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第艾维瑞（David D’Avray）教授，现任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荣誉研究员，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中世纪研究部主席、美国中世纪学会通讯院士，曾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担任历史学教授。研究兴趣聚焦于欧洲中世纪历史，涵盖中世纪的布道、婚姻、理性以及教皇法等多个领域。最新研究旨在将社会理论应用于从古典时代到17世纪的基督教教皇史之中，以及讨论社会理论在伦理学史中的应用。日前，大卫·第艾维瑞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第一讲的讲座和问答内容。
本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系列讲座背后的理念，是为了让大家深入了解历史研究中的创造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或许是你们所有在这个专业上稍有造诣的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审视一下自己的创造力来源以及工作方式，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尤其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并能够借此展现自身研究是如何与周围世界相互影响的人而言。这里所说的周围世界，并非指社会经济世界，而是指知识界，也就是其他历史学家、人文学者、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等所处的世界。
这一场讲座中我首先会对过去100年的史学发展做一个概述。接近尾声时，我会试图展现这对我自身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如何与实证研究相互作用的。我自己秉持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是：在相信史学和社会理论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客观性。有时，尤其在英国，存在这样一种分歧：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只做纯粹的实证研究，而另一些则对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一般理论感兴趣，这两类人往往形成两个阵营。我认为不应该有这样的阵营划分，创造力在这两个不同方面上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这次讲座主要是关于史学发展与历史学家，尤其会谈及历史学家是如何受到周围更广阔知识界的影响。而在之后的两讲中，我将探讨社会学家及其影响力。
一、20-21世纪的史学潮流
政治史和外交史作为起点
年鉴学派兴起前，纯粹政治史和外交史的“黑暗旧时代”是一个经典的起点。大约在1900年前后，历史学被刻板地描述为是重描述而轻解释、非常狭隘的事件记录。事实上，这对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他们的叙述其实很有解释力。以常被视作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利奥波德・冯・兰克为例，他的一个典型做法是，观察两条相互独立的叙述线索如何交汇、碰撞，进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具有解释性的，并非仅仅是描述。而且，说那个时期人们只研究政治史也并不正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有一份《社会经济史》季刊，这份刊物就预见了年鉴学派的一些研究方向。还有像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这样的历史学家，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最伟大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尽管他在英国之外鲜为人知，在欧洲大陆也没什么名气，但他是专业历史研究的最佳范例。他研究法律史，其法律史研究后来发展成了社会经济史研究。
利奥波德・冯・兰克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
尽管如此，真正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年鉴学派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个学派很擅长自我包装，树立自身形象，而且这种形象也并非虚假。那么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首先，它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社会经济史。其次，它把注意力转向了问题导向。在此之前，大多数历史学家在研究时并不会采取问题导向的方法。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在查阅档案之前，你需要先列出一系列问题，这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以继承这个话题为例，在现代社会之前，继承父母的财产是财富传承的主要方式。在一本关于诺曼征服前英格兰的经典著作中，关于继承的内容只有一两页，因为这方面的明确证据很少。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会意识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并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重构继承制度，因为他们知道这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至关重要。所以，即便从现有证据中难以明显看出其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比较历史感兴趣，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还有一个可能不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我所说的“同源性”（Homologies）感兴趣。同源性指的是社会结构和人们思维方式之间的相似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政治上层建筑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它并不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而是看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在社会中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分析宗教改革时，研究了资产阶级——即富裕的中产阶级。他指出，这些人对国王的存在感到满意，但他们不喜欢贵族、主教等介于他们和国王之间的人。费弗尔发现，这与基督教徒认为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而无需天使、圣徒、教皇或主教作为中介的信仰之间存在相似性。他看到了宗教思想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结构相似性。这种年鉴学派的观点在战后年鉴学派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有所体现，比如雅克·勒高夫在《炼狱的诞生》（The Birth of Purgatory）一书中就有所阐述，他认为这种由地狱、炼狱和天堂构成的来世观念，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是相似的。在他的理论框架中，以前只有农民和统治阶级（骑士阶层），而现在有了农民、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骑士和男爵们。他说，正如有三个不同的阶级一样，来世也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雅克·勒高夫《炼狱的诞生》
