》载，仁宗“质其学，则占对雍容”，“拜谢而上，举止益可观”，李玮时年十三岁，初谒天子，应对从容不迫，言谈举止，都很得体。
嘉祐二年六月丙寅，福康公主进封兖国公主；七月戊申，出降驸马都尉李玮。（以下仅称公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称长编，除特别注明，均引自本书）称，李玮是李用和次子，宋祁为李用和撰写《行状》及《墓志铭》则为第六子。
李用和是仁宗生母章懿皇后母弟、“有宋元舅”，薨后，册赠陇西郡王，“上欲与王世为甥舅，故诏玮尚福康公主”，但事与愿违，公主婚事波折不断，成为小说家笔下的传奇。畅销书《孤城闭》赋予公主极具传统诗意的名字赵徽柔，剧集《清平乐》予以延续，成为宋史学者竞相谈论的对象，但将公主婚姻坎坷与一名内侍勾连，足够奇情，却未必符合历史。
本文拟将公主婚事置于“至和立嗣”乃至嘉祐政局中考察，期以窥见历史另外的面相。
《清平乐》福康公主出嫁剧照
一
公主大约生于宝元元年，确定婚约时仅十岁，李玮十三岁，两人年龄相若。不久，李用和亡故，李玮需守制三年，“三年之丧”，实为27月。李用和薨于皇祐二年七月甲辰（十九日），四年十月底，李玮禫除，原则上即可成婚，婚礼却等到近乎五年以后。
宋代法定婚龄，女性最低13岁。公主婚后次年，仁宗诏令，皇亲“年十五以上听成昏”，可见，李玮服丧期满，公主已满足婚龄。元祐九年二月己酉，太皇太后高氏下葬。宋朝故事：自元丰八年十月六日，神宗迁葬永裕陵之日起，已故宗室将随高氏从葬皇陵。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为他们集中撰写墓志铭，包括55位嫁入皇室的女性，48人有明确婚龄，平均约16.7岁，此外，4人“既笈”，2人“未笈”，1人“及笄”，1人卒年16岁，都计算在内，平均婚龄略低于16.7岁。
将公主婚龄置于该序列，称晚婚并无不妥。宋祁撰《李郡王墓志铭》，特意留下一笔，可见已引起宋祁注意，但他归为“主待年”，需要静候公主长大成人。仁宗人到中年，膝下唯一女，除父女间亲情与依恋外，公主晚婚确切原因，难以考索，但也许可以从同期外朝与内廷纷争中窥见一斑。
公主订婚仅半年，“崇政殿宿卫武士作乱”，四位宫廷卫士夜间持刃闯入禁中行凶。李焘将“宫变”时间系于庆历八年闰正月辛酉（二十二日），但欧阳修《归田录》写作正月十八日夜，与《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东都事略·慈圣光献皇后曹氏世家》，“望夕/日”的“后三日”，即十八日一致，这也与另一细节若合符契，“帝将以望夕再张灯，后谏止。后三日，卫卒数人作乱，夜越屋叩寝殿”，因此，似以十八日为妥。
学界将“宫变”视为曹皇后与美人张氏矛盾集中爆发，（吴铮强：《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0-166页）当为的论，美人张氏即温成皇后。
但从宫廷卫士行动路线窥测，事件发生主要场所应为坤宁殿，即曹皇后“寝閤”，而非福宁殿，仁宗寝殿。武士们“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欧阳修亦言，“入禁中，逢一宫人，问：‘寝閤在何处？’”据《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宋开封宫殿图”，崇政殿与延和殿，坤宁殿与福宁殿，分别位于两条平行的南北轴线上，延和殿在崇政殿北，坤宁殿紧邻延和殿西，福宁殿更在坤宁殿南，中间隔钦明殿，因此，卫士“登延和殿屋”，可直接翻墙进入坤宁殿。
如果武士们首选目标是福宁殿，由延和殿入禁中，则迂回而绕远，且以“王胜走匿宫城北楼”论，坤宁殿更合理，宫城北楼在坤宁殿后面。另外，曹皇后安排内侍、宫人预作防范，也应以坤宁殿为宜，若调用皇帝寝殿的人，势必惊动仁宗。
所以，武士首要目标很可能是曹皇后，但是夕，仁宗宿于坤宁殿，武士们始料未及，一时束手，这与吴铮强教授结论略有不同，他认为，“宫变行为的目的是让仁宗从寝殿中走出来”。
此外，负责宫廷安全、参与平乱官员，除吴铮强认定勾当皇城司杨景宗、入内副都知杨怀敏外，北作坊使刘永年也应同属一个阵营。“刘永年，从德子”，从德是刘美子，都属于仁宗嫡母章献明肃刘太后及养母章惠杨太后势力。（后文仅称刘太后、杨太后）
《宋史·张贵妃传》，“妃幼无依，钱氏遂纳于章惠皇后宫寝。”“妃”即美人张氏，追谥温成皇后。（以下称温成皇后）《宋史》称钱氏为“尧封妻”，尧封是温成皇后父，但《长编》称尧封娶曹氏为妻，“尧封母，钱氏女也”，更明确称“温成皇后母楚国太夫人曹氏”，《东都事略》亦同，《宋史》记载是错的。
