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8日下午，孙中山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沪期间来电辑释》（繁体版，全五册）新书发布活动，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召开。这次活动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担任指导，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和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联合主办，上海图书馆承办。上海文博系统、相关研究学会等也派代表出席。
参会嘉宾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倪一飞，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党委书记杨春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吴剑等领导亲临现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世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原党支部书记、本书学术顾问）、戴鞍钢（复旦大学教授）、汪朝光（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廖大伟（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黄亚平（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沈飞德（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赵立彬（中山大学教授）等专家学者与会，既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缅怀和纪念，也共同见证了珍稀函电的出版面世。
首先由倪一飞先生致辞。他介绍了《来电辑释》五册所收函电的源起背景、编纂过程、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意义。他指出，书中所收514通函电均为宋庆龄生前亲自保存，现收藏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从2023年起，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专题工作组数易其稿，辑释成书，并委托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尤其在辑释过程中，更是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广东省社科院，上海、福建等地方志办，中华书局等机构的支持指导帮助，向所有参与此书编辑出版的有关单位、人员表示了感谢。他强调，《来电辑释》的出版，是文管委组织整理、研究孙中山、宋庆龄档案资料的阶段性成果，书中收录的函电更是孙中山思想转变和实践的重要见证。
倪一飞致辞
致辞结束后，薛潮、倪一飞、杨春花、吴剑、贾雪飞，即馆方、出版方和承办方三方领导共同为新书揭幕。倪一飞主任代表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本套新书，杨春花书记代表上海图书馆向倪一飞主任颁发捐赠证书。
学术讨论活动由贾雪飞主持。据她介绍，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辗转抵达上海。从1922年8月14日至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在沪期间紧密从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以讨陈为主要任务，组织东西路军队收复广州；二是持续“反直三角同盟”，以分化北方军阀；三是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人接洽合作，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在沪的这200天内，收到了来自包括海外及国内各地的函电514通，以“讨陈”为中心，涉及军事斗争、政治纠葛、国民党改组、海外筹款等事项，部分函电上存有孙中山的亲笔批示。她回顾了函电的辑释过程，书中涉及的500余封函电，先由宋庆龄亲自保管，宋庆龄逝世后，一直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重点珍藏和保护，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于2020年开始启动函电的整理工作，2023年在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的指导下、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牵头，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组织研究力量，正式立项，对这批珍稀馆藏函电加以系统整理，包括实录电文、考释时间、地点、人名字号等，并补充了相关内容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发现，将最近的孙中山研究成果融于函电的考释和研究之中。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辑释》，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辑释，中华书局，2025年3月版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三位青年研究者分别对各卷的概况做了介绍。该馆文物保管部文博馆员符朋先生介绍了“福建来电卷”的主要内容、学术价值，以及考释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他指出，福建来电卷收录电报共计173通，有近90通系首次披露。该卷从1922年9月东路讨贼军受命由赣入闽，至1923年2月班师回粤讨伐陈炯明为止，电报时间跨度为6个月。该卷涉及历史事件众多，主要呈现了东路讨贼军在孙中山联皖、联奉军事策略下，由赣入闽，联合徐树铮、王永泉、臧致平、福建民军等力量，驱逐与陈炯明联合、依附于直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等一众势力，并最终返粤讨陈的历史经过。电报中涉及大量军事情报、争权夺利之内幕，如东路讨贼军与徐树铮、王永泉进攻福州的军事部署，许崇智、黄大伟就东路讨贼军统帅权之争，萨镇冰、林森、黄展云围绕闽省省长之争，臧致平对陈炯明采取绥靖，暗地与许、王联合，等等，对现有公开史料及研究起到重要补充作用。