以上是年鉴学派的特点，其中一些一直延续到我所说的年鉴学派发展的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年鉴学派呈现出与最初截然不同的形式。可以说，这个学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愿意适应变化、重塑自我、不断革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它长久以来一直保持影响力的原因。
计量史学
年鉴学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呢？某种程度上受到年鉴学派影响，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是，大量运用统计数据、图表和数字的计量史学的兴起。如果你看看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其中满是统计数据、图表，有时还会用到一些数学知识。我认为，当时该领域的前沿学者真的相信计量史学是历史研究的未来。在这背后，我觉得存在一种被称作“物理学羡慕”（physics envy）的心态，即认为真正可靠的知识形式只存在于物理学、化学等硬科学领域，历史研究越像硬科学就越好。所以在战后那段时间，几乎所有不同派别的历史学家都热衷于量化研究。这一点在美国新经济史等偏右翼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他们可能认为奴隶制在经济上其实是合理的。左翼历史学家也是如此，这几乎成了当时历史学家的一个普遍特征。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这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很明显地开始衰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历史研究大国的历史写作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在经济史领域，我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一门经济与社会史的课程。在那时候，这门课程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逐渐从当时在剑桥非常强势的纯经济史研究中脱离出来，甚至可以说正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向衰落。探究计量史学为何失宠是很有意思的，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它变得过于数学化了。如果你拿起《经济史杂志》之类的刊物，除非你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否则很可能看不懂。或许中国学者凭借扎实的基础教育，比许多西方学者更有能力理解其中内容，但对于普通西方历史学家来说，经济史中的数学变得过于专业了。于是他们不再进行这类研究，计量史学变成了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专业的分支，大多在经济系讲授，而历史系则转向了其他类型的历史研究。所以我也跟着转向，来谈谈计量史学之后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有一个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很重要的学术运动，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我想你们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上世纪中叶的英国和美国并非如此。尽管如此，仍有一批有能力的历史学家将自己定义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之外，还有更广泛的一群人，他们自认为是左翼人士，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属于同一阵营。我认为这一潮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某种形式的左翼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尤其是在顶尖知识分子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很多人都是如此）。在法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我举两个例子，一是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1912-2002），二是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1951-）。他们两位都是中世纪史专家，而且都成功避免了研究的实证价值被自身坚定的理论信仰所损害。以研究十四世纪历史的罗德尼·希尔顿为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很可能对斯大林还挺有好感。但他所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国家，即十四世纪的英国，实际上很适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在那个时期你确实可以看到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冲突。那是黑死病大瘟疫之后的时期，劳动力短缺，地主们利用议会通过法律，阻止农民进入自由市场。在农民和地主阶层中，都能看到明显的阶级意识。所以罗德尼·希尔顿的做法是，找到一个理论能够很好解释历史现象的时期。再看看克里斯·威克姆，他现在还在世，我认为他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一种理想类型来运用。关于理想类型，我在第二场讲座会详细介绍。理想类型是一种理论框架，必要时你可以根据实际证据对其进行修正。他认为，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他在很多著作中都运用了这一理论，但同时也对其他研究方法持开放态度。我觉得他们的区别在于，对罗德尼·希尔顿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个人信仰；而对克里斯·威克姆来说，这是他使用的一种知识框架，他认为这可能是最好的框架，但他也非常愿意接受其他知识框架。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我主要介绍了中世纪史领域的学者，但我也得提一下非常著名的E.P.汤普森，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是一本非计量史学的著作。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工人阶级的情感，以及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工人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他关注的是所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即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而不是精英阶层的。
