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程读《大风起兮》︱捕捉“五四”之风

《大风起兮：地方视野和政治变迁中的“五四” : 1911-1927》，瞿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在现语境中，“五四”既可指短时间的由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性运动，又可代指较长时段的“新文化运动”。无论长短，二者均是史学研究中的“大题目”，它们如大风一般影响全国，又深刻牵动了中国社会的走向（王家范先生“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发言，可见于《大风起兮》自序第2页）。

“大题目”还意味着“五四”（此处及后文“五四”概念均指长时段）得到了史学等多学科专业研究者广泛的关注[“五四”的研究汗牛充栋，其中既有周策纵、彭明式的全史（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也有如《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杨念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新视角下的反思。除史学外，二十一世纪来在革命史的视野下，其他学科也诞生了一系列相关力作（如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均有因时趋新的能力，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二者就曾在激进与保守、中西价值等关键词中翻新]。传统研究关注“五四”聚光灯下的特定人物刊物，无法展现“五四”的复杂、活跃面相。正如罗志田所说：“‘五四’的内容和意涵本来相当丰富，它的形象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如今很多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甚或是否应当跳出‘五四的光环’，其实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不仅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甚至一些基本史事都还没搞清楚，仍处于一个言人人殊的状态。”（罗志田：《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自序”第2页）诚如是言，正因缺失，在现相关研究中，以重新梳理各方主体如何回应、介入“五四”等视角为代表的“复调”一面愈发为史家所重视（周月峰探讨“梁启超系”在新文化运动时的言行举止正是这样的尝试之一。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近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新著《大风起兮：地方视野和政治变迁中的“五四”》出版（据笔者管窥，瞿氏研究取向在转向“五四”前，基本在时段上重于清末民初，在区域上多聚焦江南之地，研究对象着眼于读书人群体，研究视角穿梭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之间），该书采用“地方视野”和“长程革命”两种研究方法，尝试分析“五四”何以如大风一般，在时空中均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实现对“五四”的前沿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对话、深化与创新。

此书第一章“新文化下行——五四在江浙地方的拓展”方法论意味浓厚，第二章“进退失据——五四大风中的地方老新党”、三四章钱穆相关、第五章“吴宓怎样理解‘新文化’——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与第六章“学衡老师辈、学生辈与五四的延展”虽不离长程革命视角，却似乎更可视为“地方视野”方法论的实例。第七章“助产‘主义时代’——以《中国青年》为例”与第八章有关江绍原的故事则侧重于展示“长程革命”中由新文化时代到主义时代的过渡之意。统而言之，无论是以“地方视野”还是“长程革命”角度观察“五四”，该书均未离开借助地方读书人在文本中遗留的感觉。下文以此为串联，对《大风起兮》采用的研究视角作相关介绍。

一、借风而行：地方读书人对“五四”的接收与使用

现代研究者依据破碎史料所得业已不复时人浑然的整体感，故而很难设身处地把握研究对象。地方上对“五四”的感觉深浅不一，关注者也常表现出学生运动、“抵制国货”爱国运动等实体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杂之态。少时为成都学子，后成为中共文化干部的李一氓提及当时成都八大专门学校虽在政治倾向、学术新旧以及更为直接的人事利益上拥有冲突却均参与“五四”运动。李一氓虽有在“五四”时阅读《新青年》《新潮》的经历，他却在回忆录中认为他们在五四时的活动不过是附和游行示威与烧日货（《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12页）。

各地回忆录中书写“五四”并非少数，难以穷举，充分印证了“五四”作为一场飓风的席卷能力。但如上文所示，部分回忆录中地方读书人对“五四”的实体感觉少，且处于被动之中，似乎他们对于“五四”仅仅是观察者与接受者。这或许说明回忆录主人对“五四”认知存在一定差异，但研究者若深信回忆录而不疑，也有可能中入时人所设的陷阱。

