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马克·基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1974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获学士学位。之后在该校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系学习印度河文明考古，兼修人类学、民族学、实验考古、计算机分析、印地-乌尔都语言文学课程，1977年获硕士学位；1983年在乔治·戴尔（George Dales）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印度河文明的贝器制造业：以考古学与民族学为视角》（Shell Working Industries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A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获得博士学位。其间曾获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Grant）、史密斯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机构的资助赴印度和巴基斯坦学习。
基诺耶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与南亚研究系助理教授（1985-1993）、人类学系副教授（1993-1998）。现为人类学系戴尔讲席（George F. Dales and Barbara A. Dales）教授。他曾于2000-2004、2007-2009年任人类学系主任；2004-2013年任南亚中心主任。2011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Elected Member，American Academy of Artsand Sciences）。2004-2017年曾任美国印度研究会、孟加拉研究会、阿富汗研究会监事，2005-2011年曾任巴基斯坦研究会监事、主席，2017-2019年任串珠研究会主席。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外聘委员；2013、2015年曾以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Visiting Professor ship of Senior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身份来华，进行为期数月的学术访问。
基诺耶教授长期从事南亚考古研究，其研究领域包括印度河文明考古、技术起源、手工业专门化、古代贸易、早期城市化、权力与社会关系、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他与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各国的学者有广泛合作，并于1986-2001年参与并主持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遗址发掘。近年又在阿曼等地开展技术与贸易的研究。基诺耶教授的研究特别关注手工艺、民族学与实验考古方法，并因此获得美国考古学会2019年杰出考古学分析奖（Award for Excellence in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基诺耶教授研究著述颇丰。他的有关印度河文明的专著《走近印度古城》（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2000年被译成中文。目前，他正在撰写该书第二版及《印度河谷考古》（Indus Valley Archaeology: Recent Research and New Directions）等有关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考古与文化遗产的多部著作。他还在《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世界史前史期刊》（Journal ofWorld Prehistory）、《古代东方》（Paleórient）、《东方人类学家》（The Eastern Anthropologist）、《亚洲文明期刊》（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科技考古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显微镜观察与显微分析》（Microscopy and Microanalysis）、《人类与环境》（Manand Environment）、《考古测量学》（Archaeometry）、《南亚考古》（South Asian Archaeology）、《印度考古研究》（Indian Archaeological Studies）、《巴基斯坦考古》（Pakistan archaeology）、《南方文物》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教授
