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艺术系与上海博物馆合办的大型展览“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于2025年3月21日至7月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该展览筹备多年，意在透过360余件来自海内外多家艺术机构和重要个人的珍贵收藏，从物质、思想、艺术三个层面，展现晚明这个独特时代的艺文风貌。本文结合“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特展，为作者以1966年在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朱家巷发现的朱守城家族墓出土文物为切入点，探究晚明生产的精致工艺品，与当时市民主要的营生方式、工业技术发展、物质生活环境变化以及社会文化观念转移之间的关系。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此为晚明张岱所撰的《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卷五所录。
十六世纪中期，江南城市工商业空前畅旺。尤其隆庆元年（1567）明廷解除海禁后，中国成为当时全球海上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各国商船纷纷来华购买土产，大量白银从日本、南美洲等地经此流入中国，令苏州、杭州、松江等江南主要城市──生丝、丝织品、棉布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加倍兴盛。江南地区此时不但本地产物和新奇的舶来品供应源源不绝，日用品和奢侈品更益趋精致考究。城市繁华，吸引了各色各样的人前来寻找治生和发展的机会。清初，张岱回忆晚明苏州的中秋夜，虎丘山上挤满本地人和侨居的商旅、士人、乐工、名妓、帮闲、奴仆等。这些身份职业各异的城市居民，亦即“市民”，正是晚明城市繁华生活的主要群体。
晚明江南市民构成复杂，各人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可以有很大差异。虽然如此，市民之间仍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上，他们远逊于贵族、藩王、勋戚、中官、功臣家族这类自皇权延伸的群体。由于缺乏皇室庇荫，他们无可避免要自谋生计或经营家业，只不过明代家事管理之责经常委诸妇女，故士人往往自称“不事生产”。二，明代中期以后，朝廷无力控制之下，社会规范越发松弛，阶层流动逐渐普遍。此一社会现象，学界已有充分讨论。而个人的社会身份，在家世以外，还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多寡，而累积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又对往后所能进一步获得的经济资本及其他社会资源（如人脉）有影响，各项因素互为作用。汲汲于经营自身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身份，因此亦是江南市民的普遍特点。“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吴其贞《书画记》卷二）。个人拥有的器物，尤其是古今工艺和书画作品，皆为个人文化内涵和社会身份的外显指标，故深受重视。如何治生、如何使用器物、如何建立社会地位等问题环环相扣，正是晚明江南不少市民的关注所在。
图1 金笺朱漆描金人物纹竹折扇（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海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1 金笺朱漆描金人物纹竹折扇（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海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朱守城家族墓1966年发现，地点在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朱家巷。