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迪博耶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经济学教授、法国计量史学协会创会会长，曾任计量史学协会主席。他还是《计量史学》（Cliometrica）杂志创始人，并与迈克尔·豪珀特组织编撰了《计量史学手册》（Handbook of Cliometrics）。该手册已由陈志武、熊金武团队译为中文，推出“计量史学译丛”（格致出版社2023年出版）。《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家庭量化历史》（下文简称《家庭量化历史》），原名为《家庭量化历史》（Cliometrics of the Family），出版于《计量史学手册》之后，延续了计量史学书系的特点。
在本书的宏观模型中，后代的人力资本类型、数量等，都可以在约束条件下，通过夫妻双方相对议价能力这一参数来寻求最优解。相应地，这一参数体现了夫妻之间对家庭劳动收入贡献的相对大小程度。迪博耶在宏观理论模型中，回顾了自马尔萨斯主义、新古典理论到20世纪60年代贝克尔和明瑟提出的“新家庭经济学”，再到后来的宏微观的增长模型的演变脉络。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历时变化，可划分出“不发达经济”“过渡经济”和“发达经济”三个阶段。不同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关系”适合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段，各阶段也可由均衡的稳态来确定各自系统和参数水平。同时，这三个阶段也对应了工业革命后欧洲“后马尔萨斯经济增长模式”，持续至1870年的欧洲人口结构转型和现代增长模式形成过程。
而在微观实证方面，人力资本是重要变量。亚当·斯密提到的人力资本是人通过教育、学习习得的技能。它不光需要花费资金，同时成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是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迪博耶所编《劳动力与人力资本》手册与本书可作对照的姊妹篇。手册第一章由202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撰写，系统梳理了人力资本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并通过多项研究来佐证人力资本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如贝克尔有关1849年普鲁士的研究即证实了“数量-质量的权衡关系”存在，研究发现：小学入学率高的县，生育率更低。而迪博耶对1851年法国的研究也发现生育率下降会导致教育投资增加。此外，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将提高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生育率。德国和法国的例子均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负向影响。可见19世纪欧洲教育回报率的提升，促使家庭转向减少生育，增加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投资策略。其子女成为父母后又会生育更少的孩子，形成“少生优育”的代际循环。
当然，也有越富有子女越多的情况存在。例如从德法的例子中发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生育间隔时间较短且受粮价波动影响较小。对英国历史上遗嘱数据研究的结果也显示，遗嘱人死亡时财富多少与后代数量呈正相关。但稀有姓氏的家谱数据库又证明，家庭规模和子女教育并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一现象可能与19世纪英国晚婚和长生育间隔的生育模式有关，在此生育模式下，家庭可以跨代转移资本，从而削弱了父母财富对子女教育的约束和限制。
此外，数字人文技术在家庭研究中得到应用。如在本书第八章关于18~19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堂出生、结婚、死亡记录的研究中，德尔巴利和拉罗萨就通过对当地家族、群体和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家族可以通过联姻与吸纳新成员使家族个体更容易进入政治网络中，从而跻身政坛；相对而言，个人年资、经验和能力相较家族人脉关系则显得无足轻重。
第二个是教育投资问题。教育体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洗礼。教育给人力资本带来的回报不仅针对个人，也是社会性的。在福柯眼中，学校与医院、监狱等现代社会权力机构别无二致，体现了规训权力。而在贝克尔看来，公司和学校是专业技能的替代性来源，某些情况下学校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肇始于19世纪初普鲁士在对外战争中惨败后的教育改革，当时普鲁士政府强制推行军事制式的义务教育，家长若不将子女送入学校会受到处分。本书发现该制度在教育领域引起了连锁反应，具体表现为：后代子女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同时，妇女也得到了解放，既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使得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随之增高。
最初的学龄前育儿机构本来是利用宗教理念来对幼儿进行监护与教学。幼儿园（Kindergarten）一词源于德国重要的教育家福禄培尔的创造，他将幼儿园喻为“花园”（garten），而儿童则是需栽培的“植物”。其教育理念吸收了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思想，认为游戏、音乐、自然和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经过训练的女性可以在幼儿园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这一观念在当时被认为过于离经叛道，于是1851年普鲁士当局关闭了所有幼儿园，直到1862年政府才因学前教育受到社会广泛认可而被迫解除禁令。本书第三章对1864年幼儿园入学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幼儿园入学率和生育率之间呈负相关，这印证了“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假设，即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家庭会增加教育投资，并且这一投资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已开始。
不仅如此，本书对不同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亦有关注。1826年，统计学家迪潘（Dupin）研究教育系统的地理空间分布时，曾划定了一条圣马洛-日内瓦线，该线以北是教育先进地区，该线以南则为教育落后地区。在第九、十章的研究中，佩林和贝奈姆发现19世纪中叶的分省数据明显呈现出“落后-欠发达”、“重农业-教育欠发达”、“工业发达-富裕”、“新教-高受教育水平”、“实行生育控制（节育）-性别平等”和“塞纳河畔特殊区域”六个空间聚类。而对1833年教育大臣弗朗索瓦·基佐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的大型学校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远大于小型学校，更说明了教育机构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法英两国对于基础教育传播的不同理念，在第十三章殖民地地区教育研究中也有所呈现。研究发现，法国政府大力干预和限制传教士活动，筹资力推世俗教育，在重视教育质量的同时，扩大教育的受众。英国则开源节流，认为传教士是廉价的教育资源，因此对教团涉足教育领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其殖民地入学率和民众素质相对较高。比属刚果的基础教育网络同样依赖传教士，使得该国成为二战前为数不多小学入学率超过20%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从欧洲来的特许公司在当地实行稳定化的“家长制”政策，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长期定居宿舍（当然其中也包括投资工人子弟小学教育的激励机制与动机），也提升了当地小学的入学率。