大风来时，正是主体性得到彰显的时刻。“五四”大风下的地方读书人，很难仅是被动的观众，反而更可能是台上的演员或者编剧。“五四”大风使得“新”成为不可忽视不见的因素，这并不是说“新”在价值上一定高于旧有，而是以“新”为名的运动冲击旧有，部分改变了地方读书人所在的权势结构、所有的思想体系与知识资源。书中“老新党”的例子正说明即使是“五四”新派一方所针对的群体，也并非无可奈何，听凭发落，而是在既有的权势结构中，以反抗与接受相融的方式参与之中。

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现世，因“新”而使地方得以运动。文化挂搭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与权势等要素密不可分[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有从社会角度关注思想产生、变迁的传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既有侯外庐、赵纪彬等学者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著有《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引进韦伯等社会学学者的理论，进而关注于中国的文化、社会网络]。作者埋设的如“学衡”为哪些人所知、如何得、如何发挥影响以及影响究竟如何等问题正说明相较于学术研究善取的“两派对垒”，地方社会多边之间的互动也应得到研究者的尊重。

二、捕风之法：“五四”的流动性与地方性

从材料搜集、整理到具体研究，学界在五四运动的在地化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资料上，上世纪末《“五四”运动在上海》《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江西》《五四运动在山东》相继出版，各地亲历“五四”者的回忆录与日记不断整理问世，及相关报刊的影印无不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外，若读者借助相关学术检索网站，便可发现目前“五四”在地化的研究数量庞大，几乎遍及各个地区，研究对象涵盖了地方传播、事件、阅读等。

从研究资料集的命名来看，“五四”运动在某处与某处的五四运动的差别并非仅是文字游戏，前者以及大部分学术研究，均是将历史单一化，将北京视为五四的研究远点，丧失了与“历史过程”对话的意识。表现有二：一、研究者就事言事，据文言事，而忽视了地方本就在流动的环境之中；其二在于学人轻信于现代知识体系内的概念，淡漠了地方本不是一个自生的概念，而是复合的“叠层”。

《大风起兮》很好地避免了上述问题。作者的做法是在互动与动态中认识地方读书人。就“五四”的地方读书人来说，他们往往生活于两个圈层之中，一是身处，另一则是与以京、沪为中心的，由新式技术，如报刊、交通等构建而起。文化的扩散受限于技术，在地方读书人视野里所谓的“中心”往往不是囫囵一个的，而是以部分形式存在，是由“一期杂志”“一篇文章”“一段文字”等错综交融地构成的（31页）。

在地不仅能够接受中心的文化，而且部分能够“反馈”于中心，地方与中心沟通的渠道并不闭塞。新文化运动以“文化”标榜，运动难以离开已有的思想界（“思想界”作为一个“亚圈层”，包括但不限于言论、思想、物质载体和社交网络。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新文化作为天上之月，各地读书人的接收只应基于自家之川，“五四”到手、入心应是“月印万川”之态。所谓“月印万川”，正是指新文化的辐射范围广大，地方读书人思想、知识受冲击而变化，但变化难以离开其“过往经历、固有学养和当时的生活状态”（71-72页）。

地方读书人在大风下的创造离不开形成思想界的“网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中心与在地的沟通的效率，网络推动地方读书人在连续不断的新文化潮流中“趋时附会”、借时而动。“联结型人物”成为沟通两地的关键，这些人物不同于中心的大读书人，眼界也与在地的小读书人，这些人受到来自中心城市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也与地方上盘根错节的“既存状态”密不可分。“联结型人物”成为转运的中枢，将来自中心的趋新言论和文化宣传传播至地方，也常借新思想来做“行动”的方式。

那么从地方上的“联结型人物”出发审视中心，身处中心的知识分子有可能被地方读书人影响、调动吗？作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从当时留存的材料来看，身处中心的知识分子需要从地方上获得材料，或用于相关学术研究，或用于建构他们需要的典型案例。此外，身处中心知识分子的信息来源难离地方，自然受限于地方，如同胡适，地方的反馈推动了他形成“五四”整体感觉，完成相关判断，由“片面”形成的感觉与判断是对“地方经验”的总结与利用，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

