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作者内莉·理查德（Nelly Richard, 1948-）是当代拉美文化理论家、批评家、散文家。她出生于法国，长居于智利，是智利《文化批评》杂志创始人，并长期担任主编。本文原为理查德为论文集《拉丁美洲关于艺术边界的对话》（Diálogos latinoamericanos en las fronteras de arte，2014）撰写的导言，文中引语都出自该书。文中提出“批判性凝视”“冥想图像”等概念，揭示了一批拉美文化社会思想者对艺术的边界、“过渡时期”、新自由主义等议题的共同关注，文中讨论虽从艺术研究出发，实则提出了如何超越中心/外围的传统批评范式，如何从中间位置寻找批判能量等普遍性问题。本文摘自魏然编《拉丁美洲社会思想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年9月版）。文章原标题为“拉丁美洲的对话”。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拉丁美洲性”不再是一个源于原初身份/属性的同质化核心，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拉美主义的本质化处理，受制于中心/外围二元论，将对立两极（“我们”的大陆与“他们”的大都会）之间线性对抗视为主轴。彼时关于拉丁美洲性的讨论，没有考虑到文化形态中不连续片段之间的借用或协商区域，拉美文化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被设想为单一形态。当下，跨文化的全球化通过混合和回收文化和身份碎片得以表达，这些碎片通过世界经济及其媒体网络的符号网和传播网进行跨地方性的流通。本书的合著作者一致认为，“中心/外围问题必须被解构。一方面，不再可能将二元且绝对的对立视为核心术语，因为［拉美与中心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情景和立场，取决于碰撞和协调双重意义上的相遇。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权力位置的重新定位打乱了基于领土参照系的政治布局……换言之，中心/外围冲突没有最终结论，其术语总是在各种斗争和协商推动下不断变形……然而，解构中心/外围二元论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术语的有效性，也不意味着忽视严重的不对称性继续在分裂世界，仍然在造成边缘化与排斥。中心和边缘的位置仍受制于排斥性的等级和制度，即使这些边界是流动的、可渗透的或隐形的”（埃斯科瓦尔语）。我们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主权以新的全球形式绘制了一张经济—文化权力的地形图；在这幅地形图中，行使权力的不是一个居于中央的单一统治中心，权力产生自分散控制的多中心网络。于是，“中心”和“边缘”不能再被视为固定的位置，而且跨文化的杂糅性也促成了相连区域间的流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交流的版图已变得均衡，也不意味着围绕不对称的优势（“北方”）和劣势（“南方”）地位分配而展开的文化权威之间的冲突已然消散，因为这些地位不平等地分配了权力、影响和意义。“南方”成了一个概念—隐喻，用来指代地方语境下具有差异性的微观行动中的局部、具体与偶然的性质；这些微观行动能将其文化结构中的不均衡和被低估的部分转化为言说差异和他者的批判性—陈述性机制，而不必承担“拉丁美洲”作为同质化身份内涵这一本质化真理的本体论重负。对此，埃斯科瓦尔写道：“取消中心/外围紧张关系，给审视拉丁美洲内部的差异提供了空间。这种差异不是建立在预设的与中心模式的对立上，而是通过以其自身利益为标志的立场来构建的。摆脱形而上学基础的重压之后，边缘位置可更务实地转移，改变其位置以争夺或分享中心位置。”同样，琼塔强调：“在作品生产背景下理解作品本身是批判工作的关键操作，可以拆除反复凸显‘拉丁美洲身份’而导致的类型化。这意味着一种激进的研究方式，不是寻求本质，而是谋求理解作品如何介入自身时代，不仅要思考它们构思于其中的特定环境，而且要思考作品选取的语言，以及其形式的有效性……思考语境是分析拉丁美洲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决不能被同化为作为拉丁美洲艺术类型化特征的本质主义视角。”