一墓三棺，墓主分别是朱守城、其妻王氏及儿媳杨氏。其中属于杨氏的买地券显示，其入葬年份为万历九年（1581）。该墓的重要随葬品，大部分出自朱守城棺内，包括嵌玉木剑饰一件、明代竹刻名家朱缨所制香筒一个，以及现存最为齐备的明代书斋文房用具一套，后两者发现于守城头部两侧；另外，三棺共出土折扇二十多把，大部分置于死者手旁（图1）。由于随葬品充满文人气息，加上墓主生平史料失载，因此论者过往一直视朱守城为文人雅士，其随葬品则为晚明精致文人文化的实物代表。直至近年，学者刘芝华翻检出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大臣徐学谟为守城之子显卿撰写的墓志铭《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铭》（《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十七），厘清守城实为富农而非文人，才改变了过往对这批重要文物主人的认知。而此一发现，亦为研究晚明江南精致文物与当时社会中层的物质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治生之道：田产与纺织
朱守城，名铃，号守城（墓志铭作“守诚”），世籍嘉定朱家衖。守城与妻王氏育有一子，名显卿，字忠伯，生于嘉靖二年（1523），卒于万历二年（1574）二月。显卿元配刘氏早卒，与继室杨氏生一女。据墓志铭“执守诚公丧，虽逾祥，寸帛不施于体”数语，得知显卿于其父去世后一至两年仍在世，故可推算守城的逝世时间约在隆庆六年（1572）或稍前。
墓志铭称守城“以农起家，颇积高赀”，是财力雄厚的富农。儿子尚幼时，守城已侨居嘉定县城，并与徐学谟为邻。徐学谟，字叔明，号太室山人，嘉定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后至湖广荆州为官，累官至礼部尚书。徐学谟年纪与显卿相若，考取进士后便离乡出仕，所以他与朱家为邻应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取进士前。墓志铭称"守诚公故任侠，日征歌选舞，召宾客为长夜之饮"。所谓"任侠"，既指明中期以后城市士人之间不事生产、轻财结客、善酒、纵情游乐的奢侈交游风气；同时亦形容英雄豪杰义无反顾，触白刃死患难的豪侠气慨。“任侠”一词，不禁令人联想到朱守城棺出土的嵌玉螭云纹木剑饰（展品）。明人有谓，设剑于书斋意在“壮怀志勇”（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卷》）。不过，徐学谟使用“任侠”一词似无嘉许之意。他提及朱守城，旨在对比显卿为人之“醇”，不为其父之酒色歌舞所诱惑。据此推测，朱守城在嘉定士人之间，应没有特别的声望。
守城“以农起家”，依靠家族田产供应开销并累积财富。明清社会中层家庭营生的方式，以购买田产和收取田租、房租最为普遍。文人鉴赏家李日华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离开官场，退隐二十余年，他在嘉兴的田产正是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袁中道屡试不第后考虑隐居，同样期望以家族田产供应家人生活及自己游乐的开支。
至于朱家的农田种植何种作物，墓志铭并无记载，惟参照地方史志资料，则可大致推断。明代中叶以后，丝织业和棉织业发展蓬勃，江南大量耕地从种植米粮转为种植桑、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地大半用于植桑，而苏州和松江两府的耕地则多植棉花。朱守城家族所在的苏州府嘉定县，因“地形高亢，宜种棉花，名曰旱田。大都旱田当十之七八，是以种花者恒多，种稻者恒少。民之占田，富者以顷计，贫者以亩计，最下者佃人之田而偿其税，俱不务积粟。”（《嘉靖嘉定县志》卷三）。至迟在嘉靖年间，棉已是嘉定的主要农作物，该地植棉比例为江南最高。“邑之货莫大于布、帛。平布则户织之”，当地民众纷纷投入棉布产业。嘉定棉布是明中晚期国内市场的著名商品，“富商巨贾，积贮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辽、蓟、山、陕，动计数万。” 江南地区纺纱业和织布业日益兴盛，使棉业成为嘉定人财富的主要来源：“ 国之赋敛庸调，民之服食器用，与夫养生送死交际之费，胥此焉出。”因此，朱守城的生活，很可能也是靠着家族田地植棉纺纱供养。