《大风起兮》分析中心与地方的互动，既着眼地方史中的个性，又超越地方史，意在共性。“地方视野”意义不仅是梳理清楚地方读书人到底接受、利用了哪些“五四”因素，还在于提供了通过地方重新审视中心的视角与方法。这种视角蕴含着两层错落有致的含义。首先，作为实体的地方，自然与“五四”的中心城市存在着地理上的距离与思想上的落差。实体性区域的地方区域通过制度、技术、人员流通等完成与中心的关联，部分接受来自中心的言行举止，故而中心的新文化如何下行至地方、地方是否能反馈于中心以及如何可能等问题均有探索的价值。其次，“地方视野”代表着不同于直线式的研究视野，本身就是一种分析的方式。“地方视野”关注地方的实体环境，进而强化了地方的主动性。“五四”大风的席卷是地方读书人将感觉具体化、情景化的过程，“地方视野”不只重视“五四”如何到达地方，并且在意“五四”为何能够在地方运动起来。在这种视野下，地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五四”得以与地方人物的主体性、地方内部的丰富性与复调性进行充分对话。

无论是中心还是地方，“五四”的发生地正是谭其骧先生在《禹贡》中所说的舞台（“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的。”《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地方上“五四”表演的剧情与其所在的舞台息息相关，从清末到五四，地方上的政教风俗、日闻知用等一直在不断绵延，是一个波波相及的变化过程。此外，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并非随意起兴，凭空出现，而是有着一定的剧本。无论是地方性还是全国性的表演，“五四”中或旧或新的演员们均已有一定的成见。一方面，清末、辛亥、民初政治波动等剧本是“五四”的参照，“五四”参照剧本设置了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参与“五四”的地方也在不断创作、试演、修改自己的剧本。“五四”并非空降，它的意义之一正在于转化革命既有的范式，为日后高山滚石般的革命“立法”。

三、风行有迹：“长程革命”视角的意义

作为剧本，“五四”内含混的青年、文化、民族等诸多取向，无不成为“五四”亲历者在宣传、研究与回忆时所采用的角度。同时，大风般的席卷，使得多方人物均可也愿意阐述甚至是捏造己方在“五四”时期的重要性。罗家伦作为北大的学生，“五四”的健将，在学生运动时即用“国权”为主题，起草了行动的宣言（《五四运动宣言》，张晓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4页），并在几天后认为学生运动中含有的学生牺牲、社会裁制与民族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的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第65-66页）。一年后，他将这三种精神能够诞生归因于思想改革的促进与社会组织的增加（《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110-114页）。如果说这时候罗家伦尚偏于学生的视角，那么在1929年他即将走马上任清华校长时，“五四”最大的效果在他的演讲中就变成了“青年及各地区民众之觉醒、各阶级的民众开始联合起来与酝酿、促成国民革命”（《在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484-485页）。若疏于考察罗家伦所处时势的不同，恐怕后人难以了解他文中民族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张力，尽管二者同蕴含于“五四”之内[《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1931），《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194-201页；《从近事会看当年》（1942年6月25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530-532页]。

罗家伦的一贯看法中，“五四”的意义在于思想革新与青年的再造。也无怪，他在南京政府效力时，就以此二者为连接“五四”与国民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类似罗家伦等时人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作为事件的“五四”的转折性正在于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知识人的表述，新表述修正了产生事件的行动的逻辑。

在他们的表述中，“五四”本就有意义，这些意义大多并非从五四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各家为论证自身的合道性而层层叠加上去的（不一定与党派的政治合法性直接相关）。追溯是时人理解历史与确定自身现状的方式，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将忆功述业式的谋定后动仅仅看作为柯文笔下的神话（《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它们在塑造所需的独特意义时，也或多或少揭示并解释了五四的历史过程（87页）。

