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30年｜民国时事报刊中的甲午战争民族记忆

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澎湃新闻特设系列专题，追踪最新的文物线索，采访一线专家学者，探讨战争背后的历史脉络。从晚清政治的轨迹探寻，北洋海军的海外奇缘，到参战士兵的个人历史，再到战后的赔款与借款，战争的纪念与记忆，内容涵盖战史研究、政治变迁与历史记忆等多维视角。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距今已有130周年，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自发生之日起关于这场战争的民族记忆即被建构和塑造，因其战败议和结局而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国耻的重要记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华民族仍处于灾难之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甲午国耻记忆在中华民族中更加深刻，时人将其与时局相关联，提供政治动员、时势教育的素材，号召民众参与到挽救民族危机的抗日运动中去，并最终使之成为一种雪耻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甲午战争进行了充分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相关成果多以还原事件本身为旨趣。综观学界对于历史事件的民族记忆研究，多集中在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南京大屠杀等，较少涉及甲午战争记忆。本文拟从甲午国耻的表述、时势教育与动员、雪耻记忆等方面，以时事报刊为中心，梳理1928年至1948年间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民族记忆概况，分析甲午民族记忆与时局关系。

甲午国耻的多方面表述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对此问题有相关表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参事处研究中日条约，参事陈扬镳认为清政府甲午战败后，“我国自经此次失败之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列强于我国土任意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等事接踵而生”“国民经济受外人之摧残殆尽，关于主权领土经济各项之损失，可谓以马关条约为最”，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甲午战争的较早表述。济南惨案发生后，北平学界创办《济案特刊》，以“唤起民众，一致反日，作政府有力后援”，有文章对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历程进行梳理，称甲午战败后“世界各国就没有一个瞧得起中国了，所有以后的‘利益均沾’呀，‘势力范围’呀，弄得中国民穷国弱，也间接地受了这次的影响”，这一描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表述基本一致。类似表述还有：“慨自甲午以还，国威扫地！列强轻蔑中国达于极点，不曰‘中国为无抵抗能力之民族’，既曰‘只须一师之众即足以扫荡中国而有余。’”“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甲午战败后中国）一蹶不能复振，实我民族近百年来之大辱。今日耻痕稠叠，皆兆于此矣。”“中日战后，我国国际地位一落千尺。”“甲午一战，更暴露了一切，堂堂中华有立被瓜分之势。”“百年来国势凌夷，实肇端于甲午海军之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甲午战败的原因，有不同层面和角度的表述。1927年，蒋廷黻称甲午战败是“精神的失败”，认为日本士兵“多具有国家主义思想，他们都想去为国牺牲，中国的军队则不然，他们都无知无识，那［哪］里知道为国牺牲的荣誉”。1936年，蒋廷黻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甲午战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为“不统一”，清政府官员各自为政，甲午战争可以说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二为“官吏腐败”。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芸生亦曾言甲午战争“名义上虽是中日战争，实际却是日本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从地域上说，也只是日本对北洋开战”，揭示了清王朝内部不能齐心协力抗敌的窘境。《军事杂志》曾有文称“甲午之辱国丧师，一误于清廷诸臣，不明大势，轻启战端；再误于将士贪鄙，怯于公战，故宜望风逃溃，为日军之俘虏也。至于军制不良、器械不精、战术过旧，犹其次焉者也”，认为甲午战败主要缘于清政府的腐朽。吴景贤指出甲午战败是由于“人才缺乏”“内部意见不统一”和“士气不振”，袭刚则认为“外交的失策”“军事无准备”“无海军人才”致使甲午战败。一·二八事变之际，《申报》发表时评，指出甲午战败的原因有五：一为日本“早已有一战的决心”，而清政府“仓皇应战，一败再败，士气既堕”；二为清政府内部“互相倾轧，互相牵制”；三是对于战事“各省者观望不前”，未能实现全国动员；四为战前日本在军事、外交上准备充分，而清政府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五为清政府“还未到无法应战的地步，即屈服乞和”。抗战期间于炳然发文总结甲午战争的教训，指出甲午战争李鸿章等人优柔寡断是失败的主因，“不能集中力量”“不求政治进步”，不能“把战争延长下去，坚持下去”都是战争失败的原因。

