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华｜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伯林牛津往事

以赛亚·伯林

牛津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古城古巷散发着悠悠古意，亦因牛津大学这个智识之所闪耀着精神的光芒。很多人因与牛津结缘，人生开出一个全新境界。以赛亚·伯林是其中之一。与其他绝大多数学问精深的学者兴趣及影响力只限于专业领域不同，思想家、学问家之外，伯林另有一番天地。某种程度上，他改变了牛津哲学，影响了牛津文科，也切实地重塑了牛津大学固化的、饱受诟病的教育体制。

在牛津发现不一样的伯林

在牛津访学客居的日子里，遇上好天气，常喜欢到处走走。

学院与书店是我日常流连之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逛遍了牛津大学近四十家学院和学堂，其中有三家印象深刻：它们都在人迹罕至之处，常规游客鲜有到访者，但却鹤立鸡群，别具特色。第一家是身处牛津东南一隅的基督圣体学院。它被夹在赫赫有名的基督学院和默顿学院之间，从空间上讲是牛津最小的学院，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有五百余年历史。其强势学科是古典（文）学，二十世纪众多英国文化名家均出自于此（如英国评论家、作家西里尔·康诺利，小说家、《故园风雨后》的作者伊夫林·沃）。第二家是位于高街上的全灵学院。它与大学教堂和拉德克利夫图书馆为邻，是闹市中的隐者，常常大门紧闭。特别是，身为牛津大学诸学院一员，它从不招收学生，成员都是各学术领域声望不浅的学者。第三家是设址于牛津东北部、远离小城中心的沃尔夫森学院。这是一家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全新学院，位置偏僻，罕有访客，风格也与牛津其他古意盎然的学院迥然有别。

访过这三家学院后得知，它们都曾与以赛亚·伯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圣体学院是伯林完成本科教育的地方，而另两家学院则是伯林安身立命之所。圣体学院的小、全灵学院的封闭、沃尔夫森学院的边缘与开放，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伯林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不凡人生。

圣体学院的袖珍方庭。中间石柱上是该学院的标志——鹈鹕。（本文照片皆由作者所摄）

在圣吉尔斯街的二手书店Oxfam买到过两本书，也都和伯林有关。其中一种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两位哲学教授艾德纳·乌尔曼-玛格利特（Edna Ullmann-Margalit）与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编辑出版的《以赛亚·伯林：志庆文集》（Isaiah Berlin: A Celebration），出版于1991年。该书的起源，本是两位以色列哲学家为庆祝伯林八十华诞而召集的学术会议，后会议因故未能举办，于是就演变成论文集，时间上也一再延后，直至伯林八十二岁时，方得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编者特意将该书的出版方选择英国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算是深知伯林其人的致敬之举了（霍加斯出版社是英国作家伍尔夫夫妇自创的小型出版机构，1946年后成为查托与文德斯图书公司[Chatto & Windus Ltd]的联营出版机构，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伯林倾慕的作家）。其实，在此之前的1976年，牛津哲学家艾伦·瑞恩（Alan Ryan）就已编辑过一册文集《自由的观念：致敬伯林》（The Idea of Freedom: Essays in Honour of Isaiah Berlin），庆祝伯林七十华诞，欧美学界的彼得·盖伊、查尔斯·泰勒、杰拉德·柯亨、罗伯特·沃克勒等十五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撰文，从各自领域、不同视角，讨论伯林了学术思想。有生之年，两次出版纪念文集，不能说举世无双，却也不多见，由此足以看出伯林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位于圣吉尔斯街上的二手书店Oxfam

