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的后半生

耿淡如（1898-1975），又名耿佐军，江苏海门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国家关系史、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专家。著有《高中外国史》《什么是史学史？》，译有《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世界近代史文献》《近世世界史》，发表文章300余篇。今年适逢耿淡如逝世五十周年，撰写此文，聊表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思想改造。1951年8月至1952年1月，耿淡如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理论，改造思想。曾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复旦大学包宗镇撰有《复旦人在革大》，他说：“革大的教育方针，是首先在以政治思想改造基础上，再加以政策教育。明确学习的目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使自己能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在学习的态度方面，就是老老实实，相信群众。讨论问题，虚心诚实，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学习的方法，为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注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具体的来说：就是要随时随地，把学习的东西与自己的实际思想相对照，相结合，找出矛盾，分析根源，清除错误。教学计划包括改造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土改政策学习，思想总结等单元，在未公布前，即广泛地，普遍地在各班各组展开热烈的讨论，学习，研究并提供意见，所以这种充分民主的，代表全体同学要求的教学计划，是同学们真心诚意接受与坚决拥护的，同学们都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努力。”诚如耿淡如在《自传》中说：“我从未有过像现在这一阶段的学习，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将可更进一步地改造自己，也可更忠实地服务人民了。但是，垂老之年，精力衰颓，我总是觉得：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

1958年1月30日，耿淡如在《复旦》上发表《革命干劲和科学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自己过去干劲是不错的：“有人说我这几年来有着一股干劲，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虽然这干劲是不够的，不大的，而且是偏面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这方面的。为了深入研究世界中古史，为了搞好世界中古史教课，我首先努力于外文的学习。这几年来我粗通了俄文及其他一些外文，已经达到能把它们译成中文程度，此外，还学习了一些拉丁文。在编译工作方面，我从俄文方面已翻译了和近代史有关的一些经典著作和重要文献，已经出版两册。我取材于苏联学者的著作编写了约30万字的世界中古史的讲义，已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我已写过几篇关于中古史专题论文以及译出有关世界中古史的原始资料，已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此外还有关于世界史教材的几十万字初稿。此外，还检查了自己干劲的性质问题，“我过去的干劲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性质的干劲。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尤其是从最近几周来，我们已深切认识到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必须做到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消除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所以我检查了我过去干劲的性质。我们知道干劲可以分成两种类典：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干劲，即个人主义的干劲、名利观念的干劲；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干劲，即社会主义的干劲，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劲。这两类的干劲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可反映出两条路线上的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方向。我过去的干劲，是属于第一类，是从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出发的。”1958年4月26日，《复旦》报道历史系教师座谈会上的思想见面。耿淡如说他过去在政治方面，有低人一等的想法，进取心不强，开会总坐在角落里，为的是躲避发言。自己感到已经老了，寿衣都做好了。在谈到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时，他说自己重业务轻政治也是严重的，平时专心注意自己的业务，对于“今”注意少，怕影响了搞“古”。个人喜欢单干不愿与人合作，原因是单干速度快，也怕别人分掉了名利。1958年5月27日，耿淡如在《复旦》上发表《一年来关于思想改造和科学研究的收获》，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6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而且我坦白承认，还是一个落后的、保守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是这样，不消说我的立场是不稳的，在思想作风方面是有着很多缺点。譬如，（1）我怕露面，怕人数众多的大会上讲话；（2）我是一个老牌暮气的人，常常想人寿几何，得过且过，因此缺少热情，不愿作长远规划；（3）我有“外快”思想，在固定收入之外，还想取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为稿费而写作，对于有钞票进账的稿件，写作的很起劲。至于无稿费的稿子，我是不乐意写的。

