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班和偷懒：职场中的抵抗

SLANTY马桶的马桶圈保持着8至13度的倾斜。这一角度意味着坐在马桶上要不了多久就会变得不舒服；倾斜角度达到13度时，坐在马桶上超过5至7分钟就会觉得痛苦。设计倾斜的马桶座是为了减少人们花在厕所里的时间。推出这款马桶的公司坚持强调其对健康的好处，称坐在马桶上的时间越短越卫生，这样还能降低患痔疮的风险。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但这样的马桶圈对因健康状况而需要较长如厕时间的人来说并不友好。SLANTY马桶的另一种推荐用途是提高职场效率。该公司称“一个人花在工作空间（原文如此）洗手间内的时间平均比其所需的时间多25%”，雇主能够通过安装很快就让人感觉不适的马桶来提高生产率。这里的马桶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有争议的例外，但它代表了为控制员工无所不用其极的管理方法。它用生动、难堪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职场内的核心趋势：用管理来确保员工忙碌的时间越多越好。这样的管理有时通过日程安排来实现，有时通过向那些晚上加班的员工提供免费的披萨和啤酒来实现。完全用暴力确保员工工作的方法已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软手段，隐蔽性更高的强迫，就像悄悄抬高角度的马桶圈，它提醒你上班时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这些时间是公司的，他们会尽其所能保住其中的每一秒。

但如果你拒绝接受这些会怎样？如果你在确保没人发现的情况下停下手中的工作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提议听上去就像是最不可思议的梦想成真，或是头脑发热时做的梦，但69岁的西班牙公务员，乔安奎·加西亚（Joaquin Garcia），就做到了这一点。除了继续领工资外，被西班牙报纸称为“神隐公务员”（El Funcionario Fantasma）的加西亚翘了6年的班。他最终被罚没收1年的工资，还是税后价。这也不是笔坏买卖。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梦想这样难得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在想方设法拿回属于我们的时间、自主性或想法，这些行动或发生在职场中，或在职场之外，有时在两种情形下都存在。我们不妨从最常见的反抗形式说起：职场中的个人反抗。在我之前的一份工作中，我的一位同事总是会在办公室里走出一条尽可能长的路线，在不同办公桌之间来回穿梭，专门与其他同事不期而遇，鼓励他们加入在漫不经心的旁人耳中足够严肃，与工作的联系也足够紧密的闲谈。这种操作十分常见。一项调查发现，办公室雇员平均将50分钟的工作时间花在逃避工作上。当然，我们在应该工作时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是为了享受或消遣。偷打电话或刷手机的行为提醒我们，工作危机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危机；我们在被期望着承担更多的有偿工作的同时，也被期望着承担更多无偿的护理工作，原因就是福利资源的削减。但对许多人而言，个人对工作的反抗是为了逃避重复的工作带来的无聊，以及职场中恬不知耻的愚蠢让人感到的沮丧。

偷懒分类学

职场中最常见的抵抗方式，或许是让我们能够强调自身自主性的偷懒行为，无论这样的表达有多么受限。或者至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们能躲开我们的经理和同事。那些偷回来的片刻，是我们对最令我们感到气愤的管理宣言的反击，那是发生在争夺控制权的长期斗争中的小规模冲突。其中的第一类方式主张我们短暂地拿回我们的时间。延长午饭时间，在有人抽空抽烟的时候跟他们待在一起，甚至是自己开始抽烟，在社交媒体上闲逛，并在有同事经过我们身后的时候迅速打开一张电子表格或WORD文档，或者直接在工作时间应聘其他工作。

这些争夺时间的小聪明可能令人感到兴奋，也可能仅仅是度过工作日的一种手段。正如商店知道小偷小摸会带来损失并为之做准备一样，雇主也清楚他们要为偷懒留出多余的时间。这些时间在不同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员工被允许的偷懒程度取决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手中的相对权力，该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具备的声望或专业程度，以及监控该工作的技术可能性。