E.P.汤普森
现在来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潮流的发展历程。正如我所说，克里斯·威克姆还在继续发表著作，依然处于学术前沿。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语国家，以及欧洲大陆都有所衰落。部分原因是对苏联的反感以及苏联本身的解体；另一个导致其衰落的因素是，传统的像E.P.汤普森这类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关注工人，尤其是工厂工人。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西欧和美国的工厂工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与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再明显是历史的受害者。所以你会发现，左翼历史学家不再只研究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工厂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史，而是开始转向其他形式的压迫研究。在英语国家，左翼历史学家有一个明显的转向，那就是关注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奴隶制历史以及殖民主义历史。
这是在英国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在法国也是如此。战后初期，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非常强势。实际上，我之前提到过的、之后还会详细介绍的年鉴学派第二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替代。我觉得，很可能大多数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并不特别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实上，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的政治立场很难确定，而且这个学派本身也在以一些非常有趣的方式发展演变。正如我所说，它能够长久保持影响力的一个原因，就是具有自我革新、呈现新形式的能力。
心态史研究
年鉴学派发展出的一种新形式是心态史研究。什么是“心态”呢？你可以把它描述为心理态度、精神状态。当然，和这类概念一样，心态有多种定义。心态史研究将关注点从精英阶层的思想史，转移到社会中几乎所有人共有的观念、共同的预设前提上。同时，它也关注到一些以前从未成为历史研究主题的话题，比如魔法、鬼魂、婚姻等。因而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婚姻史的书籍，还有一系列关于死亡和来世的书籍。在这些研究中，发展出了各种有趣的理论，虽然我并非都认同，并且这些理论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比如，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将死亡史与个人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中产阶级在遗嘱中安排越来越复杂的葬礼，是他们脱离家庭结构、个人主义兴起的一个标志。我之前提到的勒高夫关于炼狱的历史研究（Jacques Le Goff，The Birth of Purgatory），也是死亡和来世历史研究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在十二世纪之前，死亡是“被驯服的死亡”，没有人害怕死亡，但在中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种转变，人们开始痴迷于死亡，死亡在文化中变得无处不在，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死亡。我觉得很多这类理论都相当主观，很难证实，但重要的是，它们涉及了新的研究话题，我稍后会再谈谈这类研究对我产生的影响。
我这里所说的，其实是年鉴学派推动的新研究主题的大量涌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你会发现，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外交史占主导以及之后社会经济史兴起的情况不同，在这一时期，政治史和经济史之间几乎任何话题——比如童年、清洁卫生、监狱等，都成了合法的研究对象。——但很大程度上，这只是欧洲和美国的现象，比如拉丁美洲就几乎没有受到这种影响。这种现象意味着研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或许存在的问题是解释性历史研究有所减少。当你选择一个研究主题，比如隐私史、清洁史之类的，这些历史研究往往描述性较强，缺乏足够的解释。尽管如此，这是一种选择各种主题的自由，这一点非常有特色，到了今天依旧如此，并且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后德国结构史、概念史的发展
在德国，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即格外强调结构研究的潮流。例如历史学家科卡（Jürgen Kocka）和魏勒（Helmut Wehler）、奥克斯勒（Otto Gerhard Oexle），他们关注历史上的长期结构的研究，我认为很有价值。另一个趋势是概念史研究，代表人物是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他的研究方法是，选取某个特定词汇或概念的历史，尝试追溯其在不同时期，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以此观察这个概念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是德国的史学发展趋势，与法国的情况相对独立。
剑桥学派的智识史研究
英国也有与我目前所讲内容不同的发展，那就是剑桥学派的智识史研究。这一学派与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密切相关。我在本科学习时，他就在剑桥任教，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昆廷·斯金纳拯救了政治理论史这门学科。政治理论史曾经在英国大学是每个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我觉得它是作为与宪政史配套的理论课程来教授的。后来，宪政史和政治史失去了吸引力，人们不再认为政治理论是与宪政史配套的有用理论。因此，必须为政治理论找到新的存在理由和正当性，而昆廷·斯金纳找到了很多让政治理论史变得有趣的方法。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观点是他提出的“合法化即约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思想对社会没有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有影响，因为人们是真诚的，他们的思想会影响行为。昆廷·斯金纳认为，即使人们不真诚，他们传播的用来为自己权力主张合法化的思想，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必须按照这些思想行事，否则这些思想就会削弱他们的权力。比如，一个政治家说他想要建立一个医疗服务体系，他这样说只是为了赢得选举，然而如果之后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下次选举他就不会当选。所以昆廷·斯金纳指出，无论持有某种思想的人是否真诚，思想都能影响行为。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在剑桥学派中，还有其他人也找到了让政治思想研究变得有趣的方法。比如，波考克认为在不同时期，如果社会条件相同，就会产生相似的理论。这一观点在英国和美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昆廷·斯金纳