据我所知，您童年在印度东北部乡间度过，后来在美国完成学业。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南亚考古之路的？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我父母是印度东北阿萨姆地区的美国传教士。我出生在印度，说着孟加拉语和印地语长大。在印度的童年使我有机会了解到一些传统技术：从如何用竹子生火到捕鱼、打猎、利用陶泥和其他原料，这十分难得。我观察到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做饭、制造工具、纺织、打首饰、建房。早年的经历使我对技术细节十分敏感，对我后来进行考古和实验研究十分有用。
我童年开始对世界考古感兴趣，小时候在印度曾打算通过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y Survey of India，简称ASI）学习印度考古。高中时我参观了考古局长的办公室，问能不能参加培训项目。他们说我应该去美国拿到本科文凭，再回印度工作。后来我在美国一直读完研究生，不仅回到印度，也去巴基斯坦积累了田野经验，并学习了乌尔都语，同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学者一道工作。在印度我随沙曼（G.R.Sharma）博士工作，他曾受训于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R.E. Mortimer Wheeler）和巴罗达MS大学考古系主任梅赫塔（Mehta）博士。我在巴基斯坦拜访了多位曾同惠勒共事的考古学者，包括艾哈迈德·纳比·汗（Ahmed Nabi Khan）、艾哈迈德·哈桑·达尼（Ahmed Hasan Dani）等，同他们讨论考古问题。我自己的经历，加上和这些南亚、美国学者如乔治·戴尔和瓦尔特·费尔塞维斯（Dr. Walter Fairservis）博士的接触，帮我在批判性思考、系统记录、按层位发掘、科学分析等方面打下了牢固基础。
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攻读本科阶段开始参与南亚的田野工作。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求学期间的实习经历？这些对您后来的事业发展有何影响？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我在巴基斯坦的田野工作始于1975年，当时我正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导师乔治·戴尔博士读研究生一年级。当时他正在卡拉奇以西挖掘一个哈拉帕（Harappa）时期的小型海滨遗址巴拉科特（Balakot），我有幸参加了两季的发掘，后来又对出土陶器等遗物做了几年研究。正是从这里，我开始研究印度河文明的陶器和手工艺，并燃起对实验考古复原研究的兴趣。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巴拉科特的贝壳制品，戴尔将这篇文章投给了重要的研究期刊。在巴拉科特工作的同时，我还协助整理了戴尔博士1964年在摩亨佐达罗发掘的石器、珠子、贝镯和陶器。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训练。我们的工作成果后来汇集为该遗址第一部陶器综合研究专著，至今它仍是研究印度河陶器的主要参考文献。
我还参加了一项意大利与德国学者在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联合开展的地表调查，结识了来自欧洲的重要同事，与他们建立了延续至今的长期合作关系，包括我在收集博士论文——关于印度河文明贝壳制造业材料——期间也一直和他们合作。
1980-1981年，我在印度进行馆藏贝类制品研究时，参加了一项由印度顶尖考古学者——安拉阿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的沙曼博士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克拉克（J. Desmond Clark）博士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因为我的印地语流利，又曾跟随克拉克博士学习旧石器考古，故应邀参加。我与当时还是安拉阿巴德大学的年轻教师帕尔（J. N. Pal）博士密切合作，发掘了巴赫尔II期（Baghor II）旧石器早期遗址和巴赫尔I期旧石器末期偏晚的遗址。
以上简要介绍是想说明，早年我在印巴两国的经历奠定了后来的考古事业基础。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1985年我受聘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与南亚研究所。
哈拉帕是印度河史前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您在那里开展了近三十年的田野工作，能否介绍一下哈拉帕的考古项目（HARP）？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能与巴基斯坦考古与博物馆部合作，并在哈拉帕遗址进行发掘是十分幸运的。哈拉帕考古项目由我和我的导师戴尔于1986年创立。戴尔1992年不幸去世后，我和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梅多（Richard Meadow）博士、纽约大学的丽塔·赖特（Rita Wright）博士将该项目延续至2001年以后。直到现在，我基本每年都去遗址参与遗物记录和遗址保护工作。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城市化历史、手工业技术发展，以及连接这座城市及背后腹地和资源的贸易网络。还要研究以动植物资料为基础的生业，并基于哈拉帕墓地的考古发掘了解人口情况。哈拉帕墓地仅有零星的个体，其他印度河遗址也未发现能出土几十具人骨的墓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讨论只能针对埋葬的极少数人，其他人可能被火葬或以无法在考古记录中留下痕迹的方式被处理了。