文物保管部助理馆员陈钰彬女士介绍了“北京来电卷、其他省市来电卷、海外来电卷”三卷的概况。这三卷共计109通，首次刊布的电报约为70余通。其中北京来电集中反映了孙中山与直系军阀实际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之间，就福建局势、内阁更迭、陈炯明借款、和平统一思想等事宜的沟通与权衡，其间亦涉及孙中山思想转变的萌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轫。同时，孙中山与国内各方势力的合作与斡旋亦逐渐深化，分派国民党要人奔赴各地报聘答礼，宣传孙中山的兵工政策、分县自治与和平统一思想。其他省市来电集中体现了孙中山与国内各地区军阀、北洋政要、讨贼军将领、各派系代表人物的紧密联系，其中多涉反直三角同盟合作关系、滇桂军合力讨陈、四川省长选举等事宜，为还原历史背景、研究孙中山思想及其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海外来电多涉及海外筹款、省长选举、海外排华事件等内容，反映了华侨对革命事业的深切关注与积极贡献，也彰显了孙中山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力和国际视野。
最后，文物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宁宁女士介绍了“香港来电卷”和“广东来电卷”的概况。她指出，这两卷收录电报共计232通，首次刊布的电报约为150余通。这230余通电报反映的历史事件是连续的，即从1922年9月古应芬受命在港筹款展开，1923年2月李烈钧部在汕头部署讨陈军队收尾，主线为孙中山部署西路讨贼军东下广州。所反映的主要事件有孙中山前后派古应芬、邹鲁等人在港与滇桂军联络和筹款，其中涉及西南关余提用问题；北伐中止后在桂滇军张开儒部争帅及朱培德部回滇说的解决；白马会议确立滇桂军东下战略后，因款项等问题被迫延期；陈炯明东西军事部署、借款落空和粤军一、三、四师反正因果；桂系沈鸿英受政学系岑春煊命假意联合东下，篡夺广州后国民党驱逐沈鸿英的部署；等等。在六卷的辑释过程中，专题工作组采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古籍文献校勘方法，对电报文字、来电时间、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等方面进行了考证释义。由于500余通函电不仅体量大，而且涉及人物、机构（团体）众多，事件又交错复杂，仍有一些疑难问题尚未解决，有待后续查证，以期补充和完善。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原党支部书记、本书学术顾问刘世襄先生代表辑释团队做了发言，重点介绍了所收函电从发现、整理到编辑的整个过程。据他介绍，宋庆龄去世以后，在接收其遗物的时候，在她的卧室橱柜里发现了这一批电报。当时作为文物登记时，取名为“1922-1923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这也是本书书名的来源。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开封，陆续做了近200通函电的初步考证工作。但1998年编辑出版《1922年至1923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汇编》时，没有收录已有的初步考证成果，而只是对函电的简单影印。此后考证工作因故暂停。到2023年，在上海宋研会、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的支持下，正式确定将500余通函电的考证研究作为一个课题，并组织成立了学术团队专门负责。在编辑整理这套书的过程中，他深感对宋庆龄故居而言，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是很重要的，通过这样的重大课题来锻炼研究团队至关重要。这套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希望有助于对孙、宋文物及其个人的研究有所促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熊月之先生指出，孙中山是1922年8月14日抵达上海，1923年2月15日离开上海，实际在上海的时间，正好半年。这批文献就产生在这半年当中。这期间，孙中山涉及与处理的事情，除了平定陈炯明叛乱，还有很多重要事件，诸如国民党党务改进事宜，制订并发表中国国民党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通过了党纲与总章；孙中山与苏俄越飞多次会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酝酿、启动国共合作事宜等，都对随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相当重要影响。与孙中山函电往来的，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相当重要的人物，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邹鲁、邓泽如、古应芬、卢永祥、徐树铮、张继、黄大伟、谢持、居正、林森、王正廷、王宠惠、徐绍桢、张绍曾、徐谦、吴铁城等，每一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经历，都在民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他总结说：“这套资料里面的很多信息，当时都是属于机密甚至绝密级别的，属于在极小范围里才有人知晓的、最为重要的信息，是解读那段历史最有价值的信息。一百年过去了，将这些信息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加以清晰注解，这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孙中山的政治实践与精神贡献，可以佐史之证，揭史之秘，补史之缺，纠史之偏，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先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本次活动的意义，其一，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以这样的方式缅怀和向孙先生致敬，特别有意义。其二，本套书是继陈旭麓先生于1990年代主持出版《孙中山集外集》和《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之后，特别有意义和价值的大部头之作，真的是时隔多年以后的盛举，非常不容易。