拉美的边缘性不再被视为大都会的绝对他者，不再是之前由中心/外围二元对立决定的对称反转的关系，而是作为中间位置的游戏，从关系性和过渡性、境遇性中汲取批判性的能量。拉美的边缘性挑战了中心作为唯一合法意义来源的优越性，嘲弄了这种通过固化类别和主体来行使优越性的方式，这种方式迫使类别和主体仅能在身份和差异的霸权分配中占据预先指定的位置。在本书中，拉丁美洲获得了属于边缘和间隙的律动：这种律动内部充满了身份和差异的模糊性，能凸显每种术语的潜力，使之逃逸于原先二元对立的空间，进入第三空间。这就是边缘间隙在中心和外围之间、在权力和抵抗之间，在符码的普遍解辖域化过程中所实践的折叠策略（táctica del pliegue），是一种通过多重翻译和转换符号装置，还是反复跨越全球性（交叉点［intersecciones］）和地方性（定点［ubicación］）的边界而完成的运动。正如收入本书的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们的思想生命所证明的，这些在异文化和本土之间翻译和重新转换思想的装置，在当代知识的地方性重构的操作中特别显著。尽管大都会的学院凭借其“中心功能”（función-centro）通过学院再生产的全球化技术不断谋求其语汇的国际化，但本书所分享的思想生命再次表明，所谓拉丁美洲的边缘性是流通中的知识在各种情况和经验中得以具体化（甚或具身化）的去本土化—再本土化的界面。同时，这些知识在转移到活生生的语境中时会受到冲击，暴露于错位与风险之中，有时则会受到无法同化的决然否定。与广受崇敬的被国际学术界担保的学院知识要点不同，［本书作者］微妙地呈现于对话之中的对关键思想家的个人省思，都说明了为何思想的契机总是铭刻在特定的批评动机、伦理参与、社会承诺、学科摩擦、政治体制斗争和艺术幻想之中，这些思想契机召唤和集合了流动的知识碎片，使其成为本土历史性和政治性当中活跃的组成部分。这种流行性和地方性的混合，生成了间或杂乱无序的组合阅读目录，至少与国际公认的既定学术书目所规约的系统性判然有别。贯穿于这些对话的引文，表明拉丁美洲接受某些中心大都会的参考文献时拥有重新创造意义的能力，他们在地方性和模式性之间的即兴组合中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通过迂回和偏离，使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给分裂的与残存的知识（或曰半知识）提供了容身之地。
拉美性是一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参照和铭写构成的混合体，随着语境变迁，围绕本书作者在此分享的问题而建立的融合线索，作者们试图用围绕社会、正义、权力和民主等主题展开的政治—思想的疑问来感染我们——正如坎克里尼所说：“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让思虑不仅仅是个人印记时，就会变得稍稍有用一些。”毫无疑问，南锥体军事独裁政权的屠杀暴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艺术和批评在其被切割的系谱中始终在追踪这些印记，同时，在对失踪者未完成的哀悼和无法与损伤相匹配的公正中，创伤性记忆的文化象征也在追踪这些印记。这种未完成的哀悼折磨着处在“后独裁”时代的受伤的良心，至少在智利，盛行的官方社会学的适应性词汇一直试图强加“过渡”一词，以中立的方式管理这种不稳定的许诺、欺诈和失望的混合状态。阿尔弗奇如此描述同一时期的阿根廷：“当前的紧张局面和辩论涉及多种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回顾独裁时期的创伤性过去，还关注其后续，试图找回可归入‘民主生活’这一理念之下的种种光晕：希望、规划、修正、自我批评、扩展权利、日常生活以及幻想和失落。这种庆祝活动——尽管也有失落——有一个启动时刻：彼时，人们分享欢欣鼓舞的感受，公共空间重新开放，身体和语言得以自由舒展，书店林立，思想交锋炽烈，电影放映会上和咖啡馆内外人流熙攘，这些情景与前一时期逐渐展开的恐怖所产生的痛苦并存，生活中时常如此。从 遇难者遗体的骇人物质性到各种文学叙事中对残暴的揭示，从身体创痛到灵魂不可修复的损伤，它们共同构成了发现的过程。”同时，埃斯科瓦尔也提到了如下事实：“［在巴拉圭］过渡时期带来了必要的自由，却损害了在公民社会原则完全瓦解后幸存下来的反对派群体的某种凝聚力。面对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共同敌人的消失令人困惑，最终削弱了某种对抗性构成的联系。过渡时期创造了一个混沌、萎靡的空间，不利于推动此前［独裁］情景下的英雄气概。”在后独裁时期及其对创伤的象征性重构中，本书相关辩论涉及记忆、再现、主观性和经验之间的联结。这场辩论一方面动员了拉丁美洲艺术和知识界的批判能量，以声援在漫长的独裁时期 镇压罪行下残缺的生命所体现的战败者的伦理，这些个人和集体的悲剧要求我们的社会承担“永不重演”的绝对义务；另一方面，这一场辩论也让分析记忆政治及其纪念仪式变得更加复杂，那些主张和解的修辞不能不加批判地免除对过去场景和叙述的责任，即需要反思“如何记忆”和“为何记忆”的意义。