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神者的历史》是一本惊人的批评巨著，以至于腰封宣传语——“里程碑式的马尔克斯精读范本，全景俯视《百年孤独》的创作之路”——都显得异常收敛。该书最初出版于1971年，由略萨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来。此时马尔克斯的声望正是《百年孤独》出版后的巅峰；但五年后，这对曾经的挚友，也因一记重拳而决裂。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诚然。如果“不朽”是一项可追逐的文学成就，那么批评就是木朽蛀生的文学白蚁。
没有人能在批评别人时百分之百地隐蔽好自己，批评者越是著作等身，越是不朽，就越是有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突然遭遇一个“那我问你”的风险。托尔斯泰大骂《李尔王》中葛罗斯特的开场白“下流”，李尔王的台词“夸张而缺乏个性”时，所有人都觉得他老昏了头，直到差不多一个世纪后，詹姆斯·伍德在赞誉托尔斯泰人物塑造能力的同时，仍然不忘刺上两句：“（安娜·卡列尼娜）追求感官快乐到了不负责任的程度”“（列文和农民割草的场面）令人哑然失笑”——假如托尔斯泰听劝，埋头多去焊接几寸《战争与和平》而没有写过什么《论所谓的艺术》《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话，伍德这两句轻盈的机锋绝不会有这么好的演出效果。
1963年，当斯坦纳用上述滔滔不绝的排比句阐述他“能写作就别批评”的家训时，他一定不会想到，就在同一年秋天，一位秘鲁青年总算躲过母国的政治审查，在欧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正是从这位27岁青年“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并且很快被公认为拉美文学爆炸的四大里程碑之一。此后每隔三年，这位青年就用一篇结构精巧而又直刺现实的小说震撼一次世界；再后来，这位手里已经握有好几张“不朽”牌的秘鲁青年作家写了一篇几乎和他最长的小说一样长的文学批评，批评的对象是他的政治同道、私人密友，文学上永恒的镜像和对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摄于1970年的巴塞罗那，秘鲁作家略萨（左）、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中）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右）各携妻子合影
对熟悉拉美文学常识的读者而言，开头这段漫长的铺垫纯属故弄玄虚。早在“秘鲁青年”出场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上世纪60年代每隔三年震撼世界一次的作品是《城市与狗》《绿房子》和《酒吧长谈》，而那篇五六百页的文学批评，则是不久以前刚出版了中文译本的《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
《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书影
《弑神者的历史》是一本惊人的批评巨著，以至于本该扮演夸大其词角色的腰封宣传语——“里程碑式的马尔克斯精读范本，全景俯视《百年孤独》的创作之路”——都显得异常收敛。该书最初出版于1971年，由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来。此时马尔克斯的声望正是《百年孤独》出版后的巅峰，但如火如荼的“拉美文学爆炸”却随着拉美作家群体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态度日益分裂（“帕迪利亚事件”）走向终结；五年后，略萨与马尔克斯这对曾经的挚友，也因一记不知是出于政见不合还是私生活问题的重拳而决裂。本该有续作的《弑神者》遂成绝响。用《从马尔克斯到略萨：回溯“文学爆炸”》的作者安赫尔·埃斯特万的话说，直到2005年略萨同意将此书收入全集之前的三十余年里，这本书一直“像圣骨一样珍贵”。
但真正让人惊叹的倒不是这些身外之物，而是略萨书写文学批评的方式。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小说家及其魔鬼》花费了全书接近五分之一的篇幅，略萨在这一章的开头极其大胆、令人猝不及防地提出了他的“弑神”理论：“写小说是一种针对现实、上帝，或者针对作为上帝创造物的现实的抗争行为，是一种修改、篡改和废止真实现实的尝试”。小说家的文学志向来源于对现实的不满足，所以小说家要象征性地谋杀现实，从而也就杀死了创造现实的“上帝”。