第三个是婚姻与家庭问题。其核心议题包括了历史时期的父权制、女性赋权、性别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视角下，形成了社会主义家庭观和女性主义，沃勒斯坦提出“女性劳动应被特殊审视而非仅被视为‘工人’劳动”。再到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则将婚恋市场和家庭结构纳入微观经济学的学术视野中，他把婚前约会视作搜集配偶信息的一种投资，而婚姻则是一类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契约合同，其中包括需要放弃包括独身之类的机会成本。近年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从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中，追溯工业革命后近代家庭问题的历史根源，引起了国内社会广泛的关注。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曾反对将空间视为几何学和传统地理学概念，认为空间的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的过程。而《家庭量化历史》一书正是以欧亚大陆为大的背景舞台，从空间视角下审视社会关系的嬗变与父权制问题链接点。通过三个历史案例，本书在历史地理视域下串联起从“新石器革命”到“古登堡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地位如何影响了工业革命后的家庭结构。
首先，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源自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产物——父权制体系。我们所熟知的四大文明就位于父权制下大致同纬度的中心地带链，其副产品为等级制度和两性的劳动分工。这些地区为何曾经繁荣一时，后来却走向衰落，导致经济中心向西欧和日本的转移，成为著名的“命运逆转”问题。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从生物和地理角度，提到技术变革的可积累性问题。本书第七章中，普雷德、范赞登等则从女性能动性角度出发，沿用恩格斯的基本假定，即新石器革命前性别关系相对平等，而在新石器革命后诞生的城市、国家和等级社会巩固了阶层结构。从历史地理空间角度来看，正是那些原本远离欧亚大陆新石器革命中心地带的边远地区（如西欧、日本和东南亚），由于父权制影响力较为薄弱，使得女性相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较高能动性，这深远地影响了1500年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其次，对于欧洲本身而言，婚姻和家庭结构也存在差异。哈吉纳尔（Hajnal）1965年提出的一条从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地理虚拟线，将欧洲一分为二。该线以西以北是经典的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EMP）（《家庭量化历史》的第三、五、六章着重探讨这一问题），以晚婚、高独身率和核心家庭为主要特征，该线以南的南欧地区则是与EMP相反的早婚和复杂家庭模式。西欧在工业革命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多归功于西欧婚姻模式，它不仅是产生西北欧经济超越南欧“小分流”的原因，也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如东方之间“大分流”的原因。后来托德又对中世纪以来的家庭类型进行了更加细化的区分：绝对核心家庭（自由和不平等）、平等核心家庭（自由和平等）、主干家庭（专制和不平等）以及集体家庭（专制和平等）。1871年南欧意大利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家庭模式与历史遗产和传统息息相关，并且性别角色通过代际传承至今并产生路径依赖。
最后，识字和算术能力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本书也发现它与父权指数有关。范赞登发现，自15世纪中叶古登堡在美因茨发明印刷机后，《圣经》的售价从相当于以前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骤降到一个木匠不到12天的工资，这一变化，促进了欧洲识字和算术能力的提升。本书第五章利用欧洲历史时期的115个人口史的数据集（Mosaic）生成父权指数，并以“年龄堆积法”确定算术能力指标。通过在地图上将这些指数配准到西欧、德意志、哈布斯堡、东欧和巴尔干几个大区域并对其空间回归后可见，父权指数和算术能力（用以代表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平均而言父权指数越高的地方算术能力越差。实际上这也回应并验证了托德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女性赋权程度越高，后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理论假设。
总体而言，由于是多学者合著的论文集，本书部分术语存在意思类似却表述不同的情况，我们尽量统一翻译的称谓以保持连贯性。类似家庭（family）和户（household）、计量史学（量化历史）、父权制（家长制）、女性赋权（女性能动性）、节育措施（人口控制）等词，我们未作细致区分。引述的众多著名学者文献，其中不少已有固定人名译法，例如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盖勒（统一增长理论）、明瑟（劳动经济学）、托德、诺思（新制度经济学）、阿马蒂亚·森（女性能动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西莫格鲁（“包容性”与“汲取性”制度）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计量经济学与因果识别）、范赞登（女性与资本主义）等，他们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回顾了人口、家庭、性别、教育等古老的历史问题。对历史学而言，诺贝尔奖中经济史领域研究是与之相关最贴近的奖项，本书充分说明，史学也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和理论营养。
从本书内容编排和阅读体验来看，前四章关系比较紧密，翻译难度也较大，其中的大量经典文献回顾，以及从数理推导、模型建构到理论抽象的计量研究方法，对普通历史学者来说可能阅读起来稍显枯燥。除第一章综述外，第二、三章关系相对紧密，第四章则主要批判性地介绍了以双胞胎作为工具变量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因果推断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学中主要的识别策略，将双胞胎出生作为工具变量一直被视为经典案例写入到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基本上被视为学习工具变量时的必读例子。因此第四章其实预设读者有一定的计量基础，这章甚至可单独抽出来。由于笔者能力所限，翻译过程难免存在舛误之处，同时也认为书中的一些文章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历史数据本身的问题（如利用麦迪逊数据研究女性能动性问题），将亚洲边缘地区（如日本）假设为自古父权制影响较弱、女性能动性较高的文明，部分章节有以论带史、理论先行之感，等等。实证方面，一些文章仅粗略地讨论了基准线性相关关系，并未深入地进行因果识别，诸如排除双向因果等。但总的来说，本书广泛整合西方前沿研究成果，可为关注过去与当下人文社科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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