综上，以当时报刊刊载文章或言论为视角，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表述多从清政府内部进行分析，主要涉及政府腐败，军事设备、人才、战术落后，民众精神匮乏等方面，此种分析多与时局相关照，希望政府当局能够以此为鉴，不至重蹈覆辙。

甲午战争还被表述为日本侵华的开端，成为与日本有关民族耻辱的记忆起点。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社会各界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检察委员会，发表宣言称“吾人稔知日帝国主义者之蛮横，自有其传统政策，甲午一战，即肇其端”。1931年7月南京各界反日护侨救国大会发表抗日宣言，称“甲午以还，我国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之中国，竟为日本侵略政策之唯一对象……三十年来，彼其所以侮辱我压迫我者，靡所不用其极”。抗战爆发后，各界抗战演讲中将甲午战争称为日本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肇始。1931年10月，暨南大学训育主任汤德民进行广播演讲，称“日本侵略中国自甲午始，在此卅六年中，予中国民族之耻辱，实占中华国耻史之大部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时任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发表自卫演讲，亦有言称“日本自甲午之战以后即有灭亡中国之用心，小学校内随时灌输如何灭亡中国之知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强占卢沟桥的日军

甲午战败亦被描述为近代中国海军衰败的转折点。1929年1月，《大公报》刊登社评认为“中国海军自经甲午一败，根基摧毁”。1932年一·二八事变暴露了中国军队无海防能力，时人由此指出“自甲午对日一战败绩，海军一蹶不振，朝野上下亦迄无人注意”。1946年《大公报》发文称，“甲午一战，把中国所有的海船或沉或毁，尽付东流……直到现在，我们仍是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

甲午战败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种沉重的伤痛记忆。1928年有人对甲午战争发表感想称，对于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朝野上下，竟毫无知觉，全不设备，坐致全军覆没，割地赔款。追维往事，宁不寒心”。1931年时人游玩朝鲜平壤，来到甲午战争左宝贵牺牲地，感伤“现在故物虽然坍塌尚在，英魂含恨长眠地下，夕阳影里，蔓草荒烟，断址残垣，令人不胜感慨人事之沧海桑田”。日本曾发行甲午战胜纪念邮票，中国集邮爱好者收集到此类邮票，多称为“国耻邮票”。曾有一位集邮爱好者言：“若集得‘国耻邮票’，则爱国心油然而生焉。如日本发行之甲午战胜纪念邮票，在日本方面固以志喜，而我国人得之，则无不以为奇耻大辱也。”1938年时人撰文《痛话马关条约》，称《马关条约》是“值得用非常悲怆的内心，去作惋惜的追念！”“尤其为我们可痛的，便是政府的昏庸，军纪的废弛，清谈反日误国和人民的无邦国观念等。”1942年《马关条约》47周年相关纪念活动中，有文章称“短短的四十几年，并没有冲淡了台湾同胞悲痛的记忆”。1944年《大公报》为《马关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社评，称该条约“影响我国运太大，临此国耻纪念日，我们仍悲怆无已，愤恨无穷”，此种全民族的伤痛记忆历经数十载而不减分毫。

甲午战败，民族危机加重，社会各界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甲午战败议和的耻辱亦成为各界仁人志士奋起救亡的原因：“盖甲午以还，忠义之士恫神州之将亡，不惜牺牲头颅，以谋救国，屡仆屡起，此志不懈。”1929年，梁启超去世，各界发文悼念，《大公报》发表社评称“忆当清末甲午以后，梁氏以粤东少年，奋雄健之笔鼓维新”，将甲午战败耻辱作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维新运动的重要原因。