事发后，夏竦、王贽努力弥缝真相，积极为温成皇后请封，他们与武士都意在撼动曹皇后。“先是，夏竦倡议欲尊异美人（即温成皇后），起居舍人、直史馆、同知谏院王贽因言贼根本起皇后閤前，请究其事”，“冀动摇中宫，阴为美人地。”夏竦与温成皇后关系，《长编》以及吴铮强有明确结论，需要指出的是，王贽也不例外，“张贵妃既得立，甚德贽”，誉为“我家谏官也”。王巩为妻父张方平撰《行状》，称“公在中司举贽御史”，张方平荐王贽为御史，又为王贽撰墓志铭，王贽回护王守忠，武士作乱之夜，王守忠恰为“宿直都知”，却不在场。
另张方平《嵇公行状》称，“公在睢阳典学，举子张尧封从公学文，公以其俊整，颇为延誉，尧封依公以立”，温成皇后之父尧封从张方平母舅嵇颖学文，所作文章，都保存在嵇颖宅，“及贵妃为修媛，令其弟化基诣颖求编次尧封文藳，为序以献”。张方平与温成皇后的渊源不止如是，女弟与温成皇后从妹先后嫁与蔡修。
二
吴铮强认为，温成皇后亡故，仁宗身边得幸的“十閤宫人”，与温成皇后“关系密切”。（《官家的心事》，第174页）无独有偶，除“十閤宫人”，公主生母苗氏也从属于这股一脉相承的后宫势力。
苗氏生母许氏是仁宗乳母。“天禧初，上乳母许氏为宫人所谗，出宫，嫁苗继宗。”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改元天禧；二年八月甲申，真宗立昇王受益为皇太子，改名祯，赵祯即仁宗。从时间线推断，许氏出宫或与仁宗被立为皇太子时权力斗争有关。
“（李）宸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为己子，使皇太妃保视之。”“宸妃”即李用和姊，“皇太后”即刘太后，“皇太妃”为杨太后，苗氏能成为乳母，必获刘、杨信任。
《宋会要辑稿·后妃三》，“天圣二年四月，（许氏）邀车驾自陈，诏封临颍县君，补继宗右班殿直，寻封高阳郡夫人。”是时，刘太后垂帘听政第三年，权力稳固，许氏重回禁中，应受惠于刘、杨，哪怕曾有嫌隙，也冰释前嫌，这坐实了许氏与刘、杨，进而苗氏与温成皇后也形同一体。
但天不假年，皇祐六年正月八日，温成皇后薨，年仅三十一岁，死因或与“时京师大疫”有关。三月庚辰，改元至和；至和三年九月辛卯，再改元嘉祐。嘉祐元年正月初一，“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己未（六日），契丹使者辞行，“上疾作”，“语言无次”。
仁宗病情时好时坏，七月辛巳（初一），开始接见群臣，“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对羣臣。”但从朝臣们后来章疏看，仁宗虽勉强视朝，大多时候仍渊默寡言，心智或者精神状态仍不十分稳定，必将给政局及中枢带来变数。
首先，曹皇后谋取垂帘听政，“上之得疾也，贾昌朝阴结右班副都知武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苗氏虽诞下一子，却仅为淑仪，难与曹皇后相颉颃，曹皇后无温成皇后掣肘，在宫中势力一时无两，公主就是在此敏感而微妙时刻出宫、嫁人的。
公主待字闺中时，张美人生下皇第八女，很快夭折。此时，公主长大成人，以人伦与情理，仁宗大病初愈，最需要子女膝下承欢、尽孝，唯一且为皇长女的公主责无旁贷，但《长编》、《宋史》对公主行为表现的相关记载大相径庭。
《长编》：“（嘉祐元年正月）庚申，（宰执）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仁宗与曹皇后关系紧绷，“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
“诸女皆幼”说法，并不属实。当时，除公主外，诸女皆已夭亡。同样，公主“时已病心”说法，也与《宋史》、《宋会要辑稿》记载明显抵牾。《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公主》：“（熙宁）三年正月九日，楚国大长公主薨，帝对辅臣涕泣曰：‘公主事仁宗至孝。’命谥曰庄孝”，《宋史·列传第七·公主》也称，“辅臣议谥，帝以主事仁祖孝，命曰庄孝”。
公主何时“事仁宗至孝”虽未明言，但嘉祐八年二月癸未，仁宗再度“不豫”，公主已出宫，而仁宗另一次有案可稽的“不豫”时刻，在景祐元年八月戊辰，立曹皇后前夕，公主尚未出生，因此，最能表现公主“至孝”场景可能就是这一次，所谓“病心”，或别有隐情。
三
