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之降》：士人境遇与命运抉择

1月11日，《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著名作家、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汪兆骞，文史作家、《中国老年》杂志副总编辑孙晓飞，编辑、文史作家张程带领读者重返13世纪宋亡元兴的大变局时代，感受宋元战争中的士人境遇与命运抉择。

新书分享会现场

宋代，是中国文人阶层的巅峰时代。耕读传家的文人群体真正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主力，这个时期出现了“士大夫”的概念。这一文人士绅阶层的鼎盛一直延续到了南宋，然而1276年元军兵围南宋都城临安后的“临安之降”，使得由苏轼、黄庭坚开创的那个“文人共治”时代瞬间崩塌，南宋士人在这一历史变局中面临着艰难抉择。他们的命运抉择，与宋元战争的宏大史诗交相辉映，由此展开了一幅宋元之际的历史画卷。

2024年8月，宋史学者孙晓飞的新著《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与隐逸》（以下简称《临安之降》）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作者凭借雄厚的知识储备、精到的笔力和出色的史料驾驭能力，在历史人物影响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塑造历史人物的双向互动中，再现了13世纪中叶宋元之际的历史变革。此外，作者以赵孟頫为主线，钱选、文天祥、牟应龙等南宋士人为支线，与忽必烈、伯颜、贾似道等历史人物同频共振，焦点式勾勒出人物真实、鲜活的血肉，共同激荡起时代的火花。

孙晓飞

书中，孙晓飞不仅仅局限于王朝衰亡史或士人小传的传统视角按部就班地呈现历史细节，而是以民族融合、文明互鉴的文化视域和大历史观，正视元王朝对于构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加速推进民族融合的进步意义以及元王朝国家体制建设的深远影响，并发掘出新的历史文献、提供了新的文明史观点。《临安之降》中的这种文化递进观和民族融合观，可以说是对西方和日韩史学界长期炒作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以此质疑中华文明持续性、否定中华文明无间断论、质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回应，具有突出的文化史价值。

据介绍，该书在出版不到两个月后便被安排加印，并入选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年度十大好书”榜单。宋史学者、CCTV“中国好书”得主吴钩在为该书作序中认为：“这本《临安之降》视野之大，聚焦之细，可比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孙晓飞著 2024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

“既有一定的历史厚重感，又有相当的可读性”

笔名“东方笑”的汪兆骞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写了一辈子纪实文学，其在退休后写成的19本书也全是纪实类。“有四条原则一直在支撑我的创作，那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文直就是要说真话，其事核则是不能虚构，在呈现上也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落笔。创作一旦失去了真实，即便你用上了非常美妙的文学手段，也不是在给作品增光添彩。”

汪兆骞

“这本《临安之降》在主客体的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作者是‘客’，‘主’则是书中的赵孟頫等历史人物。孙晓飞在行文时并没有过多的主观渲染，没有太多的议论，只是画龙点睛式地把问题的症结点到为止，这个度掌握得特别好。同时，不同于一般通俗历史读物的戏说风格，晓飞还是按照时代的脉络、人物的真实面貌，通过大量的史料佐证来成书。可谓文气十足，是高雅严肃地去讲述历史。”汪兆骞说。

在编辑出身的张程看来，文史著作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新的史料、新的观点以及新的写作范式或者说表达方式这三个方面。“就新的写作方法而言，近四十年来出现过两拨创新：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标志，给80年代的读书人以很大的冲击；第二拨比较大的冲击出现在差不多20年前，天涯论坛兴起后，当年明月等一批作者通过同读者互动，以口语化接地气表达令人眼前一亮。”

张程

“反观读者，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文史图书的熏陶，但其实也存在着一些认知、接受上的滞后，跟学术圈并没有同频共振，存在着至少三五年的滞后。有一些我们可能觉得比较新颖的观点，比较新近的史料，其实在学术圈三五年之前就有人提过了。”

