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渭滨︱志于道而游曳于士和氓间的晚年沈先生

2025年4月1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开纪念沈渭滨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发言稿和提交座谈会的交流稿。

士和氓常常是两个互不相涉的阶层，晚年的沈渭滨先生则游曳于士和氓之间，互有相通，而各得其利，而又受其伤。

我和沈先生的师生之谊，已有50多年，近二十年来，在师生之谊上，又添上了朋友之情。诗经有曰何谓忧伤，一个已迈入花甲之年的我，对一个将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师，有了近乎知人论世的认识。依我看，即便到了晚年，沈先生雄心未见丝毫减弱，尽管有时稍有颓唐（多为疾病的苦，而非心理），他努力要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有所建树，专业上独树一帜而成系统，对国家、社会事事关心而有贡献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能达到士的境界。但现实及其文化背景，并未能给他更多更好的条件，很难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未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而在士和氓中间的游曳，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但这也给他带来一种别样的生活形态，有别于其他和他相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是沈先生的幸和不幸。今天在沈先生病逝一周之际，他的故里七宝镇和他的学生，为他出了本纪念文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或许还能看到沈先生的理想和结果的落差。

沈先生自年轻时在大学求学起，就有志于道之阐述，几十年布道不辍。中间虽有曲折，但为人传道，自己布道，则是一以贯之，可用得上孔夫子“士志于道”这句老话。但究其主要学术成果，出于将要退休和退休之后（很可惜，从讲师职称到教授走了近20年）。而其思想，也在晚年更加熠熠发光。在这个阶段，他的研究，更接近于达到对中国近代史有总体把握的高度，基本奠定了其在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个权威的地位。

沈先生年轻时，更多的是对明史有兴趣。到了中晚年，弃他务而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其因盖出于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正可用在沈先生身上。弘毅什么呢？一方面是愤于一个强大的帝国会在晚清一下子衰落为病夫，不堪一击，而民众却嗜鸦片为美食。另一方面，他是看到了近代中国，或称晚清，是离中国共和制（包括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的一个政体，也是中国封建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有了晚清，才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国民党、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新中国，这些似乎是必然的各个历史阶段，对中国走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一条连绵不断的织锦，而追其源头，均出于中国那个晚清阶段。就像一串已连了线的珍珠，提起头，就成了珠联，后来的历史巨变也就可理解了。沈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以最后二十年的余勇，来沽近代史研究的酒。用士的不可以不弘毅的毅力，作任重道远的努力。试图对“晚清之谜”，作最合理的解释，以昭示后人。因各种原因，又天不假年，他最终没能完成自己的宏业，其思想也未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他的《道光十九年》，可以看作他在为厘清晚清作准备，他对我谈起作此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关系。可惜一切已经晚了。

离开了复旦，退休在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近代史研究之外，他并未置身于事外，还盯着国内外大事，中国反腐、农民失地等许多问题，以他的阅历和明晰的思辨力，均有独到的见解，时时发声，尽管常常是对空的。

