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简史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其中，帮助人体恢复精神和解除疲劳的睡眠排在首位。2001年3月21日，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发起了一项全球性的活动，以唤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由此，3月21日成为“世界睡眠日”。随着注意力经济的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睡眠不足引发的健康危机正在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全球性现象。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观念：睡眠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视为“无用功”——它既不能创造经济价值，也无法提高生产力，因此被视为懒惰和缺乏进取心的象征。在某些行业，熬夜甚至成为衡量员工努力程度的标准。

数千年来，睡眠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休息、修复和梦境交汇的场域，如今却受到日益深重的侵蚀和剥夺。同时，随着内卷文化的兴起和焦虑的蔓延，失眠也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当我们回顾人类睡眠的历史——从长夜漫漫的两段式睡眠，到工业革命后的八小时睡眠，再到如今全球性的睡眠危机——这几乎就是一部睡眠不断被侵蚀和剥夺的历史，背后隐藏着技术的变革、夜生活的兴起以及24/7模式的君临天下。不可否认，人类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正在被各种外部力量侵蚀，逐渐演变为一场自愿与被迫交织的“自我牺牲”，一项越来越昂贵的“奢侈品”，一个不断消逝的长长的梦。

长夜漫漫与两段式睡眠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就在日落后睡眠。对于中国的古老先民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亘古不变的常态。对于工业化之前的平民生活而言，几乎没有比黑暗降临更重要的事了。黄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把门窗锁紧、将看家狗放出去的时刻。在西方文化中，黑夜先于光明诞生，代表着世间邪恶的一面。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神谱》中叙述了从黑夜中产生的一系列恶神：“夜神纽克斯生了可恨的厄运之神、黑色的横死之神和死神，她还生下了睡神和梦呓神族。尽管没有和谁结婚，黑暗的夜神还生了诽谤之神、痛苦的悲哀之神，……以及司掌命运和无情惩罚的三女神——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泊斯”。由此，黑夜成了令人生畏的万恶之源。

从荷马时代开始，漫漫长夜就是睡眠的代名词。在中世纪的许多行业中，上夜班是非法的，政府规定严禁夜晚继续工作。即使对广大的穷人来说，大多数夜晚也宣告着白天的辛劳终于结束。法国13世纪出版的一本《行业手册》，严禁金匠和银匠在夜间干活，因为“夜晚的亮光无法让他们真正把活干好”。1375年，德国汉堡市政当局同样要求，在秋天“太阳变成金色”以及冬季“夜晚到来”时，蹄铁工人必须停止工作。然而，由于黑夜时间的漫长（尤其是不少高纬度国家）导致睡眠时间太长，到午夜时人们一般会习惯性地醒来。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都会在睡到半夜时爬起来一小时左右，然后接着睡。后来，人们把这种睡眠模式称为“两段式睡眠”——两个阶段的睡眠时间大致相同，为4-5小时。

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史诗杰作《奥德赛》中提到的“第一段睡眠”很可能是第一份关于分段睡眠的记录。14世纪末，英国诗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记述了一个《乡绅的故事》，卡娜西在“夜幕降临后不久”就睡了，随后在“第一次睡眠”后的清晨醒来；反过来，她的同伴们熬得更晚，“一直睡到天亮”。直到19世纪，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也出现过分段睡眠的描写。一般来说，夜间醒来的时间从23点左右持续到1点左右，这取决于他们上床的时间。夜晚的第一次睡眠被称为“初睡”（first sleep），它在整个前工业化世界被广泛采用。它在法国称为“premier somme”，在意大利则叫“primo sonno”。事实上，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和中东等地都发现了这种睡眠习惯的证据。

《坎特伯雷故事》

随后的清醒期被称为“守夜”（the watch），它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时机。在月亮、星星和油灯或“灯心草灯”的微弱光芒下，人们会处理一些普通的工作，比如往火里添柴、读书、祈祷、聊天、拜访邻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当然，在“初睡”缓解了一天劳作的疲惫后，“守夜”期便成了“造人”的黄金时间。正如一位法国医生所说，“对他们来说是更加享受的，并且性生活质量更高。”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一些英国内科医生的赞同。许多宗教把清醒期的“守夜”看作最“有益”的时刻。对基督徒来说，他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完成祷告。从15世纪末开始，无数的祈祷手册都准备了专为这几个小时提供的特别祈祷。活动结束后，人们通常会进入第二段睡眠，它被称为“晨睡”（morning sleep），可能会持续到黎明，或更晚。就像今天一样，人们最终何时醒来，取决于他们上床的时间。