在经过思想上的洗礼后，耿淡如尝试积极跟上革命形势。1958年8月9日，田汝康在《复旦》上发表《学好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谈历史系老教师的面貌革新，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历史系老年教师是有干劲的。六十岁的耿淡如先生，过去黄昏思想很严重，寿衣都准备好了。现在耿先生却要订三十年的工作计划来为社会主义努力。1959年2月27日，《复旦》报道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跃马前进，乘风破浪。代系主任谭其骧教授回顾了1958年历史系和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强调指出，去年最大的丰收，是思想上的跃进。耿淡如老教授表示非把二年级的世界中古史教好不行，还要总结出在古代史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经验，并围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多项科学研究。三年级同学听了很感动，当场送给他一首诗：“耿老不服老，跃进风格高，越干越有劲，愈活愈年青”。《文汇报》报道，1958年复旦大学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绩，各系共开出23门新课，编了110门教学大纲和67部教材，完成了1788个科学研究项目。在总结和发扬1958年教育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复旦大学又掀起一个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教好、学好、安排好的新高潮。耿淡如教授担任“世界中世纪史”课程的讲授工作，他一开始就把讲义、史料选编，马、恩、列、斯对中世纪史的论点摘录、参考资料、历史地图等发给同学，使同学能在充分预习，比较广泛地接触这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听他做重点的讲授，学习的效果就大为提高。

1959年10月24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系部分老教授座谈全面跃进新高潮。耿淡如说：“我认为继1958年大跃进以后，今年工作更不能歇一歇。因为：一，从当前的形势看，工农业战线上的跃进浪潮一浪高一浪，形势空前的好，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大家都不想歇，我自己也是欲罢不能，不要歇；二、不该歇。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我们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赶上英国，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而且大家还要求把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时间，缩短再缩短，因此谁都不该歇；三、不能歇。上游无止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没有止境，干劲是愈鼓愈足的。如果中途松口气，过一段时间再紧一紧，其间的损失不知要多大，因此不能歇。”耿淡如还补充说：“我们系里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群众运动搞起来的。”“例如三个专门化的建设，如果不是通过群众运动，边干边学，而要等到一切条件准备好了再建立，恐怕到今天一个专门化也开不出来。”1959年12月31日，耿淡如在《复旦》上发表《关于科学研究的体会》，对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作了妥善的安排，采用了每天三班制；每班4小时，无论忙到怎样，每天至少可有一班即4小时作科研的时间；同时可在工作时，用集中注意力的方法，来把4小时作6小时用或8小时用。最近两年内，耿淡如新编了十余万字《世界中古史原始资料》（已在本年出版），又完成《世界中世纪史经济社会史》约90万字（明年出版）。耿淡如计划，明年所做的工作将等于过去两年所做的工作。在数量上，编写约百万字，在质量上达到公开出版的标准。

总的来说，1949年后耿淡如的政治地位并不高，组织上对此曾有解释。1963年1月10日，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干部处不同意耿淡如担任中国亚非学会上海分会理事，理由是：“耿淡如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三所大学的政治系主任职务，写过很多为蒋政权效劳的文章，不应该安排理事职务。”而耿淡如经过一系列思想改造，在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后，尝试积极跟上革命形势，干劲十足。1960年5月4日，复旦大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暨学生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161个先进单位，139个先进工作者，319个学习积极分子，全校先进工作者，历史系有七人，分别是：谭其骧、吴瑞武、魏嵩山、耿淡如、金重远、庄锡昌、陈匡时。从他1959年5月2日发表的《砚田上也来翻一翻吧！》可见一般，文言：

在迎接红五月之际，我提出一个问题，同时也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笔耕砚田的“老农民”，能不能把收获翻一番呢？

能！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形势的鼓舞下，各个战线上——农业、工业及其他战线上——都已做到或超过翻一番的成绩，我们当然也是可以的。

能！问题在于抓思想、抓关键、鼓足干劲。砚田上的工作，象在农田上的那样，需要方向对头、技术革新、播种适度，尤其是需要不倦耕耘。比如种稻，秧苗培育得茁壮，稻穗自然会长得饱满结实。

能！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根据过去所取得了的经验，我们正在试行新的耕耘方法。事半功倍的效果，看来已经出现。再加一把劲，稳可获得更好的收成。

能！我们有信心，有干劲。在党的领导下，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来改进工作方法，来发挥主导作用，来做科学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此时遍地开花，他日果实满仓。