嘉祐元年初，仁宗不豫，曹皇后谋求垂帘，因以首相文彦博为首的宰辅集团抵制未果。文彦博仕途关键时刻，离不开温成皇后栽培，“或言张尧佐，彦博父客也”，温成公主之父是文彦博之父文洎门客，“彦博知益州，贵妃有力焉，……上悦，自是意属彦博。及为参知政事，明镐讨王则未克，上甚忧之，……妃密令人语彦博。……贼果平，即军中拜相。议者谓彦博因镐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
庆历八年闰正月戊申（九日），文彦博拜为次相。四月辛未，文彦博引明镐参知政事，另一宰辅成员、枢密使夏竦也与温成皇后往来，高若讷则为枢密副使。皇祐三年十月庚子，高若讷进枢密使，文彦博再引同年王尧臣枢密副使，“尧臣同年进士也，遂优迁之”。
《宋史·文彦博传》：“少与张昪、高若讷从颍昌史照学”，文彦博为高若讷撰《神道碑》，“愚与公布衣时为友”。此时，首相陈执中依违期间，温成皇后葬仪等事宜上，倾向于温成皇后，死后，太常谥议“荣灵”，有恶谥之嫌，张方平奉敕为陈执中撰写神道碑铭，为陈执中辩护，仁宗改谥“恭襄”，并为其篆墓碑曰“褒忠之碑”，就是对陈执中心向温成皇后的肯定与褒赠。
故宰辅集团主要成员都与温成皇后暗通款曲，温成皇后有恃无恐，文彦博拜相未满十日，就迫不及待地幕后操纵武士作乱，不仅未获薄责，反而更上一层楼，进封贵妃，除仁宗宠爱外，也得到宰辅集团奥援。反观曹皇后，她所能仰仗的仅贾昌朝、内侍武继隆及两个无名之辈不无关系，贾昌朝重新入朝秉政，要等到嘉祐元年十一月辛巳。
曹皇后急需培植外朝势力，她所能寻求的外部力量只能来自于从父曹琮。曹琮，宋初名将曹彬幼子，“琮兄女为后，礼皆琮主办”。曹皇后之父曹玘早亡，曹皇后大婚，都由叔父曹琮操持和经办，曹琮功业、名位难以望乃父曹彬、乃兄曹玮项背，但他与真、仁之际权臣曹利用是同乡、“友婿”，都娶李士衡女。
景德中，曹利用使辽，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居功至伟，后真宗“不豫”，刘太后谋求垂帘，宰相寇准力主皇太子（即仁宗）监国，由自己辅政，内侍周怀政倾向寇准，图谋“宫廷政变”。关键时刻，丁谓与曹利用联手，平息政变，助刘太后垂帘听政，而权倾一时，但“颇恃功”，并卷入寇准余党与丁谓权力斗争，未能善终。
天圣七年正月癸卯，刘太后罢免曹利用，流放途中的曹利用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刘太后进一步肃清其党羽，当时宰相张士逊以及曹利用妻父李士衡、妻兄李丕谅、友婿曹琮受牵连。二月甲戌，王鬷、韩琚、李丕谅也同时遭贬，“鬷，利用同里人，相厚善；琚，利用所荐；丕谅，士衡子，即其妻兄，故皆绌之。通判许州、阳翟秘书丞程戡，利用女壻也，亦坐降，通判蕲州。”
贾昌朝也可以纳入这一人际网络，他初娶王轸女，是北宋词臣、神宗朝宰相王珪姑，李士衡一孙女，曹利用、曹琮内侄女，嫁给王珪弟王珫，王珪分别为李丕旦、贾昌朝及其元配王氏、续弦陈氏撰写墓志铭。
嘉祐元年七月，仁宗初愈，开始接见群臣；辛丑，三司使杨察卒；癸卯，韩琚弟韩琦继任三司使，韩琦为其兄撰墓志，称“曹公利用稔闻乡人之论，心善之”，韩琚女嫁曹利用子侄曹测，韩琦内弟崔公孺娶曹利用婿程戡姊妹，姊壻高志宁与张士逊及任中师“以诗酒相娯乐，追唐白傅九老之会”，侄公彦娶贾昌朝侄女。
范仲淹撰《宋故同州观察使李公神道碑铭》：李丕谅是士衡第三子，“韩琦荐其才”，时在宝元二年。另王巩《甲申杂记》，曹氏成为皇后前，许嫁“李观察士衡之孙左仕禁化先者”，可见，韩琦与曹利用势力关系密切，或因此被曹皇后引为奥援。
“枢府虽本兵，然自中人、宦官、医工、伶师、嬖习、近戚之进退，除用皆属焉。”枢密使掌管内侍事务，这使韩琦有机会内通宫禁。郭皇后被废并离奇死亡，以及曹氏被立为皇后，都是当时宰相吕夷简与内侍阎文应合谋的结果。“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阎文应还乘仁宗“不豫”，将杨太后卵翼下美人尚氏、杨氏逐出后宫，为曹皇后清除对手。
韩琦为妻父崔立撰写《行状》，称“内臣阎文应方为小官，与公共事，文应举动或不如法，公必极言规正之，后为入内都知，权倾中外，感公畴昔诲朂之恩”，“文靖吕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张公乃向为监司，知公之深者也”。“文靖吕公”即吕夷简，“文懿张公”为张士逊，“士逊得宰相，曹利用之荐也”。“小官”阎文应与崔立“共事”之时，必在阎文应、吕夷简联手之前，崔立或从中撮合。