社会人类学
在结束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讨论之前，还要提到社会人类学的巨大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人类学是一门非常强大且有影响力的学科，堪称历史学的最佳姊妹学科。当时人们常说，如果你想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历史著作，你得告诉他们这实际上是人类学著作；如果你想出一本人类学著作，那就告诉他们这其实是历史著作。这两个学科紧密相连，它们的融合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一个阶段与我之前所说的年鉴学派拓宽历史研究话题范围的时期相契合。因为社会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仅对物质生活感兴趣，还关注信仰对鬼魂的态度、对来世和宗教的看法、各种习俗、亲属关系、两性关系等等。这些关切被历史学家借鉴，于是历史学研究的话题数量得以增加，人类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也相互融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勒华拉杜里的著作，他找到了一组关于一个村庄的宗教裁判所记录，然后用人类学家会问的所有问题去研究这些记录，并据此写了一本畅销书《蒙塔尤》。
语言学转向
这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在西方史学界极具影响力的“语言学转向”。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大致来说，它试图将社会行为看作具有文学文本的许多特征。这一观点有深刻独到之处，但也衍生出了一些荒谬的说法。我认为最具启发性的观点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他认为，社会人类学家的工作，不是像工程师解释桥梁为何坍塌那样去解释社会行为，而是像文学评论家解读诗歌或小说一样。他的意思其实很好理解，当你观察人们行为的外在表现时，你就会想要探寻其背后的思想。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到一枚结婚戒指，从简单描述来看，它就是戴在无名指上的金环，但从深入描述来看，它代表着一整套代表着婚姻、永恒的思想观念，其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精神结构。所以对结婚戒指的深入描述就像是在解读文本，这就是他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理解”这一概念，即社会学家的工作是“理解”社会行为背后的思想。
语言学转向也出现了一些相当荒谬的观点。它在文学学者中非常流行，这些学者开始将历史文本和历史证据与文学文本放在一起研究。但当时文学学者正处于一种非常主观的研究模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任何文本几乎可以有任何含义。这一时期在西方思想史上被称为“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反对文本具有确定含义的观点，认为总能在文本中找到一些内容来推翻其表面含义。这些文学学者在将文学文本与历史证据结合研究时，也把对待文学文本的那种主观态度用在了历史研究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些相当荒谬的观点。但总体而言，语言学转向就是试图将研究文学和文本的方法应用于处理历史证据。米歇尔·福柯对这一转向影响巨大。说实话，我不太认可这个人。我觉得他虽然聪明，但被过度高估了，影响力也太大了。
全球史
史学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重大发展是全球史的兴起。全球史通常采用叙事的形式，往往聚焦于西方是如何以及何时在世界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它带来的一个积极成果是，揭示了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其实是很晚才发生的事，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甚至在十八世纪都与西方一样先进和发达。但你也能发现，这种叙事性的全球史对中世纪历史学家的帮助不大，因为虽然中世纪时中国和西欧之间虽然有着丝绸之路这样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对中国和西欧的历史来说都有点边缘化。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全球史研究类型是比较全球史。这一类型又和马克斯·韦伯有关。目前在西方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历史研究类型，我称之为“受害者历史”。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可能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但它研究的是所有受迫害群体的历史，比如对同性恋者、麻风病人以及犹太人的迫害等等。当然，这类研究可以做得很出色，但它可能会让你对社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认知。
马克斯·韦伯
以上就是我对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史学发展的快速概述。接下来，我会展示这一切是如何与一位研究型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相互影响的。
二、历史学者与史学的时代浪潮
我在1973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年龄比在美国和中国可能都要小。在英国，21岁就可以直接开始写博士论文，这是英国学校教育高度专业化的一个体现。从15岁起，我正式学习的内容只有拉丁语、希腊语、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在大学期间，我还必须学习一段殖民帝国史。这种高度专业化可能非常有害，意味着你16岁时犯一个错误，就可能毁了自己的未来。但如果你碰巧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就意味着你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研究做好准备。所以我21岁就开始了博士研究，并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学业。
在早期研究中，我发现了大量未出版的中世纪布道文献资料。我最初是对世俗宗教史感兴趣，但后来我问自己，普通民众是如何了解他们的宗教的呢？因而，我想到了布道。然后我意识到，有几十万篇未出版的中世纪布道文。于是我就开始研究这些资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The Preaching of the Friars: sermons diffused from Paris before 1350，1985），我对它们进行了探讨。在这本书的一个章节里，已经体现出了当时史学思潮对我的影响，因为在那个时候，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的观点仍然非常盛行。这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实际上各个政治派别的人都倾向于认为经济基础是首要的，文化是次要的。在我的关于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传教活动的章节里，我试图论证，不能用资产阶级的兴起去解释他们传教的内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反对这种普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我受到了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促使我产生了反思的态度。
