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行》是一部典型的年代小说，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背景，通过聚焦沂山一中的光辉校史，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高光时刻。《书生行》以细腻诚挚的笔触切入历史的肌理，以小窥大，刻画了以舒甄好、秦子岩为代表的青年教育实践者，在时代的大潮里秉持“爱”的理念践行教育理想，照见了因特殊历史造成独特现象，堪称一部时代之书。
随着由北京开往桂西的列车驶入沂山县，时代的帷幕徐徐拉开。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主动辞去北师大教职，选择“下行”的秦子岩愈发像是孤独的行者。《书生行》就以这种看似反常的“下行”，揭示了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精神密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种精神的“上行”支撑着《书生行》的叙事脉络，也展开了一幅书生群像。
任教于一中的这群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毕业于北师大、南大、复旦、武大、华师大等一流名校，性情各异：秦子岩真诚率直、舒甄好澄澈无邪、盘中仁谦谦君子、时闻天敢爱敢恨、许东华特立独行……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却共同怀揣着对教育的热忱，投入时代的大潮。在这个意义上，《书生行》堪称一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缩影，以一种清醇质朴的笔调谱写了一代人的青春、理想和爱。
作为一部年代小说，《书生行》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小说中夹杂的文艺形式和开列的阅读书单，都反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所受的精神滋养。《书生行》也不乏对时代背景的关照。山雨欲来的风雨飘摇，微妙地体现在读书讲座和读书会书单的斟酌和更易上。小说借时代狂飙来临前的景象，洞烛时代的微光与人性的光芒——总有些美好不受时代之限。这跟一般“伤痕文学”判然有别。
这群书生的到来，更使沂山一中成了卧虎藏龙之地，也使教育焕发出应有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饱满的、具体的。在秦子岩身上，小说寄寓的对时代与个人命运关系的思考，细腻而深沉。常人看到的是一种无奈的宿命。在沂山人眼中，“铁链锁孤舟”，注定本地人难出头，即便有，也“难到头”——前有北宋状元洪志，今有高考状元秦子岩。但显然，秦子岩回到母校，既有命运的偶然，也是选择的必然。
四年前，秦子岩与舒甄好相识于武汉大学珞珈山下。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相知相许，毕业分配之际都面临各自的选择。爱情固然是推动剧情的动力，但若没有对母校真挚的爱，秦子岩不会千方百计让舒甄好分配至一中：母校图书馆太需要一位像陆费逵那样热爱图书、关爱学生的人选接手了。舒甄好确乎是理想人选。由她发起的系列读书讲座，引发了一股校园读书热潮。小说让人在充满偶然与机运的命运交织中，去体会人性中的必然之“美”。
《书生行》之所以能引发共鸣，引起人灵魂的共振，在于它致力于描写一种基于自然情感的普遍性：谁不曾年少？谁又不曾受教于他人？每个人的一生总会与老师结缘，或多或少受老师影响。而代代传承的师魂，就源自那些曾经点亮你我人生的老师，无形中化作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驱动一代又一代人继而去点亮他人。
《书生行》截取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时代的断面，为我们补上了历来缺失的一课。小说中的人物或许有磕绊，有波折，但更多的是理想的坚定与品格的持守。人物命运在时代浪潮里浮沉，选择造就个体命运的差异。时代的印迹也在人物命运的浪潮里若隐若现。这群书生与时代一道汇入共和国教育史的大川。《书生行》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走出“创伤”，更全面客观地补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样貌，更在于对人生际遇中的偶然与必然、何为好的教育，乃至教育精神等根本问题的追索。
教育的品格
世外桃源般的沂山也免不了卷入时代狂飙。面对时代巨变，这群书生也一时无措、彷徨、困惑，却他们并未怨天尤人，而是坚守教育原则，关爱呵护学生，践行教育者的职责。智深勇沉、识人善任的韦校长如是，坚守“爱”的教育原则的舒甄好如是，悉心呵护学生内心“希望”的秦子岩亦如是。透过这群书生对师道的坚守，《书生行》从时代断章的纹理中管窥中华民族生生不灭的教育品格。
作者显然谙熟近代教育史。《书生行》屡屡提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爱满天下，乐育英才”的教育理念。沂山一中的书生们正是怀抱这种理念并身体力行，在特殊时代凝聚成“爱”的共同体。小说对“爱”的描画多维而立体，有爱情、亲情、友情、对学生的关爱、爱才护才之情……无论为爱情“拼死吃河豚”的时闻天、舒甄好父亲的舐犊之情、还是韦校长真挚的惜才之情，都丰富了爱的维度，使得小说中“爱的教育”具体而微。
《书生行》中的“爱”最鲜明地体现于对教育诚挚的热爱。这种热爱，我们可以从兢兢业业、一生献给图书馆事业的陆费祥身上看到，可以从循循善诱、教导有方的舒甄好身上看到，可以从对学生呵护有加的秦子岩身上看到，也能从有勇有谋的韦校长身上看到。
为了给教育留下希望，陆费祥和秦子岩都不惜撒下“善意的谎言”。家境贫寒，从小爱读书的秦子岩有着“诗人气质”。就读一中时，他常受陆费祥老师关爱。在宁镇扬和秦天民这两位同样出身贫寒、好读书的学生身上，秦子岩依稀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像当年受恩师照拂，秦子岩和舒甄好帮他们抚平生活的褶皱。
但任何形式的帮助，都不如思想和精神的指引。在舒甄好身上，我们看到了读书人和爱书人最纯粹的样子。所谓教育，不过渡人。在人的一生中，老师不过过客。“依道不依人”，唯有阅读陪伴终身。舒甄好深知，图书馆的意义在于重兴读书之风。她在图书馆组织系列讲座，掀起读书热潮，成为校史佳谈。教育的实质，不过呵护、启发学生的“爱欲”，引领学生读好书，葆养读书的种子，为学生的漫长人生路点亮明灯。这盏明灯不只是照耀前路，更在为人生的关键时刻提供指引——毕竟，人的一生际遇充满偶在的变数。