通过对全部发掘出土遗物过筛，对地层、微地层做精细的记录，我们已经获取了许多对城市起源和文化的历时性变化的新认识。我们一直在研究遗址出土的巨量人工遗物，这是我们数以百计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基础。目前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印度河文字的解读；他们用以彰显权力、地位的独特技术，如粗陶臂钏（stoneware bangles）、费昂斯饰品和彩石珠子的制作技术。另外，还需要对小型区域遗址进行发掘，探讨它们与大型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还需要进一步发掘，以增进对这些大型中心城市的了解。
听说近年您在巴基斯坦恢复了田野工作，这距哈拉帕遗址因局势不稳而停工已有10多年了。能否介绍一下您目前所关注的问题？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尽管我已不再发掘哈拉帕遗址，但每年仍然要去遗址整理早年出土和每年新采集的地表遗物。目前，巴基斯坦考古与博物馆部主要负责哈拉帕遗址的保护工作，包括在遗址周边筑墙、修建新的通往发掘区的步道、重建古代建筑、发掘侵蚀堆积覆盖区域以便能到达遗址等。这些工作会发现许多对目前研究很有价值的遗物。每年我都要去记录这些新发现，包括一些新的有刻符的器物。
我还与巴基斯坦其他机构的同事合作开展一些新的研究项目。对塔克希拉巴马拉（Bhamala）佛塔的发掘和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这对建立遗址贵霜占领时期的年代序列很有帮助。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大型卧佛——“涅槃像”，这尊佛像被古代盗贼严重损毁，我们正开展一项保护工作，试图重建残存部分。
您十分关注技术与贸易方面的研究，除冶金、制陶等古代技术外，装饰品的研究，包括贝镯、串珠等也是您着力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南亚史前考古发现的串珠十分丰富。可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我从小就喜欢珠子，这与我对技术和象征符号的兴趣很有关系。所有文化都青睐珠子，它也是人类最早的身份、权力的象征物之一。我发展出一套观察串珠材质及制作技术的方法，将串珠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目前我主要关注的是石珠，包括软石和硬石。软石珠为我们了解钻孔、成形等基础方法提供了视角，但更重要的是利用高温技术加热滑石、为其上釉。对软石加热、上釉是上釉技术的最早阶段，后来才发展出了费昂斯上釉、玻璃等更复杂的技术。
在中国，早期与釉有关的另一技术是陶瓷。南亚没有早期瓷器的物证，但有粗陶（stoneware）制作的臂钏，是我正在研究的一种工艺技术。硬石的分析角度更多，如钻孔、打磨、上色等都值得研究。珠子原料的来源为探讨古代贸易和经济提供了重要窗口。最后，串珠使用时的表面磨耗对判断珠子如何使用、丢弃或埋葬前的流通时间都十分重要。
您特别注重民族调查和实验考古。20世纪90年代，您对印度西北地区珠子加工地的民族考古研究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另外，利用扫描电镜观察串珠表面微痕，并通过实验考古进行比对，是您研究串珠加工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这一方法在串珠研究中的前景如何？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我在研究南亚串珠过程中发展的一套研究方法已被我的学生应用到世界各地。其宗旨是通过珠饰研究，扩大我们对地方性和全球性交流的认知。我的学生杰弗里·卢德维克（Geoffrey Ludvik）随我对安纳托利亚和西亚其他地区的串珠进行了研究。他最近刚完成以色列串珠研究，通过改进分析技术，在方法论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他通过椭圆变换分析（Elliptical Transform Analysis）方法来识别特征显著的作坊出土的珠子，并提出从考古上识别、描述作坊传统的新理论。
另一位学生许真雅（Jina Heo）最近完成了对韩国史前及早期国家遗址出土串珠的分析，并将串珠研究结合其他方法，讨论贸易模式和与附近政体间的交流。还有一项串珠研究即将由劳伦·格罗弗（Lauren Glover）完成，她已经发表了一篇对韩国串珠的研究。同类方法在你（艾婉乔）的研究中已应用到中国的早期串珠上，你的博士论文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中国西北地区的技术发展和贸易情况。我的其他学生在研究非洲、北美串珠时也用到了同样的方法，可见这项研究适用于各个地区和各个时代的装饰串珠。