The Preaching of the Friars: sermons diffused from Paris before 1350
在接下来的三本书中（Death and the Prince: Memorial Preaching before 1350. 1994；Medieval Marriage Sermons: Mass Communication in a Culture without Print. 2001；Medieval Marriage: Symbolism and Society，2005)，我研究的课题一方面源于对布道手稿的详细技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史学发展背景的影响。我发现了一些为国王和王子撰写的纪念布道文。我立刻意识到这些布道文很有研究价值，是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史学发展让我对死亡史产生了兴趣。可以说，史学理论就像给了我一副眼镜，让我能够识别出资料中有趣的内容。同样，我发现了一种关于婚姻的布道文。由于当时有很多关于中世纪婚姻的书籍和文章，我意识到利用这些布道文资料可以为该领域的研究增添很多新内容。所以一方面我受到了史学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够激发我的创造力，让我把研究变成富有创造性的历史研究，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在这些晦涩的资料中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内容。研究历史资料时，尤其是研究未出版的手稿原始资料时，经常会遇到困难，那就是这些资料太难理解了。你看到一份手稿，可能都很难读懂。你需要有很强的动力才能继续研究下去，而这种动力就来自于你意识到在这些资料中，可能隐藏着某个有趣问题的答案。史学理论就是获取这些有趣问题的途径之一。在接下来的两讲中，我会论证社会理论是获取这些有趣问题的另一种途径。
实际上，在我简要介绍史学发展历程时，还有一个史学元素我没有提到，那就是叙事史的复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经济史和计量史学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年鉴学派创造力的体现。曾经被一代人轻视的叙事史、事件史又开始复兴。像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Le Dimanche de Bouvines（中译本为《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开篇就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一个人的死亡。这是一部叙事史，但受到了年鉴学派早期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从死亡事件写起，所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叙事史。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一场伟大战役的书，同样试图将年鉴学派关注的问题融入自己的叙事史中。同一学派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勒高夫，实际上又回归到传记写作，他写了一本法国国王的传记（Saint Louis: The Crusader King of France）。
Le Dimanche de Bouvines的中译本
叙事史的复兴也对我产生了影响。当我撰写关于死亡主题的布道文研究时，我把重点放在关于国王的布道文上，并试图将国王的叙事史与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历史结合起来。
我还受到了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试图寻找这些国王的实际态度和行为与布道文中强调的内容之间的结构相似性。比如，我提出了一个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概念——“弱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个德国概念。十九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但后来，除了一些艺术史学家，没人再相信这种说法了。在我看来，每个时代可能有三、四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教、天主教，还有其他一些。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时代精神，而是有几种时代精神。我发现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方式，将文本与社会行为联系起来。所以，语言学转向的史学研究同样影响着我的思考，但并非决定我的研究方向，而是为我的研究提供问题，提供解释框架，让我能够理解在资料中发现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在这次讲座中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的知识背景对每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受学术潮流的影响，很难摆脱时代的历史写作潮流的影响。即使像我在第一本书中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那样去抵制它，但这种反对其实也是一种受影响的表现形式。这种影响并非只有局限和束缚，它也有积极作用。它能让我们在实证研究方面做得更好，因为它为我们提供研究问题，提供解释框架，让我们能够发现资料中那些原本可能被忽略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的创造性工作，是来自史学理论、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在英国和美国，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德国的历史写作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意味着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年鉴学派也认为，实证研究可能会受到外部问题观念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如果将时代的史学潮流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就像把电线连接起来一样，就会产生电流，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
问答
在过去十年里，一些学者提倡“全球中世纪史”（Global Middle Ages）， 这是一种研究中世纪世界的新方法，很新颖，您如何看待“全球中世纪”？应当如何将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世纪研究之中？从中世纪历史的角度来看，您如何看待比较历史研究？如何对中世纪世界的历史进行比较?
