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性侵，是医生发现的，强制报告迟到了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施晶晶

编辑 | 向由

一位 12 岁女孩和一位女医生，引发了对一项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实效的关切。

12 月 12 日，山东新泰一名医生求助博主报警，其所在医院妇产科出现了一位患有盆腔炎、感染 HPV 的女孩，她只有 12 岁，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网传入院记录显示，女孩已有半年性生活史。此前 6 月，她曾因阴道炎就诊。

12 月 16 日，新泰市政府通报回应：该女孩于 2024 年 5 月通过网络认识一名 17 岁男孩，并发展为男女朋友，之后发生性关系。目前已对李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安排专家对女孩进行医治和心理疏导。

网上求助的博文

事件曝光后，人们为女医生的敏锐和勇敢点赞，但另一边，医院未能于半年前及早报警，以及医生转而求助网络才得以报告的细节，引发了对涉事医院未履行 "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 义务的质疑。

及时发现和制止隐秘角落的不法侵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便是 4 年前，成年人为保护孩子构筑的一道制度防线。

它规定了一项法定义务，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和从业者，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如性侵、家暴、遗弃儿童、流浪乞讨、童工剥削等，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及时阻断伤害、保护孩子。

据最高检数据，2023 年，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 3794 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仅占总数的 7.5%。尽管强制报告数量在 2022 年大幅增加，但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那艳芳曾披露，2022 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仍有近 3000 件应当报告但未报告。

" 怎样进行强制报告 " 的课程 / 视频源：中国儿童福利

强制报告制度有助于我们更早制止侵害，而报告的举动并不复杂，规定亦言明，报告人无需为纠纷担责，不履行义务反而要问责，为什么仍有许多线索应报而未报？

在寻找卡点的采访中，南风窗记者发现，尽管事后循迹容易，但当局者从头发现侵害线索却有门槛，因为迹象鲜少像 " 怀孕 "" 患病 "" 有伤痕 " 这般显著；即便发现异常，报还是不报，还有许多操作上的 " 拿不准 " 和两难。突破那层窗户纸，靠意识，也需要技巧，除了更明确的操作流程，更有赖于实践。

213 例性侵害少年的报告样本

在少年遭受的侵害中，性侵害以其伤害大和不易发现引人警惕。人海中，性侵害和未成年人的距离并不遥远。

2023 年，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里，光以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起诉的犯罪人数超 3.5 万人，占比过半，而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的案例仍是少数。

张家港市未成年人检察官程夏怡对南风窗提供的地方经验解释是：" 我们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大部分还是父母首先关注到然后报案，其余部分主要是老师、儿童工作者报告。"

针对 213 个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例的分析显示，案件上报主体为监护人居多

现实中，比起由孩子和父母报案，寻求第三人通过强制报告弥补盲区，要跨过更多关卡。

2023 年 6 月，一项犯罪研究分析了 213 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评估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效。这为我们观察强制报告执行难点和突破口提供了窗口。

213 个案例中，约三分之二的报案人，是孩子本人或其监护人及亲属，其余不足三分之一的报案人来自教师、医生、村委会和居委会——后者也是强制报告制度载明有义务的报告主体。

报告的前提是发现。许多时候，线索往往先基于孩子主动告知，无形中漏掉了有智力障碍、羞耻或害怕责备而不报、早恋 " 自愿 " 或无法分辨自己受侵害的少年。

当孩子们没能主动告知，意味着那往往有赖于成年人的经验观察、职业敏感和有效询问。而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也是很多有报告义务群体的困惑所在。

213 起案例中，牵出性侵害的典型可疑迹象最初来自：孩子哭泣、突然不爱说话，走路姿势不正常，身上携带与其经济水平不符的手机、现金，夜不归宿或失踪，身上出现伤痕或吻痕等。

许多迹象并不显著。单就 " 走路姿势不正常 "，部分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以为是摔倒所致，难以和遭受性侵联系起来。

