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国家一些发达地区也已迈过了“不经济增长”的阈值，可以优先考虑“去增长”而关注发展，但一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依然还是主导地位，但也应该探索“绿色增长”的路径和模式。
·在国际贸易中推进循环，最大的挑战在于产业链之间的合作。产品达标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产业链之间协同合作的复杂性给企业带来很多挑战。
·帮助企业应对外在规制所带来的冲击，短期来看补贴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补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补贴一方面会造成扭曲的成本和价格信息，有时候会助长企业的惰性；另一方面，很难精准补贴，往往会导致无效和扭曲，有时候甚至会“劫贫济富”。
2021年，城市一角的工程设施。 周平浪 图
生态经济学自上世纪60年代被提出以来，一直强调增长的极限并倡导循环发展和结构优化。一些发达国家已率先开放讨论并推行“去增长”，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逻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永续增长”的不可能性，并提前响应全球绿色转型的需求，主动谋求新的发展路径。
身处线性经济逻辑之中的企业和个体，如何通过循环进行绿色转型？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可能是人。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的文集《稳态经济新论》中的最后两篇文章分别讲了两个人的故事：一位在1960年代致力于环境保护、认同“增长的极限”的企业家，却在后来的经营中致力于以破坏地球的办法取得增长；另一位是从细微之处关注人类福祉的医生，他则意识到维护环境这个外在“器官”的重要性，对环境成本的无知和他人承担代价正在加速境遇的恶化。
打开未来持久发展之门的钥匙，正在每个人的身上。那么，如何让更多人合作达成可持续发展？澎湃城市报告11月26日采访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专项首席经济学家季曦。她也是前述《稳态经济新论》的译者。
在讲座中的季曦。
“去增长”的现实路径
澎湃城市报告：您为何会关注到生态经济学这个方向？在您看来，中国是否应该提倡“去增长”？
季曦：我一直从事跟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的经济学研究，对生态环境问题演化的历史逻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上世纪中后期到本世纪初期，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由以工业污染为主导的局部外部性问题为主，转变为以诸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具有全球外部性属性的问题为主。近些年，科学界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类似地球限度理论（planetary boundaries）和临界点（tipping point）等指示生态天花板的科学依据。环境经济学是一门解决局部外部性的学科，生态经济学更关注生态天花板的约束，探讨如何在不突破生态极限的前提下谋求更持久繁荣的发展。我非常认同生态经济学的学科逻辑，因此，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坚持多年一直深耕。
可能是因为所发表的文章和国际生态经济学界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观点，因此逐步和他们产生了一些交集，后来有机缘把赫尔曼·E·戴利的书 From Uneconomic Growth to A Steady-state Economy引入到中国来，并翻译成中文版《稳态经济新论》出版。
具体说到中国，近20年，我们的顶层设计对增长的态度也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进入本世纪的头个十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依然还是我国发展的主题。但是，进入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在 2012 年以后，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再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是准备迎接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 ” ，并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下，当前在我国讨论“去增长”这个话题，我认为至少不会是过于激进的。
“去增长” 概念，源自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认为无限增长在有限资源的地球上既不可能，也与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相冲突。因而，需要公平地缩小生产和消费规模，实现增加人类福祉的同时保存生态环境。
去增长不意味着完全反对经济增长，更不是追求“负增长”，而是主张对指导经济的一系列关键标准进行根本性改变。“去增长” 社会应该被理解建立在质量而非数量、合作而非竞争的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福祉的增加，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增长背后的社会和生态成本不容忽视。有很多国家的数据表明，在经济规模迈过一个阈值以后，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会出现脱钩，也就是会出现“不经济的增长”。这时，再继续追求增长其实显然是不理性的。
欧洲学界对“去增长”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不少国家，比如丹麦、荷兰等，开始推行“去增长”的政策，但主流政策仍以“绿色增长”为主导。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去增长”可能还面临着与“减贫”、“就业”等目标的冲突。从发展权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呼吁发达国家主动践行“去增长”，让渡生存和生态空间，让发展中国家继续增长，直到达到一定的福利阈值。
