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今年91岁。她儿时跟着父母逃难，亲眼看到了战争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参加工作，后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1983年，50岁的段月萍正式开始从事“大屠杀”相关研究工作：大规模搜集资料；全程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做大屠杀幸存者调查，找到了李秀英、夏淑琴等幸存者。南京学者称段月萍是一部“活字典”，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贡献。此外，29年前张纯如赴南京采访时，段月萍全程陪同，给予她很大帮助。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段月萍进行了口述历史访谈，谈及她的人生经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过程以及对张纯如的回忆。以下是她的口述实录。
段月萍近照 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拍摄
一
我是芜湖人，1933年出生。我家里跟段祺瑞有亲戚关系，不过我现在搞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亲戚。我祖父是两兄弟，大祖父跟段祺瑞一起做官，他们家在芜湖有100多间房子，从巷头到巷尾，里头还有花园。他们一家人文化水平比较高。
我祖父是开炭行的，从泾县运炭到芜湖卖。祖父的孩子个个都是大学生，我父亲四兄弟和三个姑母都是大学生。我父亲在中国公学读书，但我母亲不识字，她家里也是做生意的。没沦陷前，父亲在芜湖的教会中学教书，教语文、历史。后来抗战了，我姑父在修公路的工程处是个头头，他给我父亲介绍工作，父亲就到了工程处上班。
1937年我就跟着父母逃难了。那时候太小没有印象，只听父母亲讲，我们从芜湖坐船，途经江西到湖南，在湖南沅陵安定下来，因为工程处迁到了沅陵。开始我们住在难民区，后来搬到居民家里住。
搬家以后我有点印象了，那时候我五六岁，日本飞机轰炸沅陵，那就惨了。轰炸不管白天黑夜，经常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被拖起来，跟家人去跑警报、躲防空洞。我们住的房子靠河边，是篾匠的房子，篾匠做的是编船篷子的生意。河对岸是沅陵比较繁华的地方，日本飞机就轰炸那边。飞机走了以后，我看到手、胳膊、腿什么的挂在电线杆子上，有好多受伤的人从对岸过河，经过我们住的房子去医院。真惨。
在沅陵住了几年，大概1942、43年，我父亲又从沅陵调到榆树湾——现在改名字了，叫怀化——还在修公路的工程处。到了怀化我们定居下来，生活相对稳定，也没有飞机轰炸。我在怀化上了小学。日本投降后，我父亲单位内迁，1946年，我们又从怀化到益阳，在益阳待了半年，我在益阳读了六年级。然后从益阳离开，再到长沙待了几个月，最后1947年搬回芜湖，因为父亲的单位搬回芜湖了。解放以后我父亲的单位被接收了，他继续在那工作。
1947年回到芜湖，我在芜湖女中读初中。1949年，解放了。1950年寒假，共青团办了一个训练班，我被调去参加训练班，在那里入了团。到了夏天初中毕业，我当时心高气傲，不想在芜湖这种小城市生活。那时候我一个姐姐在南京的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所以我就投奔她，来南京读高中。我也不晓得考什么学校，姐姐替我报名了南京的女二中，在浮桥。女二中是梅园中学的前身，招生时只招女生，后来男女混校，就成了梅园中学。离鸡鸣寺很近。
我在那里读完高一，高一暑假，我又被调出来，和其他被同样调出来的人集训。集训以后自己写了个履历，就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南京市委宣传部也在浮桥那边。我那时才十六七岁，在市委宣传部，我从1951年待到1953年。后来搞运动，派工作组下去，我也想去锻炼一下，单位就派我下去几个月，搞民主改革。几个月后又抽回来，分配到市委办公厅的政策研究室。我在政策研究室待了三年多。这时候我已经二十二三岁了，就结婚了。我爱人以前是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学政治的，比我大9岁。
1956年中央号召年轻干部考大学，“向科学文化进军”。我们政策研究室都是小青年，就都去考了，结果全办公室都考上了。两个考取北大，一个考取人大，一个考取清华，还有一个原来是南京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他就回南农复学了。我考到南京大学，读历史系。我想历史系蛮有意思，语文范围太广，但历史有古代史、近代史，更专业一点。读完五年毕业以后，我才28岁。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毕业后又生了个女儿。