批判的记忆和对记忆的批判，要求反思再现机制本身，检视建构记忆的各种手段，这些记忆形象化的手段能划定框架，定位视角，唤起意愿，传递情绪，解构感知，并通过一种“正义”（在司法与公正的双重意义上）的诗学更新经验素材。琼塔写道：“在博物馆、纪念碑和纪念场的展示中，至少有三种机制被激活：档案的力量（照片、家庭地图、证言、日期），地点的力量（在记忆场，我们重温受害者生活和死亡的同一空间），浓缩记忆感知的图像或形式的诗学力量。我将这一诗学力量称为‘冥想图像’（imágenes meditativas），这些图像一般从简约模式中提炼出美学模型，产生对过往的新的情绪感知，即一种感知过往（sentir el pasado）的方式。所有这些装置共同促成了社会中跨主体的创伤清理。”
在智利，双重暴力以血与火的方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两种暴力旨在破坏社区结构、政治主体性和公共领域的社会权利：暴力之一是军事镇压对激进分子的身体和政治生命的灭绝性暴力（失踪和死亡），暴力之二是公民—军方重建的结构性暴力，与威权国家的宪法组织一道推行新自由主义学说，在独裁和过渡时期巩固“社会市场经济”的胜利，这种经济体系极力捍卫扶持私有财产和企业自由的超级资本主义。
在智利之外，本书汇集的批评之声探讨了反对、抵抗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对策，这种浪潮不仅表现在社会的商品化上（整个社会推崇商品形象的化妆术，将其作为对伪意义的虚假感知的替代品），而且包括异化公共资源的多种隐蔽行动，以支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私有化，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锁定在无情的信贷和债务金融逻辑之下，让被剥夺的人们无法喘息。坎克里尼写道：“重新表述我们能够理解的‘激进民主’并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仅意味着局部性的尝试（或反体制的自发的微观构想）。我们仍缺乏对灾难中仍隐藏或未知事物的结构性视野，即发现公共领域内的金融资本、非正规性、扩张中的黑帮网络、系统性腐败之间的合谋。”尽管拉丁美洲的某些政治经验提供了受反资本主义意志激发的替代性政府方案，但我们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即仅代表被排斥或被边缘部门夺取政权和国家，还不足以让当下主体性发生革命性的解放，虽然当下的主体性比传统左翼的身份参照系更为多元。对此，埃斯科瓦尔指出：“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激进挑战不可能来自国家机构。一方面，国家相对于跨国资本霸权关系中的自主空间不足以支撑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决定性挑战。另一方面，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并未被拉丁美洲的进步政府视为变革因素：官方左翼承认与民权利相关的文化的政治潜力（例如社会凝聚、尊重多样性、表达集体诉求、采用权利视角），但忽略了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创新力量。”
重新思考反对、抵制新自由主义装置的种种实践，意味着尝试新的方式，来揭示隐藏在秩序自然化掩盖之下和技术虚假外表下被忽略的力量，也意味着推动以不服从精神去探索边缘地带。在边缘地带，未被整合的人们与既定秩序抗争，游牧民与定居者抗争，多元矛盾与独断的单一权力知识对抗。阿尔弗奇期待在她关于“对话性”的巴赫金式救赎的文章里向我们表达什么？她的文章试图表明，“强调交流的对话性维度”意味着“话语的社会性质——我所面对的他人已存在于我的陈述中，并以某种方式调节着我的陈述。可以说，这种对话理性不仅意味着社会意识，还意味着（自我）创造和发明的可能性”。书面对话也是一种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至少有两人在编织一个共同的文本时进行互动，使语词从交流边界的一侧滑向另一侧。本书中来自拉丁美洲的对话由点状线（包括友谊、旅程、对话、追忆、经验和辩论）编织而成，其中围绕艺术而展开的交流话语彰显了批评传统上的亲和力，这是本地区的批评传统的又一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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