纺织业是明代江南城市的重要经济支柱，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产业组成。大概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至松江、苏州、嘉兴、湖州、杭州各府乡镇，民间纺织业皆先后兴盛起来。明代中叶以后，蚕桑生产在国内多地衰落，唯独江南和四川两地持续发展，及后江南蚕桑生产更走向极盛，质量为全国之冠，江南丝织业因此具有先天优势。至十六世纪下半叶，江南的生丝、丝织品和棉布已成为国内和海外市场的畅销商品，棉布和丝货产量极大。据学者估算，晚明时棉布年产量高达约5000万疋。丝绸商品的年产量虽缺乏文献记载，但江南丝绸产业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生产毛额已达203万两，到了崇祯十年（1637）更上升至337万两，国内和国外市场分占120万两和217万两（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页212－213）。出口丝货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七成左右，足见其经济价值之巨大。晚明江南丝货和棉布出口量逐年跃升，促使巨额白银流入，江南城市持续繁盛端赖于此。纺织品市场蓬勃，亦吸引大量乡镇人口投入到桑棉种植、纺织品深加工和纺织品贸易行业。“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顾绣（展品）发源地上海露香园的主人顾名世，由于父亲早逝，自幼“偕兄依母夫人从机杼中课读”（《云间志略》卷十七），正是依靠母亲纺织供给所需。
织染技术与花花世界
明代纺织业的兴旺，为江南提供大量财富；而纺织技术的进步，更将大量花纹色彩带入城市生活。明初洪武五年（1372），朝廷曾规定"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絁，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至天顺二年（1458）又定，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明史》，卷六十七）。从江南地方志可见，明初民间服饰相当朴素，用色单调。如嘉靖常州府《江阴县志》载：“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嘉靖江阴县志》卷四）然而，随着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民众消费力上升，对华美衣饰的追求越发普遍，纺织技术亦在庞大需求的刺激下，不断迈进。
就晚明江南纺织技术的改进，学者范金民已作精辟分析。例如，大型斜身式花楼织机的出现，有效提高织物密度，有利于大量生产柔韧耐用、光亮平滑的丝织品。缎织物在明清大盛，即得益于此。又如织物提花工艺上，晚明发明了“挑花结本”的新方法，一般织工只要掌握提花程序，据花本依次下色，就能织出复杂的花样。花本不仅可重复使用，还可在织造过程中多次更换。从此织物纹样不必循环重复，更发展出龙袍、蟒服等独幅设计的织成面料，依线裁剪并缝制即可制成。
图2 柿红地盘绦四季花卉纹宋式锦（图录1.57） 明晚期 华萼交辉楼藏
然而，织染技术进步对晚明物质生活影响之巨，却是此前甚少论及的面向。相较明初的朴素单调，晚明织染技术为民间服饰带来前所未有的花纹与色彩。例如当时发展完善且极为流行的妆花技术，用彩色小纬管在门幅内分段织造，突破了织物相邻纹样色彩配搭的限制，达至逐花异色，变化无穷。此中变化，又得益于晚明高超的染色技术，产生更强烈的视觉效果。有别于明前中期多采用未经练白的丝，晚明使用已经脱胶的练白丝，故能染出光亮的浅色；配合多次套染的技术，增加媒染剂种类，更使新色迭出，各种层次的中间色尤为丰富。（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如在图录1.50杏林春燕织金妆花缎上，浅蓝、粉红等各种柔和素雅的色彩，便为晚明吴服所尚。学者根据文献归纳，江南丝绸的颜色从明初大概有十五六种，发展至嘉靖朝已有五十余种，到明末更达至一百二十余种。如图录1.57宋式锦上的琐纹花绦（图2），在细小的空间内变换多种图案和颜色，并织入捻银线，花色之多，令人目不暇给。染色工艺精湛，不仅令织物色彩夺目，更使南北刺绣发展登峰造极。顾绣能以丝线表现水墨设色浓淡不一的层次变化，丝染技术进步正是达至此一艺术高度的先决条件。
