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中国古代石刻研究学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举行。本次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中国武则天研究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大城市学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吉林通化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博物院、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学报期刊社等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聚焦中国古代石刻及其文献发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学术价值，系统总结石刻研究的理论方法，着力推动石刻研究与史学研究协同创新。
论坛开幕式由冯立君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主持，他在引言中表示，中国古代石刻兼具文献材料与历史遗存两种属性，具有丰厚的研究价值，但石刻研究如何成为历史研究推动力、如何推进学术范式创新等问题仍有待探索，这些正是本次论坛希望研讨的学术议题。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秉忠教授致欢迎辞，他热情介绍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80年的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并指出学院史念海、黄永年、杜文玉、周晓薇、拜根兴等学者对石刻资料的研究有深厚积淀与传承创新，希望本次论坛通过深入研讨交流推动学术发展。最后，西安兄弟单位代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党斌、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庆卫分别发言，介绍两家单位在石刻研究领域的职能与发展成果，期望与学者加强交流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推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发展。
三、石刻调查研究与学术省思
王庆卫（西安碑林博物馆）基于考古学视角，提出目前学界多重视墓志文本方面的探讨，缺乏对中古墓志形制，即文本载体本身的系统研究，应将墓志还原到墓葬系统中进行考察。目前可见最早的墓志是东汉熹平三年孙仲隐墓志，具备了墓志的基本特征。之后西晋墓志形制已逐渐制度化并影响了东晋、十六国的形制发展，文体方面也已具备序文、铭文，渐趋成熟，而南朝因恢复汉魏旧制、与东晋割裂使墓志制度化演变出现间断。北朝墓志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具有平城、洛阳的明显分界，其中西晋因素仍发挥重要影响。至隋大业年间，墓志基本定型，形成篆书志盖、对称分布、志石四侧雕纹的格套。而唐代墓志在纹饰变化外，不同时期、地域也存有形制的特殊性，如中晚唐泽潞地区墓志带铺首、挽歌的现象。总体就中古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而言，墓志从汉制、晋制发展到北魏制、唐制，其中有迹可循，但变化的诸多深层次原因仍需探讨挖掘。
高健斌（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介绍了福州摩崖石刻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首先，现存福州城区的摩崖石刻数量众多但著录、整理情况不佳，基于此，开展全面的文献与田野调查十分必要。目前，其项目正推进对各类金石录与地方志图书的整理和实地取材，全面搜集历代摩崖文字，同时通过描红、拓片、识别与扫描尽力还原文字实貌。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结合文献资料考证石刻文字中记录的年代、职官、人物等核心要素，以期在未来推出完整的《福建摩崖石刻集成》，服务于学术与文旅事业。
仝相卿（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在《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概况》的报告中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传世文献数量极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界对宋代出土墓志类新材料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甚至存在“漠视”乃至“无视”的现象。报告回顾了学界此前在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不足，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宋代传世文献中的墓志铭相当丰富，部分出土宋代墓志缺乏独特性；其二，宋代传世文献的丰富程度远超前代，通过传世文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通过墓志铭类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这使得学界在研究过程更倾向于传世文献，而忽视了出土墓志的潜在价值。此外，报告还对宋代墓志的未来前景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展望，即对写作较为特殊的墓志，值得加以单独分析。
张全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报告《贞珉薪传——考古卌年墓志搜录》，系统总结了其个人四十年来参与西安地区墓志碑刻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经验，报告收录的100余方碑志多为其本人参与、主持发掘出土，并展示了部分重要研究成果，相关石刻材料涵盖北魏、西魏、北周、唐代、宋元以及明代碑刻。张全民指出出土石刻的价值不仅为墓葬编年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也为研究家族世系、联姻、人物经历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部分石刻为研究历代职官及仕进制度、重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同时，石刻的出土对于研究西安地志、古长安历史地理、乡里村沿革、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地域社会史、女性生活史、宗教史和相关礼仪制度等研究领域中都有独到的价值。