1991年版《以赛亚·伯林：志庆文集》

另一种是英国哲学家、传媒人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所编的《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Men of Ideas: Some Creator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这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风靡英国知识界的书籍，是从麦基一档在英语世界产生极大影响的电视访谈栏目演化而来。访谈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伯林。麦基曾说，在英语世界，伯林是出了名的话题人物，也是诸多精彩故事的源头。因此，在着手访谈之前，麦基曾就访谈的设计、受访者的人选等，和伯林做过深入的探讨。麦基推崇伯林，除了“话题人物”和“故事源头”之外，恐怕也和他与伯林对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看法颇为契合有密切关系。说起来，麦基也出身牛津，学的是哲学——接受了正宗的牛津分析哲学的学术训练，还一度在牛津贝利奥学院兼任哲学教师。但是终其一生，他最为诟病甚至可以说相当不满的哲学流派也是牛津分析哲学。在他看来，牛津分析哲学家大多是脱离现实的蹈空者，玩弄语言文字游戏——不仅无趣，而且无用，他们唯一热衷的是自身在学术界的名望。通观伯林一生，他虽然早早在学界博得大名，却对牛津的学院体制和教育方式一直心存不满，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一改陈陈相因的旧貌，为牛津的教育革新与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学人、思想家，固然是伯林的主要身份，但通过牛津几家曾经留下伯林深深印记的学院和后世有关伯林的研究资料，特别是麦基的伯林印象，我们能看到学问家之外的伯林：不仅厕身学院之中埋头研究，更是时时环顾周遭，常思牛津高等教育，特别是哲学等文科教育何去何从；除充分享受个人生活之外，也频频对身边友朋处境的改善殚精竭虑。在他看来，像他这般身处社会有利位置者，不为社会做出更多一些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迟暮之年的他，面对诸多好友的极力劝阻，最终毅然决然“出山”，筹建全新的沃尔夫森学院，为牛津教育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思想：在酵母与面包之间

中年以后的伯林，面对社会各界赞誉、享有盛名的同时，常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其谦逊的一面。与其他卓越的人物相比时，伯林认为社会对他的赞誉实在是过了头，并常说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

世俗之人看重的始终是现实之事，在整齐划一与多元现实之间，伯林青睐的是后者。对于任何唯一性、排他性、拒斥现实庞杂性的规整观念，伯林都唯恐避之不及。在与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Beata Polanowska-Sygulska）的对谈中，伯林说：“我不愿意这宇宙太整洁”，“在整体上，我不愿意事物过于紧凑。我愿意事物松弛，能够发生变化。天才的突发应该是没有预兆的。天才不是体系的一部分。”（[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未完的对话》，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32页）其实，在他的视野中，“宇宙”本来就不是整齐划一“整洁”存在的，而是处于诸物杂处、泰然自在的状态；天才及其思想本是偶然出现的，并非唯一的体系有目的造就的。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他也是一面肯定科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一面又坚决抵制将科学作为唯一框定现代社会诸面向的武断。在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时，伯林亦持此态度。在“一”的抽象的规定性、刻板性与强制性和“多”的现实的鲜活、生动、丰富与自由之间，伯林毫不犹豫地支持后者。这种观念，在他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齐契利讲席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得到极为精细的论证。

在向来访者谈及自己的治学方式时，伯林说：“我总是从接受邀请做演讲或写文章开始研究的。”“我写的每一篇东西，都是约稿。我像一辆出租车一样。如果没有人雇用，我就停着不动。”（《未完的对话》，113-114页）就连他一生中唯一的专著《卡尔·马克思》，也是受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费希尔（Herbert Fisher）邀请才撰写的。不消说，这样的写作，其缘起均系现实问题引发，伯林充满洞见的写作，都是在这些现实问题的激发之下成文的。他尤其擅长于现实感之中显现自己的独特思考，为鲜活的、复杂因素交织的现实，提供深切的见解。