种瓜瓜大，种豆豆粗；砚田上也大有可为。干吧！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是耿淡如后半生的学术归宿。1960年10月，耿淡如在《学术月刊》第10期上刊发《什么是史学史？》。1961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第1版“学术简报”栏目中对耿淡如此文进行观点摘要，共十点，分别是：（一）史学史上除按照一般通史的分期外，应另把史学史发展阶段分为两大时期：前马克思主义、前科学时期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时期。（二）史学史应反映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但不是叙述阶级斗争本身，而是分析历史家、历史学派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三）史学史和历史科学一样应阐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四）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五）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六）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七）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八）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九）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十）史学史对资产阶级伪史学应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作者认为：“我们所说的‘史学史’意味着什么呢？是历史科学史，还是历史学科史？这个问题的解答，须取决于对历史学的概念和史学史的内容。”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为此，上海史学会专门召开两次座谈会予以讨论，参加座谈会的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会上，大家就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史等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史学史的编写原则以及中国史学史与世界史学史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扬主持。周扬在讲话时说：“编教材无非三种办法：一是选，就现有教材中选用一种较好的，一是新编，一是借，借就是翻译外国的，翻译苏联的。理工方面很多教材可以借。文科就比较难，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你去借人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讲文科教材比理科教材难。”又说：“文科里面论很重要，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时候提‘以论带史’，这个话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统帅史料，批判了那种为史料而史料，轻视理论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口号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提法是不全面的，是有缺点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以论带史’，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要有论，史就带动起来了，就有了史，而实际上恰好相反。……我们研究历史，不能现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样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5月，高教部公布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表，外国史学史由复旦大学周谷城、耿淡如负责，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参加，8月开始编写。其中联络秘书为曹增寿，参与编写的人员有田汝康、程博洪、靳文翰、陶松云、曹增寿、金重远、王造时、林同济，外地的有北大齐思和、张芝联，武大吴于廑，中山钟一钧、金应熙。1961年8月拟定大纲、选目，1962年4月完成初稿，7月定稿。近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与外国史学史参加人员和完成时间相同。编写教材的契机，推动了耿淡如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1962年2月11日，耿淡如在《文汇报》又发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一文先收入1961年上海历史学会年会论文集中，后经过修改发表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缺少结尾的最后两段，现依据论文集中的内容补上：“至于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方式，是可以多样化的。我们可以挑选他们之间共同的或类似的主要概念与‘舆论’，作为批判的对象，例如，关于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或如关于他们的世界史的概念。我们可批判一个历史家或一个历史学派的整个历史思想体系，或者关于他们对特殊问题上的意见。我们可以批判某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反动历史著作。我们还可以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家相互批判的意见；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的吵架是常有的事情。以上所说的批判介绍工作，在世界史的教学上，我们已零零碎碎地做了一些，可是远远地做得不够。而且为了编写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还须进一步作出有系统的全面的批判工作。再说一遍，批判介绍资产阶级史学，在我们目前的史学水平上是有困难的，但在群策群力之下将会做出更大成绩的。须知这是世界史学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新史学的建立，有赖于这项工作的适当进行。”

1962年2月19日至2月26日，上海市高教局在衡山宾馆召开“外国史学史与资料选辑”讨论会，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院等高校的20余位学者与会讨论，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历史组组长翦伯赞到会发言。周谷城主持，2月19日，张芝联、田汝康、王养冲、齐思和先生等参与讨论。先生言：第一阶段，摸索，有关资料很少。以历史时期编写，很侵犯到历史。以作家编写，会变成作家传。这是教科书，是大学三四年级学的，在目前情况下用的。2月20日继续讨论，发言的有：郭圣铭、吴泽、吴于廑等。会上讨论了外国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史学发展的规律问题，关于作为教材用的史学史的要求与内容问题，关于史学史的范围，名称和上下限的问题，学史上的批判和继承问题，历史与哲学、历史家与哲学家的关系如何处理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章如何写法的问题，关于近代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选目草案的讨论等。

1962年3月12日，上海召开“外国史学史”与“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讨论会，参会的有北大、武大、中大等九个高校的教师。会上安排了外国史学史的任务：武汉大学负责编写：第一章：古代希腊史学，第二章：古代罗马史学。复旦大学负责编写：导言和结论部分，第三章：五-十三世纪的史学，第四章：十四-十七世纪的史学，第五章：十七-十八世纪的史学。中山大学负责编写：第六章：十九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的史学，第八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史学的没落和反动。北京大学负责编写：第七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其中，复旦大学的编写由耿淡如负责。