性侵害的许多迹象并不显著，很难被动发现 /《嘉年华》剧照

徐晓岚是 " 救助儿童会 " 儿童保护项目经理兼技术顾问，在她看来，对这类细节的觉察是职业敏感度的表现，也是对老师、社工等能够接触未成年人的从业者的要求和期待。

它敏感到，在一个老旧小区里，注意到聚集着成年男性的麻将室外，女孩子们假期散落在角落玩耍的风险，社区工作者尤需重点关注。又或入户走访时，如果发现青春期女孩和男性照料者同住或同睡一张床，当作为风险信号，有技巧地多加了解家庭内情。

对旁人来说，这听起来有些过度反应。但《检察日报》曾披露一起案例，有医院报告幼女产子线索，公安机关发现其亲生父亲强奸、出卖新生儿的恶行。

与此呼应，前述 213 例案件分析发现，近半数性侵发生在性侵者或被性侵少年家中，主要是熟人作案，监护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同村或同小区居民，报案时间也多在半年之后。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敏锐的眼睛准确识别了侵害线索。最高检统计范围内，最积极履行报告义务的是老师。

2020 年，四川邻水一小学班主任，发现班上 10 岁的女孩课间暗自流泪。询问后，女孩说路上遇到陌生人向她要家长电话，自己没给就被打了。女孩说得支支吾吾，眼神躲闪，班主任警惕当中可能有更大伤害隐情，随即报案。

指认现场，发现异常痕迹后，女孩才说出实情：自己其实是被陌生男子诱骗并侵犯。次日，公安立案侦查，县检察院提前介入。有性侵前科的男子落网，获有期徒刑十年。

在校生尚有学校的监护，而 213 个案例中，辍学少年不仅脱离了老师的视线，还因为进入社会或早早打工，也离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遭受性侵害的风险更大，事后报告的概率也降低了。

辍学未成年人受害情况

医生在发现侵害方面有优势，能从医疗维度织密了强制报告网络，统计数据也支撑学校和医院是最主要的报告单位。但前述针对 213 个案例的分析发现，遭受性侵害后，大多数少年儿童未就医，报案前就医的仅有 32 人，产生了许多隐案。

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线索已属不易，可即便有了线索，强制报告仍有堵点。

遭受性侵害后，大多数少年儿童未就医，图为被害人报案前的就医情况，其中就医的仅占 15%

" 强制报告 " 与 " 案主自决 " 的两难

采访中，" 拿不准 "" 把握不准 " 是高频关键词，也在具体个案中卡住了强制报告的行动。

李娟在昆明官渡区一儿童公益服务机构工作，她 " 拿不准 " 的是，要不要强制报告一个疑似家暴线索。

今年一位妈妈找到李娟，说起前一天晚上，丈夫独自辅导刚上一年级的儿子做作业，儿子跟不上进度，丈夫就动了手。回到家，妈妈发现儿子身上有淤青，后脑勺还撞出肿包。

" 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立马拿起电话来报警，但是因为社工的专业要求我们‘案主自决’，我们有义务尊重案主的权利和选择。如果我没有征得她的同意，直接报告，违背了我们社工专业的准则。尤其在我们初步建立关系的阶段，强制报告可能影响我们的信任，不利于后续工作。" 李娟陷入了两难。

即便告知了强制报告的必要性和作用，这位妈妈再三表达了顾虑：担心丈夫接受不了外人突然介入家事，损伤他的面子，影响夫妻关系，也觉得事情还没有到需要报警的地步，最终拒绝李娟直接介入。顾虑母子的处境，李娟没有强制报告，个案服务也就此中断。

家庭等许多因素会导致强制报告的进行 /《少年法庭》剧照

在一起疑似猥亵案例里，以驻校社工身份参与观察研究的沈纪、赵心怡看见了类似的两难。

2021 年，一女孩犹豫很久终于说出，自己 3 个月前被一个网友开车接走并遭到猥亵。她想报警，但因为自己也有 " 主动 " 的成分，害怕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她知道 " 即便没有插入 "，但对女孩来说总归是不好的事；她还担心这件事一旦被更多人知道，会破坏她以后的生活。

女孩起初也同意按强制报告的程序报警，然而母亲很快改变了她的想法，说起 " 如果报警了，警察会把你的手机拿去取证 "，女孩最终决定 " 这次就算了 "，除非对方再次联系自己。学校也没有强制报告。

