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时代风雨中的……叛逆者在前行中

因此，从维克多·塞尔日到彼得·塞奇威克再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自由左翼的思想倾向脉络，其关键词可以说是“叛逆者”或“异议者”。

希钦斯很厌烦自己的“事业”被稀释成旧货翻新，也无奈于自己的“异见”被边缘化或被居高临下地“宽容”对待（2页）。因此在2000年初当有人问他“能否给年轻人或心绪尚未安分之人一点建议，给出一些让他们规避幻灭的劝诫”的时候，他感到这是一个应该接受的挑战。实际上他也是效法伟大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1929），或许还有那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左拉（Émile Édov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1902），他在发出那封最有名的信《我控诉》（J'Accuse）之前还写过公开信给法国的青年。希钦斯在该书中都提到了里尔克和左拉给青年人写信的事情，而且多年来他自己与青年人的对话一直以各种形式进行着，让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胡须斑白的“六八”一代人和见证过以柏林墙事件为标志的最后一个革命动荡时代的人在向青年人说话。这让人想起一个从前线下来的老兵，一个马克思所讲的“心怀不满的小伙子”到老了还是“心怀不满”，眼看着“愤青”已成“愤老”，但是窗外依旧风雨如晦。于是虽然他说不会讲自己的经历，因为他“知道听一个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回忆烽火是天底下最无聊的事情”（62页），但他还是写了这本书，书中也的确很少谈自己的经历。“以下的书札我写给一个抽象的收信人，假设他或她可以代表他们全部。”（9-11页）这是一种热切地期待的对话。

在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希钦斯心目中的这个“抽象的收信人”可能会是什么人？他应该不会想到写给过去曾经同是叛逆者，后来却因目睹他们如何改变了自己而渐行渐远的不再年轻的朋友，因为他知道，也能理解人是很受环境影响的，屁股决定大脑的事情在他看来并不稀奇，也没有办法唤醒那些如今一心要装睡的昔日同道。而且事实上他与昔日朋友的断交也是很决绝的。那么谁是他有时会产生写信给他的冲动的人？在希钦斯对“抽象的收信人”的想象中，有什么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呢？比如，他是否也希望对方在心中对某些日子“从来也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是否会想象对方曾经在漫步于城市中最为开阔的空间时突然泪流满面？其实我相信在他心目中的收信人不会是有过共同记忆的人，但不管如何，他会把延续这种记忆的期待投射在对方身上，会希望未来的青年叛逆者继续为了正义事业而抗争。

另外，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思考希钦斯为什么要与青年对话，那就是他在谈到左拉的时候说左拉跟年轻人谈起曾经的拉丁区声援波兰、希腊的光荣往昔，然后写到自己为那些支持德雷福斯有罪的学生感到不齿：“我们的年轻人之中居然有反犹分子？这么说他们真的存在，是吗？这种愚蠢的毒药真的已经颠覆他们的心智，污染他们的灵魂？这对于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是多么让人哀伤和不安的因素啊。《人权宣言》一百年之后，在展现了那样卓绝的宽容和自由的一百年之后，我们居然又回到了宗教战争，回到一种最为可憎和愚昧的狂热中去了。”（20-21页）这种对于青年的心智被蒙蔽、灵魂被污染的忧虑无疑也同样存在于希钦斯的心中。

那么，“叛逆者”是什么人？谁是“青年叛逆者”？指的是“愤青”吗？谁是未来的“叛逆者”？先不要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只要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怀疑与自由思考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尊严。究竟什么是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合适概念？他用得比较多的是“激进派”（radical），但它里面带着各种威胁性，另外如“特立独行者”“反叛分子”“愤怒的青年挑事者”等等也都有各种语境的问题。他认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 ）这个概念大概更胜一筹，因为它所表达的触及本质，那就是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者的关键不在于他想的是什么，而是他如何想。”（17页）