对于命运带来的变数，现代性叙事早已惯于书写善的脆弱性。开启西方文学现代转向的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就善于展现命运的困厄——人的美德有多不堪一击。美国伦理学家纳斯鲍姆在其皇皇大著《善的脆弱性》中更以希腊哲学和悲剧为线索，论证了人性之善的脆弱。面对时运的变幻，善是否必然无力？
《书生行》为我们呈现了善的另一面相：生命的偶然没有压倒人性中的善，反而成就了善。大时代的变动是一种挑战，却愈发彰显人性的底色。《书生行》里没有大人物，不过对一群普通教师的礼赞。面对时代的变幻，他们坚守质朴的教育品格，呵护人类最纯真的自然感情，捍卫师道尊严。理性与善共舞，闪耀人性的光辉。这，便是《书生行》难能可贵之处。
教育的品格又靠什么来陶铸呢？《书生行》中俯拾皆是的古今中外经典，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小说借北宋欧阳修道出教育与阅读的深层关联：“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说到底，教育的品格端赖于经典阅读。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知识获取，而是关乎德性的培养。“道义”不会随时代变换，经典阅读能赋予人应对时代之变的定力。代代相传的文脉，宛如一块块压舱石，赋予人择道而行的“定力”。而教育的要点，无非给学生留下几块压舱石，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助其安然驶过风浪。如何葆养教育精神，为每个时代留下任何时代都为数不多的读书种子？《书生行》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和启发。
德性的涵养
依现代审美偏好，《书生行》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缺乏引人入胜的情节，整个叙事显得过于舒缓，风格更像散文诗。《书生行》显然不是一部以技法取胜的作品。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同样没有激烈的冲突，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经典之作。事实上，无论中西，自古皆有着悠久的文教传统。《尚书·尧典》有云：“诗言志。”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也在《诗术》中指出，文艺作品的要害在“模仿”。作品的优劣，取决于模仿技艺的高下。而诗艺的高下，映照的正是作者的心性。在这个意义上，《书生行》接续的是一种更为古典的传统。它提供的不单是知识性的认知，还有德性伦理的关照和思考。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聂震宁不仅是一位细致的观察者，更是一位深沉的思考者：透过历史的肌理，捕捉人性幽微，描摹时代的参差百态。《书生行》以澄明自然的笔触，礼赞这群保持书生本色，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书生，饱含对老师的一往情深。
小说起笔寥寥数语，便打开一个思想者的世界。“在荒原上长时间奔跑的夜行列车，最像孤独的奔跑者。在夜行列车上长时间面朝窗外暗夜的旅客，最像孤独的思想者。”小说以天性善思的秦子岩的“下行”开篇。秦子岩身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思想者气质：不好管别人，也不习惯被人管束；“偏见比无知距离事实更远。”应对命运的态度，愈发凸显他的沉思气质。命运并不偏爱这个自小丧父的“孤寒仔”。大学期间，秦子岩又经历了丧母。生活和命运的磨难似乎并未在秦子岩身上留下多少痕迹。这种品质也在宁镇扬身上闪现——常人看来难以忍受的苦难，他坦然接受。少年老成的宁镇扬，还一语道破蕴藏在“狗望大水”中的人生智慧：“世界太大，人太渺小，心里就平和。”除了脚上破洞的鞋子，苦难并未在这位少年身上留下多少印记——生活本是一座好坏参半的矿藏，取决于个人从中拿取什么。
《书生行》呈现的这个思想者的世界，落脚于“定力”。秦子岩的定力在于天性好沉思、专心致志。陆费祥和舒甄好的定力源于他们对图书和育人事业的满腔热爱。这是一种自然的纯粹和良善，不随时移境迁而改变。韦校长的定力来自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历练所沉淀的智慧。他就像一位舵手，一次次凭过人的智勇让一中平安驶过大风大浪，最具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书生行》的作者也像一位孤独的思想者，一面呈现师者的美好灵魂，一面思索教育永恒不变的真谛。六十年代有志青年的精神密码，是把个人学识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将读书问学与国家兴衰关联一体。这在当下过时了吗？《书生行》始终指向一个核心主题：何为好的教育者？何为好的教育？任何时代都有秦子岩、舒甄好这样的老师。怎么用好并激活这笔精神财富的当下活力，重新与那代人的教育理想产生精神共鸣，值得我们思考。
《书生行》没有花哨的技法，叙事状物令人感同身受，盖因情真意切，立意鲜明高远。在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开篇，苏格拉底区分了关乎“技艺”的教育和关乎“教养”的教育。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技能培养，而是关乎德性涵养的灵魂教育。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教育日益市场化，商业化，甚至师道尊严面临挑战的当下，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在技术化道路上越行越远，还是回归“教养”的旨归？我们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又靠什么涵养？《书生行》通过呈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共和国教育史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为我们补上了迟来的宝贵一课，也为我们理解何为教育精神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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