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华谈十九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及微观史写作

刘永华（章静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书《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讲述了发生于十九世纪徽州一个普通乡民的生活世界的故事。在细致解读这个主人公及其家人留下的长达四十年的日常行事纪录的基础上，以其生命历程为经，生活世界为纬，全面再现了这个世界的不同面向——从农田耕作到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重估那个时代乡民生活的实际境况及其变动，为中国史领域的微观史研究提供一个具有一定典范价值的作品。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刘永华教授谈到了本书长达十六年的研究、写作思路，将这种糅合微观诠释、整体史分析与民族志方法的写作方式称作“个体层次的整体史”。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刘永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2月版，544页，98.00元

您这部书的核心材料是排日账，能否先介绍下什么是排日账？它包含了哪些主要信息，使您能够重建程允亨三代的生活世界？

刘永华：没错，这部书是在解读排日账的基础上写成的。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这部书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文书解读作业。这是玩笑话，不过本书的研究工作，确实是围绕一组排日账的解读展开的。

程允亨所记排日账

不到二十年前，还没人知道这种文献的名字。首次发现这种文献的学者称之为“农民日记”。2007年我在徽州跑田野的过程中，才弄清了在婺源当地，它们被称为“排日账”。排日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文献类型。从形式看，它们登载了记录者每天的收入与支出，这一点类似于常见的家用账。不过与家用账不同的是，它们还记录了每天的天气、记录者及其家人（主要限于男性男人）的行事等信息，这又使它们看起来与日记相近。只是排日账只记录日常行事，所记内容通常就事论事，基本不涉及记录者的内心感受、态度与看法。排日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们多出自没有功名的普通民众之手，是这一阶层生存状态的“实录”。二十世纪前，直接记录普通民众生活的史料本来就不多见，更不必说出自他们之手的文字，故而这些文献是了解他们生活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近些年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集及学者的研究中，已先后公布、讨论了不少排日账，我在徽州跑田野过程中，也陆续搜集到一些排日账。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材料内容比较零散，通常仅有一两年的记录；或出于私塾学童之手，史料价值有限。相比之下，本书处理的排日账，有几个较为独特之处：它们来自同一个农户，记录者姓程，为祖孙三代；所涉时间较长，记录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即鸦片战争两年前，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义和团运动后一年，跨越了晚清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中间有二十余年的空缺）；大都出自成人之手，记录相对翔实，十三册排日账共计三十多万字。这就为我们重建十九世纪中国农户的生活世界及其变动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微观史的写作近年来比较盛行，《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也被认为是一部微观史著作，您能介绍下自己的写作思路吗？

刘永华：微观史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一个史学流派，也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其兴起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流派的研究取径与书写方式，有别于当时在史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学年鉴派，对西方史学乃至人文社科研究都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国史领域有意识的微观史写作总体起步较晚，不过近些年来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这种研究的短长，不同学者见仁见智；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待观察。不过我认为，不应排斥微观史方法，故而在开展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借鉴了微观史的一些方法。

我之所以选择微观分析的取径，首先跟我处理的材料有关。本书解读的排日账，主要记录的是与程家有关的信息，体现的是程家自身的视角。换句话说，它们对应的层次是个体和家庭。我们自然也可以各取所需，择要利用里面记录的信息，去讨论十九世纪乡村经济和社会的某一面向。但如果想要正面解读、妥贴利用这组文献，那么，围绕这个家庭或其中某一成员，展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最为合适的。

当然还有更具体的原因，最重要的理由有几点。其一，我同意意大利、法国微观史学者的看法，通过调小观察尺度，有可能发现宏观、中观层次难以观察到的事实。其二，我认为个体视角有助于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观察社会，从而提供一个有别于目前偏重从群体、组织观察社会的主流做法的取径。此外，个体视角还可以提供个体对历史进程的体验，呈现这种体验对于践行人文主义是有意义的。