图3 杂宝小团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淼：《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图3 杂宝小团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淼：《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江南墓葬出土的嘉靖、万历年间的服饰，便充分体现纺织技术和时代风尚带来的改变。此时期的官民墓葬，如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刘鉴家族墓、刘湘夫妇墓、森森庄明墓、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等，大量出土使用花缎制作的服饰，如长衫、棉袄、裙、百褶裙、围腰、护膝等。花缎用两种颜色或以上的纬线通梭织成，色彩富于层次。虽然考古出土的织物，大多因颜色脱落而仅剩原丝的黄色（图3），但对照各地所保存的晚明重刊《永乐北藏》的丝绸经面，落花流水纹花缎、万字曲水纹花缎、杂宝水波马纹花缎等流行衣料，仍可想像当时江南市民衣服色彩如何缤纷绚烂（图4）。至于出土的织金织物，则多为补子，或衣物的局部装饰，如门襟、边襴等。其他高档衣料，如妆花罗（图5）、妆花纱、妆花缎、织金妆花缎等皆鲜艳夺目，尽显奢华。
图4 红地杂宝水波马纹花缎经面。明代晚期。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图5 大红地朵云纹妆花罗经面。明代晚期。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织物之所以对晚明物质生活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原因在于它们不仅是衣料，更是包装和陈设的材料。例如纱用于制作窗纱、床罩帐幔；花缎用于寝具制作；绫锦用于包装器物，装裱书画；锦用作桌围、椅披等室内装饰。这些陈设和器用的制作，涉及不同门类的工匠对织物广泛而灵活的应用。晚明版画，如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藏崇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套色印本《西厢记》第七出《负盟》和第十三出《就欢》，即可见花纹织物用作椅披、桌围、地毯、床罩、帐幔、床单、锦被等（图6）。单色版画的例子则更多，如武林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图7）、环翠堂万历年间刊《义烈记》、《人镜阳秋》等插图，织物几近遍布生活每个角落。这些版画描绘满布繁密锦纹的室内空间，也许意不在写实，而在表现晚明某一种典型或理想的物质生活环境。事实上，织物的花纹、用色和意象，明清时期已大量转化和挪用到其他材质上。及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室内装饰满布织锦纹样的图像例子，更俯拾皆是。
图6《西厢记》第七出〈负盟〉。崇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齐伋刻套色印本。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Inv.-Nr. R 62,1）。© Rheinisches Bildarchiv Köln, Walz, Sabrina, 2009.02.05, rba_d012779_07
图7《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插图，武林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 转引自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图录》，第2册，页22–23。
