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巴县县民白天奇上报衙门，称自己的妹妹白氏在其丈夫余广学家被刻薄对待，且于本月初六晚离奇死亡。当他赶至现场时，被自己的妹夫余广学差人赶走，妹妹被余广学家人仓促下葬。问及死因，余家却只说妹妹是疯病发作，并未给出其他证明。白天奇觉得其中另有隐情，为了查清妹妹的死因，他便将此事上禀衙门。
两日后，余广学亦向衙门上诉，称自己与白氏“夫妻和睦”，但白氏原有疯疾，即便接受了长期的治疗，但疯病仍未痊愈。本月初六突然发病，等初七早余广学发现妻子白氏时，她已身亡。余广学承认自己曾派自己的弟弟余照与另一人陈荣贵赶走白天奇，但白天奇等人最后也看到了白氏的尸体与棺材，亦知晓下葬地点，等白天奇一行人同意后，方才将妻子白氏下葬。余广学坚称白天奇等人上诉，是受与自己有仇的“讼棍”刘泽茂、白汉章唆使所致。衙门在收得两人诉状后，立即差衙役将白天奇、余广学及相关人等到衙审讯。
这桩命案涉及多方，关系错综复杂。据县衙审单，除白天奇、余广学外，到衙被审的还有刘泽茂、刘长明（刘泽茂侄子）、杨氏（余广学婶婶）、余赞宸（余广学叔叔）、白汉章（白天奇与白氏之父）、余如松（余广学父亲）、陈荣贵（口供缺损，笔者推测为余广学朋友）等人。以上等人各执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白天奇、刘泽茂等人为代表，他们坚称余广学对白氏苛求万分，且余广学差人赶走的同时又将白氏仓忙下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口供与禀状相比，增添了新的信息：在初六日，白氏在发现余广学与其婶婶通奸后被两人殴打，白氏趁机抢到了杨氏的金耳色，逃跑至刘泽茂父亲刘汉飞处，将金耳色交给刘泽茂的侄子刘长明，叫刘长明把此物转交给白天奇，让白天奇为自己伸冤，晚间白氏便上吊自杀了。总的来说，白天奇与刘泽茂一派中新增的重要信息有三处，一即余广学与杨氏通奸，二即白氏抢到了杨氏的金耳色作为证据，三即白氏系上吊自杀。另一派的供词则完全不同，以余广学为代表的其余几人的供词一口咬定白氏原有无法医治的疯疾，且白氏死亡也仅是因为疯疾而已。余家掩埋白氏亦是在白天奇等人面前掩埋的，白天奇等人的供词均属诬陷。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县衙审单
以上便为本案唯一一次审讯的笔录，为方便后文分析，有必要在此处对这份笔录中的分歧进行总结。第一，关于白氏的活动轨迹，白天奇一派称白氏初六日在发现余广学与杨氏通奸后逃至刘泽茂家中，而余广学则称白氏初六日早便已发病，初七日便已病死，因此白氏并未离家。第二，关于余广学与其婶婶杨氏通奸一事，白天奇一派认为余广学与杨氏有通奸之实，余广学一派则对此一口否定。第三，关于杨氏的金耳色。白天奇一派称白氏将杨氏的金耳色抢夺后递交给刘长明，叫刘长明转交给白天奇，但此事在白天奇的禀状中并未被提及。余广学一派则称杨氏家贫，金耳色并非杨氏之物。第四，关于白氏的死因。白天奇一派称白氏是上吊自杀，且她被余广学、杨氏两人殴打，身上应有痕迹。余广学一派称白氏为疯病致死。以上四点是本案的关键点，直接影响到该案的判决。但经审讯之后，衙门做出了判决：
讯得白天奇具□□□□，致作妹白氏身死不明一案，经审讯查明余广学娶配□□为室已经年久，育子有六，素好□□，坚□病毙，并非自缢。据白天奇供，信听刘泽茂之口，称为缢毙。显有刁唆质□□□□□确，况风闻即指人命，着责□□□□，责令白天奇、白汉章出具白氏被殴□□，甘结以为凭检验，此判。
巴县衙门认为余广学与白氏育有六子，两人应为情笃，白氏也应为病亡，并非上吊自杀。白天奇轻信刘泽茂的教唆而报官，若要进一步推进案件调查，就需要白天奇等人出具白氏被殴打的证据，此为一判。
白天奇显然不服，二月二十一日他再次上禀：
本月十二日，蚁以亡葬不明，具禀余广学，故将妹白氏制亡一面着□赶蚁，一面即行葬埋，各情在案。蒙批准拘讯，如系深思，图索定行，重究是□。蚁因实处仓促，未知主葬何人，及至恳差下乡，蚁同地邻刘泽茂、刘长明等查，实始知广学之叔余赞宸持健主葬，以致蚁妹身死不明。伊等便欲以此掩罪塞责。蚁姊妹肝胆，理法难容，惟有具结，请验严讯余赞宸下落，如值起验无弊，蚁与地邻愿甘反坐，伏乞。