不过如何进行写作，却颇费了一些思量。微观史早期的三部经典，各有各的写作路数。《马丁·盖尔归来》有较强的叙事色彩，《蒙塔尤》的叙事色彩则弱得多，《奶酪与蛆虫》算是介于两者之间。它们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式，我想既取决于它们处理材料的差异，也跟各自探讨的主题相关。我在处理排日账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些文献包含的信息，也许更适合选择《蒙塔尤》的写作方式，但又有所不同。《蒙塔尤》处理的信息，来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牵涉蒙塔尤的诸多村民；而程家排日账提供的主要信息，是有关程家家人自身的，其他村民的信息则比较单薄。同时，排日账所涉时间，要长于《蒙塔尤》。

我也试图从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吸取灵感。民族志秉承人类学的整体主义关怀，致力于呈现所涉文化的不同面向及这些面向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一点上，民族志的写作手法，与年鉴派的整体史方法实有某种共通之处。我平日喜好阅读民族志书籍，对其写法有具体的认知，这也在有意无意中影响到我的写作思路。特别是人类学的生命传记，在展现生命史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和思考，书中提到的“史中史”一语，便出自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撰写的一部生命传记。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是林耀华先生的《金翼》。这部名著的主要叙事策略，就是以主人公生命历程的展开过程，推进对社会生活面向与重要历史进程的阐述，这一策略对本书的写作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金翼》书影

我最终选择的写作策略，试图糅合微观史、整体史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具体做法是，以本书主人公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为经，他的生活世界为纬，以此重建程家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在写作过程中，我尝试兼顾两个面向。一方面，系统呈现程允亨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举凡生计活动、饮食穿着、人际关系、仪式实践、时空观念、读写能力、与衙门代理人打交道的方式等，都进行了专门讨论。另一方面，细致呈现程允亨从出生到成婚，从分家到去世的生命历程，并在他的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中，穿插论述个体生命史与重要历史事件、王朝制度和长时段历史进程之间的交错关系。我将这种糅合微观诠释、整体史分析与民族志方法的写作方式称作“个体层次的整体史”。

您这部书是基于个体层次的经验事实呈现的整体史，从排日账零碎的信息到整体史的呈现，在整理、研究及写作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您是怎么处理的？

刘永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多说几句。

从2006年初次接触到程家排日账，至2022年交稿，这部书的研究与写作前后进行了十六年。虽然在这十六年当中，我还开展了不少其他方面的研究，不过在这项研究上面确实投入了不少心血。这项研究之所以如此“旷日持久”，主要与材料的解读难度和个体知识的限度有关。

为了系统处理这些文本，我采取了田野考察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在拿到材料的第二年春季，我就前往徽州进行考察。根据材料自身提供的信息，我断定它们来自婺源北乡的沱川地域。从厦门乘坐不同交通工具辗转抵达沱川后，我访问了当地几个程氏聚居的聚落，最后确定程家居住的聚落，是一个位于大山山麓的小村上湾，这个村子毗邻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理坑。我在小村遇见的第一位程氏族人，就是程允亨的曾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我询问他祖父的名字，他的回答是“同仓”。由于他的婺源口音较重，我再次询问后，才确认他提到的人是程允亨的儿子程同仓。通过这次巧遇，材料的来源地得到确认，这为开展进一步的资料搜集与解读工作提供了新起点。

后续的田野考察活动，主要是以排日账为指南，全面考察沱川盆地的大小村落，继而追随程允亨及其家人的足迹，探访他们经常前往的那些市镇、村落，如婺北重镇清华，位于婺源、休宁界邻地带的市镇溪口，婺源西乡重镇赋春，清华附近的石灰产地长林，程允亨儿媳的娘家大连，程家朝山进香的齐云山等地。随着考察的开展，程家的生活环境和场景逐渐清晰起来；对排日账语焉不详的一些重要事项，如婺北地域水旱地的开垦与利用，程家经常造访的聚落的社会经济状况，沱川各聚落的祠堂、寺庙，沱川地域的仪式活动等，也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在清华一位老人的鼎力帮助下，还确认了排日账提及的多数村镇的地点及其距离上湾的远近，这就为重建程家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在考察过程中，还搜集到几种重要文献，如沱川余氏的宗谱、大连的鱼鳞图册等。前者的发现尤为重要，余氏宗族是沱川最重要的宗族，与程家的关系异常密切。这套宗谱的寻获，为了解沱川余氏宗族的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不过，与此前出版的《礼仪下乡》一书（英文版、中文版分别出版于2013年、2019年，主要研究工作完成于2001-2002年）相比，本书的写作更依赖案头工作。排日账所记每日行事，总体来说相当简单、零碎，直接摘引行事内容撰写文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思考如何利用这些文本，费了不少心思。我发现，这些材料虽然简单、零碎，但其基本信息是重复的，一些行事日复一日地被记录下来。从这种重复的记录中寻找结构，是年鉴派系列史著作最擅长处理的问题，可以借鉴。随着解读的推进，我逐渐将研究聚焦到排日账所记的地点、行事与人物这三个事项上，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三组数据。

