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村言｜书迹心迹——关于刘海粟与苏东坡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宋代苏东坡写于黄州《赤壁赋》的这一名句，以其巨大的时空穿越感与苍茫悠远，千百年来不知感染影响了多少中国文人，以至于一百多年前，一位十多岁的少年从东坡辞世之地的常州负笈来沪后，竟从“沧海之一粟”取二字，而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名字刘槃给改了。

这就是后来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影响极大的刘海粟先生。

这一改名可见其情怀寄处，终其一生，苏东坡的人格、思想、诗文书画对刘海粟影响至深，书迹心迹，灯灯相传，尤其是对困境逆境中的刘海粟，更是巨大的精神支柱。

刘海粟晚年手札

（一）

考察东坡对刘海粟的影响，与其故里常州相关，也与其家庭相关，更与其天性心性相关。

东坡一生漂泊沉浮，自出蜀后，足迹涉及天南地北，半生飘零，或被委任做官，或不断被贬，最远至荒蛮之地的海南儋州，所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皆外力被动所至，唯独买地常州之阳羡、北归常州，是他主观的选择。苏轼为常州留下的名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至今被镌刻在常州东坡纪念馆的墙上。

苏轼《阳羡帖》旅顺博物馆藏释文：轼bsp; 释文：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托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自熙宁四年（1071），苏轼往杭州路上第一次相遇常州，至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月中旬，苏轼自儋州遇赦北上，寓居于常州顾塘溪北岸孙氏馆病逝，他曾十多次来常州，留下了大量遗迹文物与诗文，从藤花旧馆，洗砚池，“苏家海棠”、艤舟亭，皆可见出。

苏辙所作《东坡先生墓志铭》记有：“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

吴越之地痛哭一代斯文，情深可见，南宋常州人为纪念东坡，专门建舣舟亭以示怀念，东坡对宋以后的常州地域文化影响可谓至深。

东坡在常州的遗迹，常州历代文人皆有吟咏与追念处。

以清代而论，史学家赵翼原居武进戴溪桥，后移居于前后北岸（白云溪），其诗有：“无端失计移城市，贪慕东坡住顾塘”，“愧无北海樽盈座，幸有东坡宅作邻”。清代以敢言著称的乾嘉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洪亮吉对此则记有：“北岸顾塘桥侧，实宋苏文忠公撒瑟之所，余童时每过此楼徘徊不忍去。”对东坡洗砚池，洪亮吉有诗曰：“紫藤花开墨池涨，古色斑斓莫相抗”……

常州东坡洗砚池

颇有意味的，洪亮吉被发配新疆亦是因言获罪，因通过军机王大臣永瑆上书言事，极论时弊，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新疆伊犁，这些苦难，对于他的政治仕途来说是重大打击，但却成就了其文学高峰，“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其伊犁杂诗、《天山客话》、《伊犁日记》等，或记风光之雄浑，或写民俗之奇特，或述风物之美，如清代诗人张维屏所言：“先生未达（新疆）以前，名山胜游诗多奇警……至万里荷戈，身历奇险，又复奇气喷溢，信乎山川能助人也。”

刘海粟曾外祖父，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年—1809年）

这与东坡因乌台诗案而贬黄州的境遇何其相似乃尔。

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与坡公文论声气相通，洪亮吉的卷施阁亦曾有寿苏会之集，可见对东坡崇爱之深。

——而洪亮吉的孙女洪淑宜，正是刘海粟的母亲洪淑宜。

海粟先生的女儿刘蟾在上海刘海粟书法大展期间的对话中曾与笔者言及，她父亲去世前曾和她回忆，她奶奶洪淑宜在海粟儿时，常常跟他讲故事，讲司马迁、苏东坡这些故事，身处逆境而不以为意，超脱旷达，且愈是艰难困苦，愈斗志昂扬。

海粟先生的回忆文字中则记有：“我的母亲洪淑宜是文学家洪亮吉的小孙女。她是我文艺方面的启蒙老师。夏天，她让我坐在膝头；冬夜，她坐在被窝中，将我抱在怀里，让她火热的心胸贴着我的背脊，教我一句一句地念古诗。直至她老人家去世，我对这些诗也不能完全理解，只是觉得好听、有味，很不费力就记住了。童年，母亲讲得最多的两位文艺家，便是洪北江先生及其挚友黄仲则。讲到他们生死不渝的深情，她对祖父数千里奔丧迎葬黄景仁一事感到无比自豪，常说：‘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包括人品道德、学识修养。无品而艺高者，杨素、刘豫能诗，蔡京、严嵩工书，钱牧斋诗文俱佳，注杜诗见解不凡，终为人品所累，见轻于士林，为人不齿。生无益于人，虽生犹死。夫士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忘却吾民哺育，以能事公卿自傲者，其文艺必无足观。儿其勉乎哉？！’”