在复旦时，他和地方的联系并不多，那时他或许还不太把乡下放在眼里。退休在家，开始了别开生面的生活，生活变得多彩起来，开始了他游曳于士和氓之间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有精神生活的愉悦，又有形而下的世俗和市井生活的快乐。在士的方面，如旧时官吏退休还乡后捡起地方文化一样，沈先生退休后重燃对本土文化的热情，一反其只是“高大上”研究，而对“低小下”的东西有了兴趣。举凡如古镇改造等各种地方文化活动乐此不疲。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态度，也有古风，如明清时期隐退故里的士大夫，有时也不那么友好，与当地行政保持距离，以显示其“士”的身份。当然这也是有尺度的。七宝老街修复改造前，各种设施落后，尤以通信和卫生设施之差，让镇人烦恼。沈先生多次大骂镇分管领导的山门，且不肯原谅他。实际上他在为镇人鸣不平，因为那个领导在安排装电话时确有私心，有失领导之格。他认为政府就是该为百姓服务。而一次与政府官员当面直接提到钞票，让人看到沈先生的另一面。七宝镇郑副镇长请一批老七宝开会，要大家谈谈对七宝文化发展的看法。在众人讲完话，郑副镇长准备宣布散会时，沈先生突然举手说，郑镇长，我还有一句话要讲，以后你们镇上请我们这批人来开这样的会，要付出场费格。此言一出，众人相觑。今天沈先生哪能了？俗，俗，俗。与会者只有沈先生称得上知识分子，但不是知识分子的大家也羞于在这种场合谈钱。郑副镇长也尴尬，他也没料到温文尔雅，堂堂的教授沈先生会当着大家的面，提出钞票两个字来。后来想想，堂堂沈教授，此番举动，大有深意，可能是他多次遭遇的教训，这次早已有蓄谋。实际上这里除了为他的弟子或同辈们谋点福利外，还正面提出了知识的价值问题，看你政府重视不重视知识。你们能花钱如流水，为文化这点小钱出不出。实际上，七宝镇历届政府对沈先生不薄，包括以前帮助解决沈先生的住房等，可以说为他以前所呆过的所有单位，包括复旦所不及。不过，沈先生有狷介之气，政府有不妥的地方，他还是要提，不以个人恩辱为转移。此番心田不可谓不弘毅。在为人处世上，沈先生也有“士”的作派。退休后，在七宝饭局也多了起来，时间一长，他感到光吃人家不好意思，提出要作东，请大家吃顿饭。大家当然不会让他出钱。一次，他说收到上海电视台的一笔万元稿费，愿意出其中的十分之一二，让大家分享，“稿费稿费，大家用用”。此事最终还是我办的，我索性把它弄大，饭局移到朱家角古镇的一家最大的饭店。为体现身价，沈先生关照，点菜尽管点大价钿的菜。这是沈先生为人的规矩，也是做人弘毅的地方。

沈先生的晚年，除了做士以外，最重要的是与各式普通百姓的接触，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多样性，也使他的生活更为充实，人性也得到较为充分的舒展。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沈先生的常规生活，自然是不一样的。尽管他有时还要顾到“士”的狷介，教授的清雅，有他矜持的一面。但沈先生本身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市井社会里，和市井社会里的各种人有天然的联系，懂得这种生活“趣味”和“鄙俗”相兼的两面，加上他做人有一定的弹性，所以他游走于士和氓间，如鱼得水，有有意为之的一面。他很喜欢这种机会。所以他很庆幸晚年在故里过日子，常说复旦的老朋友还是生活在那老圈子里，有啥意思。自从七宝老街修复、七宝镇志的编纂，无形之中聚集了一批人，他与普通百姓，包括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接触由此作媒介也多了起来。而这种接触和交际，常常是在酒席上、茶叙上，对常年在清水机构复旦做教书匠的沈先生来说已是一种异质文化，就是老七宝的他在以前七宝的老街坊上也是见不到的。在复旦、他的学生身上，在他的家里更是得不到的。已有一张无形的网罩在他身上，常常先是无谓的高帽，后则是“近则亵”的无聊和轻薄。换其他人，可能一两次再也不会参加了，沈先生确是有弹性，也宽容，他常常是安之若素。这种接触和交际，延续了十多年，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无伤大雅的，但损害了沈先生作为士的精神层面。沈先生在世的最后几个月中，他悟到了这一点。

我所说的晚年的沈先生游走于士和氓之间，并不是说不好。应该说好是其基本的一面，特别是对沈先生一直在象牙塔大学里生活的人。且我们大多数人过的就是普通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但我们要警惕其中不合人性，不合文明的社会陋习，低级趣味的东西的腐蚀性，特别是和有些人长期的交往，它在不知不觉中，消蚀一个人的高洁的品质，庸俗你的趣味，降低你的人格。

世界上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完全符合士的典型理想，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但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我们这一代是永远做不了士了，但我们可以学习沈先生一生奔走于“士”的路上。

沈先生走后，留下空白，也留下了话题。

（2016年4月18日，在七宝镇政府纪念沈渭滨先生逝世一周年、《沈渭滨先生纪念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