或许是这种执着于现实的写作，又或许是漫长一生中，乏于系统性著述，伯林虽在知识界声名远播，社会知名度亦高，却也长期遭到学术同行的诟病。原创思想匮乏，是伯林饱受质疑的主要原因。若从思想原创性的角度来看，思想家可有“酵母型思想家”与“面包型思想者”之分。所谓“酵母型思想家”，当然是指思想者发明、创造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思想，此类思想因具有极强的原创性和再阐释的空间，常常成为激发他人思想、促成新研究的“酵母剂”。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觉得我的原创性（如果这个词用得正确）是一种土壤的而非种子的原创性。（或许我自己根本没有自己的种子。）在我的土壤中播下一粒种子，它会长得与其他土壤中的不一样。”（[英]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1页）“酵母型思想家”的思想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孕育新观念、新知识的土壤，不同的思想土壤会培育出与之相匹配的知识之花。“面包型思想者”也能提供高质量的思想文本，但这类思想文本是建基于“酵母型思想家”的思想之上的，是对“酵母型思想家”的再阐释。

对于公众而言，“面包”虽不能提供持久的思想养分，却也可以解一时之饥，成为通向“酵母”的中介。大部分的“酵母型思想家”常常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少数的“酵母型思想家”虽不执着于“体系”，但往往也青睐于创设相对独立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标志性学术概念丛，伯林显然与此迥然有别，他平生最警惕、最厌恶的就是“体系”。然而，他也并非“面包型思想者”，他对现实问题的剖析，不能说完全不为既有思想所激发，但他往往能于日常现实之中阐发别开生面之思想意涵，恣意汪洋的文字之下，是穿透现实与历史的眼光，凝聚而成的思想实非“面包型思想者”那种对既有思想的简单诠释。这样的运思方式与思想特质，使伯林成为一种介于“酵母型思想家”与“面包型思想者”之间的独特思想家：既不沉醉于对唯一有效、抽象宏大体系的追求，也不迷失于光怪陆离的琐碎靡细事务的泥潭，而是在现实感中找寻一条洞悉社会表象和历史现象的内在思想。

与之相应，他对杰出人物拥有发现永恒真理、永久价值的“魔眼”这一观点，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抛却实实在在、复杂多变的现实而依靠“魔眼”发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的所谓“真理”，虽诱人，却是靠不住的。正是这种与社会现实脉动共舞的深邃之思，再加上灵动、鲜活的言说和文风，使他在有生之年便享誉学界内外。甚至可以说，只要十七世纪以降，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还留存在人类的记忆里，伯林及其论著就必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研读。

建业：世俗之人的暮年追求

牛津东部有一条查韦尔河，自东北向东南，蜿蜒流过牛津城，沿途穿越沃尔夫森学院、圣凯瑟琳学院、曼德琳学院等牛津多所学院，之后南行，绕过基督教堂学院，汇入泰姆河。与初创于1546年的基督教堂学院相比，处在查韦尔河牛津段最北端的沃尔夫森学院创设于1965年，算是牛津大学少数的几个年轻学院之一。学院避开牛津主城，在东北角一片僻静之地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园地。学院中有一小湖，实则被用作小船坞，与查韦尔河相连，湖中赛艇可轻便地驶入河中。天气晴朗的日子，常见沃尔夫森学院的学生解缆放舟，在湖光楼影里，轻轻滑动船桨，荡入查韦尔河，悠悠然滑向远方。与学院隔河相望的是牛津的自然保护区，草木繁盛，莺歌燕舞，有窄窄小径若隐若现于杂草丛中，伸向人迹罕至的柳林深处。那遮天蔽日的柳林像极了托尔金《指环王》的场景，不知当年托尔金落笔之时，是否也曾驻足此地。这所学院是伯林一生之中，除学术工作之外，最为用心、倾注心血最多的所在。

沃尔夫森学院东面的查韦尔河，林木葳蕤，水波荡漾。

与英雄人物一样，世俗之人也渴望建功立业，在自己的领域创造非凡成就。但与前者排除万难甚至不择手段，往往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与坚韧意志不同，世俗之人在致力于自己渴望的事业之时，常常表现出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情态，甚至会打退堂鼓。在被校方提名为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之前，伯林曾有一次担任牛津大学学院院长的契机，但他权衡再三还是放弃了。伯林的举棋不定、踌躇再三无疑体现出他世俗之人的本色。

