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作者所说，她是怀着“寻访华人历史的心情”，以一颗华人之心来游历和观察亚洲东部的历史。她的异域之眼戴上了一副华人视镜，坚守着中国立场，如其所言：“作为来自中国的研究者，我对于行走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史迹和人文现象，每每更加敏感和留意，也常有不同于日本同行的观察角度和感受”。这一点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也是她的考察初心。
二、履人迹罕至之地，感心中郁积之痛
通读此书，最震撼心灵的是作者在黑龙江下游及登上库页岛的旅行文字。对中国人来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人迹罕至，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不多；但尽管极为辽远，明清时期这里又是中国的管辖之地，直到清末才被沙俄强占。我们既感怀于明清全盛时的疆域辽阔、国力强大，又极愤于清末的割地之耻、失地之痛。两种不同的情愫交错碰撞，带给读者巨大的心灵震撼。
作者也提到2011年的俄罗斯远东之行，最无法忘怀的震撼有两处：一是顺黑龙江下游行船至特林巨崖，仰望陡壁之上的明奴儿干永宁寺遗址；二是渡海踏上库页岛的海滩之际，“那情，那景，那份感慨，令胸中澎湃，无以言表”。作者借在日本工作之便，参与日本学术团体对俄罗斯远东的实地考察，带给我们较难获得的新知。
明朝在特林设立奴儿干都司，钦差太监亦失哈多次率舰队从松花江驶入黑龙江，顺流而下，直达特林，有时舰队官军多达两千人，巨船五十艘，让人不禁想起同时期派钦差太监郑和下西洋的盛大场景，交相辉映。亦失哈竖立的永宁寺二碑，作者曾四度探访，当她首次见到期待已久的石碑，读着斑驳的碑文，心情既激动又心痛，呼唤着“这是我们的国宝啊，谁来拯救你？”这也同样深深地感染着读者的心。
黑龙江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往北不远的布裕尔村，作者称之为“天涯渔村”，极为贴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天涯渔村，却在清朝的地图上被标列出来，显示了清朝对此地的管辖权。布裕尔村文化中心陈列的绣着龙形图案的织物，源自清廷的赏乌林制度，从而获得朝廷赐物。作者通过亲身考察，以流传至今的实物证实了清代与布裕尔的不绝如缕的联系。
隔海相望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其周围海域在唐宋时称鲸海，明奴儿干都司在岛上设立多个卫所，称其地为“苦夷”或“苦兀”，即库页之另译。在现代交通已趋便捷的今天，作者在书中描述横穿库页岛仍是极为艰难，而作者在奥哈所住的酒店中，卧具上却赫然写着汉字，似乎也意味着即使时至今日，这座曾是中国最遥远的东北岛屿仍与我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相比于其他诸篇，俄罗斯远东篇属于常人罕至的极远之地，而历史上沙俄蚕食清朝东北领土，使这里沦为俄地，对比明清时期对这一天涯海角之地的有效统治，心中郁积之痛无以言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边疆区边境管理局博物馆，作者看到陈列的《中俄北京条约》俄文本复印件与“玛字牌”、“倭字牌”界碑，遂拿起历史之笔写下书中文字，驳斥俄人的阴谋野心，痛愤奕山、成琦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褒赞吴大瀓在谈判桌上为国维权之举。
三、探掘历史，寄家国情怀
旅行家若是历史学者，那么旅行就成了一场历史之旅，充满厚重感，不再是流于表面的山川景色与浅显感叹；而历史学者去旅行，则是走进了历史现场，会用专业的历史眼光去审视和思考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作者就说：“历史学家最幸运的事，就是能够重返历史现场”。历史的现场情境也会激发对历史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书中说道：“如果不是身在此地，或许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但是此刻，我正在历史的现场！”作者走进历史现场不是纯游，而是事先有准备，归来查文献。作者是历史学出身，擅长于从问题入手，从史料出发，通过实地调查、查阅文献等途径，获取对历史的实际认知，从而解开被尘封的历史真相。
在蒙古国，无论是在首都乌兰巴托还是边城恰克图，作者都心心念念地寻找买卖城，寻找清朝晋商的足迹和历史。这些晋商在乌兰巴托城东建立旅蒙商大本营，建有关帝庙、城隍庙、鲁班庙，设立义庄墓地，嘉庆时商铺多达129家，这些在蒙古国家档案局的档案中都有记载。在恰克图的双子城，清朝档案中也登记了在册的近百家商铺，以及开展以茶叶为主的贸易活动。如今这里虽然已不再有华人，但作者找到了乌兰巴托买卖城的四座牌楼，并且细致解读了描绘旅蒙商的牌楼彩画，甚至还通过卫星图像找到了恰克图的买卖城轮廓。这些都是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尤其是对谙熟清代档案的作者来说，运用起来自然非常得心应手。
在日本，作者追踪访查甲午战争的清军将士墓与定远舰遗物，为这段历史寻访到确凿的证据，补充了甲午战争的后续历史。埋葬在大阪真田山的清军将士，不仅有名有姓，信息齐全，而且作者还从日军士兵的墓碑上，证实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遭到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作者在福冈、长崎寻访定远舰遗物，特别是抱抚布满弹孔的门扉照片，令人感动叹念，像是在抚触亲人般。作者说：“我蹲下身抚摸廊下的长桨，感受它粗犷的纹理，温暖而亲切，仿佛握到了水兵们有力的双手”；“我轻轻地触摸，生怕碰痛了它的伤口”。此情此景，又怎不令人动容感念？
书中的神户“旧中国领事馆”这篇，最能展现作者的历史探掘之功。她从一楼客厅的红梅图看出破绽，认为这幅作品与汪伪领事馆无关，在东洋文库查寻档案无果后，最终在日本国立公文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档案里找到了期待的证据，即批准购买战时特需物资汽油的证明文件，明确标注了神户汪伪“总领事馆”的地址，在下山手通二丁目，而非北野町异人馆的“旧中国领事馆”，更正了这一错误。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证据，也是作者的拿手强项。正是作者的历史之功，使旅行有了意外的收获，拓深了历史的厚度，而绝非简单的旅行。如作者所说，“历史终究还是会留下痕迹的”，作者正是循着这些历史线索，通过并非易事的追索寻觅，才揭开了掩盖历史真相的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作者走进异域的历史现场，但实际上却是在寻找华人的历史，这是作者的一片苦心，可以说也是身在异域的华人的苦心。作者说，书中有些见闻让她温暖，有些见闻让她愤懑，那都是历史留下来的印记。作者对域外华人及与中国相关的文物的调查追索，为揭开被掩盖的故土华人历史做出了贡献。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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