在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工厂所有者经常向工人隐瞒时间。他们通过调快和调慢时钟偷偷地缩短休息时间，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工人虽然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那些自己有手表的人甚至最终遭到解雇。在当代职场中，时间的战争有所不同。老板们或许不会来回调表，但在许多工作场所内，管理层尝试培养员工对公司的责任感和忠诚度——这种意识超过了合同中的工作内容，是在鼓励员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表现。只完成聘用合同中规定的工作是不够的：你必须时刻提高自己、开发自己。当然，永远被困在同一个角色中会让人觉得无聊，没有晋升机会和得不到加薪会对人造成伤害。但永远都要变得更好的要求指的往往不是为了将来晋升而表现得更好，这就是常规预期。这样的要求意味着，工作时间内的工作强度会增大，不断改善的要求代表了无法实现并总在移动的地平线，员工失去的时间越来越多。尽管员工想方设法从工作时间中为自己挤出时间，但管理安排加剧了工作流程的强度。

职场中的第二类抵抗方式所针对的，正是这种高强度及因此被偷走的时间。我们可以将这类行为大致划分在一起，称之为“躲避管理的策略”，其中管理指的是经理本人和能或不能与经理分开的管理手段和技巧。其中一种方法是经常居家办公，如果你不在办公室，经理监控你工作的能力就会被大幅降低。居家办公有时也免不了需要偷懒来抢时间：有位熟人告诉我，他早上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登入自己的远端计算机桌面，然后再倒头睡几个小时。居家办公可能意味着要用更长的时间，或在不同时间段处理工作。远端监控虽然在英国基本属于不被允许的行为，但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有意用软件查看员工活动的公司数量大增。这类技术往往承诺专注于改善团队氛围或员工的健康状况，而这样柔和的叙事正是这些软件得以被常态化的途径。

另一种常见的策略是找到能让你变得不可或缺的方法。如果你是唯一了解某些事如何运作的人，而那件事在你工作的地方很重要，那么你就有方法提升你对自己日常活动的掌控力。这种情况带来的改变有时微不足道。如果你精通电子表格，而你的其他同事连完成复制粘贴都费劲，你就能掩饰你究竟需要多久来完成某些工作的事实。如果没人能看明白你在干什么，就没人能像监控和管理那些日常工作简单明了的人一样对待你。例如，你是H&M的销售助理，某天被分配到牛仔裤区工作，如果你没能保持每条牛仔裤被叠放整齐，这一点很快就会被发现：因为牛仔裤很快就会乱作一团，顾客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尺码，裤子也会散落在地上。相反，如果你是唯一知道如何分批处理图像文件的人，那么你就能假装你的工作比看上去更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告诉其他人别在这段繁忙紧张的时间打扰你。再者，如果你的专业能力不仅少见，而且对公司业务必不可少，那么解雇你并因此失去这一专业能力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同样高的还有电脑系统崩溃的可能性。这能给人相对的自由，让人有底气说“不”，或有能力迟迟不满足老板烦人的要求。

下一类常见的策略准确来说虽然算不上逃避管理，但能让雇员和雇主间的关系变得更简单。英国就业人口换工作的平均频率是五年。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比年长人群更高：美国55岁至64岁的就业人口平均每10.1年换一份工作；相比之下，25至34岁的员工平均每2.8年换一份工作。

许多人在不同的工作间迅速地换来换去。即便在福特式工作的鼎盛时代，全民终身工作的想法也只是一个神话，员工变动率目前正在增加，其中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的员工变动率很高。呼叫中心的员工变动率为每年26%，而与之相对的英国平均值仅为15%。护理行业中24%的工作是零工时合同工作，该行业的员工变动率为31.7%。这一高水平的流失率通常不会让雇主感到担忧。事实上，对仅需少量培训，工作模式压力大强度高的行业来说，高水平的流失率可能甚至是雇主想要的。亚马逊仓库就是典型的例子。员工工会化程度低不仅让企业更换员工变得更容易，也让企业能轻松规避其对生病、受伤或因其他原因受影响的员工的责任，高员工流失率因此降低了亚马逊提高工作强度的阻力，也让员工队伍变得更原子化和不那么难以驾驭。

