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2024年12月29日，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去世，享年100岁。在战后美国总统中，卡特是比较少见的未能连选连任的总统，同时因他对苏缓和外交、处理伊朗人质危机失利、因应全球南方民族解放运动不力等因素，卡特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始终偏低，在各类总统评分榜中排名靠后。特别是在7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卡特对外政策过于拥抱自由制度主义和缓和思想，在应对苏联战略武器扩张及其全球南方扩张问题上过于软弱，右翼力量还批评卡特执政后期过度重视中国，配合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当地时间1978年1月3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的礼堂举行了全国电视新闻发布会。
在对内政策上，右翼力量批评卡特政府长期拥趸凯恩斯主义，疗治美国经济滞涨难题乏力。但在新政自由主义者联盟和美国对外战略温和派看来，卡特外交独具特色，温和且谦逊，他继承了尼克松、基辛格时代的缓和思想及大国战略稳定理念，呼吁弱化冷战爆发以来美国强调外部威胁、追求绝对安全、张扬黑白二元论的弊病，主张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筹建五大力量中心战略稳定为核心，进而共建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创设不同大国共生共存的宝贵社群意识和文化规范，修正美国对外战略十字军主义的癔病和迷失。
同时，卡特总统开创了战后美国人权外交的话语体系，有力促进了7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激发与人权事业改善。对于中国，卡特执政后期听从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的联华建议，自1978年大大提升中美关系层次并于次年对华建交，开启对华尖端技术转让，开创中美初步战略关系。作为国际体系中心国家，美国欢迎中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和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平稳推进等奠定了坚实且有利的外部环境。卡特晚年还一直致力于公共服务，口碑甚好。有鉴于此，中国读者有必要了解卡特总统的人生经历、对外政策、对华思考，并基于后冷战时代视角给予其充分和公正的历史评价。
作为海军军官和核物理专家的吉米·卡特
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祖先是爱尔兰人，1637年移居弗吉尼亚，1830年前后才迁到南方的佐治亚，其祖父和父亲都经营小规模农场并售卖杂货，因规模不大，卡特幼时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得经常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活。受其参过军的叔辈影响，卡特少年时便对军事很感兴趣，再加上为获得免费上军校的福利，1943年卡特进入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学习。卡特1946年从海军学院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在82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59名。两年后他加入美军潜艇部队，1949年前后其服役所在的“鲳鱼”号潜艇还在华东地区巡弋。卡特后来对1949年时曾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邓小平笑称，当时邓小平指挥的华东解放军差点就把他本人抓捕了。此外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卡特生日是10月1日，他后来很感慨地认为这注定了他一生同中国的不解之缘。
由于素养颇佳，1950至1953年，卡特被派往纽约攻读反应堆技术与核物理研究生课程，随即派驻美军第二艘核潜艇服役，他还参与抢救出现事故的核反应堆。核潜艇参军及核事故抢险经历深刻形塑了卡特的世界观和安全观，是其后来执政时期十分注重推动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在全球范围内避免核冲突和核战争的重要端由。
治理佐治亚州和“我不会对你们说谎”