1962年3月25日，《文汇报》编辑部邀请史学界部分举行座谈会，讨论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翦伯赞、齐思和、张芝联，复旦大学周谷城、耿淡如、田汝康、胡绳武，武汉大学吴于廑、施子愉，杭州大学沈炼之，南京大学蒋孟引，华东师范大学吴泽、郭圣铭，山东大学刘明翰，厦门大学胡永树，上海师范学院朱延辉。上海高等教育局副局长曹未风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在会上谈论了进一步开展世界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培养新生力量是当务之急。对教学和研究工作要加强领导，统一规划。世界史领域内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加强名著翻译介绍。会上，大家一致表示，有信心也有决心进一步开展世界史的研究工作，扩大研究领域，提高学术水平。

1962年6月14日，耿淡如在《文汇报》发表《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8月14日，《文汇报》“学术之窗”专篇介绍耿淡如积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情况。文言：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教授，正在开始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中世纪部分。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它的对象与任务究竟是什么，史学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编写、讲授史学史，至今尚有一定困难。因此，编写工作对耿淡如教授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尝试。即使在盛暑，他也坚持每天至少写上三四千字。编写外国史学史最大的困难是材料不足；有关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产生与发展的情况以及著作内容等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为此，首先就需要大量翻译外国史著。耿淡如教授为了编好外国史学史，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翻译了苏联以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著名史学家的有关史学史的著作和资料，研究了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任务与对象作了探讨，并写成了有关论文若干篇。最近，他翻译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家》一书即将定稿出版。这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学史学术著作，全书长达六十万字。耿先生对记者说：“古奇的这部史学史著作，对我们今天编写外国史学史仍有启发作用。他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研究，但是他这部书里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对我们是有用处的。”耿先生现在编写的外国史学史是中世纪欧洲部分，中世纪是西欧史学的衰落时期，早不如希腊罗马时代，晚更不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史学的兴盛。但是要写好史学史中世纪部分，对前后两个时期都必须有所研究，才能摸清欧洲史学发展的线索。耿先生在这项编写工作和翻译外国史学史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他今后准备针对外国史学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系统地介绍和批判各个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深入探讨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传统作风。

从1960年至1962年，是耿淡如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高光时期。诚如张广智所言：“50年代，由于工作的需要，耿淡如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是那时国内数一数二的世界中古史研究的权威。60年代初，他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学术转向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科建设的谋划配合，也与60年代初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温润相关，他作为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在1961年前后，为此竭尽全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学与育人

耿淡如对于教材编写相当重视。1954年2月，《世界中古史讲稿》问世，该书乃高等学校交流讲义，由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署名“复旦大学耿淡如编”。1956年7月，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草拟《世界中古史教学大纲》，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参与，在编写过程中，将初稿发至各校征求意见。在是月召开的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上，对修订稿进行了审订，参加审订的有南京大学蒋孟引（草拟）、北京大学齐思和、复旦大学耿淡如、南开大学辜燮高、云南大学纳忠、北京师大刘启戈以及南京大学王觉非和施复榆。

耿淡如授课的内容不人云亦云。1956级复旦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俞兆鹏对耿淡如有些许回忆，他说：“讲‘世界中古史’课的是耿淡如教授，他形象慈祥，为人低调，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齐思和教授的同学。他上课时，先一板一眼地念完自编的讲义，让学生记录，然后再进行解释。他所讲内容全是自己的研究成果，绝不人云亦云。”