而对员工个人而言，频繁的换工作能让日常工作生活变得容易忍受。新工作，哪怕是单调乏味的工作，也有令人兴奋的一面：认识同事，熟悉自己的工作，试探管理层的期望底线（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你能去什么样的地方吃午饭，你工作的地方用什么样的咖啡机，办公大楼某处的光线在黄昏时是什么样的。虽然这些事在剥削和随处弥漫的痛苦面前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这是日常工作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没完没了的痛苦和低薪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新鲜感总好过熟悉感，因为新鲜感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不让人觉得无聊。

职场上最基本、最常见的抵抗方式，大概是那些只发生在员工个人想法中的抵抗。职场对员工的社交能力提出要求不是什么新鲜事。70年前，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观察到一种被他称为“性格市场”（personality market）的现象：为了工作和职业生涯，利用和改善个人性格中的元素越来越成为办公室员工们需要背负的期望。这种要求如今稀松平常——尤其是对低收入工作从业人员而言，这种期望更是家常便饭。而拒绝将自己的性格当作可被利用之事，拒绝为了雇主的利益塑造自己，或者仅在表面假装服从这一要求，是常见的抵抗方式。当你的老板（你的顶头上司或一般意义上的雇主）要求你在情感上将你自己与你的工作绑定时，拒绝热爱你的工作，拒绝将其视为你生命中的重要之事，就成了一种抵抗的方式。拒绝工作上的情感要求，有时会演变为拒绝特定的工作任务。但更多时候，这种拒绝还是停留在拒绝认真对待最烦人的工作内容的层面。

你当然可以辞职。这种威胁有时能被当作谈判的筹码：如果你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我就辞职。但这种威胁只有在替换你很难，或代价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奏效，这对大多数员工来说并不适用，尤其是在失业率高企、员工工会化程度低的时代。对大多数就业人口而言，他们更需要工作，而不是工作更需要他们。

被监控的员工

2001年的英国电视剧《办公室》（The Office）毫不遮掩地批评了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愚蠢关系。你与一群可怕的人被困在一起，日复一日地做着对你自己没什么意义，更谈不上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的工作。更糟的是你被要求关心自己的工作。这种挫败感越积越多，演变为争吵和逃避工作。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中，片中某角色将一位同事特制的订书机冻在了果冻里。正在向新员工介绍办公室情况的老板说，“这里很疯狂”。办公室工作成了对真实的人类社交生活空洞的拙劣模仿。这样枯竭的生活只剩下一副不得不假装说笑、假装关心、假装没完没了地寒暄和谈正事的躯壳。未来被搁置，但邮件却被一一回复。

虽然《办公室》让广泛存在的怨气和无聊感得到了抒发，但就抵抗工作中最糟糕的那部分的能力而言，典型的办公室员工代表的其实是特权群体。到目前为止，我所列举的大部分潜在的抵抗方式均依赖对自身工作拥有相对的主动权。在现代办公室中，许多员工负责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做记录、打电话、写简报、发邮件、制定预算等），这些以往是由有特殊技能的人完成的（打字员、接线员、誊写员等）。尽管工作情况会定期或在出现严重错误时接受检查，但日常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员工个人掌控的。

办公室员工的活动能被监控，但即便如此，例行公事般的监控是不被允许的。办公室员工了解他们被分配工作的过程，也清楚如何使用他们必须使用的软件来完成工作。这让偷工减料变得更容易。相比之下，仍有许多员工对他们在工作中完成特定任务的方式、时间和地点没有任何掌控力。卡勒姆·康特（Callum Cant）在他对Deliveroo骑手的研究中这样形容被软件程序难以理解的算法技术支配的体验：

到处都是对软件程序如何运作的猜测。有人提出了详细的理论……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的位置每五秒就会被扫描一次，餐厅呼叫骑手时，在这五秒内离餐厅最近的人会接到订单。但这些理论都是猜测和流言的结合体……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如何被协调的一无所知。

