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古文献学术前沿讲座”迎来最后几次讲座。
从战国竹书《赤鹄之集汤之屋》到中古史志天象纪事，这门课聚焦中国古文献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成果，涵盖古籍的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规划等内容。
“古典文献专业一直被视为冷门绝学。”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海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早在1958年，北大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这个专业，1959年正式开始招生。
焐热一门“冷门绝学”需要多久？哪怕是今天，在本科阶段开设古典文献专业的高校仍然只有个位数。历经大半个世纪，这一“冷门”似乎还没有完全热乎起来。
2024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下设满学、简帛学、古典学等5个研究中心。据了解，该研究院致力于培养相关学科专业后备人才，已开设部分冷门绝学核心课程，并联合国内相关高校与科研单位，创立全国冷门绝学科教联盟。
距离真正的“焐热”，古典文献学及其相关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已逐渐吸引了更多目光与关注。
2018年7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献修复室里，古籍修复团队成员将一份修复效果不满意的民国30年古籍的破损书页放置在竹帘上，重新修复。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古籍专业人才一度“青黄不接”
作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教授，杨海峥给学生开设训诂学、中国古籍入门、中文工具书与典籍概要等课程。而39年前，她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
“之所以设立这个专业，一方面是要为出版社培养合格的古籍整理编辑，另一方面也是要培养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门人才。1959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专业并开始招生。很多同学毕业以后，会去中华书局等单位。”杨海峥说。
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北大仍是全国唯一一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古典文献专业在设立最初的20多年里，一直是一根断断续续生长着的“独苗苗”。
“作为中文系的三大专业之一，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自设立以来，每年都在招生，本科生招收30个人左右。这些年来，培养出了一大批特别优秀的人才。”杨海峥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刘蔷，是北大“古文献学术前沿讲座”受邀客座教授之一。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图书馆专业，此后一直从事相关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古籍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才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继续深造。
“因为我自己是做古籍整理工作的，所以就离古文献相关专业越来越近了。”刘蔷说。
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和古籍保护人才，刘蔷试着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古籍整理和古籍保护其实是“两个概念”。前者能够从出版、图书馆、古典文献学等相关专业输送人才，而后者涉及古籍修复，涉及一部分传统技艺，甚至还包括修书裱画的修复师。到了研究生阶段，二者会细分成不同方向。
“其实，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几所高校设有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如复旦大学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中山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而古典文献研究整理则相对更普遍一些。”刘蔷补充。
她的博士生导师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荣誉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据刘蔷回忆，安平秋曾用一条河流来形象地比喻古籍事业。安平秋提到，古籍事业就像一条大河，上游是古籍收藏和保护工作，主要由图书馆完成；中游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由高校和古籍研究机构承担；下游则是古籍影印和出版，主要由古籍出版社来完成。
“目前国内有专门的古籍出版社，比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都需要专业的古籍编辑来编审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稿件。”刘蔷解释。
用古委会副秘书长顾永新的话说，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献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日趋严重。
“之所以成立古委会，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就是鉴于古籍人才出现断档的问题。”顾永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时一度缺乏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尤其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出版社、图书馆虽然能招到人，但大部分时候，“招的人不一定专业对口”。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提到，整理古籍方面的专业人才“有许多分配不对口，有的需要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并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古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了部署。
1983年9月，教育部党组批准建立了古委会。据安平秋介绍，当时，古委会为了解决古籍整理研究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教育部的领导下，除了当时已经恢复招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之外，还在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记者注）、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后来，陕西师范大学也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这些高校先后加入古委会直接联系教学单位。
“时至今日，5所设立该专业高校共培养了本科生2900余人，同21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共同培养了硕士生6000多人，博士生2000多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起到了领军作用。”安平秋说，“在人才培养之外，古委会还组织队伍，加强研究机构建设，规划并支持学者进行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通过这40多年的努力，古籍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明显得到改善。”顾永新说。
202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冷门绝学”就这样一点点被焐热
自1983年成立以来，经过机构的陆续调整，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教学单位和科研机构，最终形成目前的19个研究所、两个研究中心和5个古典文献专业，共26家。
安平秋还提到，古委会还曾给基础较好的年轻学者办了一系列文献学讲习班，帮助他们较快地充实到古籍教学科研和收藏出版机构中去。1990年设立的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两年一届，至今已评选18届，共评出738名获奖者。据了解，该奖学金是国内文献学方面设置的最高奖项，文献学可以根据学科领域划分为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等。许多早期获得古文献学奖学金的博士，今天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名家大家，其中有些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承前启后。
如今，国内高校开设与古典文献相关的专业渐渐多了起来，大多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而在本科阶段开设古典文献专业的，除了北大、浙大等5所高校之外，河北大学2004年获批成立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北京语言大学分别于2003年和2006年获批文献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最近，北京语言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申请加入古委会直接联系教学单位并获批准，成为古委会的第六个直接联系教学单位。此外，内蒙古大学蒙古语学院也于2021年增设蒙古语授课的古典文献学专业。
古委会委员葛兆光是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在4年的本科生涯中，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考订这些训练，给葛兆光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这是站桩训练出来的内功，就不像花拳绣腿那样经不起检验。”葛兆光如今是复旦大学教授，也是古委会的副主任。