“弑神”这个比喻中的神学色彩或许有点令人困惑，但稍微换个角度就好理解多了：写小说是弑神，弑神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当一个人对现实不满的时候，他通常会觉得自己很倒霉。在略萨的文学世界里，倒霉就像太阳的核聚变一样，是一切人物和事件动力的根源。小萨倒霉，秘鲁倒霉，报纸上说得没错，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倒霉。就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独裁者特鲁希略，也患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男科疾病，其恩威难测的暴戾行动，实际上被无法治愈的尿失禁和勃起功能障碍所牵引。
摄于1960年代，一批拉美作家因缘际会来到巴黎，其中就包括略萨、马尔克斯、多诺索等人
而在略萨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小说家与其笔下的人物并无不同，“小说家是不能理智选择自己意愿的，起作用的更多是本能和潜意识”，是被各种“魔鬼”操纵的行为：
小说家志向的根源，是十分复杂的，但归根到底都与他们和这个世界的恶劣关系有关。可能因为父母曾对他们过于殷勤或过于严厉，也可能因为他很早或很晚或根本就没发现性爱的奥秘，还可能因为现实生活对他太好或太糟了，他的能量过剩或过少，他太慷慨或太自私……（《弑神者的历史》）
假如你读过几篇略萨的写作论，对这一套逻辑就绝不会陌生。无论是《水中鱼》《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还是《普林斯顿文学课》，他对这一观点的重申几乎已经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对现实的不满”，还是“魔鬼”，或者他最爱用的“绦虫”比喻，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小说家并不自由，而是被同一个东西滋养和支配。我总疑心这是他大学期间当了几年罪案记者（相关经历的自传性文字可见《水中鱼》第七章，《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及《酒吧长谈》中均有对这段经历的变奏）留下的职业病：不仅要报道事实，而且要从童年经历和原生家庭开始，挖掘犯罪背后的心理动机。
于是，小说家成了具有千奇百怪反社会人格的犯罪者，阅读他们的作品，就是把支离破碎的犯行和线索彼此相连，让其“罪状”大白于天下的过程。博尔赫斯是一个邪恶、但又令人欲罢不能的淫秽艺术家，他的“老虎、迷宫、面具、镜子、匕首”违背了萨特教导的左翼革命文学的全部教条：
博尔赫斯正是萨特教导我们要去憎恶的那种人……那种作家蔑视政治和历史，甚至连现实都瞧不上，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对一切都表露出怀疑和戏谑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可是，当争论偃旗息鼓后，置身于房间或图书馆那卑微的孤独之中时，我阅读了他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它们让我感到眼花缭乱，心中还生出了邪恶的快感（《博尔赫斯的虚构》）
纳博科夫则是一个深居简出，讲俄语，爱美国又对美国的现实失望的科学怪人。在生人勿进的大宅中鼓捣着一台名为《洛丽塔》的反社会装置：
在他身上……有一种对现代社会和生活的怀疑与蔑视的态度……躲在一个由思想、书籍和想象建造起来的庇护所中，怀着嘲讽与保持距离的态度观察社会与生活，通过绝妙的智慧游戏把现实熔解为话语和熠熠生辉的形象，对世界表示漫不经心。（《洛丽塔已过30岁》）
总而言之，略萨阅读和做批评的方式——至少在他最独特、最具灵性闪光的部分——一点也不“客观”，既不紧贴着文本，也不倚仗某种理论，而是使用了一种敏锐的直觉。被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接受步兵训练的经历、在圣马可大学参与“卡魏德”组织并与特务头子埃斯帕萨·萨尼亚杜针锋相对的经历、跟胡利娅姨妈搞见不得人的地下恋情的经历、与狡诈的阿尔韦托·藤森参与同一场充满阴谋和丑闻的总统选举的经历……一次次磨炼出的直觉。
这种读法无疑不符合学院派的规矩，甚至在业余爱好者的读书会上，都难免被领读人敲着桌子提示“请回归文本”。但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是巴尔加斯-略萨，你可以怀疑他的正统性或权威性，但绝对无法否认他的读法极具诱惑力——以及侵蚀力。只要感染过一次略萨式批评眼光的病毒，血液里就会终生携带某种抗体，再也无法变回原来的样子。略萨说：
小说是写出来的，不是靠生活生出来的；小说是用语言造出来的，不是用具体的经验制成的。事件转化为语言的时候要经历一番深刻的变动。具体那个事实是一个，而描写这一事件的语言符号可以是千万个。小说家在选择某些符号和排除另一些符号时，他优惠了一种描写或说明的可能，而枪毙了其他成千上万的可能。（《谎言中的真实》）
由此，叙事诡计不复存在了，因为所有的叙事都是有意无意的诡计；现实主义与幻想文学之间的界限也不存在了，因为幻想文学的非现实性成了象征或譬喻，成了各种现实、各种经验的代表。一旦接受了这个邀请，即使是最平淡的小说，读起来也可以和凯文·史派西出演的《普通嫌疑犯》（The Usual Suspects）一样紧张悬疑。