沃尔夫森学院一角。湖水绕过围堤通往查韦尔河。

伯林被牛津同仁或校方看重，除了他中年之后的社会声望外，或许还在于他非常深厚的牛津渊源：本科受教育于基督圣体学院，毕业后即有幸进入古老的新学院担任讲师，旋即入选全灵学院研究员。除了短暂担任外交官外，其一生均在牛津度过。第一次抛出橄榄枝的是纳菲尔德学院，时间是1953年。纳菲尔德学院的研究员佩勒姆（Margery Perham）致信伯林，邀请他担任该学院院长一职。相较于牛津大学的其他学院，纳菲尔德学院处于明显劣势：虽然算不上远离牛津主城甚至距离主城区还较近，但学院面积不大，甚至有些逼仄，建筑物没什么特色，不像牛津其他学院各有各的风采；要命的还在于，学术成就出色的研究者匮乏，学生也死气沉沉没什么生气。佩勒姆代表的院方看重伯林在学术界的活跃和在英国社会的人脉，寄望于他担任院长，一改纳菲尔德萎靡不振的士气。彼时，伯林摆脱了处境并不愉快的新学院，回到了使他成名的全灵学院，日子过得惬意，犹豫再三，婉拒了这个烂摊子。

1953年11月，在致全灵学院同事约翰·斯帕洛（John Sparrow）的一封长信中，伯林坦白了他的内心所想。他首先表达了对纳菲尔德学院状况的忧虑：

无趣的学院，靠近车站，归属当地政府，行政管理的琐事，一所自认为是学术贫民窟的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谢菲尔德大学的混合体，一个男性研究员宁愿选择去别的学院也不会去那里，一所纠缠着商人、银行家、赫伯特·莫里森们、公务员，来自英联邦自治领地与商学院的阴郁的研究生、熏橡木、邓普禄橡胶垫，被牛津的其他学院看轻，……这一切都背离了我对我曾亲切称为“老学院”所怀有的真实感情——我为什么要考虑此事？（[英]以赛亚·伯林：《伯林书信集·卷二启蒙岁月：1946-1960》，陈小慰、叶长缨、张慧仁、余梅娴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703页）

与此同时，在信中，伯林也表达出愿意贡献自己心力但又对纳菲尔德可能无力改变的无奈：

我希望促进学术。如果我可以改革纳菲尔德，扔掉朽木，提升水平，拓展“社会研究”的内涵，把历史、各种各样的历史——科学、艺术、俄罗斯等——都吸纳进来……我想试试。

我想如果没有时间给我写书……如果纳菲尔德及其院长的权力与经济力量无法实行最低限度愿望的变革，那我就不去了。……如果这些威胁可以克服，那么我也许会接受的，尽管那里沉闷，有熏橡木，是个荒唐的地方。（《伯林书信集·卷二启蒙岁月》，704-705页）

对著书立说的渴望与担任院长所需投入的社交活动之间的冲突，以及对纳菲尔德学院变革的执着与面对其“强大传统势力”时的不自信，一再冲击着伯林的内心。在经历长久的挣扎之后，他放弃了这次机会。