因此，若只从短时期“五四”的前后来看，研究者反倒容易被时人欺骗，在史事上“大概能稍见明星读书人的制造风势、新青年的鼓荡风势以及不少人的顺风而行和被裹挟而行”（128页）；在思路上过度聚焦，陷入解读于“五四”指向的池沼之中。忽视“五四”时“环境”的复杂与混沌，将模糊了转折发生的环境与影响，也弱化了国家内各地“舞台”的大相径庭。在地的读书人多根据毫无体系，混合复杂的眼见耳闻构建自己的思想。对于地方读书人而言，五四往往呈复调、叠加之态，而非单线的方式。

此外，关于五四的叙述虽因时而变，因势而生，却不能因失真而简单地将之排除于个体的生命与组织的历程外。过于强调和关注五四的“独特”。“忽略了五四既在晚清的各种延长线上，又是日后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无法绕过的‘既存状态’”（88页）。

具体来说：第一，五四难以跃出辛亥革命以来的延长线，罗家伦的看法其实正折射出“五四”脱胎于鼎革以来政治反复下的人心、社会环境，这实如作者借美国学者华志健提出的“剧本”一说，认为“无剧本而行动的人，大概是极为少数，一般需天赋异禀。绝大多数行动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均需要有其行动的剧本”（40页）。

这段话让人不难想起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正是放在晚清的延长线上考察五四，才得以发现，“五四”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被强调的独特之处。由于五四的独特，大部分时人非常流行将“五四”视为目的论中未来既定链条上的一环，将之纳入目的论式的“建构”，从而衍生出了对五四新人物与新思想的“独尊”和“放大”。若仅停留于此，“五四”的历史图景将变得单一而简单，“五四”的复调一面将变得无关紧要。

第二，“五四”所处本就是一个与革命息息相关的时代，何况“五四”亲历者常从这场复合的运动中获取意义感。若将“五四”与国民革命相联，不难看出，即使从“五四”时代到“主义”时代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甚至是对立，但二者却并不是断裂的，“主义”时代的诸多议题正来自于“五四”内部的危机，时代的意义也自此破壳而出（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唯物主义视角下对时代意义与价值的划定）。

综上所述，“长程革命”关注于历史的整体性。对“五四”的亲历者而言，他们的人生并不是只有“五四”。他们中很可能有人经历过清朝统治，成为过辛亥党人，参与过国会政治等等，也很可能成为国共党员，经历过抗日战争甚至完整经历过革命历程。“长程革命”视野侧重每个标签的真实影响，关注“他们的人生通过标签如何嬗变”，最终“通过嬗变中的事、理、情，去触摸到标签下的历史温度”（41页）。

四、史料意识与研究不足

章学诚说“得意文中，会心文外”（《文史通义·文理》），立足史料、解读史料或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能力。不过，研究者不得不察的是，或梗于“俗嫌”，或有意藏道，研究的原料常有题外之意。《大风起兮》正向读者提示着：研究不应不去分析史料的言外之事、言外之意、言外之未言与言外之不能言，也不应不去分析不同史料的“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

解读“差异”的度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个人（无论是时人还是研究者）所得的信息均有限，研究者多难以勾连时人所见所闻的具体相关（如见闻来源的渠道、边界等），倘若将现今所见视为时人已见，反诉后见之明于当时的地方读书人，将他们想象得全知全能，完全理性，则有替人立言的可能。有分寸感地将零散的相关材料还原为多变动态，方符合孟子“知人论世”一说，见功力处恰在于适度使用、理解文本。《大风起兮》中以吴宓识读、回应宣传“新文化”相关报刊揭示出其见闻的有限，作为上述问题的解答，颇值得一读。

正因研究者与时人的感觉大相径庭，故精确解读文本之意尚非易事，更不须提及举重若轻般雕刻出孕育感觉的“环境”的难处。从这方面来说，《大风起兮》以“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两个核心议题切入重视地方读书人的感觉、文化的传递渠道与“涟漪”，较好地处理了上述难题。