耿淡如助力黄瑞章的学术成长。1955级复旦大学学生王春瑜回忆道：“世界中世纪史的权威耿淡如教授，给我们教《世界中世纪史》。有一次他说，在古拉丁文中，大使与说谎话的人是同一个词。我想，外交风云莫测，大使的外交辞令，不可能全是实话。耿教授也勉励我们要重视外语，利用国外的原始史料，写作论文。他说：我常对黄盛章（他的助教）讲，只要努力，我保证能在史学刊物上，看到你的论文。后来，我们果然在《历史教学》上看到了黄先生的论文，那显然是耿教授悉心指导的结果。”1959年6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深入开展师资培养工作。其中，世界上古中古史教研组耿淡如教授对青年教师黄瑞章的指导和帮助，已有一套计划，不仅根据新的形式帮助黄瑞章重新改订和实现进修规划，而且认真地指导黄瑞章备课，鼓励他去试讲；试讲以后，再向他提出改进意见。为了帮助黄瑞章掌握外国语，更好地学习和研究世界史，耿淡如与黄瑞章合作，络续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十五篇。在译注过程中，耿淡如亲自把黄瑞章的译稿拿来校对，帮助他改正。

耿淡如的授课、批改作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广智。1956年，全国综合大学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耿淡如所招专业为世界中古史。张广智即为此时所招的第一名研究生。耿淡如高度重视新专业的课程设置，制定了周密的培养计划。所开课程除政治与外语课外，专业方向课（包括基础课与专门课）包括：近代西方史学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原著选读、专题研究等等，其指导方式，前三门均为“座谈”，第四门为“答疑”，专题研究为“讨论”。培养计划中虽有5门课，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课外，其余课都由耿淡如亲自上。其实，所谓“上课”，实为“聊天”，较为“随意”和“自由”。回想起来，那种“座谈”（即兰克式的Seminar）的授课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颇有助益。耿淡如的授课是这样：每次提出要讨论的题目，然后布置要看的书目，隔一周（或两周），先由学生报告读书心得，学生讲时老师不时插话或提问，话语不多，最后他有一些小结之类的话，言简意赅，再布置下一次的讨论题目……如此循环，反复不止，它真是能启人心智，比那种填鸭式的满堂灌授课方式要好得多。此外，耿淡如的“启人心智，点石成金”，在批改学生的作业中也得到了印证。随着课程的推进，张广智总是不断地写一些读书札记之类的文章，一次写了一篇关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札记，札记返回后有耿淡如的评语：“本文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过程，阐明史学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个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论旨正确，文笔畅达，虽算不了深入探索，也可称佳作。所有细节上的问题，均见附贴标签。”耿淡如对学生作出的批语，总是在稿边贴条，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上面，或纠谬，或批注，或责疑。纠谬之处以纠正史实或改正错别字为多；批注要言不烦，引而不发，点到为止，让作者自己去思考；责疑之处，仅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写作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的空间。

史家的落幕

1964年12月15日，耿淡如抱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课程。据张广智回忆：“1964年以来，复旦师生因参加‘四清’运动，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故有耿师1965年12月12日开始为我系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一课，此时我已是这门课的助教了。是日，我在新校门一侧，不时朝东望去，呵，先生来了，移步缓慢，蹒跚而行，他一大早得换乘三辆公交车，从市区西南穿越大半个市区，赶往东北角的学校上课，怎能不气喘吁吁，因年初大病开刀，原本羸弱的身体较为虚弱了。两节课下来，更是疲惫不堪，课后沿原路返回家中，如此往返，毫无怨言。”“1965年年初，先生年迈且患大病开刀后，原先孱弱的身体更为虚弱了。但逢到上课的日子，他起早从徐汇区天平路的家里出发，要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往市区东北角的学校上课。二节课下来，见先生疲惫不堪，大口地喘气，不时地咳嗽，但他从来不说一声苦。”耿淡如生病后，依然抱病为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格瓦拉日记》《马里格拉文选》《圣女贞德传》等著作。1975年7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耿淡如在上海光华医院逝世。

1947年4月29日，光华大学学生成立“立行学社”，基于“坐谈力行”而来。立行学社的成立与耿淡如有关，耿淡如曾说：“一般青年往往喜欢高谈阔论，不务实际，常常言行不能一致，我们是年轻的一群，怀有热诚，纯洁，正义，和果敢等等青年优越的条件，但也难免不染有一般青年的缺陷，尤其是言行方面确有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因此以‘立行’二字自勉，也希望具有同感的同学和朋友们，与我们紧携着手互相惕励，倘若每个人皆能保持这种美德，对于国家民族无疑的皆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立行”二字既是耿淡如对青年的鼓励，又是对自己的要求。

（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