伯林与沃尔夫森学院能够相互成就，其间也充满了偶然。若非对全灵学院痛彻心扉的失望，他大概不太会接受筹建沃尔夫森学院的邀请。1951年，伯林自新学院转入全灵学院，六年后担任齐契利讲席教授，同时担任该学院研究员。从1952年起，他的好友约翰·斯帕洛开始担任全灵学院院长一职。伯林与斯帕洛是多年老友，在后者担任院长起初，二人相处还算融洽。随着斯帕洛开启长达十余年的院长任期，他保守的性格、对全灵学院陋习陈规视而不见的做派，以及对同事毫无耐心且居高临下的倨傲态度，彻底惹怒了伯林。当时，在牛津大学的诸多学院中，全灵学院是资金最为雄厚的三四个学院之一，不招收学生，也拒绝女性学者申请研究员职位，学院研究员可以沉浸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学术之外的事物少之又少。这种特质使它成为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学术人向往的圣地。学院研究员的聘任，由现任研究员投票决定。以斯帕洛为首的老派“穴居人”（以学院为“府邸”，与世事隔绝）对候选人的遴选持保守态度，恨不得将任何人，特别是才华卓著者拒之门外；而伯林显然站在呼吁改革、希望引入新生力量的“年轻野兽派”一方。1960年，在学院的一次纠纷中，斯帕洛当众嘲弄了学院研究员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引发伯林抗议，他致信斯帕洛说：“我希望……全灵学院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广受尊敬的地方：如果你不能使自己受到众人的爱戴和崇敬（而不仅仅是崇拜、畏惧或被某几个人喜欢），这将无从谈起。”（[英]以赛亚·伯林：《伯林书信集·卷三建业年代：1960-1975》，陈小慰、叶长缨、张慧仁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146页）

更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962年。这一年的2月，学院拒绝牛津校方在全灵学院授予理查德·卓别林名誉博士学位。伯林以为，卓别林虽时有浮夸之语，但其表演之天才，完全受得起在全灵接受名誉学位的荣耀。这次事件，已引发伯林对全灵学院的不满。更严重的是，这一年5月，学术成就极为出色的数理逻辑学家格奥尔格·克赖泽尔（Georg Kreisel）竞选全灵学院研究员，竟然被老迈的“穴居人”们拒之门外，他被迫远走他乡，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授。这位出身于奥地利的学者，曾在剑桥师从维特根斯坦，虽然为人处世不太讨人喜欢，但学术能力非凡。就性格而言，伯林并不喜欢他。但伯林认为，杰出学者因性格不讨喜而被全灵学院排斥，是不能接受的。为此，他致信斯帕洛，指出“这是一个俱乐部，至少是一流的俱乐部，还是一流的研究机构，而不是下三滥的什么地方”，“过分强调‘俱乐部’，与学院的学科发展背道而驰，这一危险已日益严重，大大损害了学术尊严”（《伯林书信集·卷三》，187-188页）。同一时期，就学院是否应该接受女性研究员，伯林也与“穴居人”产生分歧，伯林等人期望学院不拘一格接受女性研究员的倡议遭到否决。从此，他与斯帕洛渐行渐远，全灵学院在他心目中也变得黯淡无光。

全灵学院古朴典雅，既是有识之士青睐之所，也是观念保守的大本营。

1965年11月19日，人在美国普林斯顿的伯林接到时任牛津大学校长肯尼斯·惠尔（Kenneth Wheare）的越洋电话，邀请他担任拟筹建的伊夫雷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前身）院长。这是一个全新的学院，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相比于此前暮气沉沉的纳菲尔德学院，这所新学院的筹建者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对新院长而言，除了校方提供的少量启动资金外，其余筹建经费需要院长去“化缘”。伯林的复信，虽然没有拒绝校长的邀请，还表示说“我可以跪下来恳求沃尔夫森基金会”，但他显然仍在犹豫不决中。他咨询了几位朋友。他在牛津友谊最为深厚的莫里斯·鲍拉（Maurice Bowra，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对伯林担任院长表示“非常严重的担忧”，认为后者一旦就任，“会十分凄惨”。其他几位朋友，也从英国发电报给伯林，认为他任院长是“疯狂”之举。

全灵学院的方庭与双塔

再三权衡之下，伯林还是接受了任命。从他与友人往还的信件看，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使他决心去冒险：一是他觉得自己受惠于牛津甚多，到了回报学校的时候了。二是他认为，对于牛津而言，“静止不动是死亡，而运动，即使朝着在一个不确定的方向，也是更好的选择”，而他安身立命的全灵学院选择的却是“静止”，他“一点儿也不期待回到洒满鲜血的可怜的老全灵学院的战场上”了（《伯林书信集·卷三》，459页）。三是他认为自己的观念史、思想史研究在牛津茕茕孑立，既然学术上鲜有共鸣，还不如投身于公共性的学术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这样可以更好地回报牛津。