思想界述及甲午影响的，有1934年《申报》言称：“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教育界则有范寿康1938年发文，称“甲午一役在我国新教育史上同时却不失为一服有力的强心剂。因为国人自此以后渐知要和外国争强，不仅在于枪炮与战舰的设备，更不仅在于外国语言文字的粗通，而在于学贯中西的人才的培养”；1939年儿童节当天，《大公报》发表社评称：“甲午中日之战的败绩，给中国一个很大的刺激，中国从此正式办新教育，民族革命从此萌芽。”文学方面，1938年曾有文章称文学界人士对甲午失败“都感到了异常的愤慨。他们不满意于在失败后不继续作战，不满意于接受马关条约，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反对只会贪污打败仗的官僚，情绪的高扬较之鸦片战争时代更加显著，作品的产生也很不少”。科学方面，“中国自甲午之役以来，朝野上下渐知科学之重要，几莫不异口同声提倡科学，‘提倡科学’已成为近数十年来极时髦的标语口号”。各界有识之士纷纷以甲午战败为契机，发挥各自专长，为救亡图存贡献力量，将这一惨痛记忆演化成为全民族的时代记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之第一页”，甲午战败则被描述为发起起义的重要原因，如“甲午中日之战清兵既败，人心愤激，中山先生思乘机袭广州为根据地”等表述。南京国民政府还设置了“总理首次起义”纪念日，纪念活动中时常提及甲午战争对广州首义的影响，如“甲午后人民觉悟满清昏庸，于是主张推翻满清，总理就在于那时，奔赴檀岛、美洲等等地方，创立兴中会，树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1936年9月，蒋介石参加总理首次革命纪念会，称孙中山在甲午战败之后，“目睹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和一般国民所受剥削摧残的痛苦，格外感觉到非尽早实行武装革命，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不可”。1937年为纪念中山先生诞辰，《大公报》发表《总理诞辰纪念特刊》，其中有文称“甲午战起，清廷之腐败尽露，总理乃决心由宣传而实行，于是有乙未（光绪二十一年）第一次之败绩”。甲午战败已被政府当局和主流报章描述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

关于甲午国耻的相关表述，1928-1948年间主要涉及甲午战败原因与影响、日本侵略中国开端、伤痛记忆、中华民族各界仁人志士奋起救亡等方面。甲午战争的民族记忆与时局紧密关联，带有以史为鉴的强烈意味。

1894年10月24日，日本第二军在中国辽东花园口换小艇准备登陆

鉴往察今甲午为镜

1928-1948年间关于甲午战争的相关表述与民族记忆，往往是以其为比照对象，紧密联系时局，目的在于广泛动员民众，适时开展时势教育，充分发挥以史为鉴、观照现实之功效。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官方机构及其喉舌多以甲午战争为借鉴，总结经验教训，动员鼓舞民众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并以此作为加强海军建设事业的契机，社会各界亦趁此时机针砭时势、批判政府等以下若干方面。

1.总结经验教训。1931年11月留美学生代表致书《大公报》，表达对九一八事变的感想，将其与甲午战争失败导致朝鲜被日本侵吞的惨痛后果相比，称“甲午战后，中国承认朝鲜自主，日本保障朝鲜独立，订在条约上的，然而过不几年，朝鲜地图的颜色变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东三省的地图随时有变颜色的危险，条约是可以左右解释的，日本硬要说他在东三省有条约上很多很多的权利，中国又其如之何”，以此警示政府和社会各界时刻留意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呼吁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国土完整。

九一八事变后，《良友》杂志一度重新刊登1894年《点石斋画报》所载反映甲午战争的时事画，以作“今昔比较，见暴日野心数十年如一日。国难日及，甲午惨剧重现目前。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国人当如何造成光荣之历史，供后世读史者之回忆乎”，寄望国人警惕日本侵略野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人分析抗战形势时常与甲午战争时期相比较，用以总结经验教训。1937年陈训慈发文称，甲午战败的关键是“中国精神力量的薄弱”，并从备战、海战、陆战、议和等方面分析各相关人物“勇气、团结力、自信心的丧失”。文章指出甲午战争相比全面抗战时期，“给予我们一种自信：就是我们已着实恢复了那时所欠缺的精神力量”，同时“甲午战争也给予我们一种警策：就是我们现在的精神力量还不够坚强普及，只有大家加强这团结自信等精神力量才能实现了却敌取胜，洗雪了马关、青岛、济南、沈阳、热河、塘沽、淞沪、平津、察绥重重无量的耻辱”，认为政府应当从甲午战争中切实总结教训，加强建设抗战所需要的精神力量。1939年有文章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同时，注意分析全面抗战争胜利的对应条件：“（1）坚持抗战决心，不求屈服和平；（2）自力更生，不专妄想外援；（3）集中意志，消灭内部摩擦；（4）严肃战时生活，实行精神动员。其他条件当然还多，不过甲午之战所给予我们的教训已有这四点。”总结甲午战败的经验教训，为抗战提供借鉴与参考。