不过我最认同的还是书名中的“叛逆者”这个概念。在希钦斯的论述之外，我更看到这个概念在今天的现实意义。近日看到一个名为“叛逆者”（The Contrarian）的美国网络媒体，其发刊词写道：“民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来自建立在谎言和对法治的蔑视之上的威权主义运动。对民主的首要也是最关键的捍卫——一个强大、独立的新闻自由——在行动中却缺失了。企业和亿万富翁媒体所有者回避对抗，进行虚假的对等，并试图讨好唐纳德·特朗普。读者和观众逃离这些渠道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人需要一个替代方案。The Contrarian 就是这样的选择：坚定不移、毫无歉意地致力于讲述真相。逆向投稿人可能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事实上，他们喜欢激烈的辩论），但我们有着坚定的决心，要捍卫我们的基本自由和多元民主所必需的价值观。”“我们将召集一些最聪明的头脑和最敏锐的专家——法律学者、历史学家、民权领袖、政治活动家、创意人士、政策制定者和记者——来提供不加掩饰的真相，理解混乱，并帮助制定应对措施，以击败我们今天面临的有害威胁。……加入我们的社区，由那些拒绝成为同谋的人组成。”“坚定不移、毫无歉意地致力于讲述真相”，这是他们对于“叛逆者”所肩负的使命的认识和表述，在当下的美国和全球政治中，没有比这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值得去做的事情。

无论叫什么概念，都不要对自己选择的身份所带来的遭遇有所抱怨，“一个真的会让“异议者”（dissent）吉祥如意的时代是不会到来的。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总是更愿意选择安全，选择被认同”（16页）。他还说，即便这些叛逆者实际上的确有恩于人类，但是不要期待被感谢，而是要认识到“一个反对派的生命艰难一些理所当然”（17页）。

中译本第一封信的题目是“需要一点勇气”，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英文版本原文是没有题目的，中译本加了题目倒是挺好的。他假设收信人会问他一个问题：激进派或者“叛逆”（contrarian）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这样的“人生”之问的确是很常见的，但是他感到这样的提问让人觉得尴尬，因为这是一种暗示他可以成为某种“榜样”的恭维。他的确很敏感，而且马上想到一个悖论：要成为叛逆者，首先就不能模仿任何“榜样”。这种敏感与清醒使他提出的如何成为叛逆者的建议不大会成为“鸡汤”或教条，而只能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分享。

关于勇气，他认为左拉是为公正而发起的非凡运动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例证，“告诉我们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完成怎样的事”（18页）。“任何一个坚持人本主义的严肃激进派都可将埃弥尔·左拉作为榜样，他所坚持的不仅是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且他把教权主义、种族仇恨、军国主义以及对“国家”和政权的盲目崇拜，都纳入他的抨击范围之内。”（19页）虽然有些事情的确是单枪匹马也能完成，但是更需要有勇气；“虽然勇气不能算最重要的美德，但没有勇气，其他美德也无法践行”（25页）。写到这里，希钦斯说他时常想起已故的朋友罗恩·莱登诺尔（Ron Ridenhour），他参加过越战，收集、披露了1968年3月美莱村大屠杀的证据，被指责为“背后捅刀子”“给敌人提供弹药”。他抵住这种压力，坚持美国军人和百姓都要遵守通行的战争法则，对此希钦斯说“很多比他更少后顾之忧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惭”（26页）。这句话很有深意，叛逆者的勇气不是来自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对的事情。

做一个叛逆者的勇气也来自内心的真实愿望，这与渴望写作的愿望也有内在关联。希钦斯认为里尔克给渴望写作的青年人的建议或许有些修饰太过，但其见地透彻至极：“你只需做一件事。深入你的内心。找到那个驱使你写作的理由；看它是否已在你心里扎根；坦诚地回答自己：如果被禁止写作，是否宁愿去死。此事最为重大；在夜阑人静之时扪心自问：我是否必须写作？深掘内心去寻找解答。如果回答是响亮而肯定的，如果面对这个问题你可以强硬而简单地说一句‘我必须’，那么就围绕着这种‘必须’去建设你的人生吧……”（35-36页）对此希钦斯强调说：“你必须觉得你不是想写，而是不得不写。强调这个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内心中想要成为一个放逐者、异议者，决定让生命与社会构成某个陡峭的角度，都与那种渴望和需求相关——这种关联当然很朦胧．但依然是某种关联。”（36页）这就讲得很清楚了，成为叛逆者也是因为“不得不”。

叛逆者在智性上必须保持怀疑，希钦斯说很多马克思追随者都忘记了马克思所讲的“怀疑一切”这句话的精髓。“对于一个持异议者来说，披上任何信念的铠甲都不会比保持怀疑更重要。”（59页）同时要坚持在公开的思想交流、辩论争议中提出异议、认识真理，他引述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告诉大家他们不愿听到的话，是最重要的职责。”还有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更为直接地说，“不能保障那些想法不同者的自由，就没有自由。”约翰·弥尔顿提出，“不管你相信什么是正确的，都要把它放在那些所谓错误的论点面前，因为只有在一场公开公正的拼斗之后，观点才有资格取走‘正确’这个头衔。”（53页）很显然，怀疑、思考、自由辩论，这是叛逆者必须坚持的思想战场。