近年早期装饰品在中国国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您看来，哪些方面值得注意？中国早期珠子（玛瑙）的出现是否受到南亚或西亚的影响？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1991年张光直教授就跟我提到新疆出土的蚀花红玉髓珠和云南的长红玉髓珠，以及非常重要的、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红玉髓珠。我听了以后十分激动，想去中国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2001年我来到中国，发现它们虽然看起来与印度河文明的某些珠子相像，但更有可能使用的是产自中国某地的原料，在当地制作的。又过了好些年，我有机会研究安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珠子。目前比较清楚，它们应该是技术平行发展的结果，而非传播。但是，中国汉代及以后一些遗址出土的珠子应来自南亚，这可以从技术和风格上辨认出来。
目前，中国珠饰研究最重要的应该是建立各地区红玉髓产源的地球化学数据库，再选择考古遗址所出标本，与之做成分比对。像三门峡墓葬出土的一些利用自然晶洞做孔的红玉髓珠，与蒙古出土的一些完全一样，无疑应来自蒙古戈壁地区。妇好墓啄钻而成的红玉髓珠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红玉髓珠原料一致。与之相对的是，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珠子似乎用的是四川、云南产的原料。通过追溯矿源和贸易网络，可以建立中国境内及其与其他地区间的远程贸易网。
您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有过多年合作，内容涉及陶器、铜器、费昂斯、玻璃、玛瑙珠的研究。上述合作有哪些成果和不足？前景如何？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2013-2015年，我应杨益民教授及同事邀请，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访问学者。我还同荆志淳博士与唐际根先生合作，研究安阳遗址的一些特殊器物。在这些合作中，我得以同一批学者和学生接触并开展研究，学到了物质研究的新方法，并分享了我的经验，从而建立了持久的学术与合作关系。不过，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研究与我在美国和南亚进行的十分不同，但我能接受新方法，也尽量使我的方式契合所面对的环境。在安阳，我们尝试复原了一座商代陶窑并烧造了陶器，也尝试烧制了白陶和原始瓷。模范生产和铸铜则有些复杂，但对我从另一角度理解铜器技术帮助很大，也对我目前关于印度河文明红铜和青铜器的研究很有启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我做了比较重要的陶器分析、费昂斯复制实验，这项研究还在继续，希望复制品分析早日完成并发表。我想在开展新项目之前把早前的工作先完成，但想做的还是有很多，其中也包括对丝绸技术的研究及溯源研究。
我在贵校交流学习期间，对您开设的《古代技术与发明》暑期课程印象深刻。通过阅读文献、观看录像、动手操作-实验考古、完成研究，让学生了解打制石器、制陶、铸铜、费昂斯制作等多门古代工艺。据说该课程曾荣获类似“全美精品课程”的荣誉，您也不遗余力地向南亚的高校推广这门课。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考古系也开设了实验考古课。能讲讲这门课设置的初衷、设计和心得吗？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古代技术与发明》无疑是我每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开设的最重要课程之一。从1988年开始，我几乎每年夏天都上（这门课），有时也在学期中开课。在巴基斯坦我也教过这门课，在印度、中国、阿曼上过其中的一部分。该课程的目的是帮助打算进行考古或遗物分析研究的学生，了解如何诠释考古记录中的各类遗物。要做到这点，必须先了解这些器物是如何制作的，包括石器、木器、纤维与纺织、陶器、费昂斯、釉陶、玻璃、皮革制品、红铜、青铜、铁和钢等。他们不需要成为其中任何一项技术的专家，但需要看到怎样操作、制作过程中会有怎样的碎片留在考古遗迹中。通过这一过程，逐步理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遗弃碎片、石器和完成品，比如珠子一类，所进行的多种阐释分析。我有意尽量将所有这些技术囊括进去，因为他们常在古文化中同时出现。学生需要理解多种手工业是怎样通过相似的操作程序制作器物的。许多手工业都需要匠人掌握、处理不同原料的技术，再综合完成一类器物。该课程所关注的主题包括：材料是怎样处理的，消耗时间的性质，技术当中的性别角色，精英阶层如何通过使用专门器物以巩固其权力、地位。我一直在不断完善这门课程，做些小的修改，探讨新的技术。我也让学生自己做研究，同时也促使我用新方法拓展认知。总之，这门课对我来说是不断学习的重要途径，并被鞭策建立、完善诠释模型，以解读考古记录。
近年来中国考古开始走出国门，着手开展国外考古项目。随着某些机构在印度、孟加拉等地开展考古，南亚考古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我们知道，南亚考古发端于殖民时代，最初，英国人设立并领导的印度考古调查局（ASI）扮演了重要角色。您能否介绍一下南亚考古的发展历程？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殖民时代欧洲对文明的发展存在各种误读，对征服地人民抱有殖民者的偏见。当西方最初尝试研究古代印度时，深受上述两方面影响。历史学家将其研究方法划分为“东方学的”、“功利主义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后来我们认识到，这些方法的出现与历史地理、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研究相关，而这些学科又深受欧洲及后来美国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17、18世纪，大量外国旅行者、东印度公司及后来的英属印度公职人员开始记录他们在各地访问的遗迹。大量手工制品、雕塑和碑刻被收藏，许多被带出次大陆，有些进了博物馆。这一时期，“考古”不过是高级一点的寻宝。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开始质疑犹太-基督教体系的世界观。地质、古生物、考古等学科开始建立起来，逐步正规化的南亚语言研究为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南亚钱币和碑刻的研究随之成为钱币学和碑铭学的重要领域。