照明、饮料与夜生活的兴起

16-17世纪是人类睡眠史的一个分水岭。1500年，巴黎全城实行宵禁，夜晚悄无声息。然而到1690年，巴黎的许多咖啡馆到凌晨仍在营业，夜晚的街道上人头攒动。1700年，受过教育的富裕阶层在凌晨三四点钟入睡。对此，美国历史学者克雷格·科斯洛夫斯基在《夜晚帝国》（Evening's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Night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中指出，在1500年到1700年的两百年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精英阶层把醒着的时间延长了7个小时，夜晚不再是睡眠的时间，而成为各种娱乐和社交表演的时刻。他将这种转变称之为“对夜晚的社交和象征性使用进行了扩展”。究其根由，人工照明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在夜生活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夜晚帝国》

16世纪初，巴黎居民住宅临街的窗户外必须安装照明灯具。1667年，巴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照亮街道的城市——在玻璃灯中使用蜡烛。同年，里尔紧随其后。两年后，阿姆斯特丹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油灯。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人工照明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更加强大。1814年，煤气路灯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桥上首次点亮，象征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场照明技术的变革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昼夜节律，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睡眠模式。它延长了“初睡”时间，缩短了“晨睡”时间。“两段式睡眠”在17世纪末的北欧城市上层阶级中开始消亡，并在随后的两百年里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

人们生活方式上的更多变化随之而来，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乃是夜生活的兴起。它最早在上层社会中出现（照明技术为欧洲宫廷的夜间娱乐如化装舞会、芭蕾舞表演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后逐渐向大众社会传播，进而发展为一种影响全球的生活方式。17世纪上半叶，这股上层社会开启的夜生活风气开始弥漫开来——尽管宵禁令还在，但规矩已经放松。少数普通市民开始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生活。在英国，小酒馆生意兴旺，詹姆斯一世时期，餐厅、小酒馆常常可以通宵开放。赌场是夜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赌博流行，赌场八点开门，一直可以经营到半夜。

与此同时，另一项影响人类睡眠的发明也诞生了，那就是新的刺激性饮料的引入。随着君士坦丁堡与欧洲大陆通商频繁，威尼斯商人把咖啡贩运到意大利，随后欧洲第一家咖啡馆于165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建立。渐渐地，咖啡馆演变为一个经典的社交场合，各种资讯经由咖啡馆传向更广的社会，并逐渐形成了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的“咖啡馆文化”。17世纪晚期，中国茶进入英国，饮茶风俗逐渐开始在英国各个阶层盛行；而原产于美洲的巧克力也在17世纪中期流行起来——第一批著名的英国巧克力屋于1657年出现。众所周知，咖啡、茶和巧克力都是具有神经兴奋作用的食品，它们的广泛使用，让人们有更充分的精力利用被灯光照亮的夜晚，成为精彩夜生活的助燃剂。

毫无疑问，延迟入睡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夜晚仿佛一股殖民势力，大大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创造物——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男人可以脱掉自己作为神职人员或者政府行政人员的外衣，自由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在此，咖啡馆成为思想交流的重镇。英国人在咖啡馆中讨论各种时事、知识和艺术，甚至流传下来了一个至今非常有名的词：便士大学。因为人们只用花1枚便士，就能在咖啡馆里学习到很多最前沿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咖啡和咖啡馆激励了反对现有陈规的精神，并促进了启蒙思想的诞生。从法国大革命到欧洲启蒙运动，许多伟大的思想都诞生于午夜的咖啡馆。

工业革命与八小时睡眠观

毫无疑问，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洲工业革命带来了更深刻的变化。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不仅提升了西方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也将西方国家由自然经济模式带入商品经济社会。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取代了散布各地的家庭作坊，也为社会的大部分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被雇佣的劳动者。在利润的驱使下，资本自然会想尽办法把劳动者的价值利用到最大，并将雇佣的成本降至最低。因此，如今所熟知的“八小时工作制”概念在工业革命初期是完全不存在的，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是劳动者的常态。在这样的残酷形势下，广大劳动者们在睡眠问题上的普遍匮乏可想而知。

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劳动者也没有能力和资本抗衡，所以对他们大规模地压榨成为当时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直到“工会”这一全新组织的诞生，才有力地改变了资方和劳方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劳动者可以通过工会和资方谈判，逼迫资方让步，以提升他们的薪资和劳动保护等等。1817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1833年，在欧文的支持下，具有同情心的工厂主约翰·多赫尔蒂等人发动了一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群体中的传播和接受。1866年，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重申了欧文的“三个八小时”的主张，并要求各国制定法律给予确认。

尽管如此，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在历史性推进中依然道阻且长。直到1919年，西方国家大多数有工人组织的行业才真正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这离当年欧文喊出那个口号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这种规范每日作息时间的观念，在随后的岁月中逐渐成为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作为这一漫长运动的一个副产品，“八小时睡眠观”也深深扎根人心。然而，劳动日时长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夜晚重归宁静。恰恰相反，资本对黑夜的占领从此变得更加放肆，在劳动者的日劳动时间逐渐缩短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推广开来，这就是夜班工作制。对此，马克思写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

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要求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