总之，明道二年十一月乙卯，“（郭）皇后以无子愿入道”，“别居长宁宫”。次年，景祐元年八月甲子（七日），“宰臣吕夷简等上表请立皇后”。“（九月）甲辰（十八日），诏立皇后曹氏，赠尚书令、冀王彬之孙女也。郭后废，始聘后入宫”。
景祐元年八月，立曹皇后。半年以后，“景祐二年四月，始听利用诸子还京师”，曹利用诸子赦还，旧第也归还，“十月，以旧第四之一还利用子孙”，背后或许都有曹皇后运作与成全，间接反映曹皇后背后势力与曹利用故吏及其人际网络密不可分。
《清平乐》中的曹皇后
四
嘉祐元年七月癸卯（二十三日），韩琦除三司使。八月癸亥（十四日），狄青罢枢密使；同日，韩琦再除枢密使，入朝执政。范仲淹、韩琦共同主导了“庆历新政”，欧阳修积极为他们鼓与呼，韩琦为枢密使，同样赖欧阳修策应，将狄青拉下马，而三司使与御史中丞同为“执政四入头”之一，宰辅有阙，率先递补。
狄青除枢密使，因梁适想以其“卡位”，阻击政敌高若讷。“是时，适意以若讷为枢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阙，若讷当次补；青，武臣，虽为枢密使，不妨己涂辙，故于上前争之。”后来，韩琦如法炮制，“（郭）逵既入西府，众多不服，或以咎韩琦，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轻也，故事，西府当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倾邪，故以逵当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张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复故事。”
北宋“累日月以进秩，徇资序而授任”，讲究论资排辈，宰相、执政以资序先后“次补”或“序迁”，这一“任官之法”孕育出官场“潜规则”：其一，先以于己无害的某人预先埋伏，阻塞潜在政敌上升通道；其二，排挤位于自己前面的宰辅成员，制造空阙，以便自己“上位”。梁适以狄青阻击高若讷与韩琦以郭逵阻击李端愿，异曲同工，都属于前者；欧阳修攻去狄青，韩琦填补空阙，属于后者。两者操作方向不同，其理则一，都是中枢权力斗争的有效密码。
巧合的是，梁适“妻从父任中师”与韩琦姊婿高志宁、曹利用“党羽”张士逊是好友。王珪《梁庄肃公适墓志铭》未指明梁适妻父是任氏三兄弟中哪一个，但兄梁固娶任中正女。另朱弁《曲洧旧闻》，仁宗欲废曹皇后，赖梁适谏止，“汝之不废，适之力也”，梁适忌惮的高若讷与韩琦排斥的张方平，都与文彦博、温成皇后关系密切。
此时，与韩琦同在枢密院的枢密副使是曹利用婿程戡，程戡婿崔良孺或与韩琦妻弟崔公孺为从兄弟；十一月辛巳，贾昌朝除枢密使，曾公亮参知政事，曾、贾亦友婿，贾昌朝“荐（崔公孺）知阳翟县事”，而贾昌朝率先支持曹皇后垂帘，因在“开六塔河”一事与文彦博结怨。
曾肇《曾太师公亮行状》，称“欧阳（修）文忠公不妄许人”，唯独对尚处微时的曾公亮称许有加，“（曾公亮）及在相位，与韩（琦）忠献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所言虽曾公亮拜相之后事，但自执政至治平四年韩琦罢相，韩、曾同在二府长达11年，从未不和，因此，韩、曾必心存默契。当然，程戡与文彦博以及贾昌朝与温成皇后，也曾往来，时移势异，温成皇后亡故，与其胶柱鼓瑟，改换门庭才识时务。
韩琦等人相继执政，意味着曹皇后羽翼已成。况且，“宫中事，中宫主之”，公主出嫁，应是曹皇后一手主导，否则，公主已晚婚，范祖禹撰写墓志中，也有两位女性嫁人时年已22岁，因此，仁宗大病初愈，何必急于一时，将唯一在世且“至孝”的皇长女赶出宫去。
公主嫁人可能与接下来的“立嗣”有关。毕竟，诸嫔御不象温成皇后“势动中外”，无法与曹皇后颉颃，但仁宗与皇长女人伦与父女之爱，是曹皇后无法强力隔绝的，另一方面，公主年岁渐长，作为嫡母，曹皇后欲其出降驸马，仁宗父女也无法置若罔闻，何况曹皇后此举反而会赢得士大夫支持。
五
“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劝帝早立嗣，上可之”，但“未及进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辍”，史称“至和立嗣”。至和“定策之功”纷争，经神宗、哲宗二朝，始终莫衷一是，争议焦点是，韩琦与文彦博，谁是拥立英宗“顾命定策元勋”。