对地点的分析是最早完成的，这项专题研究受到了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生活空间研究和人文地理学的行动空间研究的启发。稻田利用近代日记中的地名信息，重构江南一个地主的生活空间。在稻田和地理学研究的启发下，我系统搜集了排日账中的五百多个地名（扣除重复地名，实际地名三百多个），并有幸在婺北几位老人的协助下，在地图上确定了它们的位置，这样就画出了程家的行动空间。接着，统计了这些地点的出现频次，从出现频次了解哪些地点对程家比较重要。通过具体考察程家在这些大大小小聚落的行事，可以了解它们对于程家生活的不同意义，这就赋予程家的生活世界一个空间维度。最后是通过估算不同地点出现频次的变动，分阶段讨论程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借助这个方法，我们重建了程家生活世界的空间维度，这个方法还为探讨程家生计模式的变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这个专题2009年就已基本完成，不久之后写成了专题论文，这是利用程家排日账写成的第一篇论文。不过文章的发表遭遇了不少曲折，印出来时已经是2014年了。

清华老街

第二个专题是对排日账所记行事类型的分析。这个分析的早期工作，记得是2011年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完成的。我的做法是，系统搜集账中记载的近一万九千条数据，将之分为各个小类。接着统计不同类型的行事数据及其所占比例。最后分阶段观察这些数据的变动趋势。这一专题接续了从行动空间研究中获取的认识，结合国际性、全国性和区域性等因素，对不同时期程家的生计模式进行了正面考察，进而思考了其生计模式变动的逻辑。这项成果也于2015年发表了。

对账中所记人物的分析，是最费心、处理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这是因为人名多有重复，而且不少人物与程家的社会关系不太明确。由于程允亨所记排日账中人物信息相对齐备，我将统计范围限定于这部分文本，但就算缩小了统计范围，我处理的人物仍然多达六百多位。为了排除重复的人名，更重要的，为确定这些人物与程家的社会关系，我搭建了一个小型数据库。通过这种方式，程家的人际关系圈子重建起来了。库中根据类别提供了每个人物与程家的社会关系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信息，特别是互动频次和内容。根据排日账自身的分类，我将程家的人际关系分为宗亲、姻亲、朋友、邻里和熟人五大类型，统计了分属这五大类的人物与程家之间的互动情况。这组数据做下来，对程家排日账行事记录的分析才算基本告一段落。

排日账记录中，另有一类信息，就是每天的收支信息。对日常行事记录的分析，是将非数据性信息转化为数据；而排日账所记数据，则必须经过评估、修正、增补，转化为相对可信的数据。本书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对不同时期程家福利比率的估算。福利比率是近年来经济史用以估算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具体来说，是指特定个体（或家庭）收入与维持生存所需费用之间的比值。比值越高，显示生活状况越好。福利比率的估算，有待于全年收入（也可以折为日收入）及维持生存所需食物、衣服等费用总和的估算。为了了解程家生计状况的发展走向，对其生计费用的估算，还牵涉几个不同时期家庭人口数、粮食总产量等数据的估算，而粮食总产量的估算，又涉及其不同时期耕种的全业地、租种地各自的收获量、租额等，总之相当繁琐。收入方面的估算也不容易，主要原因是记录时有遗漏。我还对程家的消费结构进行了估算。由于排日账记录的消费信息到了光绪朝后期才相对完整，所以我只做了四年的统计。此外，我还重建了婺源北乡一带历年的米价和茶价。由于排日账记录不够周详，书中估算的数据谈不上非常精确，不过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相对明确地了解从鸦片战争前后至义和团运动前后程家生活状况的大致走向。从读者的角度看，书中有些章节的论述使用数据较多，可能或多或少影响了阅读感受。不过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用数据说话，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