事实上，夜班工作制的推行与人工照明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密不可分。1880年，爱迪生在试验了1600种材料后，终于用碳丝做成的灯丝制成了世界上第一盏白炽灯，并在实验室成功维持1200小时。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用电照明时代。要知道，在电灯稳定提供夜间照明之前，英国的工厂通常只开设白班。而在电灯发明之后，一家公司率先尝试开设夜班，结果发现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大大提升了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这一创新模式迅速在英国各地推广开来，最终形成了黑白两班倒的普遍上班制度。

然而，夜班工作是一种对人的生命节律的极大破坏，也是对自然睡眠的一种残酷剥夺。“八小时睡眠观”其实只是一种对人类睡眠的机械理解，因为人体的生命节律与昼夜和四季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呼应，这意味着对夜晚睡眠的剥夺，并不能以等时长的白昼睡眠来代替。当然，对于更广泛的人群来说，即使没有夜班工作，夜晚依然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也有太多的机会在诱惑。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电影、电视和娱乐业的兴起，整个黑夜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夜晚的世界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于是，夜猫子、黑白颠倒、失眠乃至全球性睡眠危机等一系列问题，随着黑夜的消逝降临人间。

技术、消费与全球性睡眠危机

有人说，人类文明在过去一百年间的发展超过了以往数千年的总和。或许从技术和消费这两个层面来说，此言不虚。然而，随着20世纪技术崇拜的疯狂演进和消费主义的风起云涌，人类社会逐渐被双重裹挟进了一种没有间隙的持续状态，并最终形成了一种24/7的新模式。这种模式逐步消弭了白天和夜晚、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休息间的区别。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人无限光明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大大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

美国著名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013）一书中深刻阐述了他的担忧。全书开篇于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北美西海岸有一种叫白冠雀的候鸟，它们在迁徙中可以长达7天不眠不休。美国国防部投入巨资研究这种鸟类，以期让士兵达到不眠不休仍保持身体机能良好、斗志昂扬的状态。对此，克拉里写道：“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医药公司大力推销的不眠产品将会首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随着资本对社会注意力无休止的刺激，“睡眠的终结”在未来或许并不是一句妄语。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回顾历史，睡眠的地位从17世纪开始出现松动。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1739）开篇指出，“睡眠与狂热和疯癫一道构成了人类追求知识的障碍”。19世纪上半叶，法国天才拿破仑（据说一天只睡3-4个小时）说道：“男人睡6小时，女人睡7小时，蠢材睡8小时。”这种对睡眠的敌意在人类进入新的千禧年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克拉里借无数人的口发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如果能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正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睡得更少不就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生活’吗？”最后，他祭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只有失败者才睡觉。”

正是由于睡眠时间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对睡眠的侵蚀和剥夺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福利国家体系瓦解了，“随着控制式或调和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美的崩溃，休养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这个劳工力量被摧毁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中，“供人休息和恢复精力的时间实在太昂贵了。”于是，“996”成为了都市白领的工作常态，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家里还是旅游的路上，你都随时可能进入工作的状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在半夜醒来一次或数次查看手机信息或邮箱，或因各种各样的焦虑或紧张而饱受失眠的痛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电子商务和网络消费的兴起，24小时全天候的消费成为了可能。众多盛大的互联网消费节日，一般都是从午夜十二点开始，这本身就充满巨大的象征意义。睡眠，是消费要侵蚀的空间，是资本要殖民的领地。“睡得越少、消费越多”的生活方式，堆积起了当代都市公民在黑夜中永不餍足的欲望，挤压了原本专属于睡眠的时间。在24/7模式的世界里，睡眠的第一大罪状便是，它把有节奏的交替循环嵌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如阳光与黑暗，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养，这种交替在永不停歇的现实和虚拟世界里都被消灭或压制了。如今，40%的中国人工作日睡不满7小时；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6.5小时，上一代的数据是8小时，而20世纪初的数据则是10小时。即使是2024年全球人均睡眠时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也只有7小时27分。谚语“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正在离这个星球上的人们越来越远。

更可悲的是，在这个资本无孔不入的世界中，睡眠逐渐被构建成一种稀缺资源，一种需要购买才能得到的商品。大量治疗失眠和改善睡眠的药物，充斥着各种药店和购物网站，各种与睡眠相关的APP和产业也随之兴起。如今，这已经发展成一个5000亿美元规模的庞大市场。与之相对应的是，清醒也成了一种商品。各种含兴奋剂的饮品和食品，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每天早上一杯星巴克或其他品牌的快冲咖啡，迅速成为席卷全球的消费时尚。人们不仅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亢奋。这种失眠和亢奋的交替状态，加速了抑郁症的全球蔓延，而这又创造了巨大的商机。

辩证地看，一方面，20世纪见证了睡眠在与资本主义搏斗中的惨败，这种惨败是人类在现代性面前彻底屈服的表现。但另一方面，睡眠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命需求，并不能完全被资本所吸纳和殖民，这意味着睡眠中蕴含着一种抵抗潜能。185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睡眠是“最后一种自然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节败退的睡眠仍是人类在资本面前最后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