1953年卡特退役后回到家乡普莱恩斯，不久萌生投身地方公共服务事业的想法，随后加入地方立法机构并扩大家族花生农场生意。至70年代初期，卡特农业经营大获成功，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按照现在币值相当于近30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受其母亲影响，卡特虽然生活在保守的佐治亚，但其本人并不赞同种族隔离，因而他于1962年成功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州参议员并于1964年连选连任。经过努力，卡特1970年第二次竞选州长成功，任职期间他推动佐治亚的民权、反贫困、兴修基建、严肃财政纪律等事业，颇获民望，同期他逐步获得共和党温和派大佬戴维·洛克菲勒的注意，洛克菲勒家族的隐性支持为卡特1976年大选险胜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共和党温和派的一些对外政策选择相对更接近于民主党人，而非以罗纳德·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
正当卡特初具问鼎白宫意志的同时，1972年6月突发的水门事件及73至74年围绕尼克松总统违宪、干预司法、撒谎连篇等严重丑闻的爆炸性激发，大大挫伤了尼克松及后继者福特总统的威望，卡特则逐步树立自身“绝不对选民撒谎”“远离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清新政治形象，在民主党内站稳脚跟，替代民主党内元老休伯特·汉弗莱于1976年7月成为总统候选人。1976年年底的大选中，卡特以175万张普选票优势略微胜过时任共和党总统福特。1976年民望很高的里根在党内初选中曾惜败于福特，要是里根当年就参选总统，卡特不一定会胜利，世界历史、冷战进程和中美关系也会大大改写，当然这是后话了。
继承美苏战略稳定、推动双边战略核军控
在对外决策方面，卡特个性比较优柔寡断，缺乏对外决策经验，致力于开放型决策模式，这导致美国外交主线不明，对苏策略不够强硬，卡特最初的竞选团队1975年时居然没有人有护照。为解决上述难题，卡特就任后的对外政策班底同之前尼克松、福特政府有比较大的继承关系。其中，国务卿塞勒斯·万斯主张全面承继前两届政府搭建的美苏战略稳定结构和美苏缓和（Detente）格局，全面推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落实并继续推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国防部部长布朗则基于自身曾为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学科训练及战略选择，认定要强化对苏战略中的竞争特质，不接受70年代所谓苏攻美守、美苏平起平坐的国际政治现实，主张增加苏联在全球的地缘政治难点，激发美军核常军备的对苏优势。布热津斯基尤其认为，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中心特征，美国不能沉湎于对苏缓和及战略稳定，而要全面追求对苏优势、积极压迫苏联，激发遏制苏联的新冷战。
当地时间1979年6月18日，奥地利维也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订《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即便如此，万斯在卡特执政前期深刻影响了总统的对外决策，卡特全面强化了既定的美苏缓和框架和战略稳定护栏机制，包括核军控及核均势机制、核查及信任构建机制、元首及专业危机联系热线机制、防止海空摩擦事故机制、防止核战争及核危险机制、经贸相互依赖机制，以求促进冷战平稳终结、夯实全球战略稳定、增进国际关系可预测性、避免一发不可收拾的美苏核战争。特别是凭借自身对核问题的熟悉和兴趣，卡特是首位亲身参加美国核战争计划操演的总统，1977年10月初他亲临“象牙项目”（Ivory Item）演习，以便熟悉美军核战争计划作战流程。演习假设了如下危机模拟，即美苏危机已严重到苏联领导层犯下可怕错误，下令对美国发动洲际陆基弹道导弹袭击，经沟通无效引发美国决定进行核报复。经过演习，卡特认为美军核战计划进行反应和报复的设计流程不够简洁，由此大大促进了美国核战争计划的有限性和可控制升级性，这是卡特致力于推动美苏战略稳定的一个缩影。
基于两个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至1979年夏卡特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完成维也纳峰会，将双边核军控和战略稳定推向高潮，标志着双方共同认可“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所带来的超级大国战略稳定。两国在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得到历史性缓解，大大裁减了双边的核载具和核弹头数目，《防止核战争协定》《限制反导弹弹道系统条约》等战略稳定机制也得到继续遵守和贯彻。不仅如此，卡特外交的自由理想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色彩甚至推动总统提出过印度洋非军事化、美苏印度洋武器限制谈判、从七大洋深海撤走声纳探测及其他反潜武器等令美国内部右翼力量十分震惊和困惑的军控倡议，凸显卡特热衷和平、热爱和平的自由理想主义风范。
强化联华、中美正式建交