剩下的部分，主要是借助传统的史学方法，来处理相关信息。书中对劳动安排、饮食穿着、家庭生活、乡村组织、宗教仪式、时空感知、读写能力及农户与王朝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都是通过拼合相对片段的信息，用叙述的方式写成的。

除了排日账处理难度较大，在解读材料过程中也遇见知识短板的问题。我不满足于搞几个专题研究，要求自己尽可能系统地利用材料所提供的不同方面的信息，重建程家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在此过程中，不时遇见知识准备不足的问题。比如，我的主要学术训练是明清史，而十九世纪中后期属于近代史范围，故而不少知识要补课。我在研究生时代受过社会经济史的训练，但由于后来研究重心转移到区域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有所荒废。为了解读这批材料，不得不“重操故业”，重新拾起社会经济史。在估算生活水平时，基本上是一边读材料，一边学习。其他如18世纪以后的海内外茶叶贸易、明清时期的徽州乡里制度、人际关系研究等问题，差不多是从头学起。总之，“补课”耗费了大量时间，也是这项研究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体现了个体生命历程与历史进程的结合，鸦片战争前后全球市场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等，在程家三代的生活都产生了直接、间接的影响，您能具体举例说明吗？

刘永华：前面谈到，本书借鉴了《金翼》的写作策略，即个体生命历程与历史进程相结合的方法，其目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结合历史进程理解个体的生命历程，从个体生命历程观察历史进程对普通民众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发现宏观、中观分析难以洞察的历史进程。

第一方面的工作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常常谈到英雄与时势的关系，程允亨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人物，但他的命运与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晚清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曾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他的生活。太平军占领徽州长达十年之久，他们与湘军和地方团练等武装曾长期在徽州展开拉锯战，这些战事直接闯入程允亨的生活世界，对程家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二，太平军进攻沱川附近的一处隘口，程允亨的父亲程发开头一天被派去守隘口，幸好他防守的是另一个隘口，逃过了一劫，而初一去守那个隘口的本地团练武装几乎全军覆没。从排日账的记录还可以了解到，随着战乱的开始，徽州本地的粮价也逐渐攀升，作为缺粮家庭，程家的生活肯定受到很大的冲击。可惜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的排日账没有保存下来（或是没有记录），我们对兵燹后期程家的生活状态所知不多。和太平天国运动相比，义和团运动对程家生活的影响更为间接。书中结合1900年前后上海茶市动向和程家出售茶叶的遭遇，推测了义和团运动给程家可能带来的影响。运动导致当年上海茶市出现扰动，而这可能引发婺北地区茶市的波动。从排日账可知，这一年程家售茶过程一波三折，起初茶没卖成，卖出后又未能收到购茶款，这些情况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背后的原因，我想可能就是义和团运动带来的茶市扰动。由于没有收到茶款，加之此前程家因办理婚丧礼仪负债累累，程家一时出现了生计危机。债主带人上门讨债，抬走程家的猪，程允亨只好将布料、池鱼等拿去变卖，甚至将房子出典与人。

