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是2025年的重点宏观经济工作之一。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倡“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带动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消费券政策是中国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刺激消费的成熟政策工具,但不同城市的社零表现却差别极大。虽然消费券不是影响消费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主要的政策抓手。因此,结合2024年数据情况,分析消费券政策得失,恰逢其时。
怎样的消费券发放节奏和模式,最能有效提振消费?为探究此问题,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重点收集了10座城市消费券发放情况,10座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社零总量前五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另一类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社零增长率最快的六座城市(绍兴6.7%、合肥4.2%、无锡4.5%、苏州4.8%、杭州2.8%、常州2.9%),并调研了美团、盒马两家平台企业。
以七五折和四倍杠杆率为参考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澎湃研究所收集了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最高的五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以及社零增速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大中型城市的消费券发放情况。本次消费券统计范围主要在餐饮、文旅等零售行业,不包括新能源汽车补贴和大件家具以旧换新补贴。
以表1和表2为例,以百元为门槛的75折消费券,杠杆率一般在1:4左右,即每1元消费券可带动4元的消费(杠杆率是指消费券撬动消费的能力,通常以消费券金额与核销后实际带动消费金额的比例来)。
以这一标准为参考,消费券的设计和发放策略对其核销率和撬动资金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门槛越低、折扣力度越大、使用场景越广泛,以及发放方式和时间点更具舆论效应,例如采用抢券形式或在节假日临近时发放,消费券的核销率往往越高,撬动资金的效果也越显著。

信息来源:公开报道
大城市偏好促进高消费,效果未必理想
消费规模大、层次高的城市,消费券门槛通常较高,但效果未必理想。以同级政府为例,北京和广州的消费券折扣力度约为7.5折,但使用门槛较高,需达到200元至1000元不等;而绍兴的消费券门槛仅为40元,折扣力度高达5折。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大型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数较高,更希望通过消费券撬动高额消费。
然而,高门槛消费券的效果未必显著。以2024年为例,一线城市的社零增长率普遍表现乏力。例如,绍兴的消费券使用门槛为40元,适用于大量生活消费场景,而上海的餐饮消费券使用门槛为300元,更关注特定高档消费场景。尽管上海消费券的设计旨在促进高端消费,但其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消费升级缺乏基础。2024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为52722元,同比仅增长0.4%;相比之下,绍兴人均消费支出为46849元,同比增长7.4%。这表明,高档消费场景即使打折后,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可能仍然“太贵”。
因此,大力投资民生消费可能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一方面,这有助于在享受型消费恢复之前,稳住民生基本盘;另一方面,促进民生消费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消费舆论环境,帮助消费者调整消费预期,从而为享受型消费的恢复创造条件。
盒马告诉澎湃研究所,由于生鲜品类高频刚需的特性,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强劲,市场需求旺盛,因此,建议针对消费市场活跃度较高的领域(比如生鲜、生活服务)进行定向消费券发放,以更精准地刺激消费需求。
市区两级消费券需协同优化
除了市级政府会在全市范围内发放消费券外,区级政府还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发放区级消费券,形成市区两级合力,撬动更多财政资源。

信息来源:公开报道
对比表1和表2,区级政府的消费券发放总额度相当可观,且在发放领域和合作方的选择上更加灵活。市级政府常出于金融安全考虑选择与支付机构合作,而区级政府则可以根据本地情况与企业或平台合作。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其与本地企业淘宝平台深度合作发放的7500万消费券,取得了显著效果。
然而,这种基层化的决策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区级政府往往只关注本地纳入社零统计的企业,可能忽视那些虽能促进消费但无法纳入统计的情况,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此外,市区两级消费券政策在发放时间、规则和使用范围上的差异,也增加了消费者的使用难度,降低了消费券的实际效果。
相比之下,市级消费券覆盖范围更广,统筹能力更强,能够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且通常与支付机构合作,确保资金安全和发放流程的规范性。然而,市级消费券的灵活度较低,难以充分响应各区县的差异化需求,也处于公平和安全的考虑,通常避免与平台企业的合作,可能导致部分区域的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基于此,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建议在保持区级政府灵活性的基础上,适当提升消费券的决策层级,由市级政府统筹协调更大区域的消费券政策。这有助于避免资源分散,形成规模效应,同时简化消费者使用规则,提升消费券的实际效果。
同时,市区两级政府应加强协同,明确分工。市级政府负责统筹全局,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覆盖面;区级政府则根据本地需求,灵活设计消费券的具体规则和合作方式。此外,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市级政府可适当放宽与本地企业或平台的合作限制,借鉴区级政府的成功经验。
建立“数据-场景-监管”三方协同机制
政府和支付机构合作发放消费券,保障金融安全但损失部分效率。支付机构合作模式在资金安全和政策覆盖面上具有一定优势。支付机构作为持牌企业,能够确保资金流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同时覆盖更广泛的用户群体,避免因平台合作可能引发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所以,多数地方政府为保障金融安全,倾向于与银联、微信、支付宝等持牌支付机构合作。
然而,支付平台并非最理解零售行业规律的企业,此举可能削弱政策效果,原因有二。
其一,支付端功能单一,仅支持核销,与消费者“先搜索、后支付”的消费行为习惯脱节。例如,用户习惯在美团、抖音等平台搜索消费信息,而支付用户端仅作为结账工具,导致消费券曝光度不足、使用门槛升高,最终拉低核销率。
其二,支付机构缺乏零售运营能力,难以实现精细化投放。有从业者指出:“零售平台企业往往可以结合具体情况适当制定超发政策,以提高核销率和资金使用率,但支付机构在这方面的灵活性较小,只能回收未核销资金循环发放。”
政府和平台合作发放消费券有效率优势,但存在潜在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问题。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在调研中发现,在实际使用场景中,消费者和商家对政府消费券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远不如对美团、盒马、淘宝、京东等零售平台提供的消费券熟悉。这一现象表明,平台凭借在零售行业长期积累的用户习惯和数据优势,已成为发放消费券最高效的渠道。
平台凭借数据和算法能力,能够帮助政府实现精准投放,并在制定商业方案方面提供专业支持。例如,美团(及旗下大众点评)通过对大量商家情况的掌握,能够通过大数据筛选和风险响应机制,及时识别和中止违规核销消费券的情况。盒马则凭借在生鲜零售垂直领域的经验,通过“消费场景搭建”等商业方案,精准刺激目标用户。
与平台合作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金。例如,长沙市雨花区的“‘雨’众不同 ‘花’样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由区政府投入200万元,美团和大众点评配套5000万元现金券,各商家也推出专属套餐,首批消费券几乎秒空。
然而,平台合作也存在潜在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问题。一方面,平台基于大数据实施的“精准投放”可能演变为“价格歧视”。例如,向高消费能力人群发放大额优惠券虽能拉动交易额,却可能被质疑加剧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平台算法规则不透明可能招致舆论反噬。例如,某平台会员用户发现优惠力度低于新客,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此类争议使得地方政府对平台合作持审慎态度。

基于以上情况,澎湃研究所建议建立政府主导的“数据-场景-监管”三方协同机制,协调支付机构、零售平台和独立监督机构的优势,制定安全、公平、效率的消费券发放方案。
具体而言,支付机构(如银联)负责资金安全与基础核销,确保资金流动的规范性和广泛覆盖;零售平台(如美团、盒马)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精准匹配消费场景并引流曝光,提升消费券的使用效率和核销率;独立机构监督算法公平性,确保消费额按实际发生地纳入统计,维护消费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合理代表性。
这一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在保障资金安全、资源分配公平性和政策执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最大化消费券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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