在南亚史前研究领域，除了活跃着西方学者，南亚本土学者实际上也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信息。他们中的一些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另一些是非西方思维的。在殖民时代早期，欧洲学者雇佣有学识的婆罗门学者，向他们学习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许多次大陆语言。本土学者或专家一直在协助大量文献的转写和翻译工作，但在西方学者的回忆录中却鲜有提及，种种重要发现的功劳并未记到他们头上。除了与西方学者合作的教师、专家，我们还应该知道，部分印度知识分子曾致力于建立本土研究机构以研究、解读古代印度。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试图发表自己对碑刻和考古发现的解读，但这些在殖民时代初期被强硬地排斥在独立研究的圈外。
英属印度最早的一些发掘并非由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承担。考古学当时还是一门新学科，方法论和准则尚在形成中。实际上，英国殖民者中致力于记录古代遗址、解读早期文字的都是其他专业背景的人。英国殖民地部（The British Colonial Office）意识到，他们需要更系统的记录和发掘方法，于是在1862年成立了印度考古调查局。
印度考古调查局的成立意味着研究和记录进入到新阶段。尽管最初的调查由西方殖民政府主持，实际上也有欧亚人（混血）和本土官员参与。殖民学者逐步意识到本土学者的贡献后，慢慢地将其纳入主要机构的行政和翻译核心岗位。年代研究、对历史城市的识别仍是南亚考古研究的重点。随着时间推移，考古学逐步吸收了多种科学分支，包括地质学、化学、冶金学、植物学、动物学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的发掘与记录方法引发了田野考古方法的革命以及新型数据的研究和解读。1947年以后，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前往南亚工作的考古学家来自世界各地，南亚考古成为业内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提到印度河文明的发现与研究，麦凯（Mackay）、惠勒（Wheeler）等人在哈拉帕、摩亨佐达罗、昌胡-达罗（Chanhu-daro）等遗址的发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您如何评价这些学者的早年工作？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马歇尔（Marshall）、麦凯、惠勒是最著名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为南亚田野考古和解释方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坎宁安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最初是印度东部的军事工程师，曾访问次大陆许多地方，观摩重要遗迹和考古遗址。1871年，印度考古调查局成立，他被任命为局长。中国僧人法显和玄奘曾详细描述他们游历的佛寺和圣地，坎宁安任职期间，曾试图追寻他们的足迹。他曾主持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址，包括1875-1876年在哈拉帕中部主要高地上开设两条小探沟。
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1902年被寇仁勋爵（Lord Curzon）任命为考古局长。此人具有希腊和地中海考古背景，曾在阿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领导下发掘克诺索斯遗址。1924年，经过比对出土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材料，他宣布发现了印度河文明，并就印度河与当时刚发掘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了一系列比较。马歇尔也发掘了不少遗址，并承担了斯坦因主持的次大陆以外地区的调查。
哈罗德·哈格里夫斯（Harold Hargreaves）是坎宁安的助手之一，并在不同时期担任考古局外派北方和边境两区的最高负责人。1928-1931年，他担任了考古调查局局长。其间，他对古迹和文物保护的行政管理进行了改革，这对当地的田野工作有深远影响。
拉伊·巴哈杜尔·达亚·拉姆·萨尼（Rai Bahadur Daya Ram Sahni）印度考古调查局北方区负责人。1920-1921年，开始主持对哈拉帕遗址的大规模发掘。1931-1935年，任考古调查局局长，也是任局长的首位印度人。不幸的是，这个阶段恰逢世界经济萧条，印度考古调查局几乎失去了所有支持，财政削减，勘探部门被撤销。但摩亨佐达罗、哈拉帕等遗址的发掘仍在继续，这期间的发现主要归功于遗址管理者和当地部门。
