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之灾：暴力、钱荒、泡沫与英国金融革命》，[美]卡尔·文纳林德著，周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60页，108.00元。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文纳林德（Carl Wennerlind）的《信用之灾：暴力、钱荒、泡沫与英国金融革命》（后文简称《信用之灾》），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中译本。该书英文版问世于2011年（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副标题可直译为“1620—1720年的英国金融革命”，中译本依据正文内容，提取了若干关键词，略作改动。
卡尔·文纳林德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近代早期欧洲史，集中于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他对货币与信用观念的历史发展（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deas about money and credit）尤为感兴趣。除《信用之灾》外，文纳林德还著有《一位哲学家兼经济学家：休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A Philosopher's Economist: Hum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ogether with Margaret Schab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稀缺：从资本主义起源到气候危机的历史》（Scarcity: A History from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to the Climate Crisis, together with Fredrik Albritton Jons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等作品。目前他在撰写两本著作，一本有关近代早期瑞典政治经济学，暂定名为《资本主义的物质性：林奈与对自然的征服》（The Materiality of Capitalism: Linnaeus and the Conquest of Nature），另一本则是关于支持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论点的历史。
《信用之灾》的写作和出版，除了作者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外，或许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在该书英文版问世的2011年前后，世界仍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可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给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依然脆弱。2010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较高，引发了市场对欧元区稳定性的担忧和一系列金融动荡。这些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也激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和反思。《信用之灾》正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中。
卡尔·文纳林德（Carl Wennerlind）
翻开《信用之灾》，初看其标题，尤其是章节标题，读者难免会好奇：“死刑”“炼金术”与“奴隶制”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究竟如何与金融革命发生关联？带着这一疑惑，我开启了阅读之旅，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全书依主题和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炼金术与信用”，涵盖1620—1660年；第二部分“死刑与信用”，涵盖1660—1700年；第三部分“奴隶制与信用”，涵盖1700—1720年。每一部分均包含两章内容。第一章“货币短缺与英格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探究了英格兰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为何会出现在1620年代；第二章“信用的炼金术基础”，讨论了英国内战期间（1642—1649年）出现的新政治经济学——哈特利布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章“信用的认识论”，论述了培育公众对信用票据持续流通的信任与信心的各种机制是如何设计的；第四章“捍卫信用的死刑”，探讨了在1690年代，英格兰为恢复对硬币和钞票的信任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五章“政府信用与公共领域”，分析了1710年金融危机期间，托利党和辉格党等如何利用公共领域，操纵舆论，达到各自目的；第六章即最后一章“南海公司和政府信用的复兴”，探明了政府信用和奴隶贸易之间联系的本质。
比金融架构更关键的，是观念！
学界通常认为，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英格兰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包括光荣革命后国债的发行以及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等，意味着新信用制度的确立和新金融体系的出现，可谓一场“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格兰：“由依赖长期筹资的国债、活跃的证券市场和流通广泛的信用货币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使英格兰能够创建一个强大的财政—军事国家，打造一个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帝国，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朝着工业革命的方向前进。”（《信用之灾》中文版第1页，后文如无特殊说明，所注页码均指本书）