二
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回不到原单位了。因为我爱人已经在宣传部了。他之前被打成“右派”，但他很有才，部长对他很感兴趣，就把他调回宣传部了。那他调回去了，我就回不去了。我要求分配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去工作，因为我晓得，罗尔纲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专家，我就冲着他去了，他那时候六十几岁。我在的组叫史料组，归他领导。一去我就在他的领导下编资料，这资料我听说是一个收旧货的发现的，不晓得什么人把档案卖给他了，罗尔纲从他那里把档案找回来，我们在里头挑比较好的东西整理。1961年到1966年，我都在那里编档案。我编的吴煦档案（编按：《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分7辑出版，作者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后来出版了，不过是“文革”以后的事了。
“文革”时，南京市搞干部下放，我们全家都被下放到淮安，到周总理的家乡当农民去了。我们是1969年去的，1973年才回城，重新分配工作。但没回南京，而是去了贵州。因为我爱人是贵州人，他弟弟在六盘水当了小领导，他晓得我们的地址，他到上海出差，顺便过来找我们。找到南大，正好碰到我同学。我同学告诉他，我在搞太平天国。他就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在那得到了我们在淮安农村的地址。到了淮安，他看我们情况实在差，就说你们回贵州吧，那边连小学生都能分配工作，你们去了，肯定能分到比较好的工作。
我们就想，我们下放，三个小孩户口都是农村的，将来怎么办？那就回贵州吧。我们一调动，小孩的户口就跟我们转走了。到了贵州，我们分在安顺地区师范专科学校教书，我教历史，我爱人教语文。我们在那待了几年。学校也不错，照顾我大儿子，让他在安顺读师范。他是知青，那时候已经十七八岁了。小儿子那时高中毕业了，在下放地当了两年知青，也调到贵阳，读贵阳商业技术学校，一个中专。毕业后，因为他成绩好，就留下来当老师。
后来我还是调回南京了。是怎么调回来的？我爱人去世了。学校后面有个水库，很多人在那游泳。几个老师把他喊去一起游，结果他淹死了，死在1976年7月份。那时候朱德刚去世，“文革”还没结束。
爱人去世以后，我在贵州举目无亲，我怎么办？“四人帮”粉碎后，我就写信到南京市文化局人事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属于文化局管——我说我想回来。文化局说，只要你那边放，我们这边可以安排。1979年南京市宣传部写信，要给我丈夫平反。所以1979年我就拿着信，从贵州回到南京。
到南京后，我找到宣传部，想了解我爱人的情况。宣传部的老人都认识我。他们跟我讲，你爱人本来就没问题，但那个时代没有道理好讲。所以，他也没有赔偿工资。但看我可怜，他们救济我500块钱。
大儿子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学里当老师，恢复高考后他报名了，结果考了贵州省第一名，去北大读书了。老二毕业后留校教书，我调到南京以后就把他调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在中央商场工作，入了党，后来又给他分配到无线电部门当经理。女儿那时候才十二三岁回来，回来在南京接着读初中。
1979年，回到南京，根据介绍信，我应该到教育局报到。我拿着介绍信到组织处去报到，处长不认识我，他说我分不到市内的中学了，要分只能到郊区。我掉头就走了，没跟他讲任何话。我就到了党委办公室，教育局的党委书记、局长都是我和我爱人的老朋友。党委书记也是下放的老干部，我看到党委书记，他一把抱住我，眼泪直流。他说小段——他们都喊我小段——小段，你怎么搞得这么惨？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后来他们就跟处长打招呼，把我留到局里。我就在教研室管史地科，这个岗位之前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地下党在管，他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以后做副局长了，他的位置就给我了。
老同志们很照顾我，我回来以后很快分了房子。一开始分的临时的房子在市委后面的山上，很小的一间，我跟女儿两个人住。一年多以后又给我分配了大的房子。
三