对中国来说，我们总体面临着“未富先转”的挑战。我们既要增长，又要发展；既要发展，又要转型。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区域间的严重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就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国家一些发达地区也已迈过了“不经济增长”的阈值，可以优先考虑“去增长”而关注发展，但一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依然还是主导地位，但也应该探索“绿色增长”的路径和模式。
澎湃城市报告：“去增长”的命题对应着资源的循环。虽然我们能在管理学教材上看到零星的循环经济的案例，但线性经济仍然在主导。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推进循环经济闭环？有什么措施可以推动企业和个人的参与？
季曦：有两个层面。一是通过提供激励和约束来改变企业和个体的行为，一是通过教育影响社会意识形态。
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经济学研究如何提供激励和约束，进而影响人的行为，通过优化个体的行为实现社会的发展目标。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都有几大政策工具，对企业来说，其中之一是，通过价格机制传导，将负外部性内化为企业的成本，成本增加的压力会倒逼企业参与循环。对个体同理，如果能把激励和约束机制融入价格当中，就可以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
第二个层面，需要长期的努力。要改变社会意识形态，教育是很重要的。日本已形成所谓“循环型社会”。日本为什么能做到这点？我认为，教育功不可没。日本的相关教育是全方位的，幼儿园、学校、社区乃至终身教育都做得非常好。通过教育把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意识根植于每个民众心中。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是经济的主体，人有相应的意识了，企业的环保意识自然会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意识也就提升了。当然，企业始终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然而一些有远见的企业会意识到，主动转型和主动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是积极应对趋势转变并降低自身转型风险的最好选择。
如何看待和应对国际主流社会的绿色转型压力
澎湃城市报告：当下欧盟出台绿色新政，企业会有很大的压力和动力去推进循环。在您的观察中，中国企业在其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补贴的作用？
季曦：面对欧盟绿色新政的压力，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比消极应对更好，前者会倒逼我们实现更多的创新，而后者会给我们埋下很多弊端。
欧盟绿色新政，核心目标是在2050年前，使欧盟成为全球首个气候中立的大洲。因此绿色新政包括促进能源转型、实现碳减排、推进循环经济、提升资源效率等一系列目标；相应一系列措施包括法规条款，绿色金融、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等。
欧洲绿色新政传导给中国企业的压力肯定是有的。比如，之前的投资、生产都按照某种标准执行，标准的提升自然会通过价格的传导，降低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加企业的内部成本等。在国际贸易中推进循环，最大的挑战在于产业链之间的合作。产品达标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努力。欧盟有些规制不仅关注末端排放，还会对产品全生命周期进行监测。产业链之间协同合作的复杂性给企业带来很多挑战。
帮助企业应对外在规制所带来的冲击，短期来看补贴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补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补贴一方面会造成扭曲的成本和价格信息，有时候会助长企业的惰性；另一方面，我们很难精准补贴，往往会导致无效和扭曲，有时甚至会“劫贫济富”。比如，如果按照产值规模补贴，大企业会更占优势，但小企业实际上更脆弱。
澎湃城市报告：欧洲的经济状况在很多人看来比较低迷。在您看来，欧洲是正在主动“去增长”，还是说被动响应？
季曦：正如我前面所言，“去增长”这件事，需要结合一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看待。欧洲一些国家提出去增长，我认为是恰逢时宜的。
首先，对他们本国来说，实现增长已经不容易，增长进一步拉升福利水平的难度也很大，他们已经迈过了最优经济规模点，去增长转而关注发展是最佳选择；其次，欧洲很多国家已经达到高福利水平，从全球各国的发展权来看，欧洲各国也应该率先“去增长”，为发展中和落后国家和地区让渡增长和发展空间。
就我的观察，至少从欧洲生态经济学学界来看，欧洲现在是在非常积极开放地推进“去增长”进程。我们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理事会每两个月会开一次讨论会，在与来自欧洲的学者的交流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经济不可能永续增长”的观点的普遍接受以及对“去增长”这个话题的强烈呼吁。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国际去增长网络（International Degrowth Network）。欧洲各国政府对“去增长”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丹麦、荷兰等国的态度非常坚定，还有很多国家依然是以实现“绿色增长”的政策为主导。但总体来说，欧洲对“去增长”这个话题的接受度和推崇度，应该是位居全球各大洲之首的。
内生动力、技术创新与学科演进
澎湃城市报告：受国际关系、市场变动影响，已形成的循环经济链条上的环节也会承受压力。相关方面或许会做出调整。在您看来，可持续的链条是否有保持运转的潜力，由哪些内在的因素决定？尤其应该关注什么？
