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宫崎骏伤害了谁
2025年3月25日，OpenAI推出了基于GPT-4o模型的原生图像生成功能，功能上线后迅速引爆创作热潮，大量利用GPT-4o生成的吉卜力风格图像风靡网络，单日催生百万级用户生成内容，并在全球引发病毒式传播。目前该功能已向免费用户开放（每日限3次调用），企业级API也将于近期推出。
文章表示，OpenAI的发布演示中使用吉卜力风格动画是有意为之。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后来在X上发文称：“我们在挑选介绍新技术时的初始示例上花了很多心思。”此后，他还吹嘘称其公司的服务器因GPT-4o所带来的需求而“融化”（melting）了。吉卜力风格迷因（meme）的成功标志着AI模仿进化的新篇章。此前的AI工具曾创造出因超凡的失真效果而备受赞誉的迷因——比如2023年AI绘画工具Midjourney上描绘教皇穿着宽松羽绒服的图像，或者由AI生成的用Jay-Z声音演唱的复古说唱歌曲。在这些情况下，技术未能产生完美逼真的效果本身构成魅力的一部分。而这次的吉卜力风格图像几可乱真，令人忘记它们是机器创作的替代品。
文章认为，这种影响力既与GPT-4o的能力有关，也与宫崎骏所创造的那些难以磨灭的原型有关。上周在X平台上的一篇热门帖子欢呼道：“艺术终于变得触手可及了。”但真正变得触手可及的并非艺术本身，而是艺术的复制品。模仿吉卜力风格的可悲讽刺之处在于，宫崎骏公开表示讨厌AI技术。在2016年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片段中，他将一种自动动画工具描述为“对生命本身的一种侮辱”。如今宫崎骏的毕生作品成为了生成式AI工厂的原料，这不仅是一种侮辱，而且可能还构成了版权侵权。OpenAI认为，模仿一家电影工作室的风格而非一位在世艺术家的风格是被允许的（恐怕迪士尼不会同意这点）。然而，在美国，其他艺术家已经起诉OpenAI和其他AI公司，称它们在训练其工具时使用了他们的作品，并侵犯了他们的风格。那些诉讼仍在法院系统中进行审理，其结果将决定AI生成图像未来的诸多方面。2023年，一起案件确立了判例，即AI生成的艺术作品本身不能获得版权保护。
当然，艺术家们此前也曾多次面临复制的问题。绘画在印刷术出现之后得以幸存下来，之后摄影术又登场了。旧有的媒介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是因为某些核心的洞察力和表达方式无法被复制抹去。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其1933年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写：“原作的存在是真实性概念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那座大教堂本身，大教堂的照片就毫无意义；如果没有我们对宫崎骏美学集体感受的共鸣，那么吉卜力风格的复制就毫无意义。
文章最后写道，在当下时刻，我更担心的是观众，他们或许会满足于海量的苍白模仿；而我倒不太担心艺术家们，他们总是被驱使着去创造东西。宫崎骏与吉卜力合作的最新影片《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一部独特的融合之作，它将自传、日本历史、万物有灵论和超现实主义融为一体，探讨了这位艺术家创作出能够超越其自身存在的作品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充满活力的抽象表现——在最深处、最难以言喻的层面触及我们的灵魂——是艺术应对技术挑战的一种方式。即便在当下，宫崎骏的风格也证明了其具有传播性，而他的作品或许也能预示美学的未来走向。
4月2日，专栏作家吉奥赖德·里迪（Gearoid Reidy）在《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发表题为《有那么一瞬间，一切都是吉卜力》的评论文章，对新技术总体持认可的态度。
文章写道，GPT-4o也能生成其他风格的图像，轻松将照片改造成《海贼王》《布偶》或《瑞克和莫蒂》的风格，但人们渴望宫崎骏的作品，几个小时内，所有能与宫崎骏作品相关联的东西都被“宫崎骏化”了。或许它能大获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构建的世界无比温馨，尤其是在这个全球环境疯狂、旧日友谊分崩离析、经济迅速变化且AI引领潮流的时代。宫崎骏的影像为现实增添了一层魔力，化平凡为神奇。在工作室的大多数电影中，就连反派角色也让人觉得可以理解。又有谁不曾渴望乘坐《龙猫》里的猫巴士，或者在《千与千寻》中寻找饭团带来的慰藉呢？
然而，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这类潮流只有在保持自发的状态下才会显得有趣，当山姆·奥特曼将自己的头像换成卡通版时，事情就已经够糟糕的了。而当白宫账号发布吉卜力版的特朗普时，这种潮流在不到48小时内就从令人新奇沦为令人尴尬了。
