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亦有道｜秦汉时代的书信与识字率

公元前223年二月十九日，身处淮阳的秦人兄弟俩，黑夫和惊，给家在安陆的哥哥衷写了封信。安陆是今天的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淮阳在今天的河南省东部，属周口市。两个地方今天看，直线距离大概400公里。

战国时，淮阳是楚国的故都，陈。后来陈胜起义，重新占领了此地，也就顺势自称楚王。不过眼下，淮阳在秦人手里。秦人不仅占领了楚国故都，兵锋还指向了淮河以南。大战在即，黑夫和惊写信回家，除了问候兄长、母亲、姑姑、姐姐以及各位亲友之外，核心的需求是，请母亲为兄弟俩寄点钱和夏天的衣服来。

信里面黑夫说得挺细致，要是安陆的丝布便宜，就直接在安陆买布，做好了衣服寄过来；要是安陆的丝布不便宜，就直接寄钱来，黑夫在淮阳买布。和今天远行的学生向家里要生活费一样，黑夫故意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以便激起母亲巨大的同情心。他说：攻击叛乱的城池已经很久了，会不会遇到危险我也不知道，所以请母亲尽快将财物如数寄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惊单独给哥哥衷写了一封信。信里报了自己和黑夫的平安，也问候了家里的亲人。当然了，还是提了老话题，找母亲要钱。这次惊向母亲要求五六百钱，以及两丈五尺长的结实的布匹。或许是上次的信没收到效果，兄弟俩借了别人的钱，现在需要还上，也或许是临时又需要用钱，总之还是钱钱钱。惊说：“即死矣。急急急。”就像今天留言放上三个感叹号一样，给远在安陆的母亲和哥哥巨大的心理压力。

五六百钱不是个小数目。仅就目前有大量出土材料佐证的汉代河西地区布帛的价格计算，一匹布价格约在300-800钱间浮动。战争年代价格更高一点，比如王莽末东汉初的时候，河西地区的帛价跃升至12000钱。钱的购买力很高，如果仍以汉代河西地区类比，牛羊肉价格最低的时候是一斤2.5钱，最高可达300钱。在汉代的算术书《九章算术》中，粮食的价格是：麦，一斗4钱；黍，也就是大黄米，一斗6钱；菽，也就是大豆，一斗3钱。承平年代，物价低廉；战争时期，自然不能作如是观。或许五六百钱，只够黑夫和惊兄弟俩各自做身衣服吧。

兄弟不停讨债的信，似乎没有激怒远居家中、侍奉老母的衷。他反而很珍视这两封信，并将之作为随葬品陪同自己进入地下世界。看来兄弟之间感情甚笃，远超金钱。而这两封信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黑夫和惊的字都非常好。这里便造成了一个困惑，黑夫和惊是秦军阵前的普通士兵吗？如果是，他们在哪里受过这么良好的教育的？如果不是，他们又是什么人呢？

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黑夫木牍”

军中扫盲

秦代的材料有限。对于秦人士卒如何学习知识，不能找出太多例子了。不过，汉代河西边塞，留下了很多戍卒的工作、生活材料，足以作为参考。河西边塞，大致方位是甘肃东部和内蒙古西部，沿额济纳河分布着若干哨所和军事据点，当时这些据点泛称烽燧。戍卒便是戍边的士卒。汉朝法律规定，男子成年以后，要赴边塞当兵一年，还要赴都城长安担任卫士一年。从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上看，这两个制度都严格执行了。于是汉朝的交通大道上，年复一年的充满了远赴外地的征人。

戍卒到了边塞，胸中未必充满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豪情，内心除了思乡之外，考虑得无外乎衣食住行。出土材料中有许多戍卒订立契约，或者往来书信的文本。这些材料，不一定都是他们自己手写的。比如，居延汉简中有一个叫做弘的人，给另一个叫李子长的人写信。信的结尾，出现了“郑子孟记”的落款。郑子孟是谁呢？他就是代替弘写信的代笔人。今天我们以为，信是很私密的文书，里面可能说些金钱往来，人是我非，更可能说些卿卿我我，儿女情长。这种东西，怎么好落到别人手里呢？不过，要是你不认识字，想要说些这种话，恐怕就得将背着人的心思收起来，老老实实地对代笔人坦诚相告。《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男主人公阿里萨就做过代写书信的买卖。反过来说，要是认识字，还多了一个赚钱的途径，自然也能将自己的秘密牢牢守住。更重要的是，认识字，能够处理文书，是秦汉时代做官的基本要求。所以戍边的士卒们，但凡有点上进心的，莫不摩拳擦掌地学习写字。