开始接触大屠杀是在1983年。那时我在教育局工作，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你到人事处去拿通知，调你回宣传部，马上要筹备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你学历史的，正好去搞这个。我听了蛮高兴，又回宣传部了，那里的领导都是认识二三十年的老朋友。我就说好。
回宣传部，名义上给我分到理论处，实际我一天也没在理论处待过。当时要成立一个搞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领导班子，但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其他人，我是调来的第一个人。后来宣传部就打报告给市委，市委再打报告给省委。等省委批文下来，同意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1983年10月份了。这项工作直接向市长报告，当时的市长张耀华是牵头人。这是个临时机构，所以我的关系也不在这，还在理论处，相当于抽调上来。很快又调了一个人当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是我的老同事、统战部的办公室主任杨正元。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一个离休干部，南京市的副秘书长张允然。
批文下来以后，我拿着文件到行政管理处，要办公的家具。不然其他人来了到哪里办公？我把办公室都搞好了，他们才来。我是整个小组里边的第一个就位的人，负责了很多行政工作。毕竟我之前在市委，行政管理处的人我都认识。
在小组办公室里，杨正元副主任抓总体工作，我专门搞资料。张市长讲了，没有资料，纪念馆的房子盖得再好也没用，不然展什么？所以资料是最重要的。刚回到宣传部，我就开始做南京大屠杀研究，开始找资料。但之前我一点不了解，我就先在宣传部的资料室翻南京大屠杀的东西。资料很难查到，最先找到的是文史资料里有一个梅汝璈写的南京大屠杀审判的一篇文章，我如获至宝，这才弄清楚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没有电脑，我就把这篇文章抄下来。因为重要资料不能拿回家，只能手抄。
之后我查找资料的范围越来越大。南京市图书馆、南京市档案馆、“二档馆”（编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本地的档案馆我都找遍了，找到重要的东西就复印，然后拿回来。后来也到北京、上海的图书馆、资料馆去查东西，查到了也一样复印回来。
梅汝璈家在北京，他家我也去过。他爱人给了我三张东京审判的照片，还给了我两本梅汝璈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有他的签名。我本来想跟她要他参与审判时穿的服装，但她给了北京市的博物馆。我们后来在南京开学术研讨会时，也邀请过他的儿子梅小璈来参加。
我比较敏感，看到报纸上有什么相关的信息就及时找过去。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梅汝璈参加东京审判时的助手杨寿林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消息，就赶紧到上海去找他。他给我看了一本相册。我想让他送给我，但他不肯。我说，那你借给我，我翻拍。他同意了，借给我三天。我连夜赶回南京，第二天一大早跑到张市长那汇报，张市长一听，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叫秘书到印刷照片的地方把每张照片都翻印过，然后把原件还我，我再赶紧送回去。
找到杨寿林以后，就像滚雪球一样，那些参加过东京审判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找到了。杨寿林告诉了我这些人的线索，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单位。我就每一个人都去拜访、调查、采访、要资料。好在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人里去台湾的不多，只有一两个，大部分在大陆。所以我可以说是最早研究东京审判的人。
还有谷寿夫的资料，是在“二档馆”和南京市档案馆找到的，主要是一些审判他的资料。这些资料南京市档案馆比二档馆还多，南京市图书馆也有一些。但我也不知道这些档案是怎么收集到档案馆的。我推测，很多档案应该是国民党的，他们匆匆忙忙跑了，资料没带走，我们就直接接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民间的材料并不多。
在外头收集资料辛苦得很，有时候要跑到半夜才能回家。幸亏我身体还好，也没有儿女的负担。这些资料都是我一个人搞的，很不容易。
