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9个城市纳入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为何重要？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再度扩围。

4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在已有试点地区基础上，将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合肥、福州、西安、苏州9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增的试点城市不仅包括沿海开放型经济城市，还涵盖内陆重要节点城市，形成了“沿海引领、内陆联动”的开放格局，将更好地发挥试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而就在同一天，商务部等9部门也发布通知，表示已总结了金融、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试点示范经验，将在全国或相关地区复制推广。

实际上，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并非新鲜事。

从2015年开始，我国分三批设立了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11个试点省市。随着此次9座城市的加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已增至20个。

那么，在密集部署服务业扩大开放背后，有何深意？这些被国家赋予开放重任的城市，又有何特别之处？

供给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

多年来，服务业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流入领域。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262.5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服务业吸收外资5845.6亿元人民币，占比约七成。

若拉长时间线，2014年-2024年11年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服务业吸收外资能力不断提高，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由55.4%提升至70.7%。

过去十年，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业态重塑产业格局，中国经济经历了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增强等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服务业逐步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2024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从48.2%跃升至56.7%。“再加上如钢铁、家电等行业制造业产能溢出，加快了制造业服务化、部署服务业扩大开放，所以提振服务业是突破瓶颈的必然选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韩永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韩永辉表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超23%，而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存在，需通过开放提升竞争力。

△图源：图虫创意

在多重因素下，自2015年开始，国家聚焦于金融服务业、医疗健康产业、数字贸易与专业服务三个重点领域，启动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金融服务业方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金融业开放评估报告》，试点地区外资持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比例限制已全面取消，外资机构参与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67%。

“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先进管理经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倒逼国内金融机构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韩永辉说道。

与此同时，商务部《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指南》指出，杭州、苏州等试点城市数字服务出口年均增速达24%，其中云服务、工业软件等细分领域已具备全球交付能力。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既能抢占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话语权，又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医疗健康方面，数据显示，到2035年，60岁以上人口预计将达4亿，为了满足民生与老龄化催生银发经济，医疗养老等服务供给缺口需社会资本与外资填补。

开放政策为跨境服务贸易创造制度空间。

据了解，海南博鳌乐城试点国际医疗旅游后，不仅吸引28家跨国药企设立创新中心，更带动国内高端医疗设备研发投入增长200%。

“除此之外，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经验与竞争压力，有效打破行业垄断格局，加速本土服务业提质增效。财政部2023白皮书显示，上海自贸区取消外资会计师事务所限制后，倒逼本土机构审计效率提升40%，服务费率下降15%。”韩永辉说道。

试点增至20省市

从首批试点至今，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已开展逾十年之久。

早在2015年5月，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1年4月试点首次扩围，增加天津、上海、海南、重庆等4个省市；2024年7月，试点又扩围了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6座城市。

而根据此次国务院的批复意见，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合肥、福州、西安、苏州9个城市，也纳入在了试点的范围。至此，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已增至20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总体看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一方面解决国内市场高端供给不充分的问题，也能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并在国际新业态新领域规则谈判中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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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会选择这些座省市作为试点呢？

从共性上来看，试点城市均为国家中心市或区域核心城市，具有完善的国际交通枢纽和成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除海南、沈阳、厦门外，其余地区均为万亿GDP城市，拥有具备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能力。

公开数据显示，此前确定的11个试点省市，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45%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试点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为6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区域结构层面，试点城市已经涵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地区，并与“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发展部署。

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授曹贤忠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这种系统化的空间布局，实现了对主要城市群和开放通道的全覆盖，有利于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形成服务业产业集群。

“此外，为了避免开放红利过度集中，平衡开放梯度，新增的9个试点城市覆盖东、中、西部，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补强国家战略支点的需要。”曹贤忠说道。

例如，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具备良好的港口条件和物流基础，利于开展国际服务贸易，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往来。西安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通过服务业开放，能够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除了上述考量之外，试点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上也各有特点，形成了差异化优势。

长三角地区，杭州、南京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推出数据跨境“白名单”等制度；沈阳、武汉侧重生产性服务业与供应链创新，允许外资参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广州、成都则优先开放生活性服务业，如外资独资养老机构、国际文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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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试点示范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2024年，11个省市服务业吸收外资412.6亿美元，约占全国服务业吸收外资的50.2%，超过了半数，覆盖金融、教育、医疗健康、数字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

然而，在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外资企业在试点城市落地仍面临着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本土化适应与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

韩永辉认为，为了使服务业面向外资企业开放，可以在试点城市全面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服务平台，实现审批事项“一网通办”。

“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采取扩大外国人才签证适用范围，对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绿色通道’。并支持试点城市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并建立外资企业与本地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韩永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