紧随其后的是艺术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抱怨五花八门，从对自身未来就业前景的合理担忧，到对富人使用该工具而非委托人类艺术家创作的不满，再到一种令人费解的观点，即认为AI艺术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
文章提及，许多人指出，宫崎骏不会赞成这种潮流。然而，他那句关于AI艺术的著名言论——宣称其“是对生命本身的侮辱”——常常被断章取义。宫崎骏的言论针对的是一场具体的演示，展示的是AI绘制出肢体残缺、令人毛骨悚然的僵尸般的角色，他认为这侮辱了残疾人。然而，在同一部纪录片中，他也嘟囔着说这场演示让他觉得“地球末日即将来临”。尽管他尚未就近期潮流发表公开评论，但可以合理推测，至少对于白宫所使用的图像，他是不会赞成的。
同时，文章认为，将所有AI工作都与粗制滥造混为一谈的下意识反应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就像任何其他工具一样，AI艺术既可为善，也可作恶。即便宫崎骏不是其拥趸，但在长期反对之后，他还是将计算机动画工具引入了自己的工作室。吉卜力甚至在2020年推出了一部完全由3D动画制作的电影，由宫崎骏之子宫崎吾朗执导，不过该片看起来就像90年代糟糕的电子游戏过场动画，反响也不佳。尽管如此，计算机动画本身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将想象变为现实的能力，而皮克斯等工作室也展示了如何为其注入灵魂——而这正是目前最糟糕的艺术尝试所缺失的东西。
文章表示，ChatGPT能把几乎所有东西都画得像吉卜力风格，但却创作不出《龙猫》。吉卜力的作品远比这种高级版的Snapchat滤镜要深刻得多。无论如何，这项技术不会被束之高阁。AI艺术无疑对艺术家和动画师有着深远影响，就像自动化过去对银行柜员、旅行社工作人员、打字员和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影响一样。这些工作并非创造性的工作，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同样，创造性工作也不是一个独特受保护的类别。日本正面临着动画师严重短缺的问题，他们长时间工作却收入微薄。如果AI工具能够帮助缓解这一状况，那就应该受到欢迎。
文章最后写道，这种技术变革的速度是另一件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但最终，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会去寻求吉卜力的帮助——短暂地让我们置身于一个更为简单、更为令人安心的世界里。
真人版《白雪公主》争议与“时代精神”的折射
在1937年，《白雪公主》的上映曾是让迪士尼迈向动画巨头乃至成长为世界性的娱乐巨头的关键一步。这部彩色动画不仅是当时迪士尼推出的第一部长片，还一改当时迪士尼卡通的整体风格，转而更趋向写实主义的画风。此外，《白雪公主》堪称后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迪士尼公主”范式的奠基之作；其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国际影响力更是超乎想象。到了2025年，在诸多动画经典都先后经历真人版改编之后，迪士尼终于瞄准了《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海报
不过，这部真人版《白雪公主》如今看来可谓命途多舛。首先，这是迪士尼继真人版《小美人鱼》启用非裔演员之后，再度选用一位非白人女性出演经典的公主形象，但考虑到“白雪公主”的经典形象和真人版演员之间的肤色差异，争议已然不可避免。其次，主演瑞秋·泽格勒本人也因其直言不讳的个性引发争论，尤其是对政治事件的发言，让迪士尼方面疲于公关。
考虑到迪士尼近年来对于“政治正确”的贯彻，加上泽格勒的肤色和她对特朗普及其选民群体毫不留情的抨击，《白雪公主》在票房上的滑铁卢自然被不少论者视作迪士尼试图再打“觉醒”（woke）政治牌的失策。当然，如福斯新闻这样的保守派媒体也不耽于将《白雪公主》的失败归结为“觉醒政治”的退潮，更希望借由更为普适的商业逻辑来合理化保守阵营对此片的抨击。在一篇点评《白雪公主》的报道中，福斯新闻引述了多位影评人的观点，称《白雪公主》的失败早在上映之初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出现时就已经注定了；也有影评人称，这部电影“毫无魅力、毫无灵感、平庸无奇”，或是称其为“构思拙劣的创意破产”。
截至4月3日，《白雪公主》的首映票房为4300万美元，比迄今为止表现最差的迪士尼真人翻拍片、2019年的《小飞象》还要差，后者的首映票房为4600万美元——相比之下，《白雪公主》的投入高达2.5亿美元。福斯新闻表示，《白雪公主》的上映计划曾被推迟了一年，迪士尼为了使得对七个小矮人的描绘更加符合政治正确，在拍摄过程中一度反复横跳；女主角泽格勒对原版动画片中的主题大加抨击，再加上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公开妖魔化”，都使得影片在上映前就流失了不少潜在观众。
