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旧唐书》本传云：“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杜甫祖父杜审言《新唐书》传云：“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两唐书列传多举郡望，此二处亦然，则杜甫郡望似为襄州襄阳县。然而，杜甫每以“京兆杜甫”自称，如《祭外祖祖母文》有：“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亦有：“维唐广德元年岁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莼鲫之奠，奉祭故相国清河房公之灵”；则杜甫郡望又似为京兆府。
考察杜甫世系，元稹所撰其墓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有：“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杜甫叔父杜并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有：“男子讳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也。汉御史大夫周、晋当阳侯预之后。世世冠族，到于今而称之。曾祖鱼石，隋怀州司功、获嘉县令。祖依艺，唐雍州司法、洛州巩县令。”杜甫五世祖杜叔毘《周书》传云：“杜叔毘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阳。祖乾光，齐司徒右长史。父渐，梁边城太守。”《元和姓纂》叙襄阳杜氏世系云：“当阳侯元凯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乾光孙叔毗，周峡州刺史，生廉卿、凭石、安石、鱼石、黄石……鱼石生依艺，巩县令。依艺生审言，膳部员外。审言生闲，武功尉、奉天令。闲生甫，检校工部员外。”诸条史料并无抵牾之处，则杜甫世系昭然：先祖为西晋杜预，东晋时衣冠南渡，迁居襄阳，至杜甫五世祖杜叔毘（毗）时转仕北朝，大约因其曾祖父杜依艺出任巩县令而定居于巩县。
杜甫像
杜氏望出京兆，杜甫先祖杜预亦被视为京兆杜氏。《元和姓纂》叙京兆杜氏世系有：“汉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阳，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延年孙笃，入后汉文苑传。笃曾孙畿，河东太守；生恕，弘农太守；生元凯，晋荆州刺史、征南大将军、当阳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略同。那么，杜甫家族祖居地先后有南阳、京兆、襄阳、巩县，其郡望应被视为京兆还是襄阳仍有疑义。
唐代杜氏郡望，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京兆、襄阳、洹水、濮阳四望。《太平寰宇记》将杜氏列为著姓的唯有京兆府，而敦煌所出土的天下姓望氏族谱中杜氏郡望有雍州京兆郡与泽州晋昌郡（氏族谱文本见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7, pp. 217–231）。《元和姓纂》列出杜氏郡望有京兆、襄阳、中山、濮阳、洹水、陕郡、安德、扶风郿县、偃师、成都、河东、齐郡、醴泉、河南。检视四种史料，唯有京兆为四处所共举之杜氏郡望，而襄阳、洹水、濮阳则为两处所共举之郡望。实际上，宰相世系表述杜氏系出时有：“在周为唐杜氏，成王灭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孙于杜城，京兆杜陵县是也。”《元和姓纂》亦有：“祁姓，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成王灭唐，迁封于杜。”京兆杜陵实为杜氏各支共同标举的系出之处，襄阳杜氏出自西晋杜预之子杜耽（《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作杜预子杜尹），洹水杜氏出自曹魏杜畿之子杜宽（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云“状称与京兆同承延年后”，亦祖述京兆杜氏），濮阳杜氏出自战国杜赫之子杜威（《元和姓纂》；宰相世系表），都祖述西周时被封于杜城的京兆杜氏。
因此，襄阳、洹水、濮阳（以及《元和姓纂》所列出的中山、陕郡、安德等）均为杜氏的新望，而襄阳杜氏、洹水杜氏、濮阳杜氏等各支杜氏均以京兆杜陵为其旧望。杜甫以京兆自称、其叔父杜并墓志铭称其为京兆杜陵人，是举其旧望；而《旧唐书》杜甫传与《新唐书》杜审言传称其为襄阳人，则是举其新望。
然而，在唐人的习惯中，旧望与新望并非随意并举。岑仲勉对此论称：“从严义而言，旧望之子孙，不能称新望；新望之子孙，得称其旧望；易言之，即人得举其近祖，亦得举其远祖也……同一姓也，分望常多，举其著，则目为故家，举其不著，则视同寒畯。”（《韩愈河南河阳人》，《唐人行第录（外三种）》）唐代郡望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与地位密切相关，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因此认为，形容唐代博陵崔氏的最好术语是“家系识别”（lineage of identification）：他们因为社会地位承认共同的祖先，而没有整体一致的身份认同（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所以，杜甫的郡望被视为旧望京兆抑或新望襄阳，关系着时人对于杜甫家族社会地位的判断。
