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灰娃：诗从黑暗里诞生，却带来更多光亮

【编者按】

2025年1月12日，诗人灰娃在睡眠中逝去。

灰娃，1927年生，陕西临潼人。1939年到延安，在儿童艺术学园学习、工作。1946年跟随部队转战晋冀鲁豫地区。1948年因病先后在南京、北京住院治疗。1955年入北大俄文系求学。1960年到北京编译社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

2020年10月，时年93岁的灰娃出席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第67期活动。特此重发，纪念这位诗人。

“诗本身就是灵魂性的东西，一切是从诗人的灵魂里来的。”

面对主持人、出版人汪家明的提问，诗人灰娃接连三次强调了“诗与灵魂”，也赢得了三次热烈的掌声。10月11日下午，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第67期迎来了最年长的诗人——93岁高龄的灰娃。

尽管年事已高，但灰娃耳聪目明，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整场活动下来，她说得不算多，在汪家明的叙述间隙，补充两句，评论一下，或者插入点细节。但相比于滔滔不绝剖析自己的诗人，灰娃却在只言片语中带给我们更为丰富的诗意。

灰娃曾说，她是一个悄悄活着的人。实际上，她的人生足够称得上传奇，她的写作是相当奇特，用谢冕的话是“与中国所有诗人都不同”。由于没有介入任何当代诗歌史上的潮流，灰娃的诗只是在有限地范围内被阅读。但是正如优秀的诗歌可以抵抗翻译的缺憾，可以抵抗误读一样，优秀的诗歌也可以抵抗潮流的遮蔽。灰娃的诗歌就是如此，它从黑暗里诞生，却朝着光亮，并带来了更多的光亮。

灰娃读诗

灰娃最新诗集《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特约编辑、本场活动主持人汪家明（左）与灰娃。

在延安，“千百的爱都集于我一身了”

灰娃于1970年代开始写诗，那时她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但在当时，她不仅有很多困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诗。

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浸满了希望与光明。十二岁之前，灰娃的世界是充满人情和自然的世界。每个寒暑假她都要跟着妈妈回乡下老家住一些日子。在那里，她看到了巨大的榨油机，看到了醇厚的人情，也也看到了比磨盘还大的月亮。

“乡村种种，有人心、人道的律令无法忍受的艰辛以及各种灾难、祸殃；然而，苦难中的农人以及宇宙自然，也有着大美与安慰。我永生感恩这一切种种给予我的恩情。”

对于在城里的生活，灰娃最深刻的记忆竟也都是跟自然花草相关。她记得大院后面的荒废花园，记得一放学书包一扔就去捡鸟羽、捡花儿、抓虫子，然后把它们像宝贝一样保存在盒子里。她也记得在空地砖缝里种草茉莉、指甲草，去碑林看四叶草。

“所以我一辈子都喜欢树和草，其次才是花儿。但没有花也不行。还喜欢草里头很多随便长的花儿。”

这些自然风物，尤其是花鸟鱼虫后来都在她的诗中找到了位置，尤其是花草，比如紫地丁、鸢尾、花楸、迷迭香、杨花柳絮，几乎不需要特别费心地去找寻。

汪家明说，他觉得灰娃诗歌中的植物是来自遥远的《诗经》《楚辞》。但是灰娃却说，它们是想象的，不是北方也不是南方，是经过生活以后，心里的东西，是心灵上的真实。

十二岁时，灰娃由姐姐、表姐送往延安，开始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

“到了延安，那里全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环境里，千百的爱都集于我一身了。”

在灰娃的记忆里，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没有人对我有一点不好，没有人黑着脸跟我讲话，顶多是开玩笑。”

在延安，灰娃他们学国文、戏剧、算术、美术，张仃是他们的导师，艾青、萧军、李又然也经常来看他们。丁玲、杜矢甲、郑景康也有接触。汪家明说，灰娃身边全是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当时还都很年轻，但更本色、更热情、更有感染力，对少女灰娃的影响深入骨髓。

1940年灰娃在延安

在不知诗为何物时，诗给她以慰藉和治愈

1945年以后，灰娃得了肺结核，治疗经年，濒临死亡。病愈到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在编译社工作，由于爱美，被贬称为“贵族”，备受歧视，心情压抑，后来发展为精神分裂症。

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环境的变化，让灰娃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震荡。延安时期，灰娃看到的全是人世的美好，干部和群众亲密无间，艺术家和文学青年不分高低，“每当思绪重返那段岁月，友爱、无私、理想、高尚、信念，童年美好回忆总是温暖地活在心头。”