1984年的时候，还拍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二十几分钟的纪录片。我们自己提议要拍，市长点头同意，花了十几万块钱。那个时候的十几万，很贵了。纪录片的资料也是我找到的，我拿着南京市委的介绍信，去了北京的电影资料馆。要找的片子是原始资料，我去的时候，那个片子还不在北京，存在一个山洞里。我在那等了两天，资料才运过来。等看完了，就和南京电影制片厂联系，请他们来拍。他们承担了这个任务，但去拍摄还是我带着他们。
纪录片拍了有一年多，这可能是第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纪录片。后来这部片子主要是在纪念馆里的电影厅放映。观众在馆里走完一圈，都参观完了，就到电影厅看电影。效果很好，老百姓很欢迎。这部片子没在电视上放过，1985年开馆以来，一直在馆里放。现在还放不放，我不晓得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四
起初，做幸存者调查是为了找受害者来参加座谈会。当时很多日本人来参观，就希望请一些受害者来跟他们座谈。我们先是在南京市做了一个普查。我们做了一个表格，要求填姓名、年龄、家庭住址——1937年鬼子没来之前住的地址、现在住的地址都要写清楚——上面一段是这些。下面一段，写主要的受害经过。
调查在1984年上半年做的，大概做了6个月。我们发动南京市各个区来做，把任务布置到了南京市所有的居委会。调查要求，受访的要60岁以上的人，年轻的不要；要在南京市的，不在南京市不要。这样范围就比较小了。居委会去查，查到有符合的，居委会的人负责填表。有些区有照片，有些没有。填好以后，这些表格再汇齐了交给我们，现在都保存在纪念馆里。收上来的表格，我一个个地看，把合适的人选出来，请他们来参加座谈会，有时候一天要开三四场。
李秀英、夏淑琴都是我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李秀英是从表格里挑出来的。但一开始搞调查的时候，没查到夏淑琴，因为那时候她不到六十岁，还没退休，在中山陵当工人。但夏淑琴的舅妈被居委会普查到了，舅妈提了她一家受害的情况。我看到她舅妈的表格以后，我也感到，这一家实在太惨，七口人都死掉了。由于表格上是转述，表格里没有她本人，我就想，一定得找到她本人。
她舅妈住在剪子巷，我就到剪子巷的居委会找到了夏淑琴的舅妈，要到了夏淑琴的工作单位地址、家庭住址，然后马上去找她。那天刚好她在家里休息，她就把她的经历跟我讲了。我们谈了一个上午，那天我还带了个傻瓜相机，她就把衣服脱了，让我给她的伤疤照了相。后来我们在画册里把这张相片放进去了。我们见面以前，她的经历这么多年从来没对外说过，只有家里人知道。那以后她对我感激得不得了，每次见到我都把我抱得紧紧的，像亲人一样。
这就是发现夏淑琴的经过，参加座谈的幸存者基本都是我这样发掘出来的。先从表格里挑出来重要的幸存者，再逐个去拜访他们，对他们做采访。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采访的时候就用手记笔记。那时从日本过来很多人，来道歉，都想见到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主要是老师带学生来的，学生有小学的、中学的……日本的老百姓还是好的。那些左倾的、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朋友，人都很好。后来，日本邀请我去那边开会，有一个日本老兵看到我就鞠躬，说对不起。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也不认识我，只是见到中国人就九十度鞠躬。
我从小逃难，小时候又亲眼看到过很多因为日本扔炸弹炸死炸伤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苦了，所以对日本人确实很恨。但那时我对见到的很多日本人心情很复杂。比如东史郎，他跟着一个大学的学术团体到中国交流访问，需要我到上海去接他们。我那时实在是不愿意，心里很不舒服。一个日本侵略军官，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我还要接待他。没办法，我也不能不去，这是我的工作。礼貌性的外交礼节我不得不遵守。
从上海接到他们，在去南京的火车上，那些专家在车厢里交谈，就他一个人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我让我们单位的翻译问他，怎么自己在这走，不跟其他人坐在一起？他就讲，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紧张，我怕中国人打我。我就跟翻译讲，我说你告诉他，中国人民经过了党的教育，都知道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行，但中国老百姓是知书达理的，不会轻易打人，你放心好了，到了南京不会有人打你。翻译讲完，他点了点头。他来到南京以后，我一直陪着他，在大屠杀纪念馆里参观时，一路上他就像鸡啄米一样跟周围的群众行礼。纪念馆里其他参观的人很纳闷，问我，这是个什么人？我说，这是一个日本老兵，他在向你们赔罪。