现代人接受义务教育，从小学念到初中，教材都是国家统一编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文和数学。一个人摆脱文盲的起码标志，就是会写字和会算数。汉代形容一个人“能输会计”，也是如此。

简帛时代有几种“字书”，也就是专门教人识字的书，将不同的文字编成韵语，方便记忆，有点像后代的《千字文》和《百家姓》。当时的这种书很多，最有名的是秦丞相李斯编的《苍颉篇》、汉元帝时史游作的《急就章》。除此之外，赵高也有一本教材，叫做《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类似著作叫《博学篇》。据说同类性质的最早的教材，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史籀篇》。《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和《急就章》大概都是这本书的衍生品。

后人辑录了《苍颉篇》，大致文字是这样的：“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轶群，出尤别异。”大意就是鼓励童子努力学习，日后出人头地的意思。边塞的戍卒也从这套教材入手。根据考古发现，河西边塞有一些书写工整的《苍颉篇》《急就章》，不像是初学者所为，很明显是戍卒用的教材。

《苍颉篇》

不过，字书和日常生活的距离还是有些远了。而且字书也不可能人手一本，那也未免太奢侈了。所以更多的戍卒是就地取材，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文书简来学习认字、写字的。

居延汉简中的习字简多数的内容是“史史令史史史史史”。“令史”是这一行字的关键词。这类习字简就是反复书写一个官名，通过官名来认字。官名往往出现在政府往来的文书上。于是习字简中还能看到文书上的习用语，比如“敢言之”“律令”“叩头”之类的字样，也被戍卒反复抄写。当然了，年号和地名这类常用词语也不能错过，像是“元元康五年六年五五五五五”或者是“甘露四年十二月□□甲渠渠渠渠渠伏”之类的。元康、甘露，都是汉宣帝时的年号，甲渠则是居延当地候官，也就是军事基地的名称。因为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可能有从甲渠发往各烽燧的文书，所以将这些文书当作临摹的范本，学习认字，实在是因地制宜的好办法。

我们练书法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宽大平整的宣纸，经常找张报纸随便涂涂写写，甚至有的时候，在已经用过的边角地方，也能见缝插针地写上几个字。汉代边地的戍卒们，也是在废弃的文书简上习字的。比如有这么一条简，正面是公文，写着某年六月丙辰朔丁酉城北候长如何如何，背面重复写了六个“以为”的“以”字。很明显，这是一条废弃的公文简，既然已经没用了，背面就被人利用来作习字简了。

还有一条习字简，不是在背面练习写字，而是在正文后面接续着练习写字。简牍的正文是“居延平明里王放就人昌里漕阳车一两粟大石廿五石”，这句话里面的“就人”，指的是雇佣劳动力。从字面上看，是有个居住在居延平明里的叫王放的人，雇佣了昌里的漕阳车一辆，运输了二十五大石的粟。内容很清楚。但是在这段话的后面，接着又有一句话“居延平明里王放就人昌”，字迹和前文不同。很明显，后面的一句重复的话，是有人抄写前文，用作习字的。

居延汉简

消息传递

将目光从边塞转移回内郡，让我们看看信息是如何传播的。西汉时，有一位叫韩延寿的官员，他担任左冯翊之职，这个职务就是三辅的地方官，属于天子近畿的要职。地方长官有巡查基层的责任，这一天正逢春耕时节，韩延寿下乡了。在高陵，他遇到兄弟两个争讼田土多寡之事。韩延寿非常不高兴，他说，我作为地方官实在是没有德行，居然治下的百姓还有兄弟反目的情况发生。于是他就回到官府中，躲进卧室不出来了。

高陵县的大小官员听说长官因为自己治下出了兄弟争讼的事情不出卧室，感到非常惭愧，便罗列于韩延寿卧房之外请罪。这还不够，争讼的兄弟俩受到了宗族长老的责骂，也来到韩延寿卧房门口，脱光上衣，肉袒谢罪。韩延寿对此深表满意，于是开门与兄弟俩相见，并与他们一同用餐。借此机会，韩延寿勉励下属县乡，要息止诉讼，以德化民。

我们可以看到，韩延寿反对用司法判决的方法治理百姓，而是推崇用语言和行动，直接给百姓以效法的对象和照办的规矩。韩延寿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朝文书行政大兴的时代，他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中间其实没有太多大道理。文书行政，是政府运作的基本方式。但是基层社会，另有一套运作模式，那就是血缘、宗法和人情。造成政权和乡里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层社会的民众往往不识字。把律令文书交给他们，让他们学习、领悟、体会，往往也没有什么效果。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用他们熟悉的关系，能感知到的利害，影响他们的心情。这样施政，才可能收到效果。