大卫·第艾维瑞：我认为研究不同文化和文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比较它们的异同，另一种是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研究全球中世纪史，比如以西欧和中国为例，可以探究它们之间有哪些联系。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联系的，比如贸易往来方面的联系，比如它们都要应对蒙古人这一共同特征。此外，还有方济各会传教士曾来到中国，在明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在中国立足传教。不过我认为这些联系并不属于中国和西方中世纪历史的主流内容。比如丝绸之路在西方很重要，但在西方经济史中，它只是一个次要情节。方济各传教士来华很有意思，但在中国历史中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直到进入十六世纪，双方才开始产生巨大的相互影响，大规模的全球性联系才真正开始。例如十六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对中国着迷，中国成为非基督教文明社会的典范。因此，我认为从十六世纪起，全球史才真正开始。
对于中世纪来说，我认为中世纪历史研究的未来在于比较历史研究。全球史研究在中世纪史研究中始终会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比较历史研究是我们都应该开展的工作，而且我们应该把中国历史纳入其中。如果我来设计英国学校的历史课程大纲，我会把中国历史作为核心内容。我认为让人们跳出只研究本国历史的局限，去研究伟大的文明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古典文明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所以我认为，研究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中国历史，但不是单纯研究，尽可能地以比较的方式进行研究。比如，研究中国皇帝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与西方国王君权神授之间的关系，或者比较中国的佛教寺院制度和西欧的佛教寺院制度。我想这也是我明天在世界史、全球史讲座中会谈到的内容。
在十六世纪之前，比较历史研究是关键，是开展全球中世纪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就我而言，中国历史研究得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在很多方面都处于核心地位，不过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在十六世纪之前，比较历史研究是开展全球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如果开展比较的话，比较的对象在不在同一时期其实并不重要。比如可以把十四世纪的西欧和八世纪的中国进行比较。因为相较于处于同一比较体系，比较的对象是否处于同一世纪并不重要，这就是我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就是比较历史研究，这是其核心内容，只不过不是以全球史的形式呈现。我认为，如果开展叙事性的全球史研究，往往会陷入“西方为何如此成功”这类问题，即便不是以一种自夸的方式，也可能是批判性的，但这种研究往往会忽视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我认为韦伯所做的一件事是，他从研究其他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印度教文化）入手来理解西方。但后来他对这些文化非常感兴趣，以至于这些文化成为他研究的核心，而西方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目前的回答。在十六世纪之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历史研究来开展全球史研究。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历史研究方式不同？您认为导致各国历史研究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大卫·第艾维瑞：这是很有见地的问题。不同国家为何以不同方式开展历史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受特定教师的教导。这不仅与国家有关，也和研究不同时期的专家有关。人们会有自己的学术圈子，知道谁属于这个圈子，谁不属于。我说的“属于这个圈子”，指的是经常交流的人。比如在英国，几乎每位历史学家都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伦敦学习或工作过。他们大多相互认识，如果不认识某个人，也会通过其他人间接认识。在法国，每个人都曾去过巴黎，即便不在那里工作，也会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美国，人们在各种大型学术会议上交流。所以，人们会有这种“圈子”意识。这就是坏消息。但好消息是，不同学术圈子之间也有很多相互影响。比如我们提到的年鉴学派，它在全世界都受到广泛关注。就像你们说的，昆廷·斯金纳在中国广为人知。不过德国的历史研究在国际上的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我觉得在英国和美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德国历史研究的强大。