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完美地描述了我的问题。”“今天被确诊为‘地下室人’。”在社交平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偶像，他们从陀氏文学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和陀氏笔下的人物一样，面对孤独和选择，探索自我的存在。
从篇幅较短的《白夜》《地下室笔记》，到大部头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凭借对于人性和道德的洞察，吸引着年轻读者一步步深入他的文学世界。
读陀氏，直面人生的“谜”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俄语编辑刘晨观察到了陀氏文学这几年来的“翻红”。2016年，他进入出版社工作，当时除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痴》以外，译文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几乎不再重印。在他的争取下，这套书从每年1000册—1500册开始重印，一直到2018年左右，陀翁再次受到关注，这套文集也有了更多的读者。“截至目前，《卡拉马佐夫兄弟》每年重印5万册左右，《罪与罚》2万册左右，其他几个品种，包括《白痴》《鬼》《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死屋手记》《白夜》《少年》，基本也有1万册以上。”刘晨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译文社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合集》
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又受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喜爱？在刘晨看来，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绘的困境是相似的，比起外部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产生疑问，或许是他们开始醉心于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关键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人是一个谜，我想解开这个谜，因为我想做一个人’。”刘晨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对人这个谜的谜面认识更加清晰，也对谜底却越来越不解，“这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难处也是魅力所在。”
复旦大学俄语系副教授李新梅同样认为，对人类共性的描写是陀氏文学引发当代人共鸣的主要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当人物身处某一特定情境，或是面对道德选择时，无论是善恶，还是他的矛盾、彷徨、挣扎和煎熬，都被极大地显现出来，这种人的共性在任何时代都是相通的，”她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时代的托尔斯泰做比较，“像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可能你需要一定的经历，才能感受到安娜在她身份下的矛盾心情，但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需要过多的人生经历或是时代感受，想象一下人物所面临的极端处境和选择，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他所写的东西。”在她看来，当下的年轻人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惑、诱惑、选择和危机，而为陀氏笔下的人物并非完美无瑕，相反，他们都在各自的缺点中逐渐走向善。“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让人感觉很欣慰很亲近，我觉得他作品里的一些内容对于人生有非常好的指导。”
碎片化时代，重拾经典文学
李新梅记得自己读过的第一部陀氏作品是大学时从图书馆借阅的《穷人》，“书里两个人物来往之间书信所写的那种生活，让我读来觉得特别贫穷、特别受辱，对于生活的描写非常阴暗，我并不喜欢。”后来读到《罪与罚》，她才感受到陀氏文学的魅力。“尤其是读到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倒在索菲亚脚下，把她经历过的苦难比喻成俄罗斯大地的苦难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震撼了，灵魂感受到了震动。再然后读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超越普希金、托尔斯泰，成了我最喜欢的作家。”
《卡拉马佐夫兄弟》书封
在复旦，李新梅主要讲授俄罗斯文学，她发现，学生们比起当代俄罗斯文学，仍然更关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社交平台上的各种陀氏文学解读，在她看来，这是向大众普及经典文学的一种方式，她很欢迎各种各样的解读和传播，“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说教，尤其是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首先是让他去了解，喜欢上以后再去阅读，哪怕是一个小的人物，一本书的封面，由此再去追根溯源，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几年前，改编音乐剧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演，在李新梅看来，这也是让更多人了解陀氏文学的一种方式，“小说中围绕老卡拉马佐夫之死，展现了每个人内心不同声音的挣扎，在音乐剧里，三兄弟加上老卡拉马佐夫，像四重奏一样，用音乐的复调形式展现出来这种复杂的声音，而复调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写作技巧，我觉得这种展现也很好。”
如今，陀氏文学在网络上被贴上了“陀翁清醒”“发疯文学”等标签进行传播，连几年前还较少为人知的未完成作品《涅朵奇卡》也因为和“女性成长”联系起来而受到关注。面对文学的碎片化传播，刘晨认为，一方面，有越来越多人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为了便于传播，不得不做出一些片面的解读，这是他作为编辑在做图书营销工作时候也会面对的困境。“很多作家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无法被简单地概括，甚至无法概括。当然如果把这些解读作为一个起点，去深入了解作家、作品，这非常好，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就有点买椟还珠的感觉了。阅读始终是一个无法由他人代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很有魅力，请人代劳其实是一种遗憾。”
在社交平台，许多读书博主给出了他们推荐的陀氏文学阅读指南或是阅读顺序。在李新梅看来，对于阅读译本的中文读者来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成熟的作品，可能是阅读的首选。刘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生必读的作家，他的某一部作品现在看起来很困难，也有某一天突然就会爱不释手。从阅读难度、对作家风格的适应等方面考虑，他会推荐从《罪与罚》读起，“《罪与罚》是一本带有悬疑色彩的小说，如果第一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我觉得不妨从这本入手，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个人的喜好、性格、阅读品味、人生阅历等多方面的影响。”
《罪与罚》书封
在中文译介，陀氏文学还在生长
去年，翻译过大量俄语、英语文学作品的资深翻译家荣如德去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开始动笔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巨著，保持着三天翻译一万字的高效率，直到交了初稿。他曾将这部巨著称为“不得不服的苦药”，对于同时代的很多俄语翻译家而言，翻译一部大部头的俄语文学往往是一场浩瀚漫长的旅程。正是这些翻译家的付出，让中文读者开始第一次了解俄语文学。
因为工作，刘晨曾和荣如德有过交往，对这位翻译家充满钦佩和崇敬，而他本人除了编辑之外，也是俄语文学的翻译，曾译过《地下室手记》等作品。在他看来，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巨著，“若不是与作者达成了一定精神上的契合，是绝无法完成的。”对他来说，翻译《地下室手记》的过程同样如此。“书中描绘的那些暗自啃噬自己的场景，我个人也曾经历过，或者说是我内心里曾经最不愿想起，最想回避的角落，然而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声音反复在提醒我这些角落的存在。”直面精神和思想上的痛苦是翻译中的一大挑战，“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的一个比喻，他说制止牙痛的方式是用手锤墙，手更痛了，就感觉牙齿没那么痛了，而对我来说，生活中有许多想不通的苦闷，是通过翻译《地下室手记》让自己的思想更痛苦，似乎原本的苦也就清淡了一些。”其次，要将陀氏作品中人物说话时“发癔症”般的感觉传递出来，也是一大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刘晨庆幸于自己和“地下室人”已有了共鸣。还有一大难点来自俄语语言本身，在俄语中，词语的词义和词根在多次变化后发生了很大区别，“偏偏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词的用意就是要以这个词根作为暗示，这在汉语中是无法体现的，而俄语本身则一目了然，”《地下室手记》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双关，翻译时只能尽量想办法体现。
《地下室手记》书封
李新梅是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她对于陀氏文学的不同译本都有了解。“像荣如德、徐振亚，他们的翻译在那个时代是最好的，但不能说后无来者，我相信以后的译者会越来越厉害。他们学习语言的媒介很多，拥有各种交流的机会，还能借用AI等工具，从理论上来说，未来这些后生的翻译会更加准确，”她告诉澎湃新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版本的陀氏文学，年轻人的译本在涌现，老先生的译本还在不断再版。”她相信，陀氏文学会一直生长下去。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