虽然少有学者质疑英格兰确实经历了金融革命，但他们对究竟什么是其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存在分歧。有学者强调由议会征税权力支持的长期国债的引入（P. G. M. Dickson），威廉三世筹集短期贷款的成功（D. W. Jones）或国家增税机制的改进（John Brewer）；也有学者认为新货币的发行（Keith Horsefield），或流动性强、透明度高的证券二级市场的形成（Larry Neal）才是影响最大的内容；在更多学者看来，政府信用的提升是金融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他们或认为光革命期间权力从君主向议会的转移，使得建立可信的承诺和坚决尊重财产权第一次成为可能（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或将政府信用的提升归因于辉格党霸权的崛起（David Stasavage）。
本书作者虽然承认新金融体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但在他看来，对金融革命最重要的，是看待和理解货币与信用的新方式得到了发展，即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观念是金融革命的组成部分”（第7页），且是至关重要、需要先行的部分。如果没有更早期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人们就不可能理解并接受新的金融架构。（第3页）“一旦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新金融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实施只是时间问题。”（第8页）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信用之灾》一书的目的是揭示英国金融革命的思想基础。作者还明确指出《信用之灾》几乎完全关注英格兰，尽管如今越来越多学者强调我们在书写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历史时需要同时注重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也需要认识到英格兰在更广泛的欧洲和大西洋背景中的地位。然而他认为“金融革命首先也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场以英格兰——更准确地说是伦敦——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因为在有关信用的思想上，英格兰当时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即使是英格兰在商业问题上经常寻求灵感的荷兰人，其金融创新也被认为不足以满足英格兰的需要，因此在英格兰政治经济学家的辩论中很少被考虑。
《信用之灾》一书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是1620到1720年，因为英格兰“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对实施新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概念框架的开发和普及”（第8—9页）。作者广泛使用近代早期的小册子、大幅传单和书籍等文献，为我们展示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政府官员是如何设想、解释、辩论并试图影响信用的。每一章都聚焦于“一个单独的、出于解决特定的货币或金融危机的需要而引发的辩论”（第3页）。
货币短缺与英格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英格兰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诞生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爆发以及1621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战端的重启，加之连续农业歉收和由此产生的高粮价，英格兰面临严重危机。面对贸易衰退、大范围失业和贫困，以及国家财政危机，十七世纪的思想家们认为罪魁祸首在于货币短缺，尤其是高质量硬币的缺乏。
为应对顽固的货币短缺问题，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尤其是通过国际贸易和使用各种信用工具来吸收白银。与此同时，在政府的组织和呼吁下，杰拉尔德·马林斯、爱德华·米塞尔登和托马斯·孟三位著名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提出了一套有关货币和商业的原则。他们深受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影响，认为货币的首要职责在于促进正义并维持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当流通中的货币足够多时，货币便能发挥其价值衡量标准和交换媒介的作用，社会的有限财富就会流向社会阶层中的合适位置，进而维护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权力平衡；反之，则会危及等级制度、传统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因为货币不足会导致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活动均无法达到满负荷生产，普遍的失业和贫困遍接踵而至，社会动荡随之而来。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找扭转国家贸易差额的方法。他们的目标不是追求无限量的货币，而是恢复适当的货币数量。他们也没有将促进贸易顺差本身作为目的，而是将其视为恢复货币功能，从而恢复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虽然亚当·斯密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持讽刺态度，认为他们混淆了货币和财富的关系，但是作者认为，“如果从他们的世界观去理解，这个方案既连贯有又合理”（21页）。虽然他们相信只有贵金属才能作为货币，只着眼于能扩大流通硬币数量的政策，极少考虑将信用作为解决货币短缺的可能方案，因此没有为促成新的信用话语做出直接贡献。但他们对货币的理解是一种规范，之后的信用政策推动者不得不认真回应他们的货币哲学，才能为信用货币提供充分的理由。