令新保守主义者和新右翼十分不满的是，卡特在拥抱对苏缓和、军控和战略稳定的同时，苏联却自7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强化在全球南方的战略存在和兵力部署，相继在安哥拉内战、也门内战、莫桑比克内战、欧加登战争等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斐然优势，苏联尤其指派古巴出兵数万在南部非洲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和革命输出；核战略方面，苏联核导弹的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进步显著，核军力已显著在数量层面超过美国，所谓苏攻美守的表象进一步加剧。正如70年代初美方核谈判代表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所言，苏联应意识到美国“不会接受劣势”，顺着这一战略思路，右翼力量加速集合起来，低调利用净评估等新型战略评估方法逐步拿捏苏联对美比较劣势，于卡特执政后半期谋求运筹抵消战略等强硬举措，决意营造有利于自身的新战略稳定阶段、激发重新努力遏制苏联的“新冷战”。
于是，布热津斯基积极影响卡特的思路逐步获得总统信任。布热津斯基1978年后击败万斯而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他强调必须重视中国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潜能。早在1977年年中，布热津斯基便建议卡特，对华转让科技装备以“化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核心科技难点”，“进而提升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提升中国的资源开发能力”；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随同主管技术转让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及总统科技顾问访华，他对邓小平郑重表示，“发展美中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乐见强大、和平且得以自卫的中国”，美中具有共同的根本性战略利益，最重要的便是美中对全球及地区霸权主义的反对，白宫将响应中方“四个现代化”目标，全方位提升美中关系水准。至1978年底，卡特政府公开强调，“美方不就盟国对华出售防御性武器持反对意见”，先行默许西欧盟国提升对华军售及技术转让水准。
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公报》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配合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与卡特政府晚期中美关系显著升级
以1980年卡特政府国防部部长布朗访华及随后中美密集外交为标志，卡特政府晚期中美关系的显著升级在这一时期明显形塑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对美观感和对美想象。
1980年1月5日，布朗乘坐专机抵达中国，他向中方强调，“美国正在努力寻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采取果断决策来真正改变美中关系的性质，以及相关决策能够带来何种具体实践”；美国国家利益在于看到一个安全、强大、爱好和平且友好的中国，中国也期待美国保持强大、自信与全球参与及存在。上述发展对华关系的框架均获得卡特亲自编排，凸显卡特重视中国的现实主义一面。
经过随后会谈及中美双边军事外交，1980年内中美敲定军事合作的初步框架、项目、方式乃至细节，故而1980至1990年前后存续约十年的中美防务合作及军品贸易源于卡特总统任内。1980年11月卡特在大选中败于里根，其所初步框定的中美初步战略关系被里根政府所继承。需要强调的是，里根内阁对于中国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卡特民主党政府，因而1981年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主线趋势低于卡特政府任内的趋势和态势，里根内阁在技术转让、台湾问题等领域对华拿捏的程度也相对强于卡特政府。这源于里根内阁对于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能力与潜能更为自信，认为无需过度联华。
卡特对华外交的地位、本质及其晚年公共服务的奉献人生