那时我的任务重得不得了，搞展览、培训讲解员、搞接待。那时候馆里的工作人员确实不多，刚建馆时，馆里才二十几个人。第一任馆长就是杨正元，我是副馆长。建馆建得很急，原来计划1987年开馆，南京大屠杀50周年。但最后是在1985年的8月15号开馆的，因为张耀华要赶抗战胜利40周年这个时间。所以本来时间挺宽裕的，但由于开馆时间提前了，后面就常常晚上加班，也很辛苦。而且很长时间里搞业务的就我一个，后面才慢慢调人进来。建馆之后，资料还是我在负责，整个的展陈也是我在做，展览提纲是我写的，直到今天也还在用。
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而且完全是新的领域，原来从没研究过。我父母之前没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也没经历过。我到南京工作之后，也没从同事那里听说过。在这个事情之前，我对南京大屠杀没有一点了解，抗战时候也没一点印象。而且不是所有南京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些幸存者、60岁以上的老南京人晓得，抗战胜利以后出生的人很多完全不知道。抗战之后来南京的外地人特别多，他们也不知道。哪怕我是学历史的，我们在大学里也都没有谈到过南京大屠杀。这个事真正普及是建馆之后的事情了。大家就都知道了。
五
张纯如来南京，是孙宅巍跟我讲的。这是1995年的事了。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但还留在馆里帮忙，帮到2000年以后，我才退休回家。孙宅巍是我南大历史系的学弟，比我低一届。吴天威认识他，就拜托了他。孙宅巍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人要来写南京大屠杀，关于幸存者这部分，要请你帮帮忙。但他当时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只知道是个美国人，也没想到是个华裔。我说好啊，来了再说嘛。
孙宅巍又找到了王卫星、杨夏鸣。王卫星帮张纯如整理中文的南京大屠杀资料，杨夏鸣给她当翻译。张纯如会讲中文，但不会讲方言，她讲英文我们也听不懂。再者她去采访幸存者，也需要翻译。
张纯如待了将近两个月。她来了以后住在南大招待所，孙宅巍告诉我地址，我直接去找她。我看到她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是孙宅巍说的那个记者。看起来太小了，我还以为她是个在校大学生。她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六七岁。我印象深刻得不得了。
她会讲中文。第一次见面，她就讲她写的这本书里涉及了很多幸存者，她希望我帮忙找人。我说可以，这不成问题。那时候哪个幸存者住在哪我都知道，我就带她找了七八个幸存者，去人家家里采访。这些有的她后来写在书里了，有的她没写。我也带她见了李秀英和夏淑琴。
段月萍（左）、夏淑琴（左二）、张纯如（左三）等合影
当时采访，她听得懂中文，而且也有录音、录像，这些设备她从美国都带过来了。有些不懂的地方，杨夏鸣给她翻译，其实大部分还是她自己采访的。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这一个多月我也不是每天都陪着她，我是有空就陪着。我陪着她去看了遗址，还有纪念碑，这些都去看过。在采访的现场，她情绪很好。每个采访都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在一边陪着。
她走的时候还特意请我们吃了饭。我觉得她人很随和，也很用功，而且很能吃苦。她二十几岁就能出书了，而且之前外国人里没有人宣传过南京大屠杀的，就她一个人出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影响很大。
当时日本人攻击她攻击得厉害。那时日本人攻击她，美国人不作声。我想，如果美国人支持她，反驳日本人，她心里也许会好一些，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我想，美国太不应该了。美国的士兵也有很多是日本人杀死的。太可惜了。但我还是觉得，主要的是美国政府没有出面支持她。要是出面支持她，不会这样。
她一去世我就知道了，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她太年轻了，才三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出书了，太可惜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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