因此，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努力应对1620年代商业危机，并诞生了英格兰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虽然间接但有力地促成了关于信用的未来及其造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损失的辩论。
炼金术与信用货币的提出
在英国内战期间（1642—1649年）活跃的各类社会改革者中，最雄心勃勃、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围绕在普鲁士流亡者萨缪尔·哈特利布身边的改革团体。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强调恢复传统秩序的理念相反，他们展望一个不断变化和改进的未来。他们主张将最新的有关自然和物质的炼金术知识运用到培根式的对人类进步的追求中，以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彻底改革。由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
哈特利布主义者重新评估了货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货币的主要作用在于点燃工业，激活自然、社会和人类中隐藏的、休眠的资源，而不是维持平衡和谐与正义的工具。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财富是无限的，只需找到一种方法，来根据不断扩大的商品世界来按比例扩大货币存量。雄心勃勃的炼金术转化项目，便是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首次尝试。
在炼制计划失败后，哈特利特主义者将关注点转向制定广泛流通的信用货币。他们重新考虑了货币的本质：货币得以流通，不在于硬币的内在价值，货币不一定由白银或黄金组成，只要人们足够信任，由可靠资产提供部分担保的纸钞也可以流通。这些概念促成了英格兰人对货币的崭新认识，促进了信用货币在商业中的使用，该突破对金融革命至关重要。
作者独具慧眼地看到了炼金术与金融革命之间的关联：某种意义上说，对炼金术的追求，促成了信用货币的出现。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对炼金术的看法，他一方面公开批评炼金术的诸多弊病，但同时也认为炼金术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并用一个故事形象说明了这种潜在影响。“不可否认，炼金术士发现了不少好东西，给人们带来了有益的发现。他们和这个故事相当吻合：一位老人给他的女儿们留下一些金子埋在葡萄园里，却假装不知道具体地点；结果他的女儿们在那个葡萄园里勤奋地挖掘；虽然并没有找到金子，但是耕作的收成更加丰富。”（81页）虽然炼金术的炼制未能直接消除货币短缺问题，但通过启发和影响一种普遍流通的信用货币的发展，炼金术思想最终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出了贡献。
自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互动
十七世纪下半叶英格兰人讨论货币短缺问题对策时，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导致约六万人丧生的内战、显著提高产量的农业改良运动、不断扩张和多元化的制造业、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重建刺激了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增长型产业的海军、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此时的英格兰急需更具弹性、更复杂的货币体系，来应对快速扩张的商业需求。
尽管哈特利布主义者系统性地重估了货币和信用，但作者认为，他们对信用中最重要的因素——“信任”（trust）的研究尚显不足。如何让纸钞方案具有可行性？前提是必须让人们信任这种货币。为了建立这种信任，政治经济学家采用了自然哲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概率思维模型。
托马斯·霍布斯是最早探索概率推理的英格兰哲学家之一。虽然他认为用数学和三段论推理能很好地为科学提供论证性知识，但也承认人们多数时候基于自己的意见做出日常决定，而这些意见通常建立在他人证词的基础上。因为人们会食言，信任永远不可能是彻底的，为了让信任得到普遍应用，必须对那些不遵守协议的人施以惩罚。
之后，约翰·洛克对意见在人类知识中的作用做了更系统的研究。洛克认为，知识与意见之间有高度关联，经验证据既是知识的基础，也是意见的基础。根据相关定性概率的程度，洛克将意见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最高概率程度的意见是“就其所知，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普遍共识，与一个人在类似情况下的一贯经验相一致”。在此情况下，经验证据和证言一道将意见提升至确定知识的水平。洛克认为对证词的过度依赖，会降低意见的可信度：最不可信的意见是从与“实物和事物本身的存在”相距最远的证言中得出的。他还认为公众舆论是出了名的不准确。（94页）
霍布斯和洛克的认识论讨论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几乎标志着17世纪从事哲学、自然研究、宗教、历史、法律，甚至文学的英格兰人的努力”。概率推理加入了融合培根思想和炼金术思想的哈特利布理论，促使十七世纪下半叶出现各种各样的信用货币提案：让私人债务货币化，从而实现普遍可转让；知名商人联合创建伦敦银行，接受存款和发放贷款，推动“想象中的货币”被广泛接受；流通政府债券，将所有信任集中于国家，国家通过征税权确保债务安全；成立信贷办公室或信用银行，混合阿姆斯特丹银行和伦巴第银行的特征，发行以货物和商品为担保物的票据；土地银行计划，将土地视为最可靠、最理想的担保，由此发行最安全的货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格兰银行的成立。
绞刑架——信用的捍卫者