很多人不读德文文献，英美学者在语言方面确实不太擅长，但也有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在不同国家的学术圈交流，在研究中展示德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我的上一本书中，书中百分之九十的脚注都引用了德国学者的研究，因为这个领域由德国学者主导。所以，学术交流可以打破这些隔阂。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如此，这取决于人们阅读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并相互交流，让彼此的研究成果相互借鉴。你说的很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但通常一代人之后，这些传统会相互渗透。所以我并不太悲观。
可否谈一下有关非西方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界限问题？
大卫·第艾维瑞：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时候我会想，什么是“西方”呢？在自然科学领域，比如物理学，“西方”这个概念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世界各地都有实验室，这些科学家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他们和邻居之间的还要多。我认为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大学起源于西方，但它本质上并不依附于某一种文化。所以，你我所从事的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已经不存在了。不过，我认为把我们（西方）的学术体系视为绝对标准是错误的。我对中国古典文化非常着迷，无论是在教育、培养官员还是政府治理方面，它都有独特的魅力。我常常想，十九世纪初，中国那些处于学术和公务员体系顶端的人，当他们的整个世界被西方大学体系取代时，会是怎样的感受。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还有其他不同的文化世界。但就学术历史研究而言，我认为不存在“西方”这个界限。有些地方的历史研究做得很好，有些地方则做得不太好。五十年前，中国在（西方中世纪）历史研究方面做得相对较少，而现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出色，甚至更优秀。所以，就大学的历史研究而言，我认为没有“西方”的概念，只有学术性的大学研究。
可否谈一下有关研究唐朝和加洛林王朝之后的历史比较这一选题？
大卫·第艾维瑞：我觉得这个研究很特别。这位学者的古汉语水平非常出色，而且语言能力很强，他懂拉丁语、法语、德语，还能阅读中世纪的手稿，他的研究展示了比较研究的可行性。我认为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局限于中国，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都可以开展这样的研究。我是说，这项研究是一个打破学术壁垒的例子，因为他在高水平地同时研究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而且这是可行的。当然，语言障碍是个大问题，一位杰出的西方汉学家曾说过，对于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而言，要勉强读懂古汉语也需要花费五年时间。所以，能同时从事这两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不会太多。但或许会有更多中国学者更擅长学习西方语言。所以，像这个很有见地的问题中描述的这类比较研究工作，一直会是那些既聪明又有语言天赋的人的研究领域。但中国是个大国，肯定会有很多人能胜任这项工作。
即便你没有掌握相应语言，无法直接对原始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即便你以一种文化为研究基点，通过咨询专家，你仍然可以开展相当前沿的比较研究。例如，有一次，我想知道佛教寺院是否有编年史。中世纪西方的修道院编年史非常重要，但我不知道佛教寺院的情况，相关文献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于是我给牛津大学的梵文学教授发了一封邮件，我从未与他谋面，只是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给了我答案。所以，只要专家们相互交流，即便你没有对所有原始资料的一手直接了解，也能进行比较历史研究，因为你可以向那些有相关知识的人请教。这可能就是研究的方法。是的，研究就该这么做，这意味着个人联系非常重要。
我不是伊斯兰历史方面的专家，但多年来我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关于宗教律法的研讨小组，小组成员大多是伊斯兰历史领域的专家。我们从不打听彼此的信仰，结果发现，研究伊朗伊斯兰教的专家是犹太人，研究印度教和耆那教的专家是德国人，根本看不出来，但我们相互交流，紧跟学术前沿，因为我们会彼此沟通。所以这是可行的，也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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