在看过马尔克斯那本吹牛大王历险记一般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之后，《弑神者的历史》中那句屏气凝神的“在十六岁前，究竟哪些事情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想当作家？”的设问就更加激动人心了。这是一场最好的猎人和最狡猾的狐狸的追逐战，相当于亚哈船长对大白鲸莫比·迪克，或名侦探柯南对怪盗基德，战场就在我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之中。
“为了能替代现实，需要先抢掠现实。”略萨表示，“恰恰是在这种犯罪性质的举动过后，也就是在赋予那些抢掠来的东西名字和秩序以后，它们就不再是赃物了。”组成马尔克斯文学世界的被掠物名单包括：阿拉卡塔卡的旧宅，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地区湿热多雨的自然环境，内战、香蕉公司和无处不在的暴力，被反复提起的福克纳和海明威，很少有人提及的索福克勒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拉伯雷和西语骑士小说，加缪的《鼠疫和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对几乎在《百年孤独》中完全没有现身的博尔赫斯的远距离崇拜与抵触……
坦率地说，对于一个还没有读，或还没有读懂《百年孤独》的读者来说，略萨这种细细拆解的批评眼光很可能大幅折损这部作品神秘的超凡魅力，但对于视网膜已经习惯了老马的炫彩魔术的资深拉美文学爱好者而言，好吧，拉踩不对，但这实在是太爽快了。
不负责任地猜测，马尔克斯恐怕不会特别喜欢略萨在《弑神者的历史》对他做的事。因为这几乎相当于把他四仰八叉地绑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用镊子拉出一条又一条的“绦虫”，并且对围成一圈的学生们讲解，这一条是属于个人经验的，那一条是历史经验；这两条大的是福克纳和海明威，不要漏掉这条小的，那是博尔赫斯的幽灵……至少马尔克斯自己从来没如此谈论过任何人——事实上纵观整个文学史，也没有哪个成名作家会这样把自己的同代人“细细地剁做臊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弑神者的历史》是空前绝后的。在它出版五年之后，略萨与马尔克斯彻底绝交。不仅断绝了略萨继续用罪案记者的眼光继续细细打量马尔克斯中晚期作品的可能性，或许也断绝了《活着为了讲述》的续作结集出版的可能性。2006年接受西班牙《先锋报》访谈时，马尔克斯对记者表示不会再有第二部回忆录出版，因为“我遇到过很多人，但是，妈的，我并不想让他们出现在第二部回忆录中。”尽管并没有提到略萨，但八卦神经敏锐的记者立刻问到了他们是否有可能和解，这时马尔克斯说：“我们这三十年过得十分愉快，丝毫没有想到他的必要。”
没有证据表明《弑神者的历史》究竟对拉丁美洲文学双璧的友情起了什么作用，但从马尔克斯数十年来对这样一部针对自己的文学批评巨著缄口不言，以及略萨直到马尔克斯逝世之后才终于授权出版此书的单行本来看，似乎双方都默认此事还是不提为好。2006年，在略萨同意将这本书收入他的全集时，《国家报》文化副刊记者玛利亚·路易莎·布兰科曾提问过这是否意味着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略萨是这样说的：
有些东西换成今时今日的我的话是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想每个作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在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宁愿自己没做过，或者是更想用其他的方式做。
让他“宁愿自己没写过”的原因，显然不是写得不好或者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而是，或许，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暴烈的批评冲动会带来怎样的破坏力了吧。
但一本如《弑神者的历史》般的文学批评巨著并非单靠冲动就可以一蹴而就。驱使略萨殚精竭虑写下去的动力，或许就藏在第七章的小标题中。这个小标题是“全景小说，全景现实（百年孤独）”。坦率地说，尽管《百年孤独》确实是一支包罗万象的绚丽万花筒，但以“全景”来指称这部以一座小城、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为主题的小说，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反常识。日后的创作轨迹也可以佐证，其实更执着于“全景”的，反而是后半生中写下《公羊的节日》《世界末日之战》和《艰辛时刻》的略萨自己，就连那部爱情小品《坏女孩的恶作剧》，都比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品更“全景”。这也是一种魔鬼，支配着小说家犯下肢解同伴并掠夺其作品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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