1690年代对英格兰来说是动荡的十年，“光荣革命”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威廉决定让英格兰与他的宿敌路易十四开战，战争导致羊毛需求下降以及长途贸易的低迷，小冰期气候导致连年歉收等，货币问题变本加厉。在金融领域，该时期最大的建树不外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由银币的部分储备、银行业务的利润和政府支付的一系列利息做担保的英格兰银行的纸钞，成为欧洲第一种广泛流通的信用货币。
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恰逢一场严峻的货币危机，伪造票据、剪裁硬币和制造假硬币已大幅减少了英格兰硬币中的银含量（平均含银量下降至官方标准的一半），以至于这些硬币无法按面值流通，严重威胁英格兰的实力和繁荣。约翰·洛克甚至暗示，这些钱币剪裁者和伪造者对英格兰安全构成的威胁比路易十四强大的军队更甚。（125页）
作者认为，伪造票据、剪裁硬币和伪造硬币之所以在对法战争期间给英格兰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是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对新生的金融革命的信任。并且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如果金融革命失败了，光荣革命也必将失败，英格兰势必会面临第二次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天主教势力将不可避免地得到加强。因此，恢复硬币的完整性是一件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的事情。当时几乎所有的讨论者一致认为：因剪裁、伪造和假冒货币而引起的不信任，是信用货币难以广泛流通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慷慨地使用死刑，以消除和震慑那些破坏货币信任的行为。
作者在探讨了时人如何看待金融革命与硬币大重铸运动（时人对硬币真实完整性与信用稳定性的追求）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终结这些货币犯罪的大部分责任都落在了刽子手肩上”。约翰·洛克在如何解决货币危机问题的辩论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还和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一起说服当时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离开剑桥，前往伦敦担任造币厂的典狱长，承担起调查、侦查和起诉货币犯罪分子的责任。（128页）该时期，英格兰保护硬币和信用的核心策略，是将新的货币操控行为加入适用死刑的重罪行列，并加大力度查明、起诉和处决破坏货币信用的肇事者。
牛顿
南海公司再认识
作者在第六章中对认为南海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欺诈计划的学术传统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从后世之明来看，尤其是从南海公司在泡沫时期（1719—1720年）实施的一系列欺骗和操控的角度来研究，确实容易想当然地认为该公司天生带有某种病症或缺陷，进而对其全盘否定。历史学家约翰·卡斯韦尔和约翰·斯珀林等对南海公司的研究，奠定了这一传统解释的基础。之后的学者常一概而论地将该公司的金融创新视为一种内在腐败，其贸易努力是异想天开。然而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将南海公司置于1710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研究，就会发现，该公司是建立在被同时代人认为是合理金融原则基础上的巧妙创新。哈雷的创新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好评，并通过想象的力量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而且由于该公司成功解决了持续的财政危机，所以很好地实现了其主要目标。只是到了1718年底，由于与西班牙的另一场战争的爆发，使公司涉足的奴隶贸易被迫终止，此时南海公司才向巴黎的约翰·劳的金融魔法寻求灵感，也就是在没有基础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让股票升值。（201页）此后，才有了南海泡沫的发生。
在1710年代，尽管金融革命一定程度了确保了英格兰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在战争中的优势，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的巨大军费开支，以及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激烈的党派斗争等，将危机升级至国家紧急状态。1710年的内阁政治危机，更使英格兰处于政治和金融的双重危机中。哈雷内阁的未来、财政—军事国家的稳定性、金融机构的延续性，乃至英格兰的安全，都要求迅速解决政府信用危机。（170页）
1710年危机扰乱了英格兰金融革命。政府信用急转直下，政府债券交易价格大幅打折，迫使财政部在日益不利的条款下借债。政府信用的恶化，威胁仍在发展的金融革命，进而也威胁到财政—军事国家的稳定。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思想家意识到，舆论决定着政府信用的影响力，而舆论是不准确、不可信任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则很快看到舆论的政治武器作用，的变化无常和不稳定可以作为政治武器是来使用，双方都利用公共领域舆论操控来达到各自目的。他们雇用了众多写手，通过控制公众获取金融知识等语言，试图构建人们对信用是什么以及信用运作方式的基本理解，以此来确保人们以无意中支持其政党利益的方式进行投资。
在哈雷的宣传机器中，最终成为最活跃、可以说最有效的写手是丹尼尔·笛福。中文读者对笛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鲁滨孙漂流记》并不陌生，事实上，他在十七、十八世纪英格兰的金融革命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中他于1710年8月发表的《论政府信用》一文，是这一时期对信用最有趣的反思之一。在笛福看来，信用是一种极其神秘的现象，要把握其本质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每个人都对此有所关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但很难定义或描述它……它就像风一样，吹到哪里，我们就听到哪里的声音，但几乎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183页）。信用虽无形，却意义重大，“就像身体中的灵魂一样，它让一切物质拥有生命力，然而它本身是非物质的；它赋予万物以运动，但它本身不能说的存在的……”（184页）