季曦：从企业自身来讲，是创新的能力；而从外在来讲，政策支持、市场需求、金融等方面的支持，都是影响循环链条能否持续运转的重要因素。但企业内在的创新能力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企业的创新能力，又是多维度的，可以是技术、制度和意识等层面的创新。我觉得，这些创新能力是递进的关系，技术创新是底层支撑，制度创新是进阶保障，而意识层面的引领和创新才是最具核心力的。就企业实现循环经济这个问题来说，有的企业一直紧盯着以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来推进产品的更新换代，而有些企业早就看到以“更新服务”替代“更新产品”更适应建立循环经济的本质。
意识层面的创新能力还表现在对未来风险的预判意识。我去年参加了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场边会论坛，论坛讨论的主题是，企业如何应对来自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规制风险。我非常惊讶，与会企业家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这个话题，反响非常热烈。
因为，气候变化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规制，对企业真真切切产生了影响。但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软性的条约相对占主导地位，真正落实到能够倒逼企业改变自身行为的规制并不太多。我们学者做研究会主动往前看，而企业往往会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些企业会主动预判未来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我觉得令人欣喜。
我们做过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企业相关信息披露的研究工作，一些企业家跟我交流说，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看，主动转型的企业往往优于被动转型的企业，这些是前车之鉴，必须要看得远，提早布局，才能在未来真正规制下来时，化转型风险为转型机遇。所以，这才是企业真正的内在竞争力。一个有韧性的企业也一定是具有意识创新能力的企业，要具备高度的风险预判意识和市场转型的敏锐性，能把握关键点，找准未来转型的方向，提前布局相应的战略和战术等。
澎湃城市报告：在您看来，技术创新在“去增长”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否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不可持续的问题？
季曦：我是持技术理性或技术中立的态度的。我们既要拥抱技术进步，也要意识到技术可能带来的弊端。
经济学里有一条“杰文斯悖论”。一般来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预期是资源消耗的成本随之降低、总成本下降；但实际并非如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消耗的总成本仍然攀升。这是因为，效率的提升降低了使用单位资源的成本，最终产品的成本下降，人们的消费欲得到激发，进而购买了更多产品，从而导致生产产品利用的资源总量增加。这就是一个技术不理性的结果。
我们相信技术能带来效率，解决一切短期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好其他配套的问题，长期可能会刺激更多的消费，带来更多更大的成本。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放弃技术进步，一方面要追求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致力于解决与技术相伴随的问题。比如，强调技术规范和技术伦理，优化一些跟技术相关的配套制度。
澎湃城市报告：生态经济学等方向越来越重要，但在主导增长的语境下，似乎显得比较边缘。经济学是否也需要进一步革新？
季曦：经济学一直在不断创新。当然，我认为经济学还需要更具前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革新。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看，经济学本身就存在着结构性的理论更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经济学，几乎不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也不会提出增长极限的问题。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兴起，提高生产力是经济学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且，那个时候经济和人口规模相对生态环境容量而言还很小，我们还处在戴利先生所谓的“空”的世界，还没有面临人与自然的矛盾。
到了20世纪中叶，环境经济学诞生，主要应对的是工业化造成的局部外部性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要把外部性内化到企业和个体的成本中去。而现在，人类社会已经从人造资本稀缺过渡到剩余自然资本稀缺的时代了，生态约束成为经济发展的显性限制因素，因此又产生了生态经济学等学科。
秉持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视角，我们发现，经济学在回应时代变迁中的问题时，其理论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和变革。一些新兴经济学科正是应运而生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优越意识，也一定限度上阻碍这门学科的创新。我们需要持有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态度去拥抱和推进理论变革。
此外，在迈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中国已是经验丰富的先行者，我们应该静心于总结和提炼，形成立足于中国实践但又具有全球普世价值的真知灼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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