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诗人、学者戴潍娜推出新书《学坏》，书中，她选取鲍勃·迪伦、普希金、乔伊斯、波伏瓦、玛丽莲·弗伦奇、伊藤诗织、林奕含、赫胥黎、泰戈尔九位作家，展开自己的阅读与分享，从一位诗人的视野出发，理解属于他们身上“反派”又“迷人”的部分。
值此书出版，本书作者戴潍娜、作家许知远、历史作家李礼以“历史与文学之间”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分享活动，从戴潍娜的新作《学坏》谈到李礼的新作《失败》，从19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谈到人文经典在历史上呈现出的闪耀光辉。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打捞出那些激动人心的、令人深思的瞬间，并透过它们，看到更远的未来。
新书《失败》
戴潍娜从大家最近的一部作品谈起，她谈道，自己的新书《学坏》、李礼的新书《失败》和许知远的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这一组书名让人想到约翰尚利的《怀疑》，“这部戏剧甫一开场，牧师就对信众们说，‘将你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你们的绝望，这是一种公众的体验，由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分享着。’我们共同分担着这样一份时代里的绝望，《怀疑》当中的对白也可以称为这些书名的精神注解。”
新书《梁启超：亡命（1898—1903）》
谈到自己的《学坏》，戴潍娜介绍：“我在这部书里面在寻求一个‘诱惑’和‘觉醒’的双螺旋结构——人类所有反思和争论其实都来自于诱惑。伟大的诱惑者，和令整个世界不安的觉醒者，构成了文学世界的阴阳两极。我希望通过这部书展现出人类精神成长历史中的这层隐秘动力。”
在《学坏》中，戴潍娜写作的就是一系列让她着迷的伟大的诱惑者们，比如鲍勃·迪伦、乔伊斯、赫胥黎……他们都是一些贩卖思想禁品的人物，思想才是最大的违禁品。这些伟大的引诱者身上，都饱含一种撒旦的能量，他们用一场场黑弥撒般的突袭，去冲击当时的社会制度、风俗、礼教，引发认知与审美领域的革命，掀开了一场场延续至今的广泛变革。在这些杰出个体与时代的摩擦当中，他们将原本仅属于自己的风华正茂和独特风范，渗透到时代性格之中；以自己的个性，拓宽和延展了世界的边界，诱惑着时代去往新的方向。追踪这些诱惑者，也是在追索时代心灵成长过程中的隐秘线索。
除了这些引诱者，戴潍娜也在书中着意突出了她所定义的一系列伟大的“受害者们”。“比如像林奕含、玛丽莲·弗伦奇等一系列女性主义作者。过往人类书写的历史，可以被称作诱惑者的叙事。那些受害者的声音，从来都是缺席的，而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毫无想象力。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用受害者的声音，去反写了一个洛丽塔的故事。想象一下，有一天如果洛丽塔自己拿起笔来，她写出的可能就是林奕含那样的小说——那是一个为女性精编细织的地狱。男权社会通过摧毁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视其创造力价值，从而实现控制和奴役。我们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历史上。”戴潍娜谈道。
戴潍娜认为，女性主义代表着一种至高的解放力，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思想能量，女性主义必然要创造新的价值、新的话语、新的权力。
“但是，我们也悲哀地看到女性主义革命最终总是走向乌托邦之途，抑或走向禁忌之地。今天，一方面中国社会貌似迎来了女性意识的普遍觉醒，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革命成果正在遭遇最卑劣的窃取和篡改，可以说，中国的女性运动走到了最为危机四伏的关口。”
基于这样的现实，在《学坏》中，戴潍娜写到了波伏瓦这样的先驱，但是没有写她在女性主义革命中的硕果与那些荣耀时刻，而是特意去写了革命之后，她如何面对那个日渐走样的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意气风发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这一局’，但到了她老年的自传当中，她突然发现‘我上当受骗了’，曾经轰轰烈烈的女权革命，到最后还是陷入到了旧有叙事当中，从而进入一种混乱、不可控，乃至走向更多的撕裂和极端。我想这也是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抛给每个人的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
戴潍娜表示，希望在这本小书里，通过这些伟大的诱惑者和伟大的受害者（或者说觉醒者），去共同创造一个性感的历史时间。
许知远谈道，戴潍娜的新书《学坏》非常有感受力，可以清晰看到她思想的脉络。“潍娜最初被更多人关注是她翻译的《天鹅绒监狱：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非常棒的一本书，是我当时从剑桥图书馆偷出来，送给她，翻译出版了。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被她翻译得很漂亮，短句子非常干脆利落，不容置疑的判断，对于那种模糊的社会现实一下子戳破的感觉。”
新书《学坏》
许知远谈道，自己和戴潍娜都很迷恋具有反叛精神的时代，“这个反叛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语言上或者精神状态上的。那种反叛可以撕开沉闷的现实，让新风吹进来，新风很快变成陈旧的风，很快那个窗口关起来。新风吹进来一瞬间就让人抖擞，潍娜抓住了新风吹入的时刻。”
李礼认为：“我们几个人不管写文学、写历史，似乎都在追求‘写空气’，写空气当中的荷尔蒙，而不是传统地写历史史实。”
许知远从一部名为《再见，总有一天》的电影谈起，“我被那个非常迷蒙的、潮湿的曼谷迷住了，故事里看起来非常不正确的一段恋情，最终却成为两个人一生中最正确、最持久的事情，在曼谷的那个短暂的时空，构成他们一生最大浓度的一个时空。人生也好，写作也好，我觉得好像经常是为了那个短暂时刻的到来，它可能会蔓延到你非常漫长的生命空间里去。”
《再见，总有一天》剧照
戴潍娜分享到，自己也和许知远一样，“迷恋即兴的、有情感强度的生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量”，人需要高纯度、高浓度的moment，“可悲的是我们此刻的生活是一个消解性的生活，共享就意味着一种稀释，随着生活和本我在不断稀释，好像只有创造才能够带来那凝聚性的、高强度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挽回生命时时刻刻的流逝，将生命用另一种方式抓住，把永恒钉死在白纸上。
戴潍娜也谈到，多媒介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型自然”中——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了森林、阳光、雨水、大猩猩的自然，而是活在由WiFi，电子屏构建的“自然”当中，一个完全是被信息包裹，被社交网络，被各种媒介所包裹的新型自然。“于是，在考量人的亲密链接时，它可能确实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的抵达，而是人跟一个流动的、杂糅的，多媒介信息世界的一种新型交互。”
对此，许知远认为：“我觉得包括要对个体本身有信念，我们总是迷恋统计数字或者时代结构、历史框架，总认为历史规律能够治愈我们的症候，不是的，我觉得个体可以发生某种改变。即使个体不能够改变更大的结构，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生存的一个小空间。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创造非常多的逃离眼前世界，然后重新看看自己的机会。创造这些无穷的小时刻，包括友情小团体，创造无穷的小时刻，你就可以对抗时代的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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