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由中国黄金协会、世界黄金协会、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4中国（深圳）国际黄金市场年会在深圳成功举办。
新浪财经独家对话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他认为，分析中国经济时，应该将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矛盾区分开来。结构性矛盾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供需和收入结构等；周期性矛盾主要为地产价值回归。
首先，我们需要增强逆周期调节力度，重点在于调节周期性矛盾，同时为结构性矛盾调整争取必要的时间。在应对结构性矛盾上，我们需要通过扩大补贴、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福利支出以努力提升需求。而对于产业结构矛盾，我们主要需要通过坚持科技升级来解决。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着手解决周期性矛盾，因为这部分的改善效果会相对迅速地显现。此外，提高居民收入也有利于激活企业活力。在此之后，我们将逐步解决需求矛盾和产业结构矛盾。
产业矛盾、消费、科技升级
新浪财经：近期中央政府连续出台多项措施以稳定经济，您如何评价当前的政策选择？在您看来，这些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足够？
李迅雷：首先，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我们应将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问题区分开来。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修复，但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对解决当下经济的下行压力、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更为重要。
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实行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这意味着我们将更加注重降准降息，扩大财政支出，这表明未来利率仍有下调的空间，财政赤字率也有望进一步提高。
此外，地方政府隐债的化债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的紧迫问题，使得许多项目得以继续推进。同时，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
目前市场上许多人正在讨论额度问题及其具体额度。我认为核心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增加6万亿元专项债务额度，这一核心政策将分三年实施，2024年至2026年每年安排2万亿元的化债额度。
当前地方债务情况基本趋于稳定，但我认为明年超出预期的方向可能是国债。今年发行了1万亿元的超长期国债，明年预计至少将发行2万亿元，其中1万亿元将用于补充国有大型银行的资本金，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并非用于化债或民生支出。
我曾提议，每年发行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只有当政策实施超过市场预期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此外，房贷利率也应进一步下调，包括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调整。
财政政策应持续加强力度，通过实施土地收储、扩大专项债券的使用范围等方式支持房地产行业。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开发商的现金流状况，还能有效化解行业内的过剩问题。
新浪财经：实施超预期的调节政策用于帮助经济走出周期，这一调节力度是否过大？
李迅雷：我认为不会。目前，中国央行持有的中国国债比重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4%左右，还有较大的增持空间。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房地产周期性下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美国次贷危机和1991年日本地产泡沫的历史经验，作为分析的参照标准。
两个市场的应对策略存在差异。美国采取了果断的超宽松政策，从而成功走出了周期，而日本则陷入了停滞。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首先，美国坚持产业升级，移动互联网革命有效拉动了其经济增长；其次，超预期的超宽松政策维持了经济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日本既没有果断实施宽松政策，也未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因此其应对危机的力度不如美国，这次中国也可以借鉴美国当时的应对方案。
新浪财经：这是否意味着通过实施周期宽松政策从而为解决结构性问题争取时间？
李迅雷：可以按此理解，结构性问题调整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在进行逆周期调整时，我们不能忽视结构性调整的时机。在我国的GDP构成中，最终消费占比相对较低。具体而言，消费对GDP的贡献约为52-55%，投资贡献约为40-42%，出口贡献约为3%左右。未来，消费的占比预计将有所上升，而投资和出口的贡献可能会小幅下降。
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细分为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等，预计明年房地产投资将大致维持稳定；制造业投资增速预计会有所下降，鉴于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预计仍保持在相对较高的9.2%左右，明年的增速下降是可预见的。因此，在明年经济增长的格局中，消费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然而，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若收入不增长，扩大消费则无从谈起。目前，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亟待激发，这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
扩大居民收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企业盈利。为此，政府需要出面创造需求，或通过提升福利增加居民收入。
具体而言，当前拉动内需的路径有三条：
一、扩大以旧换新的覆盖范围：将更多商品，如家装材料、健身器材等也纳入以旧换新政策，甚至可以扩大到服务消费的领域。
二、增强社会保障：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退休金标准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我国消费市场主要依赖于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
三、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政策手段稳定楼市和股市，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对消费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样地，扩大中国的消费潜力也有几条路径：
一、采取措施促进充分就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
服务业在保障就业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例如，制造业每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的贡献大约是40万人；而服务业每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就业的贡献大约是200万人。我国过去一直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希望未来能更多地发展服务业。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达84%，而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约为50%。如果充分实现就业，总薪酬增加，收入自然会随之增加。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更多投向民生领域。
具体而言，需要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例如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中央政府应尽可能增加支出。目前，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相对较低。如在2023年政府财政的总支出中，中央政府的占比仅为14%，而地方财政支出占86%。我认为应该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使其更多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统筹社保和公共服务支出，我们才能优化居民的收入结构。
新浪财经：增加居民收入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降息是否会导致普通百姓的收入降低？
李迅雷：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因为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都是工薪收入，当前我国居民的偿债压力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降息有利于减负。而在中国居民部门的150万亿的储蓄中，属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占比是相对较少。
故利息整体降低，对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少数人的收入影响较大。关键在于，尽管利息收入减少，但若经济能够实现增长，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
重要的是，我们的结构性问题调整需要时间。我们已经在积极发展高科技领域，这一势头显而易见，只要时间成熟即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消费方面也会受消费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影响，这同样需要时间来调整。目前，我们需要利用逆周期调整来争取更多时间。
新浪财经：为何迄今为止，美国似乎是唯一消费旺盛的国家？在东亚地区，尽管日本和韩国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保制度，但其消费并不旺盛。这是否意味着东亚文化本身不利于消费？
李迅雷：确实存在这方面的因素，东亚文化中对储蓄的需求较高，即更倾向于多赚钱、少消费。但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不同，它们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均显著超过我国。而且，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土面积、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与小国或城邦国家存在本质区别。
社会保障仅构成居民间接收入的一部分，而非直接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够持续升级，居民的直接部分收入也能持续提高，那么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消费大国。
以欧洲为例，尽管消费意愿较强，但由于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收入增长低于通胀的累计涨幅，这导致其经济增长相对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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