咸丰七年五月初一日，程发开被派往当地查木坑做乡勇

影响程家生活的，不限于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悄悄发生的历史进程，也潜在影响着这个农户的生活。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海外茶叶贸易扩张、海内外茶市的整合，就对包括程家在内的东南山区茶乡农户的生活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茶叶生产原本在程家生计中不太重要，不过随着茶叶贸易的扩张，程家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就介入茶叶生产，茶叶逐渐成为其最重要的一项现金收入，每年程家可以从中获得三二十至四五十个银元的毛收入，为程家三代人盖房、娶亲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对程允亨生命历程及其生活世界的考察，还为了解十九世纪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些新认识。对于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的商业化进程，学界已经有了不少讨论，不过这个进程如何展开，我们了解得不够多。细读排日账可以发现，程家在鸦片战争前就已介入茶叶贸易，不过他们的介入方式比较有趣。在茶季开始前，程发开挑着猪肉进山，去交换山民的茶叶。茶季开始后，他们进山收茶，再挑回沱川出售。物物交易与国际茶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就随着商业化过程的展开内在联系起来。从来自海关报告等来源的贸易数据看，十九世纪海内外茶叶贸易的扩张，可能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茶叶生产的行列，不过农户如何应对这个过程，从海关数据中是看不出来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将观察的焦点从大都市切换到像沱川这样的茶乡。通过分析排日账我们发现，茶叶生产对程家生计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不过除了投入茶叶生产外，程家还利用各种方式谋生，如贩卖食盐、山货、鱼干、挑担等。在家庭规模最大的时期，程家在继续从事茶叶生产的同时，还投入大量劳力进行垦荒活动。这扩大了程家自身控制土地的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主要是玉米产量），在解决缺粮问题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苦竹山，程家最大的茶园就位于此地

对程家生活世界的细致考察，还为我们观察十九世纪社会关系与地域秩序的动向提供了新线索。十九世纪的商业化如何影响社会？在宏观的层面也许难以观察，而当我们将观察层次切换至微观层次，一些动向变得逐渐清晰。我们发现，随着茶叶贸易的扩张和山地的垦殖，程家对租佃关系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使程家在家庭规模扩大的同时，得以减少了租入土地的面积。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需要雇用茶工，这就在程家与茶工之间形成了季节性的雇佣关系。由于本地茶工供不应求，不少来自江西等地的外地茶工进入程家的生活世界，本地人与外地人接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出现了，茶乡的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元。茶季对劳工的需求，还为本地妇女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她们的私房钱可能有所增加，她们在当地小额借贷市场中的地位也可能有所提高。商业化及相关进展，还对程家的人际关系带来影响。从各种买卖中获取的收入，被用于盖房、娶亲，这为程家进行人际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礼物在亲友之间流动，或加固了原有的关系，或缔造了新的关系。围绕盖房的整个过程，程家的人际圈子空前扩张，与各种工匠之间的互动变得十分频繁。生活条件的稍有改善，还使程家有可能与当地医生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地域秩序带来一定影响。从商业化过程中受益的一些佃仆（徽州一个地位较为卑贱的身份群体），可能获得了挑战大族权威的契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产业纠纷和冲突逐渐增加，地域秩序出现了有所动摇的迹象。如果不切换观察层次，我们也许难以系统、明确地观察到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动向。

在思考生命历程与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通过结合这两个不同的观察层次，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加立体、鲜活，也更加符合生活的情理。普通民众不再是历史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固然不少进程发生在他们的意识之外、也超出了他们的掌控，但通过他们的决策，他们也在有意无意间介入历史进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从这种意义上说，实际发生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生命史与大历史相互“交错”的结果。

“十九世纪”跨越了我们通常认知的明清-近代的时段界分，通过程允亨的故事，对于“传统”“近代”或者说“近世”“现代中国”等概念有怎样推进的、丰富的认知？在程家的生活的不同面向中，我们看到十九世纪的“变”的方面，如“生计模式的调整”“生活水平、商业化和交易形态”诸章；也看到一些“不变”或变化较细微的方面，比如“关系与人情”“时空感知”“进香、治疗与娱乐”各章，如何在这种变与不变中准确把握历史的脉络？

刘永华：随着排日账解读的开展，如何定位程家生活的时代，逐渐成为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什么时代属于“近代”，目前学界仍有不少争议（“近世”的内涵要稍微明确一些，一般认为始于宋代，但讫于何时也有争议）。有的认为始于明末，有的认为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教科书的说法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这些争议，我相信以后还将继续下去，因为每个人对“近代”的理解可能各不相同。我在重建程家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使用“晚清”“清代中后期”“十九世纪”还是其他表述方式。程家排日账的记录始于鸦片战争前两年，故而所涉时代无法完全被纳入教科书的“近代”范围。更重要的是，如果将视野限定于这个范围，我们将难以理解程家生活世界的一些层面，因为这些层面的基本结构，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也不始于十八世纪末，而是可以上溯至更遥远的过去。更妥当的方法，也许是将这些概念暂时放到一边，去正视程家生活世界不同面向的“变”与“不变”。