在这份禀状中，白天奇又将矛头指向了主持白氏葬礼的余赞宸，认为余赞宸是导致白氏“身死不明”的罪魁祸首，并就此请求衙门严审余赞宸。刘泽茂与刘长明亦配合白天奇于二月二十一日上禀：
本月十二白天奇以亡葬不明等情具禀，伊妹白氏幼配余广学为妻，忽于本月初六夜暴亡急葬一案，蒙批准拘讯，如系身死图索，□行重余广学具诉。此白氏既属病故，何必立时殓埋？情本可疑，姑候质讯。□□邻理□□禀。缘本月初六午□时，有白氏来蚁门首喊叫，照犬进屋，即与蚁祖刘汉飞跪□□地，手执金耳色一支，哭□伊夫余广学与杨氏通奸，被伊得知。眼见扭取杨氏金耳色一支，拿来投鸣伸冤，央蚁将耳色送交伊兄等语。蚁祖年迈八十九岁，当以好言相劝慰，各回时，因白氏之兄白天奇等坐居远隔，蚁是日赶不到，次早初七，蚁以金耳色交天奇，不料白氏是夜暴亡。又云急葬生非，蚁不知情，为此据实禀明，存殁均沾，伏乞。
如果说白天奇的禀状是追责对象的转移，那么刘泽茂与刘长明的禀状则是在其口供叙述体系下的追问：一问白氏既为病故，何必立马下葬？二问金耳色作为白氏所留存余广学与杨氏通奸之证据，为何不信？在白天奇与刘泽茂等人的结状中，两人称他们请到了乡邻验尸（即便这是巴县衙门该做的事情），并保证如果白氏若“身无别故”，实是病故，那他们愿“坐诬告之条杖毙”。由于验尸的结果并未保存在卷宗中，白天奇一派是否真的找人验尸亦未可知，但可以看见的是二月二十二日两人的悔结状。白天奇在悔结状中自言“出外细思，访蚁妹实系病故，并无别情”，且保证“日后再不敢翻控滋事”。刘泽茂在其悔结状中亦自陈“蚁实误听傍言妄供”，并承认“白氏实系病故，并无别情”，同时也保证“日后再不滋事”，此案了结。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白天奇悔结状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刘泽茂悔结状
前文已经梳理了此案口供中的疑点，接下来，让我们结合此案中的疑点与审理结果，来分析此案中所包含的关于清代司法秩序的历史信息。首先，从口供论述本身来看。白天奇一派在论述过程中坚称余广学与杨氏通奸，并以金耳色为证。若此证坐实，亲属相奸，尤其是侄子与同族叔婶详见，依照《大清律例》：
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奸夫、奸妇）各（决）斩。（强者，奸夫决斩。）
若杨氏与其侄子余广学确有通奸之实，那么余广学与杨氏应该被执行决斩。白广奇等人又以金耳色为证，若此证坐实为杨氏之物，那么杨氏与余广学之罪便无得开脱。因此余广学等人一口否决两人通奸之事，亦不难理解了。无论此事是否为真，白广奇一派强调此事本身可以被看作为创造己方法理优势的策略。
其次，关于白氏身死之因。白天奇一派称白氏是在被余广学、杨氏两人殴打后上吊自杀，而余广学一派则咬定白氏是因疯病去世。白氏二月初七去世并下葬，白天奇二月十二日禀官，十二日审讯结束后，离白氏下葬过去亦未到十日。若要查明白氏死因，只需开棺验尸，着重看白氏颈部是否有勒痕即可。按命案尸检查的程序而言，受理的地方官员不得轻易作出检验决定，应先究问明确，究竟是自缢、自残及病死还是因斗杀、故杀、谋杀致死。经究问，如属前者，亲属情愿安葬，详审明白，准告免检；即使没有亲属的告请免检，如官吏发现人命有自缢、自残及病死而妄称生死不明者，意在图赖诈财，究问明确，不得一概发检。总的看来，清代法律对于尸检，以检验为原则，以免检为例外，免检属应由尸亲或苦主提出申请，若无申请，司法官员不得自行决定免检。（廖斌：《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5页）但在此案中，巴县衙门并未对白氏尸体进行尸检，反而是要求白天奇一行人出具白氏被殴打以及自缢的证据，实属离奇。虽然巴县衙门的判断亦是白氏因疯病去世，但却未通过严格的尸检程序便已判认白氏“并非自缢”，在司法流程上亦不符规范。廖斌指出，清代命案勘验在清代前期到后期，在制度上没有明显变化，但在实践中，命案勘验的实施呈现出越来越马虎的态势。到了清末，不少案件该验不验，这与清代社会到了晚期，国家对州县官吏的控制越来越无力有关，（廖斌：《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第203页）此点或可作为佐证。