所以说，乡里社会，传递消息基本靠吼，官员施政基本靠走。

政府也明白这个情况。中央的诏令下达到基层，往往需要在各处乡亭壁，也就是乡里人们聚会休息的地方大字书写。不过估计没多少人看。汉朝有个顺口溜，叫做“得诏书，但挂壁”，说的就是诏书高悬，我行我素。因为百姓识字者少，所以诏书对官员没约束，百姓也不能尊奉诏书。怎么办呢？地方官就得派人到处口头宣读诏书，古书上叫做“宣布”，由此也能看到老百姓虽然年高体弱，也要扶杖听之的局面。文盲居多的社会里，口头传统非常重要。

戍卒如果服役终止，回到家乡，便成了难得的识文断字、有文化的人了。汉代每年从边境线上返回家乡的人能有多少呢？用汉宣帝时代名将赵充国的话说，戍边的士卒每年大概在数千人，他们一年一轮换，随时向乡里补充识字的新鲜血液。此外，守卫长安城宫殿的士卒，每年起码也有两万人之多。他们也会在军旅中接受教育。这样一来，或许可以推测每年得到文化教育的人在三万左右。不过这实在是一个太过粗略的数字了，因为并非每一个边塞戍卒都会主动地识字。即便是京城卫士，接受教育的条件好一点，也不能够判断在一年时间里，他们的智力和勤奋都足以呈现为良好的效果。所以这么看来，民间的识字率恐怕仍不能过高估计。

汉代还有一些保存下来的乡里刻石。比如其中的“汉平莒男子宋伯望买田记”，大致记录了东汉顺帝汉安三年（144）二月，平莒男子宋伯望等人弄不清县地图中的界线，所以他要求地方上的亭长、贼曹掾等官员厘清莒县和安东县的阡道。刻石制作很粗糙，文字也说不上优美。其内容究竟是谁拟定的，无法确证，但基本能反映出，乡里基层社会的文化水平，并非有多高明。或者说，识字的人是少数，立石的目的更多的在于提示、警醒，却并非让人逐字逐句体会文中的字义。

如果我们想知道，汉朝最确定的识字情况，那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西汉末地方至中央“自佐史至丞相”一共120285人。他们一定是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具有最高等级的读写能力。可是如果和当时的人口总数——五千九百余万对比，西汉末期的识字率就被稀释到百分之零点几了。当然，经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应该能明白，社会上识字的人应该远远大于此数，不过具体到多少，却永远未知了。

秦汉家书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两封家书上。既然秦汉的戍卒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但是又不能保证所有人的文字能力都很强，那么黑夫和惊能够写漂亮的书法、文从字顺的书信，他们的身份还是普通戍卒吗？邢义田先生判断，黑夫和惊要么是具有较高、较老练文书能力的小吏，要么是请人代笔完成了这两封书信。

实际上，书信是有很强口语色彩的书面文字。所以从书信中，我们很可以窥知通信人的性格与心态。邢先生还提示了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一份帛书书信，这封信是一个名叫元的人，给一个名叫子方的人写的。

从信的内容看，子方应该出门在外，家里的父母妻儿都托付给元来照顾了。元在信的开始就给子方吃了定心丸，你家里都很好，请放心。不过接着，元就开始提要求了。他说，我是看守府库的人，没有一双好鞋。因为我们敦煌这地方就不生产好鞋，子方你也是知道的，所以请你帮我买一双鞋，长一尺二寸的绢韦，以及买五支笔。元接着说，我认识个叫吕子都的御史，他希望你能给他刻一方私印。还有一个郭营尉，他希望子方帮他买一柄好鞭子，所需的二百钱他已经我随信一并寄给你了。

就这样，元帮助子方照顾家室，子方要替三个人办事，礼尚往来，各不亏欠。为了加强信件的急迫性，元特意在信的末尾补上了一句话，叫做“自书所愿以市事，幸留意留意，毋忽，异于他人”，意思就是最后这句话是我自己写上去的，请你一定留意我托付你买的东西，别和别人的事等量齐观。

最后一句话暴露了元前面的信都是请人代笔的事实。因为从字迹上看，最后一句自己写的话实在潦草，但也的确迫不及待。前面的话张弛有度，进退有礼，好像还不想把自己的迫切心情一股脑倒出来的样子。无奈元太想要一双好鞋，也太想帮吕御史和郭营尉办成事吧。

至于元有没有收到自己的鞋，黑夫和惊有没有收到五六百钱呢？我们都不知道了。不过感谢简帛和文字，让我们能从几千年前的信中，窥知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谨慎的措辞和小小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