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50个年头，在中欧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回顾既往，双边各领域关系发展越来越深厚，但也越来越复杂。在此承前启后的关头，我国有必要重新认识欧洲，以便更好规划未来50年中欧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对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角色认知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包括继续坚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持中欧在“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双方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的地位。中国对欧洲角色认知的延续性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欧洲的重视，也对稳定过去十多年来的中欧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在乱云飞渡的混乱世界中提供中欧双边关系发展的确定性。
不过需看到，2019年欧盟通过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中关系战略展望》，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谈判与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自此，欧盟对华政策都依据此三重定位展开，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对华政策差别在于其对不同角色定位的重视程度。因此，随着欧盟对华政策重大调整及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变化，欧洲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角色实际上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体现为它正超越纯粹的“伙伴”角色，变得更复杂和具有多样性，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竞合者
第一，欧洲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竞合者（coopetitor）。
最早的中欧经贸关系是国际经贸互补关系的典型。在改开初期，中欧开始建立较为紧密的经贸联系，吸收部分欧洲企业的投资，也承接一些较简单的欧洲来料加工业务。中欧经贸关系体现为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行业）服务欧洲制造业，而欧洲制造业向中国提供先进设备和工业制成品，以促进进一步工业化进程。1980-1990年代，中国用上亿件衬衣换取一架空客飞机，成为双方经贸互补的经典案例。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双方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固有的互补性劳动分工更加稳固——中国加工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欧洲提供价廉物美的简单日常用品，承接高能耗和具有污染性的欧洲夕阳产业或化工生产，而欧洲向中国提供先进设备和工业制成品，提供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以及投资和企业管理经验。
然而，“完美”劳动分工的稳定性被快速打破。在欧洲看来，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国企业开始涉猎价值链上端，并随着20世纪末“走出去”战略的指引，开始在欧洲并购大量品牌企业和开展部分绿地投资与工程建设项目。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对意大利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达到60个，对德国的行业优势从2000 年的20个增加到2022年的50个。因此，从贸易、投资与工程项目，中欧都日渐成为越来越多行业的竞争者而非过去的互补者。这一竞争关系不仅发生在双边层面，甚至延伸到了第三方，譬如中欧在非洲和拉美等共同竞争矿石开发项目或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等。
对曾经位居双边经贸关系主导地位的欧洲而言，中国日益明显的竞争力正成为其重大挑战。近些年来，欧盟以中国商品和投资对欧洲造成所谓“安全威胁”或存在“不合规”等借口，采用政治性和保护主义手段打压中国特定商品与投资项目。
显然，欧洲还没有接受或认识到中欧经贸关系竞争加剧的根本缘由在于中国努力开发技术、提升工业化水平、有着完备的工业门类与规模效应和中国人辛勤工作的结果，也是欧洲日益丧失其创新能力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的结果，因此它正采取并将更多采取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举措（譬如对华电动车的不当高关税措施）。然而，中国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和欧洲创新力低迷将成为长期趋势，中国在经贸领域对欧洲的追赶将会日趋激烈，中欧经贸竞争也将日益激烈并长期存在。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中欧依然存在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原因在于中国和欧盟都是开放型经济体，并且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各自具有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双方又是彼此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对象，这些条件和内在需求使得双方不得不维持在经济领域的适度合作，有些方面甚至会深化合作。
因此，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与持续的合作需求会使双方在经贸领域形成高度的竞合关系，使双方不得不从紧张的经贸关系中维持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合作，在经济合作中又难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从而使欧洲成为典型的中国经贸领域的竞合者。
关键伙伴
第二，欧洲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的关键伙伴（partner）。