“在写作方法上有所创新很难，主要是从切入的角度来进行创新。这方面我觉得《临安之降》做出了一次非常好的示范，体现出以小见大、以此见彼，通过书写历史人物的个体命运来反映宏大时代主题的创新趋势。尤其是在对赵孟頫的生平和创作有关的史料梳理上，具备了文献综述的水平。同时在具体呈现上，孙晓飞老师的写法既有一定的历史厚重感，又有相当的可读性。”张程说。

孙晓飞在发言时表示，文化立场是每个写作者和阅读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秉持‘士’的立场，知识分子的立场。由这个立场，我们可以理解文天祥的忠死，也可以理解他为尽孝道，让亲弟弟文璧‘以孝仕’归顺元朝。而赵孟頫在南宋灭亡后做了十几年的遗民，最终为了生计被迫在元朝做官，其实是居官而犹如隐的‘朝隐’状态，也就是最早由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提出的那样。”

“我想我的读者很可能是那些对历史有兴趣，但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通读宋史，希望在阅读中找到和历史人物共鸣感的人。所以在下笔时，我尽可能写得通俗一点，有树干有旁枝，有高矮错落的层次，有不同的历史人物出现，为了把他们在面对朝代鼎革之际的表现都放在读者眼前，我选取的样本量足够多。”孙晓飞说。

“两宋都没有完成二元复合性王朝的建构”

谈及元灭南宋，临安之降，孙晓飞回顾道：“靖康之变，金兵渡黄河前，北宋兵烧掉了浮桥不战而溃。金兵用小船运了5天，才把骑兵运过河，可见金人当时的战争准备并不充分。而等蒙古兵过长江，用大船一天一夜全部过去了，说明他们的军事实力和战争准备是非常充足的。”

“另外，蒙古骑兵当年横扫全球，但南宋的战力其实并不弱，起码比北宋要强得多，规模也大得多。但刘整降元后，向忽必烈提出了‘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战略。为围襄樊，又贿赂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在襄阳城外设置了榷场（名为两方互市的市场，实则暗中修建堡垒阻断南宋的路上交通），如此便不动声色地把襄樊包围、孤立了起来。”

“等到蒙古兵攻城之际，他们经过改进的‘回回炮’比南宋的抛石机射程更远，400米左右的射程可以轻易跨过襄阳城护城河与壕沟的宽度，而且发射威力巨大，能把200斤的石块直接砸向襄阳城楼，令南宋守军心惊胆战，最后不得不投降。之后，刘整又作为元朝水军的创始人，打造了大量的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如此临安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孙晓飞说。

孙晓飞发言

针对这一问题，张程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凡是比较稳定、繁荣的王朝都是二元复合性的。“所谓二元，就是它必须得地跨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而复合性则是它可以解决好不同文明的发展阶段，统摄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的人群，进而组成一个真正稳固的大一统王朝。北宋也好，南宋也罢，显然都没有完成二元复合性王朝的建构。”

“刚才孙晓飞老师提到的很多元朝的例子，比如蒙古人跟女真人相比，他们能够迅速地渡过长江，显然是一个游牧民族学会了农耕民族的造船技术。在《临安之降》里，孙老师还专门辟出一章讲蒙古人的政治哲学，谈从‘恐怖蒙古’到‘宽厚蒙古’的转变。前者就是我来攻城，如果你不投降，那么城破后就是屠城，用这种血腥恐怖来震慑更多潜在的对手。后者则意味着蒙古人策略的转变，从屠城变成了招安，这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开始慢慢向二元复合性政权上的转变。”

“二元复合性这一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从两宋到辽金元这段两三百年纷繁复杂的历史，最后是由忽必烈定都元大都而宣告结束。元大都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这个地方可以说完美契合了一个二元复合性王朝各方面的需求。其实忽必烈不管是在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还是平定南宋，都在军队中大量使用了汉族人，这就代表了它早已不复是一个草原游牧政权，而是代表着以大一统王朝自居的二元复合性的政权，来消灭各个割据的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更符合我们当下对整个中国历史宏观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