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8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副会长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等专家，围绕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建言献策，同时就接下来的改革要务进行讨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彭森
必须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问题
彭森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40多年的改革，从开始聚焦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到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也是能否如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和试金石。这个问题的关键难度在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要处理好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问题，这也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坚持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计划经济，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经济。
彭森进一步表示，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困难很多，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严峻，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加深。国内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大，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些是周期性的，但更多是结构性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解决。”
彭森建议，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和发展更有活力、竞争力、创造力的市场主体。二是构建高标准全国统一大市场，否则就不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种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四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六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
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促消费
宋晓梧分析，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制约。农民工群体占城镇就业的60%以上，约6-7亿人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限制了消费能力的释放。他进一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渐下降，且收入差距较大。尽管近年来有一定回升，但总体来看，居民收入占比仍然较低，直接影响了消费能力。
宋晓梧认为，解决就业问题是提振消费的当务之急。就业问题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就业中起到主力作用，因此稳住民营企业的预期至关重要。
刘尚希则指出，当前中国城乡关系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中国目前有2.9亿农民工，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能力低于其他群体，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能力低20%-30%。此外，农民依赖土地保障生计，但由于社会保障在农村的覆盖率低，土地成为他们的唯一保障。农民进入城市面临着户籍制度和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障碍，导致他们在城市生活困难，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刘尚希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8%，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6%，两者差距约为17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差距在逐渐扩大。尽管中国已经不是农业国，但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2%。这使得农民群体对内需的影响巨大。刘尚希强调，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扎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其需求，而这些服务的提供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因此，中央和地方在财政责任分配上的不明确，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内需扩大的障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尚希建议，要推动城乡关系的变革，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责任，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条件，从而促进内需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宏观政策需更加有效
樊纲指出，当前宏观政策面临三大挑战：一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虽然货币供应和利率增加，但缺乏合适的投资项目，企业和个人不愿贷款或消费，导致经济低迷，形成“流动性陷阱”，即使供应的货币增加，也无法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二是财政政策的关键作用，政府通过国债融资，再用公共支出刺激需求，带动消费和企业投资，推动经济循环；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财政支出需足够强大，才能弥补需求不足，推动经济复苏和需求增长。
樊纲进一步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剧了经济困境。许多地方政府无法按时支付欠款和工资，导致企业和雇员受到影响。这些债务具有较强的消费和投资弹性，偿还这些债务有助于刺激消费和经济需求。因此，财政政策应集中解决几个问题：一是确定财政政策的力度，二是如何有效化解债务问题，三是创造实际需求。
改革重在调结构
王小鲁建议，要恢复健康的经济增长，需要进行需求结构调整，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政策需要从过去的投资主导型向改善民生为主转型。
具体措施为：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特别是要覆盖失业人群和外来劳动者，改善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二是减轻企业负担，减少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尤其是历史遗留的社保问题应由政府补充。三是资金来源，通过压缩政府投资和行政管理支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或发行国债来补充社保基金。
宋晓梧强调，提振消费不仅仅依赖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更应依靠深层次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在收入分配、就业和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改革。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能为消费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刘世锦认为，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推动第二轮城市化，调整所有制结构，特别是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只有通过这些体制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激发消费潜力，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王一鸣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通过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养老金和医保补助等，增强消费信心，确保财政支出增速超过GDP增速。其次，推动服务消费发展，放宽服务业准入、理顺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需求。第三，落实常住地提供公共服务制度，支持近3亿人消费的增长，中央财政应激励地方政府落实这一政策。最后，激发年轻群体消费潜力，通过落实生育支持政策、降低育儿成本，释放90后和00后群体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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