晚明江南织物的用色，动辄可达十种或以上，即便是当时官窑的釉上彩瓷，也无法媲美。既然江南织物繁多的色彩和纹样，日渐融入市民的生活环境，在此一环境中生产的日常用器和清玩，又有否模仿、挪用甚或发展出与织物抗衡的装饰策略呢？晚明商品流动相对自由，研究者要系统地建立此一时期物品之间的线性发展关系殊不容易，也未必合适。然而，可以看到，存世各种材质的晚明器物，不仅普遍共用装饰主题，如五毒、寿字等，整体用色搭配和花纹选取亦有很多相近之处。例如五彩描金瓷执壶与朱地织金锻，两者在色彩表现上十分相似（图8－9）；万历官款戗金彩漆长方盒的描金锦地，则与菱格卍字杂宝纹锦如出一辙。此外，晚明民间使用油漆混调的方法，在漆器上制造天蓝、雪白、桃红、粉红等浅淡明亮的中间色；色彩斑斓的百宝嵌于晚明出现；甚或在竹、硬木等器物表面采用单纯的素面磨光或不着色的镂雕凿刻装饰等，这些手法和策略，皆见证了工匠在织物色彩与纹样涌现的时代环境中，如何充分利用各种材质的独特之处，回应审美潮流以及当时社会赋予这些装饰符号的文化标签。百工竞技，对于城市中的工匠和商人，自是谋生致富和身份转型的良机。而生活在城市中稍有资财的市民，面对琳琅满目的器用，乃至器用所蕴含的各种文化象征，就不得不留心选择。
图8 朱地缠枝西番莲纹织金缎（图录1.45；局部） 明中晚期 华萼交辉楼藏
图9 五彩描金执壶（图录1.47） 明嘉靖（1522－1566） 江西景德镇窑 上海博物馆藏
二、时尚物品与文化观念的转变
朱守城居住的嘉定县城，从嘉靖到万历朝，在民风和物质供应上，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解读该墓出土的文物，以及当时文人群体对时尚物品观念的发展，至为重要。嘉定县在明代曾四次修纂县志，其中《<嘉靖>嘉定县志》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时守城年龄应介乎五十至六十之间，其子显卿约三十四岁，书中所载为二人活跃年代的社会状况。至于《<万历>嘉定县志》，始纂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十三年（1605）夏刊行，书成距离朱氏父子离世已三十多年，两版县志的差异，正好反映此期间风俗的变化。
据《<嘉靖>嘉定县志》记述，嘉定的风俗本来“简远朴茂”，然而，自弘治朝始，民风渐变：“弘治、正德间，习侈好靡，无丰俭之节，置酒高会，辄刲羊击鼓，连日夕不言厌饫。”奢侈浪费的生活习惯，弘、德两朝主要见于饮食无节制。当时嘉定植棉纺织业正蓬勃发展，民众渐有余财，开始有条件讲究生活质素。及至嘉靖中期，社会日益富裕，作风更为奢靡，待客饭食丰盛，婚葬更极尽奢华，细节安排直可与贵族媲美：“父母死，送葬音乐、文绣拟诸王侯，甚至倾产”、“男女婚姻馈遗，多致远方珍异之物，金珠纨绮，照耀里闾”。对于民间炫富之习，县志的修纂者直言：“呜呼，风俗转移，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至《<万历>嘉定县志》，风俗转移的焦点则在“中人”之变，即中等人家的行为变化。如宴客，富室设远方水陆珍品佳肴，“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中等家庭为模仿富家，不惜用上数月的膳食费宴客。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更见功利，不但大家僮仆见主家衰落会掉臂不顾，“至于中人之家，抚养有恩，或至长子育孙，而一旦叛去，恣意殴詈，甚且操戈入室焉”，长幼间的忤逆不时发生。社会道德亦出现崩解之征，恣意构陷、诬告、纠党欺凌、侵占土地、拦抢乡民棉花等劣行，间有所闻。而县志列举的恶俗之末，则是社会下层的奢侈之风：“食肆之盛，珍错毕备，侑以歌舞，巨室僮奴，公门厮役，厌饫其中。一饱之余，捐金成笏，食者嬉笑，而主者痛心。”社会下层的僮奴和厮役，豪饮饱食山珍海错，挥霍无度。此等恶俗，前志皆未有载，修纂者不禁感叹道：“其民不能安居乐处于太平之世，而服谗搜慝，自为僇民，是何心哉！”
十六世纪嘉定县经历的，是从富庶丰足，到奢侈讲究，至最后侈靡挥霍风气深入社会中下层的演变。面对这些转变，《<万历>嘉定县志》的修纂者──张应武、郑胤骥、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等人俱作严厉批评。上述几位修纂者，皆为嘉靖、万历年间著名文士，提倡以古学力抗当时的俗学，而后三者与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诗文书画海内闻名。他们的观点，在晚明江南文人之间极具代表性。他们痛心社会失序，将下层民众过度挥霍与逾越阶层列为恶习之末，可见十七世纪初文人对此何其厌恶。