颇可一记的还有其姑父、近代学者、史学家屠敬山先生，性情而尚义任侠，仰慕司马迁、东坡、恽南田等前贤，常带儿时的刘海粟到东坡遗迹和藤花旧馆，讲述东坡与常州的往事，解读前后《赤壁赋》，评论司马迁、东坡等人的人生与文章，海粟先生在《屠敬山先生》一文中亦有记述，如“姑父平生最景仰司马迁，豪爽有侠气，为文无藻饰，做事重诺言。每当半醉之际，或高声朗诵《报任少卿书》，窗上玻璃嗡嗡作回声。每言及政事得失，生民涂炭，时而拍案，时而扼腕，泪光晶莹，发自深心，不能自已。”

可以说，地方文史与家学渊源的双重影响，耳濡目染，使得东坡的精神人格在少年刘海粟内心最深处一直滋蔓生长：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苏东坡，对刘海粟的影响都是终生的，尤其是人格的豪放不羁、坚韧刚毅与旷达通透处，以及“一肚皮不合时宜”。

（二）

东坡的意义到底何在？苏门弟子秦观的话是：“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所谓性命自得，即超越功利追求人生的一种大自在，或曰一任自然的大自由而已。

东坡是一个至诚而性情之人，读东坡之文，如东坡读庄子：“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一种生命性情的浩荡之感与大自在直贯至今。

时代的原因，刘海粟与东坡当然有着巨大的不同，东坡潇洒旷达处见平易，海粟狂狷性情处见真诚，东坡对刘海粟的影响，首在于追求人格的至诚而至性与对生命大自在的追求。

刘海粟1924年9月在《时事新报｜学灯》所刊的《艺术与生命表白》中曾言：“人生的真义，也应该一任自然的生活，返于人的天真，自会生趣盎然，不拘于物质与利害关系，根本没有计较打量之心，也没有好的歹的、善的恶的……艺术是情感的，画的表白，就是要将情感发挥。”

读这些话，如自东坡而来，一任自然之外，所谓“艺术是情感的发挥”，其实也正是写其情绪，写其意绪，与东坡的写意论一脉相通。

所谓“至诚至性”或“一任自然的生活”，其实只是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必然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也正如东坡所言的“一肚子不合时宜”。

海粟先生尤爱东坡之句“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对这一名句多次挥毫书写，观其晚年作画与作书，皆裹挟豪气，下笔极快。他致友人札中曾论及周轻鼎先生，说二人相似的是“以气为主”，他是“写气不写形的”。另外一封致朱复勘先生的书信里提到他写词与1960年代面临的抄家扫地出门等困境，信中说“凌然无畏、刚毅不屈”，而与之可对比的是，之前听谢公春彦讲，在文革浩劫中面对批斗大会时，他看到下面的黑压压的人头，居然想象那是“黄山云海”，此一人生至暗时刻的神游天外，怡然自得，念之真得东坡“渺沧海之一粟”的神髓。

（三）

书迹见心迹，以东坡书法而言，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好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黄山谷言：“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之气，本朝善书，当推为第一。”

董其昌在跋东坡《人来得书帖》中引老杜诗赞东坡书法：“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画禅室随笔·论用笔》里又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这让人想起东坡作文的那一名句“若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法同书法，即笔任自然，自由洒脱，见出生命状态与情绪流露处，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亦即“我书意造”，“无意于佳”。

东坡书法，用笔多取侧势，自然生动，结体扁平稍肥，见出拙味，其书风成熟时期的《黄州寒食诗帖》尤可见出情绪的变化与写意性。这样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惆怅，小屋、空庖、寒菜，破灶，湿苇，坟墓……在这样沉郁、凄怆的意象之下，书迹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书，将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随情绪变化，结字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参差错落，顺其自然，尤其可见东坡起情绪跌宕与人生悲凉处。

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

目前可见的刘海粟早期书迹中，1919年9月有两张他在父亲刘家凤灵堂照片上的题字，是年他24岁，可见其书法的功力，行笔流畅自如，结字融颜入柳，见出肥厚，依稀亦可见出苏字的影响，尤其是其一的“大哥孰知”等字，结体扁平而取侧势，几乎是东坡典型的书风，在其家学的背景下，临习东坡书法且受东坡影响可以说是必然的。

刘海粟山水画《东坡诗意图》

1970年赠黄葆芳《菩萨蛮》词，融行入楷，用笔一丝不苟，“潮”、“逐”等字，见出扁态，颇见东坡之韵。

《录东坡题画诗》（未署年代，按书风或为1970年左右）：“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従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此书简直就是老年的刘海粟对东坡《寒食诗帖》与《赤壁赋》的意写致敬，“渔舟一叶”、“归来”等字，俱可见出浓郁的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