全灵学院小巷深处的一块铭牌，记载了伯林在全灵学院的岁月。

五十七岁的伯林由此迎来了晚年的建业时期。他利用自己在英国犹太社区的影响力，说服同为犹太人的沃尔夫森家族贡献了一百五十万英镑的捐款，而后，又充分调动自己在美国的人脉，从福特基金会争取到一笔四百五十万美元的捐款。此后九年时间，这位一生之中从未担任过任何管理职务的学人，全身心投入到新学院的筹建中，直至该院于1974年竣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夫森学院一改牛津大学其他古老学院的陈旧风气，接纳了在其他学院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以及长期服务于牛津大学却没有研究员职位、被人轻视的学者，使他们在沃尔夫森有了归属之感。此外，伯林还倡议，在沃尔夫森不设“高桌”，师生员工充分平等。“高桌”是牛津“老学院”饭厅的传统设置，通常位于大厅正前方，高出一般的餐桌，只有学院的研究员和教授才有资格使用。位置即使空着，也不允许其他身份人员和学生使用。

伯林主持下的沃尔夫森打破了诸如此类的条条框框，使沃尔夫森成为牛津大学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座远离喧嚣的新晋学院，由此成为牛津最为新锐的学院之一，某种程度上它也成了伯林的纪念碑。

交游：世俗之心彰显本性

晚年的伯林变得面目清矍，给人严峻之感。这种庄严的智者形象，使人忘记了他世俗之人的一面。有人说，伯林是二十世纪头脑最清楚的思想者，这或许是从他对政治、历史的深刻洞察角度讲的。事实上，伯林的头脑清楚，也表现在他始终以世俗中人的普通情感和常人之心看人生、看世事、看世界。

在二十世纪的学人中，伯林算得上是少数交游广泛者。肯尼迪夫妇、丘吉尔、赫鲁晓夫、英美两国的大使及内阁成员、以色列建国领袖，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纳博科夫、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音乐、文学、科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都曾接触或有交往。这使他迥异于学院派皓首穷经的知识人，也因此常常为学界同仁非议。1962年10月，在致其夫人艾琳的信中，他感叹道：“无奈，无奈啊！当我真的在尽力将这些应酬减少到最低限度。你来时最好用人类学观念全副武装起来，牢记人生路漫漫，万物必消逝，一切都将如过眼云烟。” （《伯林书信集·卷三》，246页）

话虽如此，伯林自青年时代就对名人有着天然的憧憬，并有强烈的与之交往的冲动。1933年11月，新学院院长费希尔邀请其表妹弗吉尼亚·伍尔夫造访该学院，伯林是院方参与会见者之一。那次会见，虽然与伍尔夫交谈的时间并不长，却给伯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伯林看来，伍尔夫美丽、高雅，智识超人，写作才华一流，有些傲慢，有些冷漠，有点弱不禁风，在公开场合还有点羞怯。她谈吐不凡，常有诙谐之语，有时有些毒舌，但刻薄之语从她口中说出，并不让人感到讨厌。伯林记忆中的伍尔夫像极了林黛玉——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读过《红楼梦》。会面结束后，他就连夜给不同的友人写长信，兴奋地叙说会面的情况。在信中，他一再称赞伍尔夫“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惊叹而又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她超凡脱俗的美丽”，“真是一位最美丽的女神般的人物，很遗憾人们只能在小圈子里认识她。我希望能够再见到她”（[英]以赛亚·伯林：《伯林书信集·卷一飞扬年华：1928-1946》，陈小慰、叶长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80、81、83页）。近三十年后的1962年，伯林在致友人的信中，再次提到伍尔夫，说“她的世界五彩缤纷，从未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将事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哪怕是在她状态最差时”（《伯林书信集·卷二》，173页）。