从嘉靖中晚期至明末，随着社会风俗和物质生活环境变迁，不同材质和装饰的器物所得的评价不断改变，文人对上述恶习的厌恶，亦投射到一些民众借以炫富的材质和装饰上。
说回朱守城棺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四大类：一，文房用品、香筒及剑饰；二，折扇；三，个人衣物和小衣饰；四，丧葬用品包括梳和铜镜。与上海其他明墓对比可知，第三、四类是典型的陪葬品。而第一、二类则并非典型的陪葬品，似是墓主生前钟爱之物。这两类文物的材料、器形和装饰，包括使用硬木制造、具工匠名款，以至嵌银丝、彩漆竹骨等仿古与尚彩的装饰，皆属嘉靖末至隆庆朝的时尚，而且这些工艺特点的流行更延续至明末。观察这些特点，正好揭示晚明七八十年间对“物”的观念的转变。
从紫檀文房到朱缨香筒
朱守城墓的出土器物之中，以文房用具最为瞩目（图10），当中有九件用紫檀木制作。紫檀木器在中国民间大量生产和销售，发生于十六世纪后半叶。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范濂，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左右完成的《云间据目抄》卷二有以下记述：“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范濂年轻时，松江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由此可知，嘉靖末年以前，即便有硬木家具在江南流通，亦只是富家大户才会从苏州少量购入。及至隆庆、万历二朝，精致的硬木家具始于民间普及。范濂的观察，与嘉靖四十三年（1564）权臣严嵩籍没的八千多件家具中未提及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的情况相符，也佐证了紫檀文房用品在江南的流行年期。王士性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论及当时流行的木制品风格：“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紫檀文房用器和家具于十六世纪后半叶普及，主要原因有二：一，民间消费力不断提升；二，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原产自印度的紫檀木自此可经由远洋货船大量输入。
图10 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文房用具，上海博物馆藏。
高濂所著《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与《云间据目抄》和《广志绎》同样完成于十六世纪的最后十年。高濂在书中对紫檀制作的文房用具和饰物赞赏有嘉。他对紫檀制成的念珠、扇柄、笔床、压尺、图书匣、笔船和小几，皆评为“雅”、“美”、“佳”、“上”、“精甚”、“传玩佳品”、“甚快心目”，此外古研匣、秘阁和墨匣亦常见；惟有用于制琴时，紫檀木才受质疑“虽美何取”。由此可见，至十六世纪末，紫檀于文人心目中仍是美好的材质。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创作《牡丹亭还魂记·闹殇》一节，特地描写杜丽娘吩咐丫鬟春香用"紫檀匣儿"收贮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万历三十七年（1609），休居嘉兴的李日华，尚收藏一紫檀芝朶击子（磬），以为把玩（《味水轩日记》卷一）。
紫檀木普及至社会中下层之际，贬之为“俗”的声音在十七世纪初便开始涌现，至天启、崇祯年间更甚。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及四十七年（1619）写于浙江嘉兴的《万历野获编》，指出“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文震亨的《长物志》成书年代稍晚，写于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十年（1637）之间，书中列出更多时尚紫檀制器，如画卷轴身、架脚手炉、雕花笔管、梳等，一律遭到作者贬斥为雅士不可用之物；此前高濂认为适合用紫檀制作的雕花秘阁、扇柄、研匣、图书匣、文具匣，亦被评为俗品，仅压尺、笔船、笔筒、鼎彝式炉盖、旧式木榻数种器物可用紫檀。由高濂到沈德符、文震亨，数十年间对紫檀评价剧变，展现了晚明文人品鉴器物如何随时代变迁。而文震亨对个别材质和器类的贬抑，除了意欲维护文人阶层评定雅俗的文化权威，很可能亦有意无意地将中下层市民过度挥霍、逾越阶层的“恶习”，投射到遭“滥用”的材质和器物之上。就此而言，他的评论跟《<万历>嘉定县志》的修纂者斥责巨室僮奴、公门厮役厌饫山珍海错，并无差异。