英宗初名宗实，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一子。景祐二年，杨太后养于宫中，年四岁，元年八月，曹皇后始立，仁宗虚龄25岁，春秋正盛，杨太后急于将宗实养于宫中，初衷与动机耐人寻味。与此同时，曹皇后也养高氏于宫中，即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母曹氏，皇太后亲姊。后四岁，与上同育于禁中”。
宋代后妃“养女”，迟早是要荐枕皇帝的。（彭康：《编外的后宫：北宋宫廷养女》，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曹皇后对能否获仁宗宠爱或已不抱希望，抑或对自己能否生育存在疑虑，于是，把目标转向“立嗣”。
曹皇后曾费尽心思，赢取仁宗欢心。米芾《画史》，曹皇后“于上温清小次，尽购李成画贴成屏风，以上所好，至辄玩之”。李成是宋初著名山水画家，仁宗尤好李成，曹皇后大力搜购画作，拼成一面屏风，置于仁宗必经之地，这些仍无济于事。
嘉祐二年八月戊申，公主出降。当月，欧阳修就以“兖国公主近已出降”为由，迫不及待地为“立嗣”张目，曹皇后急于将公主嫁人的动机似乎有了结论，即为“立嗣”扫除障碍，剩下的问题是储君人选。
庆历七年，后宫争宠，曹皇后不敌温成皇后，两位“养女”高氏、范观音被赶出宫，（《官家的心事》，第157-160）随即，针对自己的武士作乱更猝不及防。宗实与高氏都“养于宫中”，高氏出宫，嫁与宗实，庆历八年四月十日，生下长子，即神宗，必定成为曹皇后不二之选，却未必是仁宗必选项。
嘉祐六年，宰相韩琦再次建请“立嗣”，仁宗表示，“宫中尝养子二人”，史籍未留下另一人任何痕迹，但不少迹象表明，另一“养子”或为相王允弼子。元祐中，王同老也称“宫中尝养二子”，“一人名宗实，（作者注：此处疑脱漏）昭成太子之第二子”。“昭成太子”即太宗次子元僖，“昭成太子之第二子”的“子”字应为“孙”字，即“允成子宗保”。
《宋史·宗室二》：刘太后时，宗保“母抱以入”，可见与宗保大约同时入宫的很可能是濮王允让，必非其子宗实，宗保年龄必定长于宗实，这与仁宗所言宗实乃“大者”相悖。另《宋会要辑稿·帝系四》，“宗礼出继昭成太子后”，据《长编》，时在至和二年六月辛卯，而仁宗与韩琦对话，在嘉祐六年，晚了五六年，也与事实不符，李焘也认为，“宗礼，允升长子，不应为昭成后”。
“上（仁宗）之幼也，真宗择宗室子年相若、聪悟可亲者与游，召允让入禁中”；王珪《相王諡孝定墓志铭》也称，“真宗每召入禁中，令仁宗兄事之”。允让即宗实父，商王元份第二子，允弼为韩王元偓独子，元份、元偓分别是太宗第四、第六子，均为仁宗亲叔，相较于元份，元偓更受真宗青睐。
宝元二年，允让知大宗正事，允弼同知大宗正事，同掌宗室事务，允弼“凡总领（宗正）三十年，尤与濮安懿王共事久”，“（同）知大宗正事”一职非同寻常，嘉祐六年十月“壬辰，起复前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被立为皇子以前，宗实最后担任的就是“知宗正寺”。
庆历四年，允让封汝南王，允弼封北海王；“凡郊祀天地，（允让）七为亚献”，允弼“为三献者五，为亚献者五”。允让薨，“龙图阁直学士向传式、入内副都知任守忠护葬”；允弼薨，龙图阁直学士陈荐、入内内侍省押班蓝元震、勾当御药院刘有方同护丧事，又遣尚书内省掌簿夫人宋氏以周恤其家”，允弼始终与允让亦步亦趋，仁宗甚至刻意使给予允弼的待遇一再比附允让，而不分彼此。
允弼娶李昭亮之女、名将李继隆孙，李继隆父李处耘。后周时，李处耘“隶太祖帐下”，女儿嫁与太宗，为明德皇后，李继隆更是唯一配享真宗庙庭的武将。李昭亮“本将家子，习军中事”，庆历五年闰五月朔，元舅李用和“多疾”，仁宗以李昭亮为“殿前副都指挥使，代用和也”；嘉祐初，“李昭亮加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坐镇北都。允弼婿郭若虚或为郭承祐之子，而郭承祐“缘东宫恩，又凭借王邸亲”，与李用和、李昭亮同为仁宗最信重的“三衙管军”与禁军统帅。
若允弼子是仁宗另一“养子”，其在宗室和军中的势力不可小觑。
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劝帝早立嗣，上可之。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弟纯臣为王府官，数与尧臣言宗实之贤，尧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实上意所属，乃定议，乞立宗实为嗣，既具藁，未及进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辍。
