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躺、佛，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词汇。是无病呻吟，还是日常现实折射呢？布尔迪厄说过：“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可是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大大扩展，从而制造了助长各种日常困苦空前加深的条件。”
《生活在低处》就是这样一本书，其重点并非在于叙事或评论，而是让自己成为口述史范畴的被写体——在不断的自我剖析与审视中，呈现时代的个体镜像。
《生活在低处》书封
过于表象化的丧
在书中，胡安焉记录着或大或小的无奈，好像是走不出命运安排的楚门。然而，周遭事物的微小反常，则会触发他作为写作者的观察与思考本能。
全书分三个篇章，依次为“童年，暨我的家庭史”、“我为什么写作”、“活着，写着”，让读者像是循序走进了作者的客厅、书房与楼下的菜市场。
在“童年，暨我的家庭史”，父亲被校园门卫误当成盲流而拒之门外时，他作为儿子的本能不平及无可奈何的释怀；作为“黑五类子女”，“在迫切地想要获得安全感的心理推动下，母亲只有更加表里如一、全身心地信服于那更高的主张”......
三个篇章，并非完全割裂。在“我为什么写作”，胡安焉又再次提及母亲——“父母没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我也从没打算让他们读”，但是母亲会“专门去书报亭”买下有作者署名习作的杂志，并“把它像宝贝一样藏在抽屉里，还一藏就十几年”。作者自嘲道“或许直到看见为我取的名字被印到了杂志上，她才终于为生养我这件事感到一丝欣慰”。
有别于学院派叙事的克制，他始终将各种思考贯穿在叙事之中。在胡安焉看来，“父母如何看待生活和社会、他们相信和遵从些什么，以及对待我的感情形式等，都极大影响了我的性格、气质和追求，这些与我后来的社会经历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
他一再强调：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四十岁之前，做过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经济收入还拖了人均收入的后腿；从来没有人用“优秀”来形容过我，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内心世界。
这让我想起“沉默的大多数”这一传播学理论，也说明胡安焉的走红并非意外，而是有种鲜明的社会属性与现实意义。在书中，他曾试图总结自己写作的“导火索”，诸如陌生村妇讨要他的饼，邂逅“疯女人”顾客，与电动车骑手的“路怒”争执，让他愈发“变得敏感和脆弱，同时又易怒和歇斯底里。过去我不在乎的一些事情，如今却变得非常在乎；而另外一些我从前在乎的事情，这时却变得不再在乎了.....可是孤独地在漫无目的中摸索，我又害怕被那虚无的深渊吞噬。无论是什么，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投入其中，同时又不必为此和我厌恶的现实打交道的”——像胡安焉在“我为什么写作”部分写道“那些经历在发生的时候，我是像囫囵吞枣一样咽下去的”、“卡在我的喉咙”，“我要反刍这些经历，就得先把它们吐出来”，“我的写作是渴望交流的”。
这种感受，用流行的词来说或许是“丧”。但我觉得“丧”过于表象化，就像所谓“转型阵痛”的说辞一样，对背后的现实意义有所消解。这些年来，《钢的琴》、《Hello!树先生》、《年会不能停》等电影引发的热议，都是现实的戏剧化折射——宏大叙事与风和日丽之外，每个时代都有着沉默的大多数，其作为小人物的丧抑或憋屈，需要倾诉与“共振”。
在这个时代，我们往往可以随口说出自己关心的时事热点或名人八卦，但对于我们所在城市的日常却缺乏共情能力，而这种“缺乏”又进一步加速了人际之间的疏离，以及个体的孤独、愤懑甚至憋屈，有种近乎宿命的桎梏感——就像《毕业生》片尾的长镜头。
“为旧鞋子惊讶”？是意识悖论
胡安焉在“我为什么写作”部分继续写道，“文学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读者，甚至文字载体本身都被新的内容载体挤到了边缘......我也几乎不阅读”。
他曾在这部分字里行间反复探讨“虚构”、“非虚构”这两个写作方向，以及与自己写作风格的匹配度，但在我看来，“非虚构”始终是胡安焉的底色，这种底色给他带来的“馈赠”甚至超越了他作为写作者这一身份的局限，也由此具有了更普遍的现实意义。