2.鼓舞抗战士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时人常将当前局势与甲午战争时期的国情、民情两相比较，用以鼓舞抗战士气。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数次击退日军，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申报》就此转引日文报纸某记者所言，赞誉第十九路军之英勇与爱国民众之觉醒：“谓今日之中国已非甲午时代之中国，而十九路军亦非龙旗辫发之队可比，盖中国人民已经觉醒，非复昔日之不解爱国。观于沪人充分予十九路军以物质的精神的援助，即属觉醒之明证。”1933年《大公报》亦发表短评，称“近年国家思想、民族意识渐渐深入人心，民众的势力，实在是不可轻侮……至少可说是比甲午年中日战争时代，民气相隔天渊”，认为中国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已大大增强，为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个国庆纪念活动，当时有文章专门将甲午战争与全面抗战作对比，归纳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甲午战争是短期战，而此次抗战则系持久战”；第二，“甲午战争是局部战，而此次抗战则系全面战”；第三，“甲午战争中不少对日屈服的将士，而此次抗战中则只有死职的，绝没有降敌的”，认为上述不同体现了全面抗战相比甲午战争的进步之处，因此坚信“胜利是归中国的”。不过文中有关全面抗战时期没有降敌将士的论断，明显与事实不符。

1940年初，蒋介石发表通电嘉奖全国小学教师，言称自全面抗战以来，“我全国同胞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之蓬勃发扬，不唯远胜于满清甲午战役之时，即与九一八当时情形相较，亦复不可同日而语”。此后他着力抨击日敌“至今仍旧拿我们现在中国的国民，当作四十余年前甲午时代一样的昏庸幼稚，当作我们现在的国民，仍是毫无志气、毫无血性、毫无国家观念、毫无民族意识”，认为当今民众的民族意识早已今非昔比，借此勖勉民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3.动员民众。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并积极动员各界民众参与反日救亡活动。甲午战败民族耻辱记忆在救亡活动中被反复提及，目的在于动员民众踊跃参与其中，如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反日会向民众大声疾呼，称“甲午之奇耻未雪，济南之碧血犹腥，负有五千年文明大国，竟俛首低眉于倭奴之前……全国民众希各奋勉，扶桑东指，灭此朝食”，希望民众奋起反抗，并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对日作战。1929年3月1日至7日，全国反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号召全国及东南亚各国团结一致反抗日本侵略，旅越华侨代表在会上发表宣言，称“甲午一役后的侵略事实，老早加上我们国耻史好几页了”，历数日本侵略行径，呼吁海内外同胞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各界开展的抗日动员活动日益广泛，甲午战争被用以宣传鼓动的作用更加显著，例如“我们全国四万万人，该人人记一笔账，从甲午之战记起，一直记到五九事件、济南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最近的东省事件……把我们的心底作账簿，蘸了我们的热血写上去，且看他们横行到几时，我们终于要投袂而起，用血与肉来和他们算清这笔账”。1931年10月，暨南大学训育主任汤德民在广播演讲中揭批“此次暴日侵略动机、手段与时机，与甲午之役，如出一辙”，吁请全国民众“在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亦应忏悔已往之过失，统一意旨，起而奋斗。政府人民，上下一心，只知国家民族之利害，不知个人之得失，必如是方能抗暴日，方能救中国云”，用民族耻辱记忆唤起民众的民族情感。

1932年2月，《大公报》“读者论坛”栏目刊载读者文章，呼吁全国动员起来一致抗日：“从前甲午之役，中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领兵者互相猜忌，这个打，那个瞧；那个打时，这个又瞧，不肯团结一致与敌人对抗，以致败得不可收拾。现在是我们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凡是中国人就应赶快起来，全国总动员，来消灭这个残暴的恶魔！”1934年5月，《大公报》发表社评：“亡国警告，在甲午以后，早成了志士们口头禅。但现在情形却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因为当年不过是空号，现在却眼看要实受了……我们奋发有为，还可以做这神州大陆的主人，若再蹉跎，就真个的要沦落到亡国之路”，号召全体国人奋起救亡，为抗日贡献力量。《马关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施谊作词、沙梅作曲的《四十年的忿怒》擂起反帝抗日的战鼓。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治中发表通电称：“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四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终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表吿全体侨胞书，亦称“我国已至最后清算自甲午以来中日关系的总账之时”，动员全体国民打倒日本，清算旧账。

