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比媒体对2021年和2025年两次德国联邦大选的报道，人们很难想象，这三年半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2021年，尽管德国刚刚经历新冠疫情对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冲击，选举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选民对政治现状的满意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期待。当时，围绕选举的舆论基调多是庆祝与希望。而今年2月的大选，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无论是选举的胜者、失败者，还是普通选民，没有人对当下形势感到乐观，更遑论对未来抱有信心。选举结果的每一个数据、每一条变化趋势，都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选民正将对当前困境的不满，归咎于过去数年的政治现状。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中央地区的路灯上贴有各党派的竞选海报。
透视当前德国的政治与经济局势，不难理解选民悲观情绪的现实依据。德国经济正经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连续衰退，多家关键产业企业相继宣布裁员计划，而普通民众则面临持续高企的物价压力。同时，在地缘政治层面，德国正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对欧洲的国防支持有所削弱，而德国自身军队乃至整个欧洲的防御能力却难以迅速填补这一空缺。在过去的三年半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局势发生了悲观转变？大选后即将组建的新政府，又能否经受今天的挑战？
一
对于2021年大选前后的德国人来说，政治现状的现实意义是默克尔16年的执政生涯。因此，大选结果从各方面来看也是对她路线的肯定：在早些时期基民盟的党主席选举中，默克尔的政治同盟顺利当选为她党内的接棒人，并成为整个联盟党（CDU/CSU）的总理候选人。虽然他在之后的竞选中做出的一系列误判和过失导致联盟党输掉了执政组阁党的位置，最终赢得选举并成为总理的社民党（SPD）候选人朔尔茨则同样是靠作为默克尔政府副总理的履历和与她相近的作风而得以取胜——换句话说，面对大体上对德国走向满意的选民群体，延续现状的能力就是最吸引选票的特质。
当地时间2021年8月9日，德国北部不来梅港，社民党候选人朔尔茨。
而选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的乐观，则体现在了绿党所获得的历史性的选举结果上。这个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草根环保和和平主义运动的政党，在经历了在左翼政治光谱内的几次摇摆和试错以后，找到了赢得选举胜利的政治配方：虽然当时距离“Fridays for Future”运动的高峰已经过去近两年，新冠疫情更是重创了运动的街头政治成分，但其所倡导的理念依然在来自大城市上中产家庭的年轻人中颇受欢迎。准确看到了这个趋势的绿党，将自身打造成了这场运动的政党“继承人”，不仅接手了运动中将比预期更快地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还全盘接手了这一部分左翼精英出自“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原则的更多主张：更加开放的难民和移民政策，更慷慨的社会福利，加速进行的经济模式转型等。在一个大多数人对未来经济走向充满信心的社会，这些主张也自然会在格外在乎社会正义的年轻选民群体中大受欢迎。绿党也在大选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在18-24岁的选民中得票最高的政党。
大选结束以后的组阁谈判也表征着同样的情绪：作为大选中的获胜者，社民党、绿党和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FDP）组成了德国联邦级别的第一个三党联盟“交通灯政府（Ampelkoalition，得名于三个政党的象征颜色）”，联盟协议中的内容也包括了绿党在气候和经济转型方面和社民党在社会福利方面最为大胆的主张，这种被乐观情绪驱动的进步主义承诺也让这个三党联盟被观察者称为“未来联盟（Zukunftskoalition）”。
然而，新政府的蜜月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短暂。和全球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始于疫情本身最严峻的阶段以后，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几乎在联盟协议签订的同时开始加速；三个月后，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更是对德国制造业和整个由出口驱动的德国经济造成了重创。在执政的十六年间，默克尔忽视了盟友和国内专业人士的警告，持续使用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填补德国对能源的工业和民用需求，同时在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后，做出了终止德国本土核电发展的决定，并制定了关闭现有核电站的时间表，将最后三座核电站最终的下线时间定在2022年底。由于对应用核能的反对一直是德国左翼运动的一个核心身份，默克尔此时的决定也被视为一个跨越党派政治的远见姿态。但这一系列决定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德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所以，战争爆发后欧盟对俄罗斯实行的一系列制裁，就直接打断了德国能源供应的一个重要支柱。
这一系列变化的后果也很快蔓延进普通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能源价格的上涨很快提升了整体的物价水平，截至2022年底——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升至了7%；如果由此造成的能源缺口无法补足，许多德国人甚至担忧自己的国家无法维持2022年冬天用电用暖供应的危机。
二
交通灯政府的大胆进步主义政纲正好迎头撞在了这场发展迅速的危机之上。在危机初期，联盟政府可以说拿出了足够果断的应对方式：不仅总理朔尔茨在战争爆发三天后面对议会做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宣告国防政策转向的“转折点（Zeitenwende）”演说，来自绿党、兼任副总理和经济部长的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还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具备较高灵活度的能源政策来补足缺口，其中包括扩大从卡塔尔等国进口的液态天然气、绕过德国传统的冗长审批手续新建了数座天然气码头（LNG Terminal）、重新启用或延长数座煤电和核电站等突破绿党意识形态传统的措施，不仅避免了德国面临一个无法满足取暖供电需求的冬季的境况，也让他本人的民调值一路高升，一度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但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实用主义，很快就招致了将红绿两党推向胜利的城市左翼年轻人的不满。如上文所说，他们是近年来以气候运动为主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主力，因此在绿党党内、尤其是绿党的青年组织（Grüne Jugend）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从扩大液态天然气进口到重启煤电站，他们在几乎每个节点都对哈贝克的实用主义政策表达了不满，将其视为是对选举承诺的背叛。