在1710年秋天发表于《不列颠民族状况评论》（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British Nation）的一系列文章中，笛福重新使用了他几年前提出的“信用女士”（Lady Credit）这一著名人物形象。他将信用女士描绘为货币（money）的妹妹，有能力在贸易中代替货币的位置，只需要“她的姐姐不断地、准时地为她解围”。他利用一组性别刻板印象，将信用女士描绘成喜怒无常、腼腆、善变、情绪化、容易歇斯底里，但同时也美丽迷人能够创造伟大奇迹的形象。（188页）
除笛福外，罗伯特·哈雷还聘请了阿贝尔·博耶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等知名作家。作者认指出，笛福和斯威夫特等当时最伟大的小说家被聘为宣传写手来影响舆论，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发现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虚构描写，特别有益于他们塑造信用的努力。（197页）经过一年的紧张策划和宣传，哈雷于1711年5月2日推出了他的金融灵丹妙药（panacea）——南海公司，希望能为金融危机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南海公司的目标是清理金融市场中一系列严重折价的无担保政府债券，恢复政府信用。为了使这种债转股、私转公的做法能吸引债券持有人，政府保证每年支付南海公司吸收的债务的利益，并且更重要的是，授予该公司垄断经营英格兰的非洲奴隶贸易，将奴隶运送到到西属美洲。
在公司声誉受到诟病之时，笛福再次试图挽救局面，宣称南海贸易“不仅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贸易分支，而且有可能成为我们整个不列颠商业中最伟大、最有价值、利润最高和增长最快的贸易分支”（220页）。哈雷的宣传机器成功塑造了社会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有利想象——侧重于商业机会，淡化了风险、挑战和障碍，因此成功地促成了政府信用的复兴。
泡沫破灭之后，英格兰金融系统的根基也随之动摇。这次崩溃对英吉利海峡两岸和大西洋两岸在十八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如何看待和理解信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36页）此后出现了三大类货币论述。一类以爱尔兰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为代表，继续推广哈特利布主义者对信用的理解，认为信用可以协调贸易，而无需贵金属。另一个极端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呼吁停止使用信用货币，而回归安全的金属货币（人们认识到信用的过度自信会导致鲁莽行为，许多评论家开始呼吁废除信用，并回归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安全世界。）（与法国人不同，英格兰人并未遵循这一道路，而是迅速地恢复了新的信用制度。）第三类观点的代表，是两位杰出的苏格兰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对现代信用文化的看法似乎更加暧昧矛盾：他们在哲学上对信用货币持开放态度，但同时对其实际可行性抱有深切担忧。
这三种关于货币的论述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一直贯穿在有关信用和货币的辩论之中，甚至至今依然如此。每一次新的信用危机，专家和权威人士都会质疑信用及其衍生物（预期、意见和想象）的稳定性。甚至十九世纪的“银行学派”与“货币学派”，二十世纪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他们的基本论点仍然与那些在南海泡沫结束后提出的阐述非常相似。（247页）
《信用之灾》的方法论意义
《信用之灾》一书不仅提供了诸多史实细节，增进我们对十七世纪英格兰金融革命的深层认识。该书还具有较大的方法论意义，尤其是其对金融革命思想基础的关注，较大程度地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与此同时，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致力于为我们展现有关十七世纪英格兰金融革命的全方位历史，提及的一些议题为读者留下了思考和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此书一大亮点在于，作者在论述中尽量摒弃后见之明，试图还原历史场景，尽可能站在时人立场上，考察他们在时代变局中，如何认识社会现实，如何思考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并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在此方法论的指导下，作者重新评估了南海公司的作用和价值，对炼金术与信用货币之间的关联、自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互动等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阅读此书，还能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选题灵感。例如，科学革命与金融革命是否有以及有何联系。作者在论述英国信用货币观念的提出时，指出英格兰最初提出的广泛流通的信用货币实际上是在培根和炼金术的世界观中构思出来的，这一事实表明，科学革命在金融革命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意外联系，历史学家迄今尚未充分意识到。（47页）自然哲学家们以独特的方式，为金融革命作出了贡献。在第三章中，作者展示了政治经济学家如何采用已经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的各种方法来建立信任；在第四章中，牛顿加入造币厂的例子就是1690年代的方法和实践从自然哲学向政治经济学转移的例证。