在思考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三时段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根据演进的节奏，布罗代尔将史学考察的时段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与各种事件相关，它们没能产生深远影响；中时段与社会经济周期相关，形塑着我们的生活；长时期则是主要是地理层次的结构，其变动速度非常缓慢，以致难以感知，但限定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这个理论是在六七十年前提出的，现在回顾这个理论，无需太过拘泥于布罗代尔在三时段与历史对象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而是要充分领会理论背后的时间辩证法：我们生活中的不同面向，并非仅以某一节奏在变动，而可能是各有不同的节奏。就程家的生活世界而言，有些面向变动节奏较快，以几年、十几年为单位；有的则比较缓慢，以几十年或一个世纪为单位；有的则难以察觉，以若干世纪为基本单位。如果以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为尺度，这些不同面向就显示出了“变”与“不变”的属性。

在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中，除了世代更替不断发生外，一些面向也出现了变动：经济方面，生计模式有所调整，生活水平时有波动，商业化也在曲折推进；社会方面，社会关系对时代变动做出了相对敏感的反应，人际关系出现新动向，人际圈子有伸缩；乡里制度方面，图局权力有所扩张，乡约的显示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在我们讨论的时段内，有的面向变动较为细微，或是难以察觉，如宗族和村落、时空感知、宗教仪式等面向。时空感知、宗教仪式属于文化层面，对时间有较强的抗拒力，是可以理解的。宗族与村落是社会组织、群体，其结构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比如宗族组织在徽州乡村社会中确立其地位，保守地说，是在明代完成的，此后在结构层面不易看到明显的变动。仔细观察之下，同一个对象，比如社会结构，不同层面也可能显示出不尽相同的变动节奏：社会组织可能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关系则对时间较为敏感。

总体而言，“传统”“近代”等概念仍有一定价值，或许三五十年之后，我们仍然无法摆脱这些表述。对历史进行断代，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概念和分期，不应成为我们思考的包袱。从本书处理的主题看，我们有必要搁置类似“传统”“近代”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方式，也必须突破断代的界限，不然就可能会出现削足适履的问题。我觉得尤其需要抛弃的，是那种线性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转而从更立体、多层次的视角，来把握我们处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脉络。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也许历史发展的线索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但呈现出来的历史，却更贴近现实世界的实态。

您的工作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是重建程家的人际关系，从而在宗族、村落的组织视角之外，从对明清乡村社会形成更切近的定位和认识。能具体谈谈这个新视角的意义吗？

刘永华：本书之所以采取微观分析方法，一个考虑是在不放弃组织、群体视角的同时，尝试从个体或家庭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这一点认识似乎不难获得，因为毕竟人际关系研究在“二战”前就已开启，此后社会网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推进，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不过就我自身而言，这是在解读排日账的过程中逐渐悟出来的。

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学者对人际关系就颇为看重，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都是如此。“二战”后，功能主义对中国社会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群体、组织的视角逐渐大行其道。从宗族、市场圈、祭祀圈到族群问题的探讨，大都优先考虑群体、组织视角（不过市场圈的出发点相对特殊，比较重视人际互动问题）。我在研读人类学著作时发现，宗族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弗里德曼，与网络研究的早期倡导者、实践者巴恩斯（J. A. Barnes）其实有过交集，但他当时似乎没有注意这一方法所能带来的学术改变（当然这也跟他处理的问题不无关系）。至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兴起之初，这种偏重群体、组织的视角，便进入社会史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视角。我自己也是在这个传统中接受学术训练的，直至今日还深受其影响，毕竟群体、组织对于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上湾程氏宗祠善庆堂

然而，我在解读排日账过程中，遭遇了一个问题。排日账记录的是一家农户男性成员的日常行事，包括丰富的社会信息，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程家与不同类型的人物打交道的信息，而有关所在乡村的宗族、村落方面的信息则要少得多。要是我只关注这些群体、组织，那么材料中记录的丰富的人际交往信息，就被当作“边角料”丢弃了。所以我问自己，如何正面看待这些经验事实？这些事实之所以被漠视，是因为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这开启了我对“来时路”的某种反思，即在体认上述经验事实重要性的同时，审视自身所处学术传统的局限，以此求得对中国社会的新认识。我意识到，以往许多研究忽视这些事实，与主流的观察角度不无关系，看来有必要调整视角，将关系和人情摆到观察的中心位置。