其三，本书的价值是独特的，其独特之处有三点：一是反映了对孙中山伟大生涯中间的伟大转变之动因更深层次的认识；二是衔接了桑兵教授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让我们了解到孙中山的很多言论是针对什么问题谈的，在什么范围内，是对什么人谈的，完全可以和孙中山年谱、文集对照来读，历史画面就生动了；三是本书是集艺术品、珍贵史料、精湛研究于一体的精品佳作。最后他倡议，利用这套书组织一次高质量的专题研讨会，持续发挥重要资料的价值，持续推动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学术团队的成长。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廖大伟先生指出，遗存的孙中山文本早已经过几乎是地毯式的搜索，现在发现片言只语都已是非常珍贵，何况看到的是煌煌六卷五册，内心很喜悦，也很惊叹。他认为，通过如此专业系统的辑释向社会推送，既是对孙中山逝世百年最好的纪念，也是做了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好事，为孙中山研究、宋庆龄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与桑兵教授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不同，这套书所收函电均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自藏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比如第505通眉批上的字体就是标准的孙中山字体，肯定是孙中山所题。他认为文博单位不仅仅是一个文物的保存和展陈机构，更应有学术研究能力和团队。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黄亚平先生指出，编纂出版《来电辑释》，是实现宋庆龄毕生珍藏这批函电的初心，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00周年之际告慰孙中山、宋庆龄的重大举措。这套新书不仅是体现新时代宋故居研究工作取得进步与发展、学术能力水平大幅提高的重要标志，更是故居人传承弘扬孙中山、宋庆龄“天下为公”博大胸怀和矢志不渝、百折不挠革命意志的重要体现。他最后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能出版便于使用的横排简体版（简体版计划于8月出版——注），二是希望宋故居再接再厉，不断推进孙中山宋庆龄历史文献编辑出版工作，不断“让文物活起来”。
上海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沈飞德先生说，这套书带给他最大的感受，一是惊喜，二是敬佩。惊喜之处在于，这套书不同于全集，是有关孙中山珍稀档案资料的重大发表，除了早年影印出版的近200通之外，其余均为首次公布，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极其难得。敬佩之处在于，这套书是近年来对孙中山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这套书除了释文，考释工作尤其艰辛，称赞研究团队做得非常出色。此外，他认为原样呈现也是一大特色，并以信笺的使用为例，读出一些别样的历史信息，进一步从中发现这套书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中山大学教授赵立彬先生认为，这套书是一部规模很大的珍贵档案史料汇编，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文献、史料和艺术价值。他主要从学术方面阐述了这套书的意义：一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所收函电涉及各种重要人物，是研究相关历史，特别是历史细节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此前出版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对于早期刊布的近200通影印函电有所利用，但很不充分。此次经过系统辑释出版，补充了大量新的史料，有利于开展深入的研究。二是体现了辑释者的学术功力之强和所下功夫之深。档案辑释的重点在于辨识原文、考释史事。这套书详细考释了各函电的时间、地点、人物，对所涉及的地名、机构、重要事件补充佐证资料。三是将极大地推动孙中山和近代中国研究。从新资料-新问题的角度来看，发掘整理原始资料，是学术增长必不可少的突破口。这套书提供了一个标杆，对于各公私机构，特别是文博系统，将起到示范性作用。相信这套书的出版，会有力推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相关历史的学术研究，带动和提升文博系统的学术研究水平，取得更加丰硕的创新成果。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汪朝光先生主要从珍贵性、文献性、可用性和科学性四个方面来阐述这套书的价值与意义。第一是珍贵性。他认为，这套书所依据的原始文献只藏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独一无二地根据原始文献做出来的。第二是文献性。他指出，历史史料有多方面的形式，但是在所有史料中，类似这样的档案类的史料是最值得用的。总体而言，档案类史料最真实，是没有经过篡改的，或者是没有经过修改的当年的原始的文件。第三是可用性。这一批档案文件作为史料，在对历史的解释方面会起到独特的作用。他以杨天石教授、陈红民教授利用和引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为例，指出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对当时的历史有许多真切的认识，更进一步丰富历史的细节性、历史的曲折性、历史的丰富性。第四是科学性，指的是辑释过程中的科学性。使研究者非常方便地去利用里面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等信息，以及其他重要的内容。虽然可能还有一些问题留待解决，但历史研究恰恰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解决的这个过程。他最后总结说：“这套书的出版，对推动孙中山的研究，对推动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的研究，再广而言之，对推动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会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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