作为立场更趋向自由派的英国《卫报》则在近期发表了来自美国的艺术评论专栏作者阿德里安·霍顿对真人版《白雪公主》的影评文章。霍顿就指出，《白雪公主》的一大争议当属它同时激怒了围绕巴以冲突所产生的政治光谱两端的人群——既有右翼分子不满哥伦比亚裔美国演员泽格勒高擎觉醒大旗，又有支持巴勒斯坦人士对以色列演员兼以色列国防军支持者盖尔·加朵出演反派感到不满。另外，前文提到的对七个小矮人的描绘也引发争议，曾出演《权力的游戏》的演员彼得·丁拉基便患有侏儒症，他将《白雪公主》真人版怒斥为一大倒退。而泽格勒也曾公开表述，1937年版《白雪公主》“在女性权力和女性适合做什么的观念上极其过时”，并形容这部电影讲的是公主和她跟踪狂之间的爱情故事。以上言论自然引发不少原版影迷的不满，更是惹来动画版导演家属的强烈批评。而即便泽格勒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她不够“白”的肤色也足以让她成为众矢之的：既然这是“白”雪公主，又何必大费周章请来一位棕色皮肤的演员出演呢？
对此，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则评论就颇为敏锐地指出，泽格勒本人可能就是这场围绕《白雪公主》真人版争议的“源头”。人们或将矛头对准她，或是疲于为她辩护。攻击泽格勒的人，如同福斯新闻拐弯抹角所指出的，是将泽格勒等同于“觉醒”政治文化及其颓势的象征，是迪士尼失败决策的具像化，而泽格勒对经典作品缺乏尊重，加上对特朗普及其选民的公然抨击，也让她在一种合乎商业逻辑的论述中被视作这部影片失败的重要原因。维护泽格勒的人们则将她视作“文化战争”的受害者，并表示在泽格勒之后，可能会有更多拉丁裔或非裔出身的演员们难以在大制作中立足。
当然，就像这则评论所说的，泽格勒及其所引发的争议，对于这样一部投资上亿美元的大制作而言，还是过于“不稳定”了，哪怕是在主创人员内部，泽格勒对于巴勒斯坦的公开声援，与加朵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之间就已经算是一颗定时炸弹，而制作人家属也一度公开发文抨击泽格勒的政治言论，这让整部影片从上映前一直到当下，都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些只会加剧人们对影片由于剧情本身质量极差这一点所带来的坏印象。
不过在《纽约客》近期发布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杰西卡·温特并不满足于对上述种种争议的归因，而是将这部影片及其争议称为当下“愚蠢又险恶”的“时代精神”的映射。首先，温特反对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泽格勒身上，理由也显而易见，一个市值1800亿美元的娱乐巨头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栽在一个年轻演员手中呢？在她看来，对泽格勒铺天盖地的抨击反而像是一种对这位演员“反常的奉承”。在温特看来，《白雪公主》面临巨大失败而惨淡收场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多方面的”，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行业在没有了新点子，对哪些旧事物是值得翻新的”上面出现了错误的判断。无论《白雪公主》的命运是成为“特朗普2.0时代”反觉醒、反DEI热潮的象征，还是仅仅是反复炒冷饭带来观感疲劳的牺牲品，“一位演员的身份和政治观点本身都不可能毁掉这部电影”。
此外，温特也瞄准了泽格勒言论争议背后的代言人身份问题——在当下的好莱坞，人们都有着足够的空间来表达对巴以冲突的不同观点，无论是声援被哈马斯杀害的以色列人，还是支持被以军蹂躏的加沙民众，但前提却也很讽刺，即你的身份必须符合你的言论。换句话说，这种政治发言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筛选的表演，或许白人男性会是最具弹性的一种身份，而不是泽格勒这样从被遴选为新一任白雪公主以来就惹得保守派不愉快的拉丁裔年轻女性。即使是对受害者表达公开同情，当下好莱坞的主流声音也足够虚伪和愚蠢，例如，近来《无他之地》的巴勒斯坦联合导演哈姆丹·巴拉尔在约旦河西岸村庄遭到以色列定居者的毒打，随后被关押在以色列军事基地一夜，家人和朋友几个小时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主办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方面却在一封公开信中一度忽略巴拉尔的名字。要想在当下表达符合公众期望的同情言论，你就必须具有足够有代表性的政治身份，无论是族裔、肤色、国别、政治立场和过往言论，不然每个人都可能在互联网争论发酵过程中，成为泽格勒那样的替罪羊，这或许就是我们当下虚伪、愚蠢又险恶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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