但是，无论是要保持内心的勇气还是思想上的空间，都要首先面对和解决如何在现实中生存的基本问题。希钦斯说，“为了在那样的僵局和强权政治中求生，好几位重要的异见者发展出一套新策略。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决定采用一种‘就如同’（as if）的生活方式。”（63页）他说不知道“就如同”这个概念最初是谁提出的，只是知道作为边缘剧作家和诗人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虽然生活在一个的确称得上“荒诞”的社会和国家里，但是他说要“就如同”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那样生活，“就如同”他的政府真正签署了那些保障普遍人权的协议，他把这种战术称为“无权者的权力”（同上）。希钦斯说千万不要忘记，在那漫长而凄凉的岁月里．胜利似乎遥不可及。因此在每一天，都必须刻意维持“就如同”的姿态，直至日积月累感受到成效。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美国南方的罗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1913-2005）决定在公交车上坐下，“就如同”这是一个勤奋工作的黑人妇女在辛劳一天之后最正常不过的事；又比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莫斯科，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就如同”一个学者是可以调查自己祖国的历史并发表他的成果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按章办事’，实则维系了一种反讽的态度。而我们现在看得清楚，每个案例中，当局都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粗暴应对，继而暴露其粗暴本性，到最后无一例外地被后世唾弃。只不过，这些都绝非必然的结局，要维系‘就如同’的姿态，必然有万分为难的日子。”（67页）“就如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是极为困难和危险的。所以希钦斯说他“只能建议你试着培养一些这样的态度。在平凡的一天中，你还是很可能会遇见某种意义上的恃强欺弱或褊狭歧视．或者用拙劣的言辞收买大众情绪，或者是对权威轻微的滥用。如果你在政治上有依属的立场，也许会有人用某种见不得光的理由要求你说谎，或者说些半真不假的话，从而达到一些短期目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明自己的一套应付策略；试着表现出‘就如同’这些事情并不天经地义，也并不一定要容忍它们”（67页）。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感觉“就如同”这个概念是该书中仅次于“叛逆者”的第二个核心概念，对于它的理解和消化是要在生活中才能体会的。

前面讲到叛逆者就是要讲述真相，有人说讲述真相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叛逆者往往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此希钦斯第七封信的题目就是“事情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他说在很多时候“复杂”只是被借来混淆事理和挑战最基本的正义和原则的，其实事情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77页）。他讲了自己的例子。1968年他在古巴参加了一个会议，听到了关于医疗和消除文盲事业中获得长足进步的各种自豪言论——其中有些也是真实的。于是他提出了简单的问题：“古巴公民可否创办杂志，能否出国，以及出国之后回到古巴？会场内的共识似乎又是：只有一个自恋狂和不良分子才会提这样不合时宜的问题。”（81页）所谓不合时宜的问题就是提出最简单的、事实明摆在那里的问题，可以证明事情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比如，假如希钦斯在美国听到一位学界名流多年来一直大谈他所供职的大学有着如何光荣的传统、他如何为其感到荣耀的时候，假如希钦斯问他一个最简单的有关事实的问题：你的这所大学里是否曾经有过数以百计的教师被公开殴打、羞辱人格、尊严扫地、导致为数不少教师只能以死抗争？而他（她）们的同事不是帮凶就是沉默者？而直到后来在公开出版的校史上所有这些事实都销声匿迹？而且或许还会追问他是否能够在全世界的大学校史中找到比这更为罪恶的事实吗？希钦斯会乐意看到对方如何不失风度地回避回答。希钦斯说，“我每一天都告诉自己，把我置于这种境地的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83页）因此当他荣幸地见到他的国家某个部长或高阶的官员并要和他们握手的时候，他并不会表现出来，但是一定会想到自己握住的是沾满鲜血的手套，甚至有时会自得其乐地设想要是他们知道在那一刻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恐怕会像被咒语击中一般萎缩（84页）。

最后，收信的人肯定会问：做一个叛逆者不是活得很艰难、很累吗？是的，希钦斯讲“就如同”的那封信的题目就是“会有一些艰难的日子”。但是他也说了，当他每天看到《纽约时报》头版的一个方块里写着“所有适合发表的新闻”这句话的时候，他会检查自己是否依然会对这句话感到生气，那么，“我至少知道自己的血还是热的”，并且认为“自己每日注射的这点不快对我来说是延年益寿的”（86页）。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叛逆者形象，他在时代风雨中无畏地前行。这是给青年叛逆者送去的鼓励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