有唐一代，“京兆杜氏”通常并不指称所有以京兆杜陵为旧望的各支杜氏。《元和姓纂》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将京兆杜氏与旧望为京兆的襄阳杜氏、洹水杜氏、濮阳杜氏分列。尽管同样承自杜预，曾经衣冠南渡、出仕南朝的襄阳杜氏，在唐代并不被时人视为京兆杜氏；后者往往特指未曾南渡、而始终居于关中的一支杜氏。此支杜氏在各支杜氏中，在魏晋南北朝位望最为尊崇，柳芳《姓系论》分列高门时列有：“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在唐代同样最为煊赫，宰相世系表所列杜氏宰相11人，此支杜氏即有8人：杜如晦、杜淹、杜元颖、杜审权、杜让能、杜黄裳、杜佑、杜悰（宰相世系表以杜佑、杜悰为襄阳杜氏，但此支杜氏实亦为京兆杜氏，见《元和姓纂》）。
因此，杜甫常以旧望京兆而非新望襄阳自举，正因为京兆相较于襄阳，是杜氏更为显赫的郡望。并非始终居于关中的杜氏仍以京兆郡望自举、甚至被他人以京兆称呼，杜甫一族远非孤例。例如杜兼出自洹水杜氏（《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宰相世系表），其高祖父杜志静为其叔父杜正伦嗣子，杜正伦两唐书本传均谓其为相州洹水人；然而杜兼《旧唐书》本传却云其是京兆人。杜兼与杜甫的情况大致可以类比：杜兼、杜甫均以京兆为旧望；杜兼出自洹水杜氏，杜甫出自襄阳杜氏，为其新望；杜兼一族因其曾祖父杜侨出任怀州长史而迁居于怀州（《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杜甫一族因其曾祖杜依艺出任巩县令而迁居于巩县，则此二族自新望分别又有迁徙；杜甫以更为显赫的旧望京兆自举，杜兼更是在《旧唐书》本传中获得了“京兆人”身份的认可。在杜兼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尽管“京兆杜氏”在唐人眼中通常仅指称最为显赫的、始终居于京兆的杜氏，但这并非泾渭分明的判分：出自京兆杜氏分支的襄阳、洹水、濮阳等各支杜氏，尽管郡望通常会被时人系于襄阳、洹水、濮阳，但也有被系于京兆的可能。
至此，关于杜甫的郡望已可得到清晰的结论：杜甫旧望京兆，新望襄阳，二者并不矛盾。京兆杜氏相比于襄阳杜氏更为显赫，因此杜甫以旧望京兆而非新望襄阳自举。杜甫一族在时人眼中当为襄阳杜氏，但杜甫自称“京兆杜甫”、杜甫叔父杜并在墓志中被称为京兆人，虽为美称，却并非冒称。唐人攀附本姓之显赫郡望，并不局限于如杜甫一族这样，确有旧望京兆可以祖述的情况。如《史通》所云：“爰乃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加之京邑，始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不惟如此，唐人攀附的对象甚至不局限于如京兆杜氏这样，在魏晋南北朝时即世代簪缨的望族。例如，韩愈旧望颍川、新望陈留（《元和姓纂》），然而《旧唐书》本传却云其是昌黎人、《新唐书》本传云其是邓州南阳人，韩愈墓志称其为“昌黎韩先生”（《韩文公墓志铭》），韩愈于其文中自称“昌黎韩愈”之例更是俯拾皆是（如《孟东野失子》、《送陆歙州参序》、《瘗破砚文》等）。岑仲勉认为：“唐初宰相，南阳有韩瑗，迄乎中叶，昌黎为盛（可参姓纂），正所谓门阀之间，贤者不免，依附称谓，初不必为愈讳矣。”（《韩愈河南河阳人》，《唐人行第录（外三种）》）所论甚是。而昌黎韩氏并非如京兆杜氏这样在唐代以前即位望尊崇的世家大族。如真正出自昌黎韩氏的玄宗朝宰相韩休，反而在墓志铭中被强调“公讳休，字良士，其先颍川人也。”（《大唐故太子少师赠扬州大都督昌黎韩府君墓志铭并序》）正如京兆之于杜氏，颍川为韩氏最著之郡望。以颍川为旧望、以昌黎为新望的韩休特举颍川；而以颍川为旧望、以陈留为新望的韩愈却不举颍川而举其实与其无关的昌黎，可见唐人郡望攀附之选择，不仅与该士族历史的辉煌有关，亦与其成员近期是否获得显赫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不过，到了宋代，唐代以新望区分士族显赫与否的标准已经不再重要。例如，宋人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状》记叙杜甫裔孙杜莘老世系云：“公讳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实从。宗文子复还蜀，居眉之青神……宕渠守石翼以师礼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中。”在唐人眼中代表着位望高下的京兆杜氏和襄阳杜氏的区分，在宋人眼中已经不再重要。在行状的叙述中，此支杜氏祖述京兆杜陵，近贯眉州青神县，对于唐人颇为重要的在魏晋南北朝曾经迁居襄阳而产生的襄阳新望已不被提及。中古中国以郡望来“别贵贱，分士庶”（柳芳《姓系论》）的传统，随着门阀大族的消亡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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