胡安焉经常喜欢提及美国作家卡佛的名言：“作家要有为普通的事物，比如为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感到惊讶的禀赋”。在《生活在低处》这本书的“活着，写着”部分，这种禀赋是有所体现的。例如，胡安焉和朋友去理发时，理发姑娘与其朋友的争执，能让他意识到“她那凶神恶煞的外表之下，确实藏着一颗感人的少女心”；夜晚从店里回到住所，与房东家看门狗的夜晚对视，既有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流渴望，也有他作为社会人的各种纠结或自我审查；在街心花园看到一只“比熊”，它对于一处寻常水塘的雀跃，以及被不解风情的主人无意间拽走甚至勒伤时，作者带给我一种借物喻人的惊艳，甚至有些意识流的意味。
全书不容错过的是第三部分之中《内心记》这章，这部分看似散碎，却颇为“结案陈词”的意味——胡安焉置身自设的文字结界，陈述“高姿态”的初衷、“工作”的价值，像唐吉坷德一样冲着风车挥动长矛，而“风车”在这里则是外部世界与其内心世界的共同体。其看点如前所述，并非诠释“外部世界”或者对“内心世界”进行哲学化的升华，而是有着他根植于自身经历的“偏见”。用他的话来说，这“我意识到自己与现实的对抗往往是表演性的，有时甚至是矫情的。但那又怎么样，这仍然比流俗好，而且我有相对清醒的自觉意识”，“真理并不和偏见对立，相反，真理是所有偏见的总和”。
在一些所谓精英的世界观来看，往往会傲慢地混淆“流俗”、“普通”、“大多数”等词汇的内在区别，甚至将这些有意无意的统归于粗鄙，从而更多形成割裂、错位，就像教科书里提到五四运动时，知识分子问工人同胞“生活丰不丰富”，有一腔热情的词不达意。
通过胡安焉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种种琐语，可以看到“流俗”是随波逐流、是盲从，让他警觉却也困惑，他写道“如果没有了那块石头，西西弗斯会获得自由吗？......徒劳地承受无止境的重负，或坐下来面对虚无的痛苦，两者中哪个是更优的选择？”
回到这部分开篇的思考——“文学如今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读者”，究竟是文学的问题，还是文学界的局限或偏颇，就成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诚然，文学写作是个体行为，不必先天地承担所谓社会责任或者社会功能，但是当各种文学大奖带给普通人的“个体共振”越来越少时，胡安焉这类写作者能够被热议，显然填补了当前文学界的缺失部分。这种缺失，并不是靠一种新的世界观或者人生观、价值观来填补，反倒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发社会轰动的“潘晓来信”，这本身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能够以现实、诚恳的笔调呈现就已是难得。
由此，作家卡佛提及的“普通事物”成为一种悖论。如何界定“普通”与“非凡”？在我看来，“普通”作为一种指代或处境，反而是一种让人共情的现实镜像，这就像该书读者常见的反馈——“敏感又真诚的人”、“了不起的自我察觉”、“唤起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记忆”。
胡安焉在《生活在低处》写道，“如果我们的慈悲不能像钢铁一样坚硬，我们将贫瘠得只剩铁一般的原则......其实我也爱生活，但我不爱你们的生活，而你们总想否定我的生活，用你们的生活掠夺生活”、“具有单一才能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链条，就会毫无例外地变得软弱无力，无论身上的才能有多么突出，此人也将从此黯淡无光。但是把自己的才能融进社会链条，就要接受一些必需的改造，把人身上一些和链条不兼容的成分剔除。于是对于个体而言，情形就仿如一个悖论”。其代表作《我在北京送快递》受到舆论热议，显然也是这种悖论所引发的，看似是与现实和解，但实际则是呈现一种日常困惑下的“自洽”路径。
“自洽”不是为现实扣上精英式的解释——胡安焉显然并不想刻意讨好一切，亦如他成名后对于社交饭局等人情社会的反感或疲惫，以及对于各种身份限定词的警惕。这些年来，胡安焉努力用观察、阅读、思考与笔触界定着自己的节奏，也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以一种相对积极的“自洽”确立自我、呈现自我。
或许，当沉默的胡安焉们开始口述，便是《生活在低处》带给我的最大触动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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