4.建设海军。从南京国民政府层面而言，总结甲午战败经验教训的重要一点还在于加强海军建设。1929年6月，杨树庄就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分析甲午战争对晚清政府海军的影响以及日本取胜的原因：“甲午以前，我们中国海军已经整顿，当时日本海军正在萌芽。何以甲午之役，中日战争，我们海陆军竟为日本所败，很大军舰也被日本牵去，就是他们爱国心比我们来得强，并且肯努力研究，肯训练人才，因此我国为日本所败”，所以希望“大家不但仅求物质建设，制造巨大军舰，还须向心理建设途上进行，就是希望大家还要革心，这样一来，然后我们海军才不愧为革命民众的先锋。”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建设海军。同年9月，“民权”号军舰举行下水典礼，国民政府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二舰队司令长官陈绍宽致辞，强调政府“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需要都认为刻不容缓，就是一般民众，自从受了甲午失败的教训后也都感觉不扩充海军，中国是不能生存世界”，举行典礼就是希望“十五年内赶速建设六十万吨的海军，实行巩固我们的国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贯彻总理生平的主张”，一雪甲午之耻。

镇远号被日本海军虏获后照片，白色记号标示战损

抗战胜利后，甲午战争期间被掳到日本的镇远舰两座铁锚于1946年回归中国，时有文称“如果我们未能忘去他悲惨的往事，希望政府赶快把海军建立起来吧”。1947年2月初，国民政府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接见记者时发表谈话称，“目前乃我国发展海军之最佳时机，忆甲午之役，数小时之海战，即决定国家命运，实说明海军之万要及建立新海军乃不可稍缓之事”，指出积极巩固海防，避免再蹈甲午败战覆辙，海军建设刻不容缓。

5.批判时局。社会各界亦不乏借甲午战争批判时局和当政者的论述。如九一八事变后，陈思所著《甲午战争诗史》有言：“甲午中日战争是怎样一个滑稽的局面：中国朝野那么散漫，武人那么畏葸，执政那么昏聩，结果落得一个赔款割地的臭下场。这件事，正可用作现在局面的写照。可是那时还有死难的左宝贵、决战的丁汝昌、奋勇的聂士成、赴敌的吴大徵，现在环顾海内，连这种人物都不可得，奈何！奈何！”以甲午之耻作对比，批判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和将领腐败现象。

1932年，有时人著文批判蒋介石“现在日本还以甲午之眼光视我，是陷于重大的错误”言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仍在保持甲午的原状”。首先在精神方面，甲午战争时期百姓和政府“还敢收拾起火枪土炮和日本杀几合”，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却不肯修理好破枪旧炮，马上和日本一拼，决心六月，镇静半年，只落得个不抵抗，这点‘忍辱负重’的精神，不见得比甲午时期可以自豪”，其次是物质方面，“目前经济的落后，比甲午时期更显明，而建设实无偿于渐丧”。再者政治方面，“甲午是一君专制，现在是一党专政，甲午是君权高于一切，现在是党权高于一切，甲午统治者少，现在统治者多”。而军事方面，“水里的潜艇，还是与甲午时期一样的等于零，海上的军舰，大部分还是甲午时代的老船”。至于国内治安方面，各地方实力派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仍在“勾心斗角，捣乱火并……此又未见比甲午时期高明之处”，因此“‘现在日本还以甲午之眼光视我’，未必‘是陷于重大的错误’，却有几分谦虚恭维呢，国人速醒”。文章最后指出“此文不是颂扬日本，不是讴歌甲午，不是贬斥中国的现在，只以目下对日宣战的声浪日渐增高，甚而我就是主战的一个，不过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强有强的办法，弱有弱的方针，战和虽殊，异路同归，于是作了这么一篇令人读之不免灰气的文章”，意在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不抵抗政策，希望唤起民众的抗日情绪。

1936年，针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步步侵略和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之策，有文称“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失策，仍然和四十二年前甲午之前一样，根本原因是觉于没有抵抗的最后决心。因为我们的不彻底抵抗，日本觉得取之太容易了，所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冀察，由冀察而华北五省，甚至想侵入到扬子江流域了”，最后言称“四十二年前的一幕悲剧，我们又重演了一大半，希望及早回头，不要直演到底”，希望政府尽早准备，以抵御日本侵略。