中国历来追求实现国际秩序的多极化。对中国而言，多极化意味着霸权国家力量的弱化，这有助于推动基于民族国家共同建构的、相互尊重主权平等的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塑造。同时，多极化也意味着国际关系民主化，它对提升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多极化还有利于中国作为重要国际力量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为国际社会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长期以来，欧洲被中国视作多级秩序中的一支重要潜在力量，中国积极支持欧洲独立自主发展，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欧洲并不赞同和支持国际秩序多极化发展，将多极化和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将削弱后者的地位。同时，欧洲也不想由此削弱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它认为通过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可获得大体免费的国防安全保障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但最近十多年来深刻的国际局势变化正挑战欧洲关于国际秩序的固有认知。尤其是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不再在安全和经贸领域积极承担支持盟友的义务。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都采取了诸多“损欧利美”的政策。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即将到来，欧洲试图依赖跨大西洋关系获得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给予的经济优势的前景不太乐观。随着美国对盟友利益的日渐漠视和欧美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追求欧洲“战略自主”。
欧洲“战略自主”意识催生了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转型意愿，也催生出对多极化的重新认识及浓厚兴趣。德、法领导人分别在2023年前后断言国际社会正走向多极化，并誓言欧洲要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支独立力量。
当然，欧洲对多极化的理解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也并未在欧洲内部形成了统一共识。但无论如何，欧洲的多极化观念已成为其地缘政治竞争理念中的重要构成，成为未来欧洲国际秩序的重要目标。尽管它会试图融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继续保持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但会通过坚持欧洲战略自主来赋能多极化秩序的塑造。在多极化秩序中，欧洲将成为多极力量的一极发挥作用，并在事实上削弱美国霸权地位。并且只有欧洲真正成为一极，使之成为一定程度上脱离于霸权的西方世界的独立力量，才能真正助力塑造国际社会的多极化。
因此，从宏观方面看，在实现国际格局的多元化和国际秩序多极化方面，欧洲和中国具有共同的目标的需要。其中，中欧共同维护联合国秩序和权威，以联合国为核心推进全球重要多边主义机构的发展和改革，也成为中欧建立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内涵。
利益攸关方
第三，欧洲是中国致力于全球问题解决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
尽管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已受到各种冲击，甚至有人断言逆全球化或慢全球化正成为现实，但全球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或其影响力在衰退。从表现形式上看，当前全球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治理相关的问题，另一类是与地区突发性冲突有关的问题，前者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广泛的地域影响，后者一般具有短期性、相对简单和地域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等特征。
由于长期存在的全球问题将损害包括中欧双方在内的全球各国利益，中欧对解决全球问题都具有共同愿望，也都积极支持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共同解决。目前，中欧已在治理相关全球问题上形成了不少共识与相关官方交流机制，比如在气候变化治理、维和行动、反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流行病防治、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都开展了常规交流或初步合作。但这类问题的解决并非能一蹴而就，中欧需做进一步协商和深化机制合作。
对于突发性地区冲突而言，中欧双方达成共识和统一行动的难度相对较大，但中欧作为全球性力量，以及中、法等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对解决地区突发性冲突具有宏观层面的共同利益，也具有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国际道义、责任和利益。如今，在解决诸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等地区冲突方面，欧洲都是中国的利益攸关方。这意味着双方都在上述问题中具有自身利益，也无法撇开对方而解决好这些问题。
谨慎和明智地处理对欧关系
目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都将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竞合者、塑造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关键伙伴与全球问题领域的利益攸关方。基于这三重角色，我国的对欧政策可以有的放矢实施。
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对欧三重角色定位之中，有关欧洲是中国经济领域竞合者的定位并不表示中欧经贸关系必然处于长期的竞争甚至冲突中。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中欧同处全球经济体系中，双方市场和产品竞争是经济活动常态和应有之义，并非洪水猛兽；另一方面，为使中欧日渐激烈的竞争不滑向冲突，我国应与欧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进行竞争领域的共同监管与协调，以促使双方经贸关系处于良性竞争状态。当然，我国应促使对方共同寻求潜在的、更多的经贸合作机会，以更多的合作对冲竞争（尤其具有冲突性的“竞争”）的潜在消极影响。
另外，如何使欧洲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关键伙伴，在行动上获得相互支持，将考验双方的外交能力。尽管目前各自都具有推动多极化秩序的意愿，但欧方能否愿意将中国视作其伙伴并不尽然。尽管如此，在推动欧洲一体化和促进其战略自主，促使其保持对外行动的独立性和能力，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一极力量方面，中国可以有所作为。对此，欧洲应不会真正排斥中国助推其成为一极所做出的努力。
作为中国全球问题领域的利益攸关方，欧洲与中国在许多具体案例中存在观念与路径上的差异，因此在寻求其合作时应重视这些差异，并在超越差异中找到合作的基础。从宏观角度看，中欧都没有地区称霸的意愿，也没有搞乱某些特定地区火中取栗的企图，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国际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共识和共同愿景，这为双方寻求合作和相向而行提供了条件。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在欧洲对华政策做出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欧洲在事实上之于我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的三重角色已日益显著，基于这三重角色制定我国对欧政策，将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在务实基础上实现稳定和健康发展，这既有利于中欧双方，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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