《长编》，“至和立嗣”，宰相文彦博等人拟定人选似为宗实，这与曹皇后目标一致。但当时“中书、枢密院，累年未修时政记”，李焘所言并非出于官方档案，信源来自苏辙《龙川别志》。
苏辙的长孙苏籀《王公墓志铭》，墓主王浚明是王纯臣孙、苏辙“季（孙）婿”，苏轼与王钦臣并称“元祐四友”。哲宗元祐初年，苏轼兄弟依附文彦博，可见，苏氏与文彦博以及王尧臣、纯臣兄弟关系密切。
《龙川别志》成书于元符二年，章惇、蔡卞执政，大肆挞伐文彦博、苏轼、苏辙、王钦臣等“元祐党人”，苏辙兄弟贬过岭海，新党并不善罢甘休，欲借“同文馆狱”，“俟其有实，即遣诛诸人于岭南”，尽诛包括二苏在内的岭南谪臣，“至和立嗣”是敏感话题，如此政治情势下，苏辙旧事重提，回护文彦博、王纯臣，于己有利，故未必秉笔直书。
至和末，仁宗、文彦博果欲立允弼之子，曹皇后余生将再无希望可言。同一时期，文彦博力阻曹皇后垂帘，已经表明态度，毕竟，曹皇后垂帘，对拥立宗实是有利的，可见这并非文彦博选项。
即便如苏辙所言，王尧臣“既具稿”，但其“草诏意”是否明确指为宗实，另当别论。对此，熙宁间，当事人之一文彦博上《对圣问》，就以“未及示臣等”一语带过，所以，文彦博、王尧臣属意储君人选究属何人，仍不得而知。继而，元祐初，重新讨论“定策之功”，太皇太后高氏称，“宫中必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辈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见说富弼没胆不敢做，神宗只称文彦博，不言有乞建储之功，不谓曾指名也”。“神宗只称”云云，应该就来自上引《对圣问》疏，也间接证实苏辙有夸饰之嫌，高氏自幼被动卷入宫廷斗争，对其夫被立为储君的过程必定洞若观火。
综上，若仁宗、文彦博欲立允弼子，迫使曹皇后刻不容缓地将“立嗣”提上日程。
六
曹皇后立嗣计划步履维艰，危机四伏。
嘉祐初，仁宗不豫，文彦博昭文相，富弼集贤相，“共议建储”。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文彦博罢相，富弼继任首相。嘉祐四年十一月庚子（九日），汝南郡王允让薨，“弼为首相，濮王薨，不以例差龙图阁直学士向传式监护丧事，物论嗤鄙。”文彦博的政治盟友富弼并未给予濮王葬仪足够重视，显示他们并未将宗实视为储君。
不仅如此，甲寅（二十三日），富弼引张茂实为马军副都指挥使，控制京师及宫廷宿卫。郑獬《赠太尉勤惠张公墓志铭》，庆历二年，张茂实副富弼使辽，两人临危受命，堪称战友。李清臣撰《韩献肃公绛忠弼之碑》，“张孜母乳悼献太子，孜以襁负从宫中。”“悼献太子”是真宗次子，“生九年而薨”，张孜即张茂实，“避上（宗实）藩邸名”，改为孜，生母为“悼献太子”乳母。张茂实或为真宗私生子、仁宗亲兄，深获仁宗信任，若与首相富弼联手，不可小觑。
富、张动向引发朝野争议，权御史中丞韩绛将矛头对准富弼，“且言张茂实人以为先帝子，而引用管军，事密难测”，暗示张茂实觊觎皇权，富弼是其支持者。韩绛也与曹氏有渊源，张方平《忠宪韩公墓志铭》，丁谓当初忌惮曹玮，命韩绛父韩亿“据城夺其兵”，韩亿妥善处理，回护了曹玮。
富、张蠢蠢欲动，公主也在此时重返宫中。“（嘉祐五年九月）庚戌（二十四日），降驸马都尉、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和州防御使，仍与外任。玮与公主不协，而玮所生母又忤公主意，公主夜开皇城门入诉禁中，玮惶恐自劾，故有是命。”具体时日不详，必在此之前。
公主以与驸马“不协”为由，“夜开皇城门”，重返禁中，这是电视剧《清平乐》及原著小说《孤城闭》核心情节，但史籍对“不协”起因的相关记述存在抵牾。
《长编》归咎于“玮貌陋性朴”，《宋史·公主传》仅言，“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未及貌寝一说。“朴陋”语出《韩非子·六反》，《说文解字》：“朴，木皮也”，“陋，阨陕也”，“貌陋”可理解为颜值低，“性朴”与“朴陋”基本同义，庸俗、少文。
李玮外形如何，无从查考，但“朴陋”与否，可略作考辨。《宣和画谱》将李玮与赵令穰、文同并列为以“墨竹”见长的著名画家，蔡條《铁围山丛谈》称赵令穰“喜作文词，妙图画”，“善黄庭坚（书）”，是徽宗书画启蒙老师，苏轼《书文与可墨竹并叙》，更称“墨竹”为文与可“四绝”之一。李玮还“喜吟诗”，“能章草、飞白、散隶，皆为仁宗所知”。众所周知，仁宗以善“飞白”著称，可见仁宗为以李玮为驸马，并非只是“亲上加亲”，而是喜爱有加。