董永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报告《访碑十年：陕西古代碑刻的田野调查与学术解码》，详细介绍了其在在过去十年间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经历，并系统总结了个人的研究经验与体会，强调在石刻研究上应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专心致志亲躬实拓，以确保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在对石刻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一方面需拓展研究主题，突破传统以“证经补史”为目的的静态文本分析模式，转向动态的“文本书写过程”研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关注非文本符号系统，例如造像碑中的“图文嵌套”模式，其中文本与图像共同构成宗教表达的整体。此外还需积极使用新的技术与研究方法，例如碑石+AI+NLP（自然语言处理），突破个人知识和史料储备的依赖，为石刻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四、宗教石刻整理与社会信仰研究
孙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就中古道教碑铭的基本情况和研究进展进行汇报。道教碑刻有碑铭、墓志、造像、投龙记、刻经等主要类型，但现存道教碑刻数量远少于佛教，且缺乏道教碑刻的系统整理论著。目前学界研究多从宫观或墓志人物个案、法位体系、艺术史、佛道交流、地域社会及文化景观等方面展开。在其中，碑刻材料相较与文献更能直观反映基层道教活动实态以及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一是南朝道教的道观化转型催生出了以宫观碑铭和高道碑志为代表的道教碑刻传统，这种南方传统在隋唐得以延续并成为后世道教碑刻最主要的类型。二是中古道教放松与基层信众的隶属关系，消弭和国家政权间的紧张关系，从“祭酒体制”向“道观体制”转变。同时也应注意道教经典中反映的唐代道教“宗派”分际等问题在石刻中却并不清晰。2022年后，魏斌、刘莹、雷闻等人对道教地域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多有推进，同时在史料复原、互勘过程中亦有新的发现。
介永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介绍佛教石刻文献整理研究的概况。隋唐佛教石刻种类、数量丰富，主要有碑铭、墓志、塔铭、石函铭、造像纪、经幢、石经等七大类。相关的整理研究自隋唐文集的收录业已开始，其中又以僧尼碑志塔铭在形制特点、文献内容、新出土等方面较为突出，近期已有《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整理出版，但书中仍存有误收、遗漏和缺乏图版的遗憾。此外，学界对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造像、题记有具体研究但缺乏对隋唐时期同类石刻总体情形的整合研究。目前，隋唐佛教石刻文献作为对传世文献的补充，研究多以僧尼生平、寺院建置、宗派分野等问题展开。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资料整理，与传世文献的互补以及宏观与微观视野的融合。
杨效俊（陕西历史博物馆）分享关于隋唐佛舍利崇拜相关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体会。石刻是隋唐时期中国化佛舍利崇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细分为铭刻文字与石质舍利容器。针对铭刻文字的既有研究已对单个铭文、形制及历史背景多有挖掘，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展铭刻文字范围到记、志、帐等内容中考察该类石刻文字的功能与意义。其中，塔碑立于地上为教化之用，塔铭建制则有自上而下的规范，是崇供制度与瘗埋制度的连接点。至开元天宝时期，舍利地宫发展完善，舍利铭刻置于独立的纪念空间内，记、志、帐记录的内容愈发详实。通过这些石刻文献，佛舍利崇拜制度中地上与地下、物质与精神融为整体。
五、东亚石刻传播与文明互鉴
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的报告《高句丽碑刻的发现与研究》是纪念好太王碑建立1610周年的纪念作，对目前已经发现的三通高句丽碑刻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三通碑刻分别是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碑、集安高句丽碑，以及韩国忠州市的忠州高句丽碑。报告详细梳理了这些碑刻的发现过程、文物保护措施以及碑刻文字的考释与研究，认为已经发现的高句丽三通碑刻，尽管形制、规模以及碑文内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总体上反映了高句丽碑刻制度的形成及发展趋势。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好太王碑的准确性，同时也为未来寻找高句丽先王墓碑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好太王碑的发现，证实了好太王确立了高句丽碑的方柱形制，忠州高句丽碑则是对高句丽碑刻性质的延续与发展。高句丽柱形石碑的发现，证明了高句丽碑刻制度的发展及影响。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以《七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石刻碑志发展刍议》为题，系统回顾并展示了东亚地区金石碑刻发展历程。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原王朝碑刻与朝鲜半岛碑刻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异同点，特别指出新罗武烈王金春秋碑螭首与李勣碑头（螭首）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对韩国学者产生的冲击。此外，报告还探讨了汉字文化要素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传播路径，揭示了中原王朝石刻碑志文化如何通过各种人文交流形式，逐渐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金石碑志在日、韩不仅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还融入了当地的新因素，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碑刻文化体系，例如庆州崇福寺碑铭双龟蚨的形制在国内较为罕见，这一独特现象更加彰显了东亚文化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魅力。