第三点要关注的是本案中的“诬告”问题。无论是白天奇一派声称余广学与杨氏通奸，还是余广学一派称白氏因疯病去世，在真相未白之前，都可以将其视为法律诉讼中为自己创造优势的一种策略。即便最后此案以白天奇等人认悔为结，也不意味着此案个中实相浮出水面。但为何巴县衙门为何依旧认为白天奇等人为诬告，并以此作结呢？让我们再次回顾巴县衙门的判词、白天奇等人的悔结状与结状。巴县衙门判称：
讯得白天奇具□□□□，致作妹白氏身死不明一案，经审讯查明余广学娶配□□为室已经年久，育子有六，素好□□，坚□病毙，并非自缢。据白天奇供，信听刘泽茂之口，称为缢毙。显有刁唆质□□□□□确，况风闻即指人命，着责□□□□，责令白天奇、白汉章出具白氏被殴□□，甘结以为凭检验，此判。
此段判词虽然缺损较多，但仍可以看出巴县衙门的审判逻辑：余广学与白氏育有六子，在感情上自然是和睦的，因此余广学不会与杨氏通奸，白氏也绝非自缢身亡。这段判词是否符合此案实情，已无法考究。但最为重要的是，巴县衙门在此段判词中使用了“刁唆”一词。在巴县衙门看来，白天奇是受刘泽茂等人教唆后才屡次上报。这样的词汇在刘泽茂的悔结状中也存在着，刘氏自言“傍言妄供”，在白天奇与刘泽茂等人的结状中，两人更是自称愿“坐诬告之条杖毙”。这样的表述，其实反映了巴县衙门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的紧张感。
要解释这种紧张感，必须要对巴县衙门使用“刁唆”一词并以此作判的背后缘由进行分析。“刁唆”这一词语，是清朝地方官员面对社会中的一类特殊人群所使用的特定语汇，这一人群即为所谓的“讼师”（亦被称为“讼棍”）。夫马进指出，在清代社会中，讼师被视为教唆人们进行毫无必要的诉讼，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利用诉讼文书和花言巧语诱惑人们陷入诉讼，与盘踞官府的胥吏或差役相互勾结，从善良的人那里骗取金钱等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收入王亚新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1998年，第390页）讼师的主要职能是“包揽词讼”，他们不仅承包了词讼的文本工作，同时也会作为诉讼代理人或作为刑事案件中被告的辩护人，立于法庭之上。讼事是讼师的立身之本，讼事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多。但在政府看来，这些讼师所教唆的人越多，案件也愈多。明清时期的官员与社会精英，都以“无讼”作为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相反，若讼事越多，则会形成“好讼”之风。为此，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化与半制度化的诉讼限制机制来抑制诉讼，也会对“教唆”他人上讼的讼师保持相当大的警惕。
但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讼师在明清时期并非是一个合法的职业，也并非是具有专业身份的人。因此只要是参与教唆词讼、包揽词讼者都可视为讼师。不少司法官员认为许多案件的当事人本不愿意向官府提起诉讼，是在讼师的教唆下，才向官府提起诉讼。（廖斌：《清代四川地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以巴县司法档案为例》，第60-61页）在政府看来，讼师教唆民众诉讼，使得“好讼”之气蔚然成风，他们的存在不仅加大了政府的工作量，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案例中，刘泽茂等人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二月十二日白天奇上交的禀状中，尚无白氏目睹余广学与白氏通奸并拿得金耳色一事，但二月十四日审讯时，白天奇与刘泽茂等人在口供中的信息链却极其完整。