李玮酷爱收藏，文人雅士苏轼、米芾时常出入李府。苏轼《辨法帖》，“后又于李玮都尉家，见谢尚、王衍等数人书，超然绝俗”；米芾《题晋人帖》也称，“余尝于李都尉玮处，见晋人数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为王氏物也。有谢尚、谢鲲、王衍等帖，皆奇。”和仁宗一样，李玮也爱李成画作，米芾称“李玮公炤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气与好事相尚尔”，也不排除投仁宗所好。
由此，李玮“朴陋”而“不协”的说法或另有隐衷，也许只是公主重返禁中的藉口。公主“入禁中”，李玮长兄李璋请求仁宗允许二人“离绝”，“上将许之”，首先危及宗实处境。
嘉祐六年三月壬子（二十三日），公主降封沂国公主，李玮“落驸马都尉”，仁宗同意“离绝”，公主将长驻禁中。次日，宗实便不安于位，“大宗正司言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乞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告敕”。
宗实进退取舍与公主婚姻状态若有若无的“蝴蝶效应”，屡屡上演，尤其突显在嘉祐七年底，距仁宗驾崩不足半年。“十一月己巳（二十六日），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公主复婚，将远离禁中。十二月戊子（十五日），“皇子徙入位”，宗实正式迁入禁中，皇储地位最终底定。
公主长驻禁中，始终是宗实入继大统的潜在阻力，也是曹皇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于是，谏官杨畋等“皆咎公主”，意在逼公主出宫。杨畋与曹皇后兄弟曹修同僚，他们一起经制蛮事，又一起遭朝廷降黜，患难与共。杨畋也与欧阳修交游，欧阳修为其父撰写《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同一时期，欧另一书启中称他与杨畋“同甲”，又与杨畋一起荐举苏轼、苏辙兄弟参加制举考试，杨畋此举或为韩琦、欧阳修授意。
反观公主想一劳永逸地摆脱婚姻牵绊，永远留在仁宗身边，就只剩下铤而走险了。“苗贤妃与俞充仪谋，使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以伺玮过。玮素谨，务滋不得其过，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务滋请以卮酒了之。’”
“以卮酒了之”，暗示毒杀李玮，与苗氏合谋的俞充仪，大概也出自刘、杨及温成皇后势力。张方平《赠贤妃俞氏墓志铭》，“曾祖承逊，女为钱忠懿王俶夫人”，“（温成皇后父）尧封母，钱氏女也”，俞、张都与吴越钱氏有姻亲，刘太后“兄”刘美妻“钱氏，惟演妹也”。
公主母女的计划暴白在曹皇后面前，遭曹皇后阻挠，“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玮得尚主。今奈何欲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长编》载，公主“嘉祐六年六月乃出降”，所指即复婚，时间不确，但公主再次被驱离仁宗左右，的确与中枢人事变动息息相关。
嘉祐三年六月丙午，文彦博罢相；同日，富弼递迁首相，韩琦次补副相，张昇除枢密副使。嘉祐六年闰八月庚子，“上既许富弼终丧，乃迁琦首相”，韩琦首相，曾公亮次补副相，欧阳修则参知政事，至此，韩琦及其一致行动人彻底掌控中枢。公主再嫁之际，富弼母亲病危，必无心朝政，且有张茂实事件在先，富弼必明哲保身，敬而远之。
文彦博黯然出局，似为韩琦党羽所为，故吏刘挚《天章阁待制郭公墓志铭》，始作俑者郭申锡是天圣八年进士、欧阳修同年，郭受诏巡视黄河，与河北转运使李参不和，事连文彦博，同僚张伯玉附和郭申锡，但调查结果表明，“申锡、伯玉皆不实”，“彦博亦不自安”，被迫辞职。
张昇时为御史中丞，是郭、张顶头上司，并因此与韩琦同日执政，应该由韩琦援引，算是对他及下属攻去文彦博的酬庸。晁说之《范氏墓志铭》：范仲淹季女，嫁与张昇季子，张、范亦为同年。庆历间，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结成革命友谊，《宋史·张昇传》更称，“前后屡进言储嗣事，卒与韩琦同决策”，足见张、韩、欧是一致行动人。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诏兖国公主入内，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三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仁宗同意“离绝”，公主长留禁中，宗实随即便以退为进，“癸丑，大宗正司言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乞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告敕。”