郭雪妮（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报告《多贺城碑中的“西”——奈良朝的国界意识与征讨新罗计划》深入探讨了多贺城碑“西”字的含义，并对立碑背景、建造者身份以及征讨新罗计划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从多贺城碑建造的历史背景来看，石碑上部的“西”字与立碑者藤原朝獦及其父藤原仲麻吕欲出兵新罗的意图密切相关。立碑的初衷在于为征讨新罗立誓祈愿，但石碑上并没有直接出现与新罗相关的文字，这是出于当时的复杂的政治与外交因素的综合考量。多贺城碑设立的762年，本应是藤原父子计划出兵新罗的行动时间，然而由于光明皇后的去世以及道镜的出现，导致藤原父子与孝谦天皇之间的政治同盟解体，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藤原父子被杀，出兵新罗的计划也随之搁浅。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奈良朝时期的政治动荡，也揭示了当时日本在对外军事行动中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国界意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六、碑石个案与中古历史图景发微
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以《阙特勤碑探秘》为题，基于对阙特勤碑鲁尼文的重新审读，从胡语和汉语不同语言文字材料的历史叙述差异入手，对后突厥汗国鲜为人知的一系列故事进行立体性构建。尤其针对默啜“篡位”与阙特勤政变这一关键史事，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突厥的法制törü最先由开国鼻祖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创建，在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失传，后于骨咄禄执政时期得以重新建立。默啜的即位是依据骨咄禄争取到的法制，并非“篡位”。然而默啜随后将其子指定为汗位的继承者，无意将汗位还给骨咄禄一族，这一举动引发了骨咄禄一族的强烈不满，成为阙特勤发动“政变”的根本原因。阙特勤的“政变”是突厥传统宗法与现实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突厥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法制的传承反映了突厥汗国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深入研究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琴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以《权力与社交：再论唐代华岳庙石刻题记》为题，聚焦于学界以往较少关注的华岳庙石刻题记者身份，剖析这些题记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而揭示唐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生态，以及华阴县官员的交际网络和社交选择倾向。她指出华岳庙碑刻题记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权贵高官更容易获得题记上石的机会。此外，华岳庙碑刻题记空间布局亦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高官的因公题记多被置于醒目位置。华岳庙题记上石作为一种稀缺文化资源，为华阴县官员利用华岳庙的宗教空间以及华阴县的交通节点位置来建构人际网络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契机。华阴县官员在利用岳庙题记发展社交圈层时，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倾向：对于朝官和高级地方官员他们表现出极大热情与恭顺；而对于下层官员和闲散部门官员，则相对冷淡，关注度较低。从而形成了交往圈层的核心和边缘。
李雪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其报告中深入探讨了曲阜孔庙碑刻的“物治”功能，以鲁相三碑为例，认为在东汉孔庙管理和祭祀制度建立中，鲁相乙瑛、平、韩敕、史晨的接续之功尤为重要，设守庙卒史、增设礼器、蠲免孔氏亲族赋役、更新庙貌等系列务实之举，逐步强化了曲阜孔庙的官方色彩，揭示了孔庙从地方主导的家庙向官庙转变的历史进程。通过对汉唐碑刻事功主体身份的变化的考察，发现在曹魏时，孔庙地位进一步提升，由官庙转便为国庙：祭孔礼制从“鲁邦”地方之政上升为国家之政，成为帝王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曲阜孔庙碑刻的“公器”属性愈发显著，其“宪章故实、尊孔崇儒”的功能成为历代帝王自觉遵从的治国理念。
李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报告聚焦于新近出土的《唐杨承烈神道碑》的考释工作。该碑作为新近发现的唐代石刻，保存状况良好，且历代金石著录均无相关记载。碑文所记录的葬地——京兆咸阳原，与咸阳洪渎原发掘的唐杨守规夫妇墓园、唐杨守贤墓等一系列同时期弘农杨氏家族墓形成了有力的互证关系。通过对碑文的细致观察，发现其笔划深峻，婉如新刻，且未见捶拓、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的痕迹。基于这些情况，李明认为该碑极有可能从未被正式树立。至于其出土地点与墓葬位置不符的原因，推测该碑于富平的石料产地制作完成后，在向咸阳洪渎原墓址运输过程中遗落于渭河故道。
黄楼（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报告聚焦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梁栿唐人题记，结合新出的《唐宁有义墓志》，对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身世进行了重新考证。他认为宁公遇应为唐文宗时飞龙判官宁有义的养女，同时也是右军中尉王元宥妻子。同时指出题记中河东节度使当为郑涓，代州都督、供军使、兼御史中丞卢当为卢籍，通过对题记内容的系统分析，推断大东殿落成时间应在大中九年下半年。题名中提及的“大堡冶官衙前兵马使”中，大堡是晚唐五台山附近重要的矿区，归河东军掌控，其位置可能位于柏谷一带。
辛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以《北周史君墓石堂建筑问题浅析》为题进行报告，对2003年于西安井上村出土的史君墓葬具中的石堂进行了考析：史君墓石堂建筑结构完整，石堂顶部采用两段式歇山顶设计，坡度由陡渐缓、稍有弯曲，人字形栱尾部并未上翘，这些特点清晰展现了北朝至隋唐建筑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与之相配合石堂版门、破子棂窗，及叠用两层一斗三升的斗拱一起，共同直观地反映了北周时期的建筑形制。尽管史君墓石堂上的浮雕中包含大量粟特文化题材，但石堂外形却呈现出典型的汉式风格。对于墓主史君而言，石堂的修造，不仅是其身后安享极乐世界的保证，更是其所属的在华外族群体利用和发展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积极顺应汉化潮流的体现，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北周时期的交融与互动。