拉奥·巴哈杜尔·卡希纳特·纳拉亚纳·迪克西特（Rao Bahadur Kashinath Narayan Dikshit）摩亨佐达罗遗址的主要发掘者之一，其发掘区域主要位于“下城”（Lower Town）和“要塞”土堆。1937年，他成为担任考古调查局长的第二位印度人。除了主持早期历史时期阿黑克舍特拉（Ahichchhatra）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外，还恢复了与多个地方邦博物馆和考古管理部门的行政联系。他对考古研究影响最持久的贡献可能是允许高校积极参与发掘项目，其结果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许多大学考古系有发掘的自由，但不必全面负责后续的保护工作。后者至今仍由印度考古调查局管控。
欧内斯特·约翰·亨利·麦凯（Ernest John Henry Mackay）1926-1927年发掘了摩亨佐达罗遗址，并在该遗址工作到1931年。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考古背景使他独具慧眼，并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下理解印度河文明的出现。1935-1936年，他在信德省的昌胡-达罗遗址发掘。他所撰写的有关印度河文明的发掘报告成为日后比较研究的基石，并为理解该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他是最严谨的发掘者之一，保留了各种遗物，如制作过程中的碎片、废料，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古代技术的发展。这些遗物可能其他的考古学家都不屑一顾，被丢掉了。
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R. E. Mortimer Wheeler）拥有卓越的英格兰考古背景，后被派到印度任考古调查局局长。1944-1946年，他重组印度考古调查局，建立博物馆的分支机构，开创一系列的出版物，复兴保护项目，恢复发掘部门，并开创了多个田野学校，对学者进行科学发掘和记录手段方面的训练。他在发掘期间培养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为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国家级考古学者（State Archaeologists）、高校考古系主任。印、巴独立后，1948年，惠勒将其在印度的工作转交给查克拉巴蒂博士（Dr. N. P. Chakrabarti），并继续担任巴基斯坦政府的考古顾问。1950年，他发掘了摩亨佐达罗遗址。1958年最后发掘了贾尔瑟达（Charsada）遗址。通过这些发掘，他培养出不少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这些人继承了惠勒的发掘、调查、保护和博物馆的建设。
惠勒将多项重要的新方法引入考古学研究：1）按层位记录、发掘而非武断的水平发掘；2）布设直边、竖直的探方发掘法（这是能够较好观察地层的唯一办法）；3）精细绘制建筑和遗迹平面图；4）全方位记录、绘图、照相；5）出版发掘报告。然而，他在诠释印度河考古及其他遗址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需要后来的考古学家花大力气来纠正。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提出哈拉帕文化毁于来自印度之外的外族入侵，即所谓“印度-雅利安人”。这一解释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考古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
以上的早期学者奠定了我们后来的认识基础，他们的视角和误解也对后来的田野工作产生了持续影响。面对一部地区史，读者必须关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是如何研究过去的，他们的文化偏见以及时代偏见会影响他们对过去的解释。考古学家、地质学家、金石学家及其他当代学者仍在不断发现新遗址、年代信息和法令，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同时也在当代全球化社会的偏见下解读这些材料。我们要意识到前辈的短处和疏忽，避免在当前的南亚考古研究中犯相似的错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巴地区考古除了本土学者参与外，也有不少西方国家参与。如何评价这一阶段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成果？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外国学者对南亚考古的贡献是通过与高校、东道国政府机构合作研究实现的。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都有学者参与发掘和开展各种合作。斯里兰卡、孟加拉、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和非洲、欧洲的许多学生曾在印度顶尖高校，如巴罗达MS大学，浦那的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Pune）、安拉阿巴德大学、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 University），德里的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Delhi）学习考古。