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仅用高关税撕毁了经济契约，背弃了贸易伙伴和欧洲等传统盟友，甚至在瓦解过去80年美国一直维系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特朗普重返白宫两个多月，世界关于美元国际地位的议论涌起一波高潮。
有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末曾与欧央行行长拉加德私下谈起货币汇率问题，而拉加德一直在向欧盟领导人说明，特朗普的回归为欧盟提供了机会。
虽然人们无从知晓谈话详情，但至少很多人已经察觉，特朗普不仅用高关税撕毁了经济契约，背弃了贸易伙伴和欧洲等传统盟友，甚至在瓦解过去80年美国一直维系的国际秩序和规则。部分欧洲领导人在安全、经贸与文化冲突之外，看到了未来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更多空间。
实际上，对美元国际地位发出的警告更多来自经济学界。近期，“BRIC”（金砖四国）概念的首创者吉姆·奥尼尔、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等都对此撰文发表评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更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长文“美元还将是货币之王吗？”这位国际货币演变史研究奠基人提出，美元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仍保住全球核心地位，主要依赖独立的美联储、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坚固的地缘政治联盟这些制度；而此后美元维持其主导地位，一方面缘于美国的绝对数量优势，特别是美国在全球经济（GDP）和金融交易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另一方面得益于已经建立的各种利益关系和互惠互利原则。但现在，特朗普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即便没有彻底摧毁，也大大削弱了那些关系和互惠原则”。
历史上的“美元衰落论”
对于美元衰落或其国际主导地位陷入危机的论断，人们已经听到太多，经典的解释一般基于两个诱因：一是美国的高负债、贸易不平衡（或称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双赤字”）；二是外部新势力的替代，如欧元诞生时曾被寄予厚望，新兴经济体组织“金砖国家”的兴起等。美联储前几年的研究文章认为冲击来自三方面：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中国的崛起，以及支付方式的转变。其突出的基本都是外部力量。
22年前，经济学家理查德·邓肯就在《美元危机：起因、后果与对策》一书中预言：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和债务泡沫不可持续，经济衰退和美元价值的崩塌不可避免。
从数据变化来看，本世纪初，美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7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7%，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9512亿美元，占GDP的3.75%；2024年回落到9184亿美元。
联邦政府债务，2000年末为5.67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57%，2024年末高达近36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20%。
这显示本世纪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涨了1.5倍，政府债务与GDP之比翻了一番，美元却并未像邓肯书中所说的那样萎靡不振，其在国际储备及支付中的占比虽有缓慢下降，但仍无可挑战。
美元当前的地位体现在多个方面：至少有一半的国际贸易是以美元计价和支付；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近六成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美元还是全球债务市场的最主要融资货币。
不得不承认，当今美元的国际地位，既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废墟中建立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共同意愿和无奈选择（英镑已经失势），更源于此后数十年美国超强的经济规模、对国际规则的主导作用、最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资本市场、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对外部事务的强力干预能力、全球化时代最广泛的跨国公司扩张，以及领先世界的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体系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美元的“嚣张特权”，美国也从守护规则和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益处。
既是规则的引领者，又是规则的遵循者，而规则又是透明可预期的，这才让各国建立起对美国和美元的信任，即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部分国家外溢效应严重。
一种货币超强的状况，给各国带来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及兑换等的便利，但其过度的特权也让其他国家时有抱怨，因为它们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会被美国变化无常的政策所影响，而且美国还可能将美元作为对付竞争对手的武器。为此，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去年撰文提到，“不论敌友都希望结束美元的主导地位，积极推广本国货币在内的替代货币”。
在经历了特朗普1.0后，普拉萨德更是承认，美国的所作所为也在帮助上述愿望，比如，公共债务不断上升，政策反复无常，更糟糕的是，“民主法治、美联储独立性、权力制衡机制等支撑美元实力的基石已被民粹主义政客破坏”。
这一次有何不同？
过往美元获得信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无论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事件还是金融危机，世界越动荡越需要安全，美元通常都是资金的避风港。
但这一次略有不同。在过去两个多月的动荡中，美元的魔力似乎失效，短期资金涌入黄金、日元和欧洲股票等资产。今年前三个月，国际金价屡创新高，现货黄金累计涨幅超过18%，日元、欧元对美元汇率分别升值约5%和4.5%，而美元指数则下跌了3.94%，美股也遭抛售。
这背后，除了日本利率可能继续调升，德国放宽“债务刹车”机制设立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特朗普因素”——他的一系列瓦解现行秩序和规则的随心所欲的施政行动以及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期。
特朗普及其幕僚肆意削减联邦政府雇员及支出，已经伤及国际援助和重要研究机构、高校等科研体系，人们还担心，金钱腐蚀政治，司法系统沦为裙带关系和报复的工具；社交媒体的谣言和阴谋论取代专业媒体和公正评论……这些都有损美国的信誉和软实力。
就美元价值所受影响来说，以往对它的冲击只伤及表皮，而这一次则深入肌体。特朗普及其官员们在俄乌停火协议谈判、全面贸易战问题上都背弃了道义，背叛了盟友，颠覆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秩序，他们甚至对加拿大、格陵兰岛等提出吞并要求。这种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合，在美国近百年来实属罕见。由此，美元占据主导地位所依赖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首次受到了质疑；当美国不再为这些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保障时，其他国家或集团只能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特朗普的幕僚，如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和财长贝森特等，口头上都声称要维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前者拟议的“海湖庄园协议”，提出了一堆零散且可能自相矛盾的理念和策略，它既附和特朗普的意愿，向其他国家加征关税，又想诱导美元贬值以抵消其负面影响，还希望其他国家协助美国进行债务重组，以解决美国的内部失衡。特朗普于4月初发起的全面关税战，可能使美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达到近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贸易的碎片化将给世界经济和美元带来不祥的未来。
艾肯格林认为，美元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领导人是否愿意维护法治、尊重权力制衡以及履行美国对其国际伙伴的承诺，这取决于美国国会、法院和公众是否愿意让领导人对其行为负责。但“谁能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尽管“特朗普动荡”正在毁坏美元的基石，全球储备的“去美元化”或多中心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同时，美元的下落与新势力的兴起并非一个同步交替进程。以欧洲为例，几大主要国家正普遍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扩大；科研和创新体系也相对落后，欧盟科研投入约占GDP的2%，低于美国的3.6%，且资金分散；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与美国有较大距离。
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规模、研发投入、专利申请等方面正追赶美国，产业链完整性甚至已经超越美国，但自身经济模式的转型、原创性技术、资本市场效率、资本项目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仍有较大改善空间，需要变革图强。
（作者系经济学者、长平投研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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