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公开叛国投敌。社会各界纷纷声讨，揭露近卫声明“‘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成为完全独立国’，此乃日本一贯沿用之欺骗手段，直使我国亡种灭国而不自知也。此种欺骗手段，迭见于日本对外历史。其亡琉球也，使各国承认其独立。其亡朝鲜也，先于马关条约中明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然盟书未干，即俱为日本之属土”“此种亡国灭种之条件，汪兆铭竟欲接受，用作媾和之根据，苟非甘心卖国，何至昏聩若此”，以近卫声明之于中国亡国灭种类比于《马关条约》之于朝鲜灭国，有力抨击了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投敌行径。

抗战胜利后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迫于美方压力表现软弱。对此，《大公报》发表社评称：“甲午之战，中国给日本的赔款关银二亿余两。中国人，记住呵！那笔赔款是日本资本主义的酵母。日本银行因此有了股本，官营事业因此有了资金，一切企业因此而蓬蓬勃勃。反观今天中国对日本赔偿所表现的窘态，真是伤心透了。”希望政府能够以强硬态度对日，洗雪民族耻辱。

1928-1948年间，甲午战争作为今昔对比的一个重要参照物，在经验总结、鼓舞士气、政府建设、批判时局等方面发挥其以史为鉴、观照现实的作用，使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侵略，同时对政府当局的不作为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让甲午国耻重演再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内展出的中日甲午战争全景画

抗战胜利后的雪耻记忆

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最终胜利，不仅一举粉碎了日本侵略奴役中国的图谋，也一雪近代以来饱受日本侵略的耻辱。作为甲午战争耻辱重要标识的割占台湾，以及被日本掠夺的具象化甲午战役遗物，在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国，本身就是一种雪耻记忆，然而这种记忆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对日索赔不足、对美妥协以及受自身诸多问题的影响，又成为一种有限的雪耻记忆。

1943年初，孙科即对外公开表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坚决态度：“中国抗战胜利，应当清算甲午以来日寇对我侵略历时半世纪之所有血债，台湾为中国重要失地之一，应由中国收复，世人当无异辞。”1944年4月17日为《马关条约》国耻纪念日，《大公报》刊文谈及“中美英三国领袖开罗会议决定‘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算已把半世纪前的失地台湾再度列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了。这是两年前对日正式宣战，撕毁台胞卖身契《马关条约》的高一层的发展，也就是我国当局对于收复台湾的积极措施，国际正式承认台湾为我领土的具体表示和条约保障”。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中国版图，成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雪耻记忆。1945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前往台北接收空军基地，中央社随从记者报道称“马关条约之耻前雪，台湾同胞重回祖国怀抱，其欢喜之情，自非身临其境者所能形容于万一”。在同月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中央社报道称：“自从甲午以来，五十年间日本对于我们国家无数的欺凌侮辱和不断的压迫侵略的旧账，尤其是从‘九一八’以来十四年间的深仇大耻，到今天都已经根本的清算了。”1947年5月，《申报》发表社论：“此次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雪甲午之耻，返台胞于祖国怀抱，人心兴奋，举国腾欢。”1949年4月21日，台湾人民团体发出通电如下：“台湾本为中国领土，史乘所载，斑斑可考。迨甲午战后，台湾沦于异族，备受蹂躏，摧残历五十一年。幸赖祖国抗战胜利，重归版图，全台六百余万同胞获得解放，莫不鼓舞腾欣。”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意义重大，极大地鼓舞和提振了人心。

抗战胜利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战争期间中国公私文物损失，并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成立办事处，另派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教育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张凤举两人前往日本调查“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劫夺我国文物之情形”。据报载，“凡我国为日本劫夺或非法购买之文物，均可发还，惟必须提出具体之证明。现该会拟面向华盛顿远东委员会建议，将追偿文物之时限提早至甲午战争，一面则赶编战时损失重要之文物目录，以便交麦帅总部”。1947年4月，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结束，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对甲午战争以来流入日本的文物进行统计，用时9个月，编纂目录9册。