他们中有些人继续在印度或南亚的其他地区工作。作为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国外考古队在东道国也常为当地学生提供培训，并经常邀请学生去他们国家深造，参与可以拿到学位或证明的学习，从而使不少南亚考古学者学到了一些在南亚接触不到的方法论和阐释手段。这种南亚与外界交融的结果是：发掘技术、记录方式、诠释模型方面的指导思想高度多样化，从某些方面来说有好处。然而，要透过不同形式的线图、不同语言体系描述的陶器对考古报告内容进行比较，事情就变得富有挑战性了。
目前对南亚印度河流域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认识如何？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南亚的考古年代序列十分复杂，我喜欢用“考古传统”的概念来理解文化时代和地区类型间的关系：
印度河传统是指大印度河谷及周边各类人群融合形成的人类适应总面貌。其中，城市时代曾被称作哈拉帕或印度河文明，也有人称印度河-萨拉斯瓦蒂河文明。整个传统年代上起早期采集时代，即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是早期食物生产时代，即驯化动植物逐渐引入。区域化时代从公元前5500-前2600年。此间，整个印度河地区浮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均早于哈拉帕城市期，有些可能与哈拉帕早期形成有关，有些被归入前哈拉帕或其他早期文化。总体上说，区域化时代可谓小型酋邦（chief doms）崛起的时代，之后（形成）大型酋邦乃至原始城市聚落。融合时代指城市、国家级社会出现并成为主要政治组织的阶段。该时代只有一期，即哈拉帕期，约为公元前2600-前1900年，可再分为三段。在哈拉帕期，主要区域实体融合为更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思想体系。当地化时代则是一个去中心过程，主要城市集合不复存在。这一阶段大约延续了900年，约当公元前1900-前1000年。印度河流域的当地化时代与之后的印度-恒河传统区域化时代有一定时段的重合，后者也常与南亚早期历史时期相联系。
恒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怎么样？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印度-恒河传统的地理范围跨越阿富汗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全境、印度和尼泊尔大部、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全部。年代序列十分复杂，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碑刻和文献记录的历史年代。
各国都有这一时段的遗址在发掘，但如前所述，各国考古学者运用的方法和解释模型难以相互比对。一个亟需改进的地方是，应对早期历史时期的遗址进行更细致的地层分析，更好地制定区域年表，评估技术发展、普及以及连接各个城镇的贸易网络。这个时代与西亚、地中海、东南亚和东亚的海洋和陆路贸易也十分重要。
目前，南亚考古关注的区域和主要问题有哪些？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南亚考古还有许多有意思的领域值得充分探讨。开展详细调查以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可能是需要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50万年至今有连续居住遗迹的洞穴、岩厦的发掘也需要关注。像在印度中部的毕姆贝特卡（Bhimbetka）遗址，已进行了一些小规模发掘，但测年更准确、记录更充分的新发掘将有助于回答更多以往因信息提取不足而未能探讨的问题。各个地区都需要早期动植物驯化的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阿富汗、俾路支斯坦高地、喜马拉雅山麓和恒河平原中部几个地区。对区域性和全球性气候波动的研究也需大量（资源）投入，可以通过对高山湖泊及俾路支和喜马拉雅山麓一线的湖底打钻实施。次大陆的树轮校正也需要建立起来——说这项工作可行，是因为像在乌贾因（Ujjain）和帕塔里普特拉（Pataliputra）等古城墙内仍保存有较好的木材。再就是对中国西藏、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寺院木梁进行系统的树芯采集，以连接古树树轮与超过2000岁以上的活树（树轮）。这将对当地遗址进行碳十四测年大有帮助。
另一个需要新发掘的领域是印度河文明衰落至历史时期早期城市兴起这一阶段——公元前2000-前300年这一阶段——尚未能够进行详细研究。目前已发现不少遗址，但还需要长期的发掘研究。