观乎晚明文人对紫檀制器态度的演变，再考虑到朱守城墓中的文房用具生产于隆庆六年（1572）以前，可以推断其时文人对它们的评价应相当正面，更接近高濂而非文震亨的看法。这些文房用器是当时领先的潮流产品，不仅材质新颖，而且好古、尚奇的装饰风格也是晚明文化所尚。如见于浮雕螭纹木瓶、松鹤纹木印盒、胡人戏狮图木盒等器物的嵌银丝装饰，是明人认知中夏代铜器的特征，用之旨在表现古意。又如在木压尺上镶嵌宋代玉饰，将收藏的古物化用于新器。晚明民间的好古之风，虽然缺乏严谨的研究为基础，但凭借丰富的创造力，参照古物及《博古图》等图书，制作出多种仿古和拟古的器形和装饰，并应用于铜、瓷、玉等不同材质的器物上。随着潮流发展，仿古的对象亦从古铜和古玉，扩展至宋元及本朝瓷器；古器之外，晚明亦流行在传统隶书上巧妙地加以变化创造“奇字”，以奇为古。
尚奇炫异的晚明艺术特色，尤其突出表现在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折扇上。该墓出土折扇共二十多把，相较于大多数墓葬出土一把，以及小部分墓随葬二至四把的情况，其数量之多，为全国墓葬仅见。这些摺扇中，有十五世纪以来广受文人喜爱的泥金书画扇，也有金笺洒几何金屑（图1）折扇。后者至迟在十六世纪中叶已于南方流通。虽然装饰风格不同，二十多把折扇同样金光灿灿，带有明人认识中的日本折扇"金银涂饰"风格。这些折扇最新奇之处，在于黑漆扇骨上的装饰：有的扇骨的正、背两面皆画海棠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士人郊游图和赏荷图；有的以彩漆描金绘上携琴访友、或牡丹寿带鸟等图画；有的以泥金蝇头小楷写有《前出师表》。具有类似扇骨绘画或书法的出土例子不多，且文献未载，故无从得知当时的流行情况。此种装饰将折扇色彩图样的满密程度提升到极致，与上节论及的晚明织物特点遥相呼应，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装饰手法。
纵观朱守城墓的文房用具与折扇，材料和装饰风格多来自海内外各地。如箕形端砚来自广东肇庆，紫檀木来自印度，黄花梨木产自海南等。上段提及的金银涂饰，是明人认知中的日本装饰风格；同样着重金饰的“倭漆”、“倭铜炉”等器物，亦在十六世纪末以来的文人品鉴书籍中备受推崇。此外，犀角也是晚明富豪之家追捧的舶来材质，由途经苏门答腊、爪哇、印度等亚洲犀牛原产地的远洋商船贩运中国，经巧工雕刻，制成各式犀杯，或作花叶形，或模仿古代铜器形态，成为风行一时的商品，并为福建德化瓷窑所模仿。这些原材料并非到晚明才首次输入中国，然而，正由于肆虐东南沿海多年的海盗寇掠于嘉靖末至隆庆初年渐渐平息，海禁解除，海内外的高档原材料荟萃江南，工巧精绝的手工制品得以大量生产，城市中等人家才有机会欣赏和把玩。
明代中期以后，大多数隶匠籍的工匠（轮班工匠）可以纳银代替定期到京师服役，增加工作自由。他们当中有的于十六世纪迁至经济兴旺的江南定居，专注发展手工艺事业，并积极培育子弟读书考取功名以改变世袭的匠人身份。朱守城墓出土竹雕香筒的制作者朱缨，即是其中著名例子。朱缨，字清父，号小松山人，是雕刻名家朱鹤之子。朱鹤一家于正德至嘉靖初年从江苏华亭移居嘉定，其时正值嘉定经济勃兴。朱缨继承父业，以镂雕作品闻名，享誉江南之外，声名更远传至河南等地。由于朱缨个性恬淡，又精于书法诗画，嘉定士绅对他推崇备至，并为他留下不少生平和作品的确切记录。
图11：明朱缨竹刻刘阮上天台香筒。上海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图11：明朱缨竹刻刘阮上天台香筒。上海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竹雕刘阮入天台香筒，刻有“朱缨”及其号“小松”（图11）。名款是鉴别竹刻圆雕蟾蜍及其他传世朱缨作品的依据之一。在工艺品上刻上巧匠名款是晚明时尚。这现象一方面显示当时工匠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王世贞：《觚不觚录》），名匠受人尊敬，故物以人贵；另一方面，名款作为制作者的个人印记落在作品上，犹如明代官窑瓷器的年款，代表制作者对产品质素的认可，并以此标志识别。迄今所见，晚明器物上留名的工匠众多，如治玉名匠陆子刚、以百宝嵌闻名的周柱、铸铜名家胡文明、善制镶嵌螺钿漆器的姜千里等。然而，与朱缨不同，大多数江南巧匠虽名重一时，作品销售至全国各地，但他们的生平资料却极少，大多只有零星记载，撰于伪器日多之时。晚明商品市场赝品充斥，物上留名，虽然无助于辨别其真伪，却不失为满足各地消费者追求名家作品的一个便捷解决方案。