在研究论文里，沈纪、赵心怡访谈的一位检察官说起，在性侵、猥亵和强奸这一类案件中，有的家长认为不报告对孩子更好，不希望学校和检察机关参与。" 甚至说‘这 ( 指裸照 ) 就是隐私部位也看不出来是我闺女，你们别掺和了’，那学校在了解家长态度后，到底该不该强制报告、应该怎么报 ? 学校也是很担忧的，若引发学生和家长后续不良反应的话，学校能不能承担。" 这位检察官道出了另一堵点。

应报而未报的隐案，就是这样产生的。

2021 年 4 月，徐晓岚所在的救助儿童会联合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首个《中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现状调查研究》，360 位社区儿童主任和社工在问卷列出了没有进行强制报告的主要原因，其中 " 担心孩子受到更大伤害 " 和 " 无法确认孩子是否真的受到侵害或虐待 " 排在前两位。

对前一个原因，担心隐私泄露，是重点问题。李娟提及一个反例：" 有孩子遭受性侵，学校在报告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保密，最后事情成为乡镇里的谈资，对孩子伤害很大。" 类似更为长远或不受控的影响，有时没能提前预估和防范。

学校在报告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保密，否则会对孩子伤害很大 /《熔炉》剧照

家长的退缩、学校医院或社工的不报告，也不全然是观念的问题。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20 年来深耕未成年人保护，曾参与 " 未保法 " 修订，同样关注了强制报告制度。佟丽华告诉南风窗：" 实际执行当中，目前在报告单位内部，还缺乏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流程，报告主体还不够明确，对不报告也缺乏有效追责。"

光就 " 报告给谁 " 都有理解分歧。不涉及犯罪的时候，是否应当向公安报案？尤其公职人员习惯于逐级上报给主管或部门，而未必直接向公安报警，中途可能受到不同意见的干扰或顾虑声誉而瞒报，转而私下调解。

从社工的视角，徐晓岚认为：" 强制报告制度背后，要有一个强大的服务体系来支撑。"

具体来说，发现问题了，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流程可以迅速让孩子摆脱危险境地，就诸如隐私保护、避免反复询问增加伤害等问题都有符合 " 儿童利益最大化 " 的细致方案，部门联动各尽其职，快速响应。

徐晓岚相信：如果孩子和家长在问题发生后第一时间知道找谁，报告以后可以得到有效的回应、专业服务的支持，对孩子更好，大家有了信心，强制报告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曝光隐秘的角落

一类新的侵害方式，尚未被充分察觉，黑手借互联网隐身。

在网络侵害当中，李娟尤其提到了针对未成年人的隔空猥亵，即诱骗孩子暴露隐私部位，甚至通过视频录制，进而威胁孩子持续暴露。" 它更隐蔽，更难被曝出来。很多时候家长都不知道孩子受到了性侵。"

2021 年至 2023 年起诉成年人利用电信网络实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 图源：最高检

今年 3 月，北京海淀对一起网络猥亵儿童案件发起公诉，曝光了其中套路。

1998 年出生的舒某，在线伪装成小女孩，通过网络平台主动结识 7 岁～14 岁女童。他先假意跟对方处闺蜜，诱骗目标女孩 " 要想跟我做闺蜜也要发你的照片 "，或以 " 感觉自己发育不太好，想看看你的情况 " 为由索要照片。当女孩事后发现异常不再配合，则以 " 把照片发给别人 " 威胁，获取更多私密影像，并在网上发布传播。

直到网络平台在后台巡查中发现了他的非法举动后报警，侵害才得以曝光，舒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而 2019 年～2022 年间，他交代自己隔空猥亵了 40 多名儿童。然而，被侵害女童及其家人，无人报警。

李思瑶是寻找被侵害女童和证据的检察官之一。她发现，取证的难度来自不愿配合的家长。孩子们也害怕家长责打，而当办案人员反复告诉她们，这是犯罪嫌疑人的诡诈，而不是女孩交友不慎的错，她们其实愿意说出自己的经历。

互联网改变了一代少年人的交友方式，网络信息也以成年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少年的认知，在现实中成为风险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