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11月10日刊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一篇分析文章中，笔者曾谈到：“我们也许不能机械、简单地将特朗普的这场胜利看作一场所谓‘乡巴佬对象牙塔’‘野蛮蒙昧愚蠢对理性文明睿智’‘下里巴人疯狂民粹对阳春白雪贤能智者’的胜利，因为至少在三个层面，共和党这一次都显示出了较为明确的智能方面的优势（或者说至少不落下风）。第一，单论学历，特朗普和万斯就显著高于哈里斯和蒂姆·沃尔兹（哈里斯所就读的法学院按照美国USNEWS国内法学院最新排名为全国第82名），第二，科技大亨马斯克的加持无疑为特朗普阵营方面加分不少，第三，由万斯等人操盘的所谓美国民族保守主义势力（natcon）早已将旧版的保守主义模式鸟枪换炮，升级再造……换句话说，如果民主党是今日美国政治场域中自由主义理念最强大的代表者的话，那么这种理念目前未必真就能占据智能层面的相对制高点，这也许是一个重大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跑之后，不少事件让人直呼其“草台班子”（尤其是“群聊泄密门”），这固然有道理，但却并不见得全面。简而言之，这个“草台班子”的执政管理水平或许确实相当有限，但其在美国国内政治争斗场上的战斗力则丝毫不可小觑。一般的观察者都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现在在台面上执政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人马，其实是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坛上第一次总统与副总统双双都持有常春藤大学所颁发之学历文凭的搭配组合（包括马斯克也有常春藤文凭）。这其实很说明问题，表面看起来，特朗普二度执政无非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又一轮反扑浪潮，但实际上，这次呼啸而来的右翼民粹很大程度上已经鸟枪换炮，不少重要人物其实在学历背景上丝毫不落于人后。
英美政治文化传统里大致存在这样一条思路，即，领导者是否真的有真才实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追随者乃至于广义的一般中间选民觉得特定政党推出来的领导者是有才干的，因此说到底是一种形象构建，以及对此构建的感知（和观感）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第二任期算是抓中了一个可产生效能的点。正如学者Fredrik deBoer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社会层面仍广泛存在着一种“对拥有智能之士的崇拜”（The Cult of Smart），仍有很多人相信“人的价值应以其所拥有之智慧为基础”（human value should be based on intelligence），从这个角度出发，秉承右翼民粹路线是进入执政团队（及其整个相关体系）的入场券，但具备名校学历的加持则明显是进一步受到重视和提携的加分项。学者Jeff Fuhrer的研究也曾指出，从表面上看，当代美国文化强调人的机会均等，自决其是，但与此同时，美国政治文化传统里有一种较深的思维定势，即人们一般普遍相信，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可以而且理应取得成功，白手起家的人（the self-made man）最值得尊敬，而那些没有取得成功的人则要为他们的失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此相伴的是，美国人普遍有一种对穷人的极度不信任感。
彼得·蒂尔（Peter Thiel）
总统副总统的搭配还仅仅是一个层面，我们还可以拿对此次特朗普成功拿下第二任期居功极大的硅谷大亨蒂尔（Peter Thiel）以及他向特朗普执政团队输送和推荐的一系列人物（其中多人为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者）为例。蒂尔本人持有斯坦福大学文凭，蒂尔向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团队推荐了多名人士，其中万斯、安东（Michael Anton）、史蒂芬斯（Trae Stephens）、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等人，都持有光鲜亮丽的名校学历背景，并非等闲之辈。一些拥有非常好的学历背景的特朗普政治盟友与拥趸，如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乔希·霍利（Josh Hawley）等人，也或多或少得到了蒂尔的支持。此外，蒂尔还向特朗普推荐了科雷特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此人持有普林斯顿大学文凭，现任特朗普政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director of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蒂尔的好友，同样拥有斯坦福背景的大亨萨克斯（David O. Sacks），也颇受特朗普信赖和倚重，尤其是在AI政策等相关领域。
往更广义的层面说，现在特朗普所重用的打贸易战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和其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也都是哈佛耶鲁毕业的。
以此常春藤大学学历文凭的标准观之，2016年时，希拉里组建的竞选团队的正、副手都是达标的，反而当时的特朗普和彭斯的搭档组合是不达标的（这大概也是当时普选票方面希拉里组合能占据显著优势的原因之一），但其后，无论是2020年民主党的拜登、哈里斯组合，还是2024年的哈里斯，蒂姆·沃尔兹（Tim Walz）组合，都离这个标准差得远了。笔者一直认为，2024年总统大选普选票方面哈里斯居然不敌特朗普，除了拜登执政不力、疲态尽显的大环境背景因素之外，一个潜在的解释恐怕正是哈里斯与沃尔兹组合过分偏重于“平等”的“下里巴人”范式，反而让其实底色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和万斯组合沾到了一些可被标识为“精英”导向的辉光。而反观共和党方面，到2024年副手彭斯换成万斯时，实则是向这个标准靠拢并最终成功达标。简而言之，仅从表面看，特朗普这批人像是右翼草根势力发动的一场又一场对建制派的反叛，但实际上，则不如说是原来的精英统治体系架构里心怀不满的一群人借助、利用、煽动体系外基层力量累积的各种民怨，遂行其自身的政治蓝图规划。这些人既懂基层的心理，又谙熟精英统治体系的常规套路和玩法，是以作战能量也就相当惊人。2025年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对各名校动手，以断绝财政资助等手段促使各大学在意识形态上向特朗普政府靠拢，不少美国知名高等学府先后服软，如果把这件事与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所谓“常春藤精英右翼大崛起”现象结合起来看，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政治右翼的校友们轻车熟路地杀回来夺权了。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未来也许要特别注意美国名校生态中处于显著少数派地位的那些持政治右翼见解的人士的动向。
这里特别需要重视的一点是，特朗普目前所重用的这一批名校精英右翼 （尤其是当代美国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内部又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大致来说，其中一派人（主要以万斯等为代表）主张特朗普政府能够对各工商企业和财团施加更大的控制与影响力，抛弃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小政府”理念思路，并在贸易方面设置更多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式壁垒，另一派人（以马斯克和毕业于耶鲁的拉马斯瓦米等为首）则主张提高政府效能，减少政府开支，减少低效或无效监管，并强调提高美国大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一派人（以万斯等为代表）主张对全球赴美留学生签证和技术移民签证进行严格管控乃至打击，另一派人则主张吸纳更多的全球技术和产业精英共同建设其所谓“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相关愿景。这两派人的数量，大致以前者为多，后者为少（且正逐渐淡出统治中心地位）。两派之间的分歧，不应被理解为对其最终战略目标和构想的分歧，而主要是具体的战术手段和操作方式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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