嘉祐七年八月己卯（二十九日），仁宗下诏，立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王珪撰《立皇子诏》；九月壬辰，“诏权以皇城司廨宇为皇子位”。皇子位，即赵曙宫中居所，但赵曙始终不肯入住宫中，直到十一月己巳（二十六日），“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公主与驸马复婚，再也不可能重返禁中；“（十二月）戊子（十五日），皇子徙入位”，赵曙终于迁入禁中，“立嗣”纷争尘埃落定，距四岁时入宫为备胎，已27年。其间，他在忧惧、煎熬和忐忑中度日如年，心理承受能力不堪重负，积郁成疾，即位不久，就精神失常，彻底崩溃。
嘉祐八年“二月癸未（十一日），帝不豫”；三月“甲寅（十二日），昭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李昭亮卒”；“乙丑（二十三日），以圣体康复，宰臣诣东上閤门拜表称贺”，而仁宗病情确已好转，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分别御内东门幄殿及延和殿视朝，处理朝政。
但好景不长，“辛未（二十九日）晦，上暴崩于福宁殿”。两宋诸帝中，仁宗唯一明确定义为“暴崩”，或有隐秘。当初，废后郭氏离奇死亡，“中外疑文应进毒”，阎文应是曹皇后的功臣，他与宰相吕夷简唆使仁宗废掉郭皇后，后来，仁宗与郭氏旧情复燃，阎文应乘势毒死郭氏，为曹皇后解除隐忧，因此，不排除故技重施，彻底终结旷日持久的立嗣之争，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况且，仁宗仅立赵曙为皇子，始终不肯立为皇太子，“皇子”与“皇太子”一字之差，看似一步之遥，却霄壤之别。而且，仁宗晚年生育频率不降反升，嘉祐六年七月，“贵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是年底，韩琦“乘间即言宜早立嗣”，仁宗以“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为由，予以回绝，此时后宫仍有一二待产，且“一年中诞四公主”，一旦生下皇子，备胎赵曙将再度与储君无缘，而此时曹皇后已经与赵曙荣辱与共。
仁宗对废后郭氏的态度也让曹皇后处境尴尬。嘉祐三年十月，仁宗“诏于景灵宫建郭皇后影殿”，遭欧阳修反对，“今乃欲以后宫已废追复之后，建殿与先帝、太后并列，渎神违礼，莫此之甚”，此前，“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就让曹皇后感觉不爽，仁宗对郭皇后的怀念和追崇变本加厉。
嘉祐五年末，“郭皇后祔庙”的大讨论，闹得满城风雨。知制诰刘敞认为，“古者不二嫡”，“夫无逆出妻之丧而为之者，此放妻不可复合也。”郭皇后已废，不宜“以嫡后之仪，致之于庙”，曾公亮更以“阴逼母后”为由，予以反对。所谓“阴逼母后”，一旦郭氏入景灵宫、太庙，将置曹皇后于何地？这些已经危及曹皇后百年后在宗庙享殿中的名分和地位，也耗尽曹皇后对仁宗残存的夫妻情分和耐心。
《长编》载，“是日，上饮食起居尚平宁，甲夜，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已无及。丙夜，遂崩。”《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称，“帝夜暴疾崩，后悉敛诸门钥寘于前，召皇子入。”《蔡氏直笔》也称，“仁皇暴崩，慈圣光献皇后秘不发丧，密召英宗入禁中，降内批宣大臣。”总之，次日一早，韩琦等大臣们入宫之际，大局已定，曹皇后拥立英宗即位，“英宗方四岁，育禁中，后拊鞠周尽；迨入为嗣子，赞策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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