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介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是响应国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高端人才培养需求而成立的，就是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杨光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15年开始招收图书情报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2018年招收古籍保护科学硕士。相关专业的博士则是从2017年开始招收，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古籍保护与物理化学两个方向。古籍保护与现代技术结合，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与创新，为古老文献的守护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
研究院的古籍管理招生方向也在持续扩展。“今年新增博士生导师两名。明年计划招收考古学学科文献与古籍保护方向、传统写印材料与古籍保护方向、化学学科高分子材料与古籍保护方向各两名。”杨光辉说。
复旦大学图书情报专业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2023级研究生武士勋选择学习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不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出于长期的喜爱”。这个年轻人从小就对书籍很感兴趣。在学校附近的旧书市场，他注意到，这些旧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或纸张发黄变脆，或书脊损坏掉页。
“我很心疼它们，但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想，自己立志于学习古籍保护与修复梦想的种子，就是在那时种下的。”为此，武士勋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复旦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的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
从2015年到2024年，10年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一共招了168名硕士研究生，其中3名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另外还招了20名古籍保护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图书馆，还有上海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等单位工作。
在杨光辉看来，要想解决古籍修复师后继乏人的问题，首先要靠国家及各级政府重视，靠全社会合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其次要靠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落实各项保护条件，从保存条件改善到修复保护人员编制，都应予以制度化保障。
“目前，本科及专业硕士人才已有一定基础，建议开设专业博士门类，解决人才培养天花板问题。”杨光辉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杨光辉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硕士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就读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毕业后，他留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从事古籍保护和管理工作，“30年来基本就是做与古籍相关的工作”。在他看来，古籍工作“需要多年甚至一辈子的投入和积累”。
“对于年轻人，希望他们有颗了解古代文化的赤子之心，甘为保护古籍、保存文化遗产和人类记忆作出贡献，为实现自我价值、完成保护古籍的使命而积极投身古籍保护事业。”杨光辉说。
杨雪珂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第一届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如今留校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供图
科技发展让老专业有了新加持
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日益重视，古典文献专业也逐渐焕发了新生机。刘蔷特别提到了2007年国家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及随后设立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这些举措对古籍的普查、定级保护以及修复师的培养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她说。
在谈到古籍保护与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时，杨光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古籍修复师的培养上，采取了“内外兼修”的模式。
据杨光辉解释，所谓“内”，就是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通过开设古籍保护科技基础、古籍修复实践等专业课程，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古籍保护理论知识。而“外”则是指实践锻炼，学生有机会进入实践基地学习，接受行业导师的指导，亲身参与古籍修复工作。
这种“师带徒”的形式，不仅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行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拓宽眼界，更在实践中锻炼了他们的修复技能。
武士勋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导师授课时都是亲传亲授，“手把手教学”。课程涵盖古籍修复、古籍编目、科技保护、书画装潢、书画临摹、刻碑拓印、数据库建构等诸多方面，这让他“感觉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既学习到了古籍保护的理论知识和科学原理，又动手实践了各种修复方法”。
“有时候，为了完成一本古籍的修复、一卷书画的装裱，我们会在工作室连续加班到深夜，但是大家却不感到厌倦，而是成就感满满。”武士勋说。
“古籍保护工作是对传统手工技艺和人类记忆遗产的保护。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启后，已打下很好的基础，未来只要在科学实验室方面加大投入，使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古籍保护事业中来，古籍保护事业前景光明。”杨光辉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刘蔷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古典文献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探索人类文明的奥秘和智慧。
近年来，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古籍和古典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提到，自己的很多学生会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仿真古籍、参与拍卖会或在线交流等方式来接触和了解古籍。
“我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喜欢吧，他们肯花一点钱买古书，去研究它、欣赏它。”刘蔷说。
对于古典文献专业的未来发展，刘蔷充满了信心。她认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古典文献的研究和利用也将迎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手段可以为古典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她说，“同时，我们也需要培养更多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人才，推动古典文献专业的持续发展”。
当前，高校古籍工作正站在传承与创新的交汇点上。古委会秘书长卢伟也提到，古委会非常重视古籍数字化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委会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的3个研究所布点用电脑编纂《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同时在东北师大、上海师大布点用电脑储存古籍、校勘古籍。”卢伟说。
古委会以北京大学人文社科数智化基地为抓手，统筹协调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教学研究机构共同建设高校古籍数智化实验室，从高校馆藏古籍资源数字化和古籍智能开发利用等多个方面，推进高校古籍数字化工作，利用最新高科技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把古籍整理研究和保护利用有机结合，打造“高校古籍数字化平台”，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助力全国古籍资源汇聚共享，开展古籍智能化研究和实践。
卢伟强调，古委会今后也将“加强古籍保护利用和数字化中心的工作”，让古籍文献得到更全面、系统地保护和传承。
“近年来，北大在学科建设上有了新的举措，如跨学科合作，用数字化、数字人文等方式，补充传统古文献学整理和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在改变，例如与智能学院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完成古籍整理校勘等工作，提高效率。”杨海峥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她提到，与自己39年前刚入学时相比，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都“有了很大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古籍整理的新方法、新理念乃至新的知识，都被贯彻到新的教材和教学过程中，与时俱进。”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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