倾慕名人的伯林，不仅仅为的是一睹名人的风采，他更期望的是能获得名人对自己才华的承认、肯定甚至是青睐。对于谋求获得社会承认的追求，在他大学毕业后竞选全灵学院研究员之时就开始了。获得社会承认或许是人之常情，但这对伯林而言，还有别样的意义。他是东欧犹太移民，是外来者，对社会认可的渴望深藏于他内心，并且逐渐演变为一种强烈的情感。也正因如此，当他获选为全灵学院研究员时，激动万分，甚至因兴奋而失眠多日。伯林与伍尔夫的会面以及日后的交往中，也寄托着他对她认可的期盼。只是，孤傲甚至有些刻薄的伍尔夫，似乎并未完全满足伯林的愿望。1933年12月3日，在致外甥昆汀·贝尔的信中，伍尔夫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伯林，一方面说他是“了不起的以赛亚·伯林，牛津思想界的头面人物”，同时，又说他“看起来像个葡萄牙裔犹太人，一个共产主义者，有点滑稽”（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V: 1932-1935，The Hogarth Press, 1980，p.255）。看到这样描述，伯林想必会相当失望。

究其一生，像普罗大众一样，伯林时时为寻求承认与认同而费心。1932年，初入学界的他接受新学院院长费希尔之约，撰写《卡尔·马克思》。其实，费希尔此前属意的人选是拉斯基这样的学界名宿而非伯林这位学术新秀。显然，这不是个容易活，在英国的环境中，可能还费力不讨好，在伯林之前，拉斯基就“明智”地婉拒了约请。当时，在牛津，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关注者寥寥。在此情况下，伯林决然接受邀请，花了五年时间，阅读了大量德文、俄文文献，完成的专著于1938年正式出版。捡起不被学术界看好且并非自己心仪的写作项目，或许看起来有些费解，伯林此举，实则是为了摆脱他在人们心目中“滔滔不绝大话王”的形象，为自己正名。

晚年的伯林，在各种荣誉纷至沓来的同时，一次又一次面对同行的疑难。没有代表性著作、学术研究缺乏系统性、原创性匮乏等各式各样的声音萦绕在他的耳际。虽然，他常常大度地向来访者表示，社会给予自己的太多了，实在当不起如此盛誉，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渴望社会的认同与学界的承认。这从他对亨利·哈代（Henry Hardy）倡议编辑自己未刊文稿的态度中可见一斑。起初，已有不少人提议将伯林的存稿、演讲稿等未刊稿整理出版，但伯林一直想着先写出一两种代表作，然后再整理这些散落的文章。可现实是，“代表作”迟迟未能面世，质疑声始终不绝。正是在此情况之下，时年六十三岁的他改变了往昔对旧文不管不问的态度，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想法再次占了上风。在哈代整理这些未刊文稿时，伯林对于待刊布的文稿的取舍，也总是小心谨慎，再三甄别，对于那些可能被看低的文稿，情愿淹没消失也不愿意让它们面世。

作为世俗之人，在伯林的词典里，“承认”固然重要，但“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当带有些许超越意味的精神世界追求与实实在在经验世界的现世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伯林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1945年，英国驻苏联大使馆亟需一名精通俄语的外交人员，伯林有机会驻留苏联。其间，因在列宁格勒一家旧书店偶然遇到一位苏联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两人谈起苏联当时的知名诗人。后者竟然知晓伯林早已敬仰的阿赫玛托娃的住处，并引介他拜访了诗人。伯林与阿赫玛托娃做了长谈，精神孤独的诗人向来访者倾吐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来访者也倾听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并讲述正在创作中的诗作。四十多年后，伯林在受访中回忆道：“她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即使只作为一个人，她也是充满创造力的。认识她是我一种特殊的荣幸，也是我一生中最动人的经历。”（[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5页）天才的诗人和动人的经历，给伯林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但事后，他懊悔于自己的唐突造访，深恐这会对诗人的生活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压力和困扰，之后再也不曾去访问她。