王世贞《觚不觚録》载：“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徳，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觚不觚録》约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按此推算，即元明书画价格骤升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而本朝官窑瓷价上升大约始于隆庆三年（1569）。据丘集所撰〈书朱清父墓志后〉，其姻亲殷仲弘曾“以白金一镒，购其所刻檀香吕纯阳像”（《万历嘉定县志》卷二十）。徐学谟于〈朱隐君墓志铭〉曾言，朱缨在妻子逝世后至其本人离世前的十七年，“所善雕镂多委弃不治”。由是估算，殷仲弘购买朱缨所刻吕纯阳像一事，当发生在嘉靖三十九年至隆庆四年（1560－1570）之间。此时朱缨的作品尚可购得，一尊像价值一镒，即二十四两银，等于《<嘉靖>嘉定县志》所记当时教师的两年薪酬（每年银一十二两）。如是推测，朱守城棺内出土的朱缨款竹刻香筒应该同样价值不菲，只是尚未至于十七世纪初《<万历>嘉定县志》所言"为世珍重，几不可得"的无价珍品。朱缨的竹刻香筒，在隆庆朝以后五十年间在世人观念中的变化，恐怕也是墓主所无法想像。
三、小结
十六世纪中晚期至明代覆亡的七八十年间，江南城市的经济结构、工业技术、物质生活环境、社会风俗，以至文化观念，皆经历诸多变化，而各个面向紧密联系，互相影响。本文论及的嘉定县，可谓当时江南城市的代表。朱守城在晚明初期，以富农身份，靠着田产得来的财富，购买喜爱的时尚物品，享受江南经济兴旺，手工业发达，海内外商品荟萃的环境所带来的丰盛物质生活，既可赏玩过往几近为文人所垄断的精致书斋文房用器，也可穿着本来只有皇室贵族才配使用的五彩文绣衣裳，手执洒金摺扇仿如才子名士，而未须经受文人群体的猛烈批评和明朝危在旦夕的迫切恐惧。许多像朱守城这样的城市中层市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此时堪称江南盛世。
朱守城以富农身份拥有墓中出土的众多用器，文人或评为“俗品”、“滥用”，今日学者或视之为"奢侈性消费"、"社会仿效之风"的结果。此类的消费模式，在晚明社会应甚为普遍。朱守城家族墓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类似的奢侈品甚少集中放入明代百姓墓中陪葬。然而，这又是否出于朱守城的选择？《亡友忠伯朱君墓志铭》记载其子显卿曾为县学诸生，虽然屡次赴京应试不第，但“文誉翔起，吴中佳士，争折行交附之”，学养备受吴中士人推崇，其人“所至，载古图书、彞器自随，佐以觞咏，流连欢洽，翩翩如也”，而且“自闲平居，服御颇都丽”。朱显卿所到之处，常备古图籍、古礼器，赋诗饮酒，文采风流，平日衣着亦颇华丽。种种形容，显示朱显卿已经跻身士人群体，不禁令人想到，其父陪葬的精致文房用器、香筒和摺扇，是否缘于显卿意欲将父亲塑造成一介文人？这个问题难有确切答案。晚明社会消费市场相对开放，经济资源流向社会各阶层，精致生活知识普及，各阶层与其拥有的物质生活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也许，正是晚明江南城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复杂，令这一切成为清初明遗民神牵梦系的美好追忆。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本文收录于图录《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原标题为<繁华遍地——晚明江南城市中层市民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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