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在报告《中晚唐文士家族盛衰变迁与墓志制作组合之多元化倾向——以韩益夫妇墓志为对象》中，对韩益家族姻亲情况与墓志制作组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他指出，碑志制作过程往往能够反映出志主生前及家族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对中晚唐时期墓志创作组合的多元化特点的探讨，他提出唐代墓志制作存在着血缘性关系组合和姻缘性关系组合，由此进一步推展，还可见出友缘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组合。这几种关系基本囊括了唐代墓志制作与生产的主要模式。此外，由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种高品位的墓志创作组合多存在于社会上层的碑志制作圈中。
陈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石刻研究刍议》对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石刻的研究史进行初步述评与梳理，指出学界对六胡州粟特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出土墓志的考证为主，并对六胡州粟特人的迁徙和汉化过程做了研究。此外，他系统整理了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与疑点，如学界对六胡州粟特人的家族族属传承和六胡州的设置等问题的不同看法。最后，在对未来研究展望中，他认为可以从祖先记忆、身份认同、郡望攀附、地域认同、家族史、中原化进程、六胡州粟特人家族与唐廷关系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为深入理解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与唐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报告《唐石证唐集（两则）》汇报了两则与唐代碑刻新材料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新发现的《裴杰墓铭》《庞【女粲】墓记》碑刻材料的深入研究，认为“裴杰秀才”与“绛州曲沃县令”裴杰应为一人，成功解决了杜牧诗《和裴杰秀才新樱桃》著作权问题，现可判定此诗确为杜牧所作。据新见庾道蔚为其妻所撰《裴氏墓志铭》，重新检读杜牧《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礼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等制》以及李商隐《赠庾十二朱版》，对李商隐诗创作时间和庾道蔚及其妻裴氏家族世系考证等重要学术议题予以补遗。最后，李浩进一步强调了新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指出其能够增加历史细节、补全历史证据链，并为历史档案提供二次发现与阐释的契机。
七、石刻存藏保护与整理展陈
党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汇报陕西历代石刻文献及其整理成果。首先，截止2018年的初步统计，陕西历代石刻约有2万余通，广泛分布于省内各地且涵盖碑碣、墓志、造像各类型。经过历代传承，石刻不可避免受到自然侵蚀与战乱破坏、开发建设等人为损害，如顺陵残碑即先后经历关中大地震和洪水冲毁而断裂为数块残石。在石刻整理出版方面，陕西省社科院古籍所目前已出版1987年与2018年两次普查的石刻目录初编，“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系列曾以地域、年度为主题推出新版，《陕西碑刻文献集成》则集中出版目前所掌握的碑刻拓片，但以上成果在收录范围和图像、文本质量方面仍存在缺憾。未来也将继续推出石刻全文、语料、知识数据库，服务学术发展。
王乐庆（西安博物院）的报告《西安博物院藏碑志的史料价值与研究现状》，系统介绍了西安博物院藏碑石的分类、来源和研究现状与展望。她指出目前西安博物院尚未出版与藏碑相关的专著或者图书，只存在零星研究和对个体碑石的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系统、成熟的科研项目和体系化研究框。此外，当前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明显不足，多局限于对碑文的表面文字解读，缺少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深入挖掘与综合分析。最后，她强调了碑刻在佐证历史事件、增添史学史料以及反映民族交融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秦航（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的报告《贞石契影——馆藏石刻拓本的整理与研究》介绍了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馆藏特点及其研究情况，并重点介绍了馆内拓片和墓志碑刻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报告指出，在藏品整理方面，尤其是在图片资料整理和录文方面，目前仍存在研究深度不足、录文错误等问题。鉴于此，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计划在未来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展开合作，借助拓本形式，进一步推进馆藏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论坛最后的综合发言环节由冯立君教授主持，他提出石刻历史源远流长，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中国石刻发展创造出独特的文化类型，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李鸿宾表示，整场会议每位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剖析学术研究成果，有不同方向的石刻整理，亦有具体石刻的问题探究，是一次学术盛宴的享受，启发很大。在报告本身方面，如耿铁华等先生在汇报时抓住核心问题，让讲述思路做到“片面深刻”而不是“面面俱到”，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仇鹿鸣表示，论坛涉及两方面的思考，一是新材料并不一定带来新的高水平研究，而往往只能带来新的论文，高水平研究需要我们对前人研究成果有深厚积淀与理解并结合理论驱动。二是就资料整理的规范性而言，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唐代墓志汇编》为例，学界过往在清晰录文的基础上已可以做到高水平的人名索引，未来的系统整理中我们应做更加细致的信息汇总，如标明人物关系网络、前人研究成果等，推动学界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高水平人工标注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或许能够为未来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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