卡特秉政时期正值中国选择融入世界体系的关键阶段，作为美国外交最高决策人，卡特对华战略制定面临复杂和新变环境。卡特开启对华技术与军备转让、迎纳中国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初步战略关系，一方面是美国的现实主义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卡特、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面对中国这个“潜在的极”而构筑包含自由理想主义对华长期战略的必要产物。卡特时代的美国政治精英选择显著扩大尼克松-福特时代对华战略的基本思维，即现实主义地联合中国，自由理想主义地应纳中国改革开放，前一思路延续至1990年初，后一思路则长期延续至2017年左右，直至大国竞争时代到来后而崩解。
2007年12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发表讲话。
战后美国历届总统中，虽然卡特的对华姿态及认知相对比较友好和开明，但其对华战略制定仍然建立在服务美国国家利益、意志和想象之上，那就是在既扶华又抑华，既有限支持中国现代化，又排斥中国“去美国化”崛起的矛盾心理下，美国需要深度拿捏中美初步战略关系的具体层级与内涵程度。基于此种发展中美关系的有限性指令和保守性思想，里根政府进一步张扬了上述对华战略中的保守特质，至1984年前后，以台湾问题和技术转让问题为核心，邓小平加速感知到美国发展对华关系欠缺诚意及其战术特性，特别是上述两大问题成为凸显中美关系局限性的“两大疙瘩”。这一中美关系中的深层次抵牾不仅支配了卡特至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基底逻辑，还长期统摄冷战结束前后中美关系的演绎。
卡特离职后基本远离了美国决策层，但其以长期参与两大事务而在卸任后收获了良好口碑：其一，卡特一直致力于借助自身财力，帮助美国低收入者和陷入贫困者兴修免费住房，甚至是在卡特年届九旬时他仍旧身体力行参与房屋修建。卡特因为长期在工地工作，97岁那年摔伤了髋关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真正成了“退休老人”。可就算这样，他依旧没有停止自己身为前总统的公益行为，参加各种活动也总不推辞。
其二，卡特时常充当外交特使参与美国非正式外交、民间外交和特使外交，主要是强化美国对朝外交，包括商榷核问题、解救人质、正常化美朝关系等。
例如1994年6月中旬卡特访问朝鲜并会见金日成。卡特建议金日成直接和韩国时任总统金泳三对话，还建议金日成同意朝鲜与美韩军队同时减少武装。金日成指出如果韩国愿意从三八线附近撤军，他也愿意。卡特则向金日成保证，美国在韩国没有安置任何核武器，也不准备对朝核打击。基于卡特访朝成果，美朝7月在日内瓦开始第三轮会谈。会谈开始时，金日成突然逝世，不过会谈还是得以继续。10月，双方达成《框架协议》，朝鲜承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冻结其核设施建设，并最终拆除可疑核设施。美国则同意在约10年时间里帮助朝鲜建造两座轻水反应堆，并在轻水反应堆建成前和其他国家一起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铀，解决其电力短缺问题。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化解。
当然从现在半岛局面回看，上述努力已成泡影，但卡特执着于对朝公共外交、促进朝鲜释放美国人质等方面的努力凸显其热忱的公共服务精神。此外，强化全球范围内防止核扩散、大力推进人权外交也是卡特执政期间留给后人浓墨重彩的一笔关键遗产，预示着美国作为自由主义利维坦摆脱越战综合征后重新激发出国家信条和国家自信。
综合来看，吉米·卡特是身处20世纪70年代美国相对衰落、苏联强势崛起阶段进入执政周期的一位民主党温和派总统，此时美国经济深陷滞涨、国民经济军事化潜能有待激发，加之承继源自基辛格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卡特对苏外交尊奉缓和思路和战略稳定思维，在前期凸显对苏战略守势特征和自由理想主义色彩。卡特疗治经济滞涨失措及对苏守势导致其执政前期颇受攻击，软弱和优柔寡断一度成为卡特的代名词，但1978年下半年起，卡特逐步升级对苏强硬政策，加强联华大战略擘画，自1979年12月底后正式激发对苏新冷战，在事理逻辑上是掀起80年代前期全面遏苏“新冷战”的设计师。
美国是国际体系中心国家，鉴于战略需求和新冷战背景，卡特内阁比较重视中国的价值，决定迎纳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故而研究卡特外交是中国改革开放史所绕不开的。综合来看，从卡特参军、经商、竞选公职的人生履历来看，卡特称得上是20世纪中叶美国梦的缩影和典型代表；从中国改革开放、投身世界体系的事理历程和中美高层外交来看，卡特称得上是知华、友华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卡特主张人权外交和全球防止核扩散进程来看，卡特称得上是一位开明、担当、有理想的民主党自由制度和多边主义战略家；从解读相关解密文件、退休后长期献身公共服务事业、建立卡特中心推动国际多边理解且没有贪腐及性丑闻这一角度来看，卡特称得上是一位淳朴、和蔼、善良、极富有公共服务精神的政治家和老好人（Good Ol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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