作为审判者的巴县衙门对此持有相当的警惕，在做出判决时，这样的警惕与焦虑甚至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跳过尸检的流程，这一行为其实代表着巴县衙门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事实真相的追索，转而对讼师“刁唆”民众的行为进行打击。这样的司法焦虑与打击行为，其实表示清政府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完成对讼师活动的控制。以巴县衙门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对“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会在面对一例疑似讼师“教唆”案件时逐渐瓦解，这些案件亦给他们带来了无法控制司法秩序的焦虑。夫马进对这样的焦虑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概括：
之所以不能承认讼师的存在，是因为如果承认了讼师，就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对诉讼本身的看法，而且因为存续了一两千年的诉讼制度和行政制度本身已无改革的余地。如果承认了讼师，也就不得不容忍“好讼之风”和“健讼之风”。必须认识到，如若如此，世上就会渐渐成为诉讼的地狱，而且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呈词递交上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收入王亚新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419页）
讼师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对传统中国诉讼制度与行政制度的挑战与威胁，也为“好讼之风”的盛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巴县衙门对白氏离奇死亡的命案进行了这样的判决便可以理解了。当清代地方政府面对讼师所代表的、极有可能扰乱其所追求的正常、理想之司法秩序时，他们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程序正义，对这样的力量进行打击，以缓解对失序未来的焦虑。
本文以乾隆三十六年仁里七甲白天奇具禀三妹身死不明案为例，详细梳理了该案的来龙去脉，并就此案双方在口供中所使用的叙述策略进行了简要分析，最后就巴县衙门判决时所使用的“刁唆”一词展开论述，意图揭示以下事实：清代政府和历代政府一般，追求“无讼”的理想社会。但是当讼师这一群体出现并开始教唆民众诉讼时，“无讼”的理想便会受到威胁，传统中国诉讼制度与行政制度亦会受到挑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会驱使以巴县衙门为代表的清代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偏移审判的重点或者牺牲部分的程序正义，以打击讼师教唆民众上诉的行为。白氏究竟是因何而死，我们已无法知晓，她的沉冤亦无法再被昭。但从这一桩扑朔迷离的命案中，我们依旧能窥得清代司法秩序的一角。只愿当我们再度回望今日的法制进程时，能不再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这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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