但是这个工作谈何容易。不只因为工作涉及的人物比较多，更是因为推进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也困难重重。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多少有点新意的，可能是对宗族组织的“解构”分析。书中尝试从一个普通族人的角度，思考宗族的意义，宗族影响族人生活的方式，以及乡村生活中宗亲、姻亲、朋友等不同关系互动方式的差异等。现在看来，在一本重建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的书中，讨论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圈子确有必要，但如何讨论得更精彩、更深入，则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这牵涉到很多问题：如何开展人际关系的史学研究？如何对这些事实进行概念化？如何评估此类研究的学术贡献？跟群体、组织相比，人际关系研究遭遇的困难似乎要多得多。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要理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视角和群体、组织视角两者不可偏废；而且如果我们认可民国学者有关中国社会的真知灼见，那么关系视角可能更适合用于观察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台湾地区学者王崧兴所说的“有关系无组织”格局的出现，本身就很值得深思。从这个认识出发，也许可以触及中国社会有别于欧洲的结构特征与演进脉络。这一格局的延续，也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可能关系到中国社会体系的未来走向。

您在书中有一章讨论程家的读写能力，即所谓“功能性识字”，我们如何看待清代民众的识字能力？

刘永华：由于读写问题处于社会文化史较为核心的位置，我对历史上民众读写能力的兴趣，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比较系统地去思考，是近十年的事。在处理地方文化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如果要讨论普通民众的文化与认知，读写能力大概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同时，我在闽西四保地域的考察经历也经常提醒我，文字在乡民生活中的地位，可能比我们了解的要重要得多。所以，在厦门一个会议的闲谈中和几位朋友聊到，是否存在一个文字进入乡民生活的进程。当时我们借用了费孝通《乡土中国》中一个篇章的标题，称之为“文字下乡”。这当然不完全是费老的本意，而是一种挪用。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书中开展的工作，不过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

“功能性识字能力”，是“二战”后西方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各种扫盲计划的核心理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被引入明清民众识字问题研究。和对读写能力的原有认识相比，这个概念提请学者注意过去为人忽视的读写能力，即普通民众在处理社会生活事务中所涉文字材料的能力。这就将读写能力与社会生活而非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强调了读写能力的日常功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调低了读写能力的门槛。可惜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众识字问题研究，特别是民众识字率问题研究，进展不大，不少工作还有待推进。排日账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为我们思考清代民众识字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一方面，“识字”内涵的理解。目前学界对何为“识字”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认两千字以上才叫识字，有的则说掌握几百字就算识字。排日账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我认为，这些出自普通民众之手的文本，是他们习得的识字能力的一种外在体现；而且这些文本延续了数年乃至数十年，内容牵涉生活世界的不同侧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书写者的读写能力。因此通过统计这些文本使用的单字，可以较为准确地推导出他们的识字能力。在温海波博士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对程家排日账的单字分析。统计显示，程家三代中，程允亨识字最多，使用过单字一千六百七十五个；程发开居其次，使用过八百二十二个单字；程同仓比祖父稍低，使用过七百三十八个单字。从排日账还可了解到，程同仓仅念过四年私塾，还是一个有点贪玩的学童。这说明，读过四年书，就可以掌握七八百字，习得记录日常行事和处理来往账目的能力。此外，我还思考了他们识字能力的局限问题。程家三代中，以程允亨识字能力最强，我便以他所记排日账为材料，对他留下的陈述做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观察到，在处理头绪较多的事情时，程允亨的陈述出现了语法问题，前言不搭后语，他的文字驾驭能力似乎已经接近极限。