伯林世俗之人的一面，还体现在他对待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上。1945年赴驻苏使馆工作之前，受帕斯捷尔纳克定居在牛津的姐姐所托，伯林带了一双靴子给帕斯捷尔纳克，就此与作家建立了联系。帕斯捷尔纳克在伯林那里了解到他曾经熟悉的亲朋旧友近况，以及西方世界文学艺术界现状，伯林口中那些生动的描述，大大缓解了作家对西方文艺界动向的急切渴望，而作家跳跃式的谈话风格，极富想象力、既洒脱又感人的用语，也深深吸引了伯林。在伯林的眼中，天才的帕斯捷尔纳克，讲话方式像极了伍尔夫。每周一访的频密交往，也使他与作家建立了持久的友谊。1956年，精神苦闷中的帕斯基尔纳克正在为《日瓦戈医生》不能出版而苦恼时，伯林再访苏联。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正打算将小说转交一位意大利出版商出版，他认为这是他的名山事业，即使遭遇不测，也甘愿一试。但是，伯林认为，没有必要弃生存之忧于不顾，甚至冒生命风险，强行将小说在国外出版。为此，他不惜冒犯帕斯捷尔纳克，两度尝试劝说对方，甚至不顾宾主不欢而散的局面。结果，自然招致了作家的不悦，甚至愤怒。

1957年，《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出版了。1958年，小说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也都陆续出版。帕斯基尔纳克在西方世界获得空前的声望，在苏联国内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故交和出于对天才人物的崇敬之情，伯林尽自己最大努力，消除西方世界，特别是政治领域对小说的歪曲利用，以图降低小说的影响，尽可能减轻小说出版给作家带来的生存压力。这一年的10月27日，在致戴维·阿斯特的信中，伯林写道：“过去和现在我不公开谈论他的唯一理由是，我怕那样对他不利……我并不[认为]我们因此有权利把殉道者的王冠强按在他头上。……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毁灭他。”（《柏林书信集·卷二》，1121页）在此期间，他还以私人名义写信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所有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请求对方不要将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该周刊的封面人物，减少西方世界对《日瓦戈医生》的关注和炒作。与此同时，他还与指令在BBC俄语广播中连播《日瓦戈医生》片段的老朋友乔治·卡特科夫（George Katkov）绝了交。

在伯林看来，在险境之中自保，谋求改善生存处境，实在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为人最为可贵、最为真实的情感显露。对此，他没有陈义甚高的说辞，没有虚与委蛇冷漠待之，他秉持的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在他看来，处于安全情境之中的人，应该设身处地地为置身险境的人着想，前者对后者的任何超出生存之上的要求，都是道德绑架，至于利用后者而达到自身目的的行径，更是卑鄙可耻。

人生：幸运之神与学者责任

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以赛亚·伯林的形象难以用语言勾勒清晰。相比于学术同行，他的人生经历过于丰富，他身上的光环又太过耀眼，一时之间很难看清其真实面目。他以东欧移民的身份，游走学界内外，不仅成为学界名宿，也成为社会名流；又以全无经验的学者身份，从无到有创办一个全新的学院，将牛津的边缘人聚拢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学术共同体中。尤为关键的是，不像很多杰出人物的非凡成就是以挤压甚至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伯林还拥有世俗之人的幸福一生。或许，叶礼庭的话可以大致概括伯林：从任何方面讲，“他的运气都让人羡慕得发疯。就好运是改变人的生活的一个真正范畴而言，伯林可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

幸运之外，是学者之为责任、回报社会的情愫。一般而言，学富五车的学者常有，但在学术盛年愿意贡献心力于教育公共事务者实在不多。伯林是这少有者之一。学问之外，他以愿助人、能做事、有担当的品格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牛津的新教育改革，尽到了学者的社会责任。或许，这就是伯林一直为牛津人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如今，在牛津的学院里，再也听不到从他口中喷涌而出、含混不清又深具思想魅力的话语，他已远去；然而，在牛津的学院里，又常常会感觉他的存在，让人觉得，他并未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