在考察金融革命的思想基础史的过程中，作者为我们揭示了耳熟能详人物少为人知的一面。包括牛顿在造币厂的工作，牛顿凭借他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同样精密的方法，分析并重新组织了铸币过程。他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建立众多临时造币厂，还给伦敦造币厂添置了更多机器，对员工进行时间—动作研究。在当时被认为英格兰最聪明的人之一的牛顿，果然不负众望，设法将硬币产量从每周一万五千镑增到了每周十万磅。（156页）再如作者对英格兰不同党派操纵公共舆论的探讨所表明的，笛福、斯威夫特等文学家也以他们的方式对时人如何看待信用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可以说，十七世英格兰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将个人对学术和知识的追求，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结合起来。
此外，十八世纪之交为政府信用提供信息的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领域，究竟有啥差异？不同类型的宣传媒介，如新闻报纸、小册子、大幅传单和歌谣等，其内容、受众和效果，各呈现出何种特征？作者涉及的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可商榷的问题
本书中译本译笔流畅，可读性强，总体上忠实于英文原著。笔者在阅读时有几处疑惑，提醒读者留心，和诸位商榷。
其一，关于标题的译法。中译本不管是主标题“信用之灾”（Casualty of Crediit）中的“灾”，还是副标题中的“暴力、钱荒、泡沫”，均给人以负面印象，似乎信用给十七世纪英格兰带来的只有灾难性后果，与金融革命相伴的仅有恐惧和虚幻。事实上，作者在卷首引用了《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1989年）（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1989）对“casualty”一词的详细解释，概括而言，它既是意外或事故（accident），也意味着机会或机遇（chance）。代表着偶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有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含义。作者还借用了十七世纪英格兰颇具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达文南特的话：“在所有只存在于人类心智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信用更奇幻和美妙了；它永远不能被强制施加；它取决于意见；它取决于我们的希望和恐惧之激情；它常常不请自来，又常常毫无缘由地消失；一旦失去，就很难完全恢复。”（第1页）作者在后文的论述中，似乎花了更大篇幅论述信用在应对货币危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信用不仅是危险、不稳定的，容易受意见的影响，同时也有其美妙和希望的一面。因此有读者建议主标题可译为“信用的不稳定性”，可再推敲。
其二，部分词汇的翻译。导言中，作者在论述十七世纪新政治经济思维时，指出这种思维抛弃了认为“人类存在于有限的、静态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世界之中”的传统观念。（第4页）对应的英文原文是mankind exists in a material, social, and economic world that is finite, static, and knowable，其中“knowable ”一词未译出。该句或可译为：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存在于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有限的、静态的和可知的”。 之后一句：十七世纪中叶的政治经济学家转而接受“无限世界、自然的完美性和概率知识的思想”。（mid seven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ists embraced the ideas of infinite worlds, nature’s perfectibility, and probabilistic knowledge.） nature’s perfectibility一词的翻译似乎也可斟酌（自然的可完善性？）。
此外，在翻译“suggest”一词时，应结合具体语境，并不一定均译为“建议”。比如在第四章引言中“Locke even suggested that the clippers and counterfeiters constituted a greater threat to England’s safety than Louis XIV’s military might. ”一句，中译本为“洛克甚至建议，这些钱币剪裁者和伪造者对英格兰安全构成的威胁比路易十四强大的军队更甚”，此处“suggest”或许译为“认为”“暗示”等更贴切。
其三，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亦可结合学界惯例、约定俗成的标准来推敲，一些术语也有待学术界的统一。如“Royal Society”更常译为“皇家学会”，而非“王家学会”（56页等）；“Royal Navy”更常译为“皇家海军”，而非“王家海军”（95页等）；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New Atlantis”本书译为“《新亚特兰蒂斯》”（58页），但“《新大西岛》”更常见；查理二世时期颁布的“Navigation Acts”似更常译为《航海条例》，而非《航海法》（95页）。
最后，该书装帧十分精美，三边烫金工艺，体现了出版社的用心。关于注释置于何处，出版社定有自己的考量，但就我个人阅读学术作品的习惯来说，《信用之灾》中译本若能把“书后注”改为“页下注”，并附上索引（英文版有）和译名/专有名词对照表，或许能优化阅读体验。
当然，以上仅为个人阅读体会，不一定准确。瑕不掩瑜，《信用之灾》总体上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著作，不管是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经济、社会、思想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心社会现实和人类未来的读者，都能从中有所感悟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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