另一方面，乡民生活中文字的渗透深度及读写的功用。排日账还为我们了解乡民生活中文字的渗透深度提供了不少线索。“功能性识字能力”这个概念，强调文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文书类型（简称为文类）为媒介的。排日账不仅记录了程家生活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文字材料，而且还夹带了一些书写实物。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字材料已经进入程家生活的不同侧面：户籍管理和赋税方面有实征册、鱼鳞图册、税票，经济与法律事务方面有账簿、商业票据、契约，社会方面有族谱、碑刻，民俗与宗教仪式方面有对联、签诗、命课等。特别是记账，作为他们维续自身读写能力的一个基本办法，已成为程家三代每天必修的功课之一。此外，我们可以确定，程家会到商铺买通书，程允亨可能还阅读、抄录过命理、风水等方面的书籍。这些材料从侧面说明，念过四五年私塾，便有可能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字材料，并有能力阅读一些难度不大的书籍。最后，大量文字材料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频频出现，体现了文字在民众生活中已变得相当重要，这可以视为长达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文字下乡”进程的一个结果，而程家这个个案，不妨说提供了近代普及大众教育前夜乡民与文字密切互动的一个例证。

齐云山签诗（右侧书“允亨签”）

当然，有关“文字下乡”问题，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开展，比如如何重新估算明清各地的民众识字率，如何重建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以及如何认识这一进程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目前，这些工作正在逐渐推进中。

对于中国十九世纪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很多著名的理论模式，比如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等，可是通观程家的经历，与这些理论似乎都不太容易接榫，您怎么看？

刘永华：本书的主要宗旨，是重建十九世纪一个普通农户的生活世界。此前，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工作一直没能开展。排日账这种出自普通乡民之手的材料，为我们开启这个工作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当然，在有必要的场合，本书也尝试适当与学界的一些重要理论展开对话，你提到的这几个理论就是例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海外学界相继提出了几个有影响的理论，伊懋可、黄宗智、彭慕兰三人的理论，就是相继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提出来的。简单来说，三人思考的核心问题都是人与资源的关系，即有限的资源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关系。伊懋可侧重思考的是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如何导致市场的狭窄、资本积累的匮乏及技术的停滞。他认为从十四世纪起中国就进入“量的增长，质的停滞”的发展僵局。黄宗智主要探讨的是清代以来的小农经济如何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自我剥削”，继续在土地中不断追加劳动力，导致“内卷”格局的出现。而彭慕兰的研究，更多是在比较中、欧乡村经济的基础上，阐明内卷困境可能同时存在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两地在生活水平、制度安排、要素市场等方面互有短长，英国经济出现突破性进展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他的立论，比较倚重荷兰经济史家德弗里斯的“勤勉革命”说，而后者的理论受到日本学者速水融的启发。上述几个理论影响很大，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由于史料和个案自身的局限，本书难以与这些理论展开正面对话，不过程家的个案还是为我们反思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些较为确切的线索。从徽州的总体情况看，农田的精耕细作程度并不很高，程家除了耕种自有、租入的土地，还投入不少劳力开垦荒地，以求提高耕地面积，农户将劳力持续投入一块农田之中的“自我剥削”情况没有出现。同时可以看到，他们的劳力在农田耕作之外，还有其他的出路：他们投入许多劳力进行茶叶生产，他们还贩卖食盐、山货及各种小商品，并从事挑担等活动。因此，他们无需“自我剥削”，也“卷”不起来。这些情况，多少都有别于伊懋可、黄宗智的说法。此外，尽管我们难以把握程家与市场关系的总体走势，但可以确认的是，程家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强，他们日常使用的不少物品，从大米到食盐，从布料到农具，是从市场购买的，如程家的口粮有将近一半来自市场。程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畜力所起的作用很小，更无法看到人力取代畜力的过程。这些情形与速水融观察到的勤勉革命进程不同；不过程家与市场的关系，与德弗里斯提出的勤勉革命说有一定契合之处，只不过这些证据过于薄弱，还不足以得出明确的认识。

在有必要的场合，本书还试图与其他一些理论和看法展开了对话，如乡民生活水平、乡村社会结构和读写能力问题。不过总体而言，本书并非一部论文集，其主要使命也不是论证或批评某一个理论。要是日后本书有幸能够传诸后世，那么也许不是因为书中提出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说法，而是由于本书比较细致地挖掘了排日账记录的信息，在重建十九世纪一个乡民的生活世界方面下了一定功夫。

好的，就谈到这里。感谢你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