对研究者而言，若想痛切学术研究的陈弊，不仅需要熟悉相关史事，还要明晰学术史的系谱、建构与症状，方能对症下药、推进研究，而不做无用反复。就此而言，作者提出的“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实有意义，《大风起兮》各章通过实例证明了两个概念的可信与可行。但这之中似有值得讨论之处，兹列于下：一、行文充分注意了地方甚至是中心内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亦解读了一个模糊的、有些符号化的中心如何被地方接收并发挥效力。将地方作为视角与方法有力地将相对较大的城市研究纳入与中心的互动之中，与中心相对的常见词语是边缘，《大风起兮》有意使用“地方”而回避边缘，盖是意在驱除部分相关研究中将“五四”在地化视为复刻中心，忽视了内在于地方的“机制”等思路，这无可非议。不过，作为研究视角与方向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成文的思路。作者注意到了“国家”概念在使用中的暧昧，也在文中特别指出：双中心经常不意味着仅有京沪“两个”中心，而是代表着京沪间的复杂互动；京沪与其他城市比如南京、杭州的联动，以及各城市与周边县、镇、乡递嬗与共振的“多层级”中心（31页），却在实际研究中忽视了他使用的地方概念的复合与模糊，这正是由于淡化了“边缘”，使得中心失去了这个概念本有的相对性，从而让中心在文中所指固定、直线地指向新文化的原点（诚然它们是当之无愧的新文化发出地），使地方概念无法自足，无法超脱中心的存在而独立。诸如南京、苏州甚至是张棡所在的温州均有自己的辐射范围，地方的部分读书人有一定的能力进行辐射。即使是大城市也应考虑地理环境、行政区域与文化圈层之间的重叠与互动，对于较小的城市甚至是无法区分城乡的区域，更应注意甄别潮流发出点以及各层辐射圈的交叉，从而辨别中心在哪里，是一个还是多个。

二、作者深耕“辛亥”多年，且反思过近代史研究相关的“基本议题”，使得“长程革命”的研究思指示意义浓厚，但在《大风起兮》中，相较于“地方视野”，这一视角则显得过于分散，缺失集中阐述。“长程革命”本应使得“五四”有历史的导出与引入两部分，作为历史导出的“五四”的相关论述散落于有关钱穆、“老新党”等章节各处。“五四”的开新虽有第七、八章集中展现，却高估了读者对于“五四”历史语境与内在逻辑的普遍理解。失之于衔接不足使得“长程革命”有断裂之感。三、书作需约束主题，读者却有着自由发散的空间。该书提示的“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视角，若能重新带入如从众多的地缘性组织走向全国性政党等老问题中，或可使得“五四”本身蕴含着的变化新芽萌发。

结语

在“五四”研究领域内，立足已为难事，更何况想要出彩。从读者角度看来，《大风起兮》从材料到议题基本符合作者“十年磨一剑”的自期（自序第2页），也足以与相关高水平研究形成对话。至于出彩，这项读者千人千面的事恐不是作者所能自及。即使如今绝大多数著作都无法逃脱高速的借鉴模仿与更新迭代，研究者也应在创作时心负责任、郑重其事，这样或可使灌注于著作中温暖的情感与关怀超脱耳目，达于内心。

作为生活在历史中的个体，研究者的思维模式、价值判断、生活方式甚至是心境均或多或少地远离了“五四”时人，恐怕任何作者都不能例外。历史研究者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之中，无法完全超脱，也需要通过研究对象遗留的蛛丝马迹“重返历史现场”。他们所作的研究正有两个对话对象，一是同由两种感觉交杂创造的相关作品，另一个则是留下史料的时人。前者革新、创造、延续研究范式，后者的遗存难逃“选择机制”，二者共同制造了诸多“失语”。因此，作品文字之后的关怀与理解似乎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大风起兮》关注钱穆相对默默的前半生，注重主义时代下边缘读书人的能动，重视“学衡”中学生一辈的观感与所处处境，这样的选题或许无不是作者理解青年的尝试，这正是“学生辈”的笔者妄自代劳“老师辈”需要告诉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