盟国最高统帅部起初仅同意将全面抗战以来日本劫掠的中国文物归还，甲午战争时期中国被劫掠文物等不在归还之列。1946年7月《大公报》报道“日本曾将甲午战役中所获得中国军舰之铁锚两具暨炮弹若干枚，作为战利品陈列于东京某公园。中国政府请求盟国最高统帅部返上项各物，未能获准，并谓日本于一九三七年以前所获得之财物，无权处理”，后经过一系列交涉，部分甲午战争遗物陆续返回国内，成为甲午雪耻的具象性标识。1946年10月，“我国于甲午战役中，被日本掳掠之加农炮六尊，已在澎湖岛上发现，此炮系德国克虏伯厂制造，口径十五生的，我海军当局拟将此深含历史意义之旧式巨炮，运交北平博物馆陈列”。同年，日本拟将甲午战争时期掳作“胜利纪念品”的镇远舰两座巨锚退还中国，因此“脱离五十年的故物，又将重入祖国的怀抱了”。1947年7月，抗战中被日本掳去的大东兴轮船公司“隆顺”号轮船返回上海，船上“并载来甲午战争时被日方俘去之我‘镇远’号兵舰上之大铁锚两只，此两铁锚被日方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作为战利品，迄今已历五十二寒暑。兹经我驻日代表团交涉收回，将交海军总部保管”。这两只铁锚的收回成为甲午雪耻的一个重要象征，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铁锚’得以‘凯旋’回返祖国，身为华夏子孙，那得不衷心庆幸！”

1947年5月，抗战期间被日本掠夺的“飞星”号轮舰回归中国，同时回归的还有“在甲午战役时‘镇远’‘定远’两战舰被日本掠夺视为战利品之锚链、炮弹等件”。截至同年11月，收回甲午战争遗物共计有“镇远、定远舰铁锚两只，锚链十箱，炮弹十箱”。1948年4月1日海军军官学校举行一周年校庆之际，镇远舰、定远舰两只铁锚被正式陈列于校内海军纪念碑前，用以警醒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甲午战争后，日本东京建有多座“殉国英雄”铜像。中国驻日本代表团“认为此乃日本军国主义之象征，亦要求加以拆除，并运至我国。但因种种关系，铜像虽拆，不有如铁锚之运至我国，作为胜利品而展览”。这些铜像最终并未作为战利品运到中国进行展览，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民族之耻虽雪，但又是极其有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民族雪耻记忆。

清军从德国购买的定远舰、镇远铁甲舰图片

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战时劫掠文物等工作总体进展缓慢。至1948年3月，“日本归还所掠我国物品之工作，由于官样文章之繁文缛节，进展缓慢。十四个月内仅有一小部分归还”。不仅如此，甲午战争时期的诸多屈辱记忆，在抗战胜利后照旧存在。1948年8月，150多名中国学生前往美国旧金山，途经日本参观东京、横滨等地景点，发现东京明治纪念美术馆内仍“公开陈列日清平壤之战、日清黄海之战、马关媾和谈判、台湾镇定、日韩和邦、琉球入藩诸壁画。学生们看了无不愤慨，遂于登船后召开全体大会，一致通过呈请政府当局训令驻日代表团交涉取缔，“以重国威，而正观瞻”。

抗战胜利一雪日本欺辱中国的前耻，而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日本侵略烙印在中华民族亿万民众身心上的耻辱记忆实际并未一扫而净。

结语

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无数仁人志士为抗击日本侵略前赴后继。甲午战争自结束后即为一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耻辱记忆，同时在甲午国耻记忆的背后，是时人的以史为鉴、鉴往察今。1928-1948年间国民政府与社会各界以甲午战争为参照物，总结经验教训，关照时局，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发挥其激励斗志、鼓舞人心作用。而当全民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后，甲午战争记忆也演变成为一种雪耻记忆，唤起民众爱国心、民族自豪感。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加之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致使政府当局仰鼻息于美国，国内外多项问题均未得到有效解决，甲午战争记忆作为抗战后民族雪耻记忆方面是不彻底的，因而也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同。

1928-1948年间，关于甲午战争的民族记忆与时局紧密相连，这些记忆往往服务于时局，服务于记忆的建构者，甚至会发生某种偏差。关于民族记忆的建构，每一历史时期均有对事件基本史实的陈述等共性，但每个时期的民族记忆又具有其时代独特性，即便是知识分子的学理性研究，也难免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至于政府机构、普通民众对于甲午战争的记忆，受时局、立场等影响更为明显，而这并非甲午战争记忆所特有。

（本文首发于《民国档案》2024年第4期，原题为《民国时事报刊视野中的甲午战争民族记忆探析（1928-1948）》，作者杜恩义[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