如何评价南亚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这两个地区的交流始于何时？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目前我正在开展东南亚与南亚交流的研究。如何定义两地的边界是一个复杂问题。因为我出生、成长于南亚东部边缘，我接触的人群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东南亚联系密切。从阿萨姆到缅甸、泰国、中国云南，景观和环境并不存在边界或剧烈变化。人们在大陆上的迁移是持续的、双向的。我相信史前时期也是这样。至于海路交流，联系存在于孟加拉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三角洲与印度南部、马来半岛乃至印尼之间。同样，位于今天孟加拉、柬埔寨、越南的早期城邦国家之间也应存在重要的沿海交流，像欧厄尤（OcEo）、吴哥（Angkor）等。过去对印度南部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关注较多。但我感觉，应在孟加拉和（印度）西孟加拉邦投入更多研究。这很有可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交流。
最早的交流必然始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因为早期人类在南亚与东亚之间的迁移和交流必然要经过阿萨姆-缅甸-泰国-中国云南之间的山地。也就是说，我们应寻找200万-50万年前的堆积。另一重要时段是早期食物生产时代，大米和粟、黍在东亚、东南亚及南亚驯化的阶段，大概在距今9000-5000年前。接下来较重要的是冶金术在东南亚和东北印度的出现。泰国、缅甸、米佐拉姆（Mizoram）、曼尼普尔（Manipur）、那伽兰（Nagaland）之间的联系需要研究，为何一些技术类型在这些地区共有？交流物证最丰富的时代始于历史时期的早期——在南亚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公元前450年左右，孔雀王朝多个主要城市建立后达到顶峰。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今天的孟加拉，可能曾经是连接印度半岛与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更远的主要贸易港口。
您与印巴等国学者合作数十年，对当地的考古现状有相当的了解。在您看来，中国考古学者在南亚开展工作会有哪些比较好的切入点和合作方式？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许多遗址被压在当代城市下面，发掘项目可以随着现代城市的建设而展开，正如现在中国所做的。中国考古学家在安阳的发掘已成为城市开发的一部分，这是值得印度和巴基斯坦城市考古借鉴的例子。对南亚考古学家来说，到中国来学习如何在现代城市中开展发掘十分必要。这也可以是中国考古学者与印度、巴基斯坦高校开展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参与方式是送中国学生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大学学习当地语言，参与当地的考古项目，了解当地学者如何工作，学习更能融入南亚的考古方法。我当学生时，拿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学习，挂靠在两国的顶尖高校。早年建立起的联系延续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至今我仍与那里的师生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2001年，我的导师李水城教授曾邀请您访问北京大学，并给考古系师生做学术报告。当时的反响如何？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当年李水城教授邀请我到北京大学为师生做关于印度河文明的讲座，是我在中国首次进行的较重要的讲座。当时我并不清楚听众对印度河文明有多少了解，所以只能力图做一个宏观的介绍，重点谈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我感觉听众对印度河与中国之间的比较研究很有兴趣，我也深受鼓舞。我的关于印度河文明的著作在2000年被译成中文。之后，我每次来中国，都觉得有更多的教授和学生渴望更多地了解印度河文明，或许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2015年您在北大的学术会议上做了“古印度河文字：起源、使用与消失”的报告，并期待中国学者能参与到这个研究之中。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乔纳森·马克·基诺耶：2015年，伦敦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国家地理协会共同举办了“早期文明的对话”会议，我应邀做了一个关于印度河文字的演讲。我一直主张，印度河书写系统的发展可通过印度河遗址出土陶器的刻划和彩绘符号上溯到书写系统形成前的数千年。虽然我不研究汉字书写系统，但我感到这一模式可能通过中国的情况加以论证。2000年我曾在讨论中提出这一观点，但得到的直接反馈是，早期陶器刻划与后来的书写传统无关。我一直希望中国研究文字早期发展的学者能对我们在印度河所发现的情况产生兴趣。我不知道目前是否有中国学者正转向这一研究方向，但中国和其他地区已有学者提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我着实希望有人愿意挑战这个题目，毕竟研究的人越多，对古代印度河书写系统的了解获得突破的机会也越多。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9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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