当你的工作结果被衡量，你的一举一动被记录时，未能达到预期水平就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现代职场的技术不是硅谷传说中中立的效率驱动力，而是管理层对员工权力的延伸，它是耸立在员工面前的强制性力量。技术的约束力虽不能阻止上述的偷懒行为——人们总能找到拿回自己时间的方法——但这样的力量能让偷懒变得更难实现。如果说曾经享有声望的专业工作的工作条件大不如前，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强制性的监控行为越来越普遍。假如你的电脑能监控你花在每项工作任务上的时间，那么你的老板就没必要亲自监视你。

若要了解这种监控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考察的是曾几何时既是最先进，也是最普通的由技术管理的职场案例：呼叫中心。马克·费舍在他的理论中指出，被他称为“普通赛博人”（banal cyborgs）的呼叫中心员工是当代员工的模版。对英国5000个呼叫中心的约100万员工而言，员工和管理者间的掌控力边界时时都能被感受到。对呼叫中心员工而言，某次通话被筛查，并让员工陷入麻烦的可能性真实存在。员工与每位客户的每次交流都能随时被重新调出。

社会学学者摩根·鲍威尔（Morgan Powell）曾经在呼叫中心工作，他在与我交谈时提到了呼叫中心里控制与反抗的情况：

两年间，我在三家呼叫中心工作过。每个呼叫中心都培养了同样的无力感。工作日的节奏由自动呼叫队列和严格的目标决定。当上百个电话被混淆在一起，大多数人只是在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样无聊的问题时，刚开始上班时的紧张很快变成了乏味。这种单调只有在接到恶言相向的电话时才会被打破，而这样的电话会困扰你好几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辱骂无处不在，而挂掉这类客户电话的行为则是能导致你被解雇的错误，这样的行为在计算机的持续监控下被严苛地监视着。

员工之间同病相怜的情谊让人勉强能承受这一切——那种我们互相帮助的感觉。更有经验的员工会悄悄跟新员工分享经验，告诉他们要避开哪些管理人员，要如何不被别人发现自己在装病，以及如何操纵摆布呼叫系统。让监控成为可能的同一套技术也提供了抵抗的可能性。人们寻找并分享欺骗呼叫队列或让其过载的方法，迫使计算机崩溃，甚至是用“未能成功”转接的方法挂掉恶言相向的电话。

尽管这种非正式的抵抗方法永远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管理模式，但它让我们能一窥职场中的权力，并给我们的集体劳动生活带来重要的转变。

我们在抵抗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普遍存在的偷懒现象？管理人员和管理学理论学者的回答通常认为，人们应该更有效率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偷懒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勤奋的员工得到的不足以激励他们，而懒惰的员工就是懒。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能对工作场所中弥漫着的失望情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工作抓不住人们的注意力，它无法给人带来它承诺的意义。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人将上述普遍存在的厌倦情绪和小规模的集体破坏行为视作处处都有对工作的抵抗的明证。职场中上演着大量非正式的抵抗，但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抵抗到底在抵抗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抱有（正确或错误的）希望，认为他们的下一份工作会更好，会最终带给他们意义和认同，会给他们一个好老板，一份更高的薪水，诸如此类。愤怒、家常便饭般的羞辱、被剥削的感觉，以及起着压力阀作用的抵抗——这一切通常针对的目标是人们当前的工作（烦人的工作内容或讨厌的上司），而不是整个工作制度。

这并不意味着波及面广的愤怒没有意义。工作通过每份个人工作表达出的承诺，在越来越多人眼中正开始显得愈加虚幻。工作没让我们变得富有或快乐，而是让我们更贫穷、更痛苦。

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掌控力？即使个人行动能让我们应对工作中最糟的部分，它也无法让我们走得很远。在很大程度上不协调的小规模个人破坏行为如此之多，反而证明了我们迫切需要政治化工作中或因工作而起的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