但所有这些，似乎在一夕之间全部崩塌，“这儿黄土掩埋着整段整段的旧梦。”（《土地下长眠着——》，1973年）加上她的第二任丈夫白天在1973年的故去，连续的重击下，灰娃病了，她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她想不通人怎么可以变得那么可怕。风声、鸟飞、叫卖声，都让灰娃感到恐慌不安，认为是有人布置的阴谋。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诗歌，或者说，诗歌找到了她。

1972年，灰娃开始通过文字抒发心底回荡已久的声音，其中很多都是写完就立即销毁。有一些她给了她延安时期的导师张仃看，张仃看了很惊讶，说这是诗啊，不能随便扔，但也不能给别人看到。于是，灰娃把这些被张仃辨认为诗的文字藏在了阳台废弃的花盆底下。

“张仃跟我说，你心里有很多美，你要给美一个出口。”灰娃说。这些写于1972到1978年间的诗歌，幸存下来的只有20首。但正是她们，在灰娃还不知道诗为何物时，给了她慰藉和治愈。

1985年以后，灰娃和张仃走到了一起，饱经忧患的俩人一起安稳幸福地生活了25年。在汪家明看来，“这可以说是对她此前苦难的一个补偿。”2009年9月，张仃突发脑梗，五个月后去世，这对灰娃又是一个打击，抑郁症复发。诗歌再次成为她的一个出口。

上世纪七十年代灰娃在家中

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在谢冕看来，灰娃几乎没有受到潮流的影响，没有受到时尚的影响，也可以说她没有“诗承”，“她没有学谁，她就是她自己，灰娃就是她自己。她写的诗，她的诗与众不同，与中国所有诗人的都不同。”

尽管没有明确的师承，但是灰娃的诗歌却不是全然没有来源。中国的古典资源和乡间习俗生活，都内化到了她的诗歌语言当中。

灰娃的阅读涉猎广泛，“大部分外国诗人的诗都读过，但是每一个人读得少”，因为她觉得自己要补充的知识太多，没有那么多时间，“倒是中国唐诗宋词我都下了点功夫。像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非常重要的女诗人，我也看过她们，可能源于相似的经历或命运。”

这大概可以说明灰娃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个修炼技艺的过程，起码前后在技术上有着明显的变化。按她的说法，最早的诗都是关照客观现实，一样样说出来，“当写诗到了第四五十年，跟当初写就不一样了。”

“对我来说，写诗是用最恰当、最凝练的词汇把最初的我喜欢的心境表达出来，它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享受的过程，所以我愿意沉浸在里头。当然有诗意，但那不成其为好的诗的文字。但用什么文字更能表达当初的意境，就需要反反复复。这一段落的工作很艰巨，经常反复修改多次做到最后差强人意。有时日子久了，看着自己从前的作品，会觉得这不可能是我写的，总觉得我想像的诗比我写的好，诗的滋味还不够好。”

灰娃特别强调细节，希望写出“滋味”，这是张仃告诉他们的，“艺术就得有味道有滋味。”

有一个关于滋味的故事她讲了很多次。灰娃还记得，一个中年农民的老婆死了，他带着自己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俩人戴着孝，在井上打水。打水的时候有一个刚嫁到村里的时间不长的姑娘，她从井边过来，慢慢地说：“叔叔呀，我婶儿把那难处都留给你一个人了。”灰娃说，这个新媳妇讲的话，城里的知识分子是无法说出来的，全是“节哀”，没有感情，没有滋味。

写作的技艺需要锤炼，但是灰娃每首诗诞生的契机却一以贯之，她永远是在倾听内心或灵魂的声音。就像在这首《寂静何其深沉》中写的：

那只南来的黑燕在我耳边低声絮语

诉说上帝安顿我灵魂的一番苦心

对灰娃来说，黑燕的声音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不是修辞。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灰娃的诗歌作品如此少、不足百首的一个原因——她从不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只有当灵魂发生声响时，她的笔才动。

这是真诚的，不是什么故弄玄虚。即使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诗歌来到美术馆”这样的尝试，她也不说场面话，依然在强调诗与灵魂。

“人家问我最害怕什么事？我最害怕全体社会文化下行，文化向愚昧、无赖低头。（这样的活动）使得我们的灵魂往上看高处的美，不要物化得厉害，现在的中国很需要。”

当一个93岁的老人，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跟你说诗歌确实能提升人的灵魂，我们得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