这种逐渐发酵的不满在2023年初终于以冲突的形式爆发出来：2023年，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北威州政府和能源公司RWE的协定，对加尔兹韦勒煤矿的扩建及随后的褐煤开采获得最终批准，而对位于开采区上的无人村吕策拉特村（Lützerath）的拆除也随之开始。尽管这次开采扩建并不与完成能源碳中和转型计划相冲突，仅仅是为了补充短期能源缺口，当下的能源危机更是增强了其必要性，然而以“气候罢课”为主的活动组织还是召集了在该地的大规模抗议，来自全德乃至整个欧洲的数千抗议者和协助拆除的警方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让许多活动人士尤其不满的是，自己视为政治同盟的绿党在达成协议的两级政府中都是执政党之一，因此，绿党在多个地区的办公室也成为了抗议的目标，发生了多起办公室被毁、被喷涂“叛徒”等字眼的事件。
虽然这场风波本身并没有占据媒体头条太久，但对整个绿党来说，它“警示”了与活动人士群体分裂的巨大潜在危险。于是，绿党在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将重心重新转移到实现大胆的选举承诺上。绿党不久后在核电议题上的决定就是这个转向的一个示例。此前，为应对2022年底的能源危机，联盟政府决定将核电站原定于此时结束的运营延长。但进入2023年初，在能源供应最紧张的时期结束以后，哈贝克便坚持不再购买新的燃料棒以继续延长核电站的运行，最后三座反应堆因此于2023年4月3日下线。和十年前默克尔作出这个决定时不同，由于对核能理解的增进和能源危机的威胁，公众对核电站的态度早就已经出现了180度转弯，三分之二的德国民众对关闭核电站持反对意见；许多专业人士也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不必要地加剧了能源紧缺、降低了德国制造业的可计划性和电网的稳定性；由于由此产生的供电缺口只能通过更加昂贵、碳排放更高的燃煤发电补充，甚至其他国家的气候活动人士也批评了这个举措；唯一对这个决定表示满意的，只有德国本国的左翼气候活动人士群体，因此，这个举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由绿党基础选民的反核意识形态驱动的，缺乏科学依据和长远考量，成为了交通灯政府民调开始下跌的早期里程碑之一。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7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副总理哈贝克支持氢气储存项目，拨款6100万欧元。
但绿党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几个月后，哈贝克又主导出台了另一项备受争议的《建筑能源法（Gebäudeenergiegesetz）》，旨在规定建筑供暖系统实现碳中和转型的速度和形式。它迅速成为了交通灯政府最不受欢迎的立法之一，民众普遍认为，法律中对维修、更换、新装供暖设施的类型的强制，代表了政府对私人产权的干涉，且对实现转型的速度提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考虑业主和租户在今天的经济状况下已经承受的负担，此外，受这部法律所青睐的供暖设施热泵由于技术上的复杂性还远不够成熟，在从生产到安装的每个环节还都存在许多问题，且依然十分昂贵。《建筑能源法》也成为了绿党在交通灯政府中作风的代名词：脱离现实，不切实际，忽视政策对民众日常需求的影响，而只顾迎合以活动人士和富足城市年轻人为主的基础选民。
除气候以外，另一个拉低了交通灯政府声望的政策领域便是移民和难民。近年里德国移民政策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无疑是默克尔在2015年做出的让近一百万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进入德国的决定。考虑到当时复杂、困难且变化迅速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且可敬的，但另一个事实是，德国的法律、行政基建和对移民社会这一复杂议题的理解，都没有为接纳这些难民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个开放、成熟且运作良好的移民体系必须具备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所有基于正当理由申请居留的人——无论是因就业、家庭团聚，还是出于真实可信的庇护需求——都应当拥有清晰、可行、可及的途径获取居留权乃至国籍，并在整个过程中获得必要的支持和协助；同时，这个系统也需要是有序且可控的：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应当能够准确掌握入境人员的信息，并有效甄别，将那些拒绝认同宪法等社会基本原则，甚至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人拒之门外最后。为确保这些措施能够得到执行，政府必须建立一套清晰同时与时俱进的评估体系。这些因素也是相辅相成的：秩序与控制方面的元素不应作为削弱社会开放性的借口；而缺乏了秩序元素，不仅整个移民体系无法在实际操作层面正常运作，公众也会失去对建立一个正常运作、保障所有人正常生活的移民体系的信心。美国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的失败，重要诱因之一就是没能在其执政期间把握好这一平衡。
不幸的是，德国政府自2015年以来的移民政策在这三个要素方面都是失败的。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职业技术人员的短缺一直是对德国经济带来最大消极影响的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希望在德国工作、居住的外国人依然面对过于复杂的官僚主义障碍，而希望从事许多人员短缺严重的行业的来德难民则苦于自己在家乡所获得的学历和资历无法被认证的现实。德国对遣返的执行也是混乱不堪乃至本末倒置的：一些已经具备较高语言水平，拥有训练、学习、工作岗位的人因许多不可控因素而面临遣返；另一方面，不少庇护申请已被拒绝且拥有暴力犯罪记录、极端主义倾向的人却由于无法确认身份、与来源国缺乏合作等因素无法被遣返。与此同时，除新冠疫情的封控期间外，大量的非法越境依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
可想而知，从移民群体到德国人，没人能从这样一套混乱的系统中受益。理性的做法当然是改革、扩大合法移民和难民的居留和入籍许可路径、扩大移民的就业可能，同时加速对有暴力犯罪记录者的遣返并增强对边境的控制。但前者涉及对德国官僚主义和职业认证体系的深度改革，不仅困难且无法一蹴而就，专注于此也很难获得公众的注意力。因此，在活动人士的敦促下，交通灯政府、尤其是绿党，便将贯彻开放移民的承诺聚焦在了强硬拒绝任何增强控制和秩序性的改革上。
如果在上行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政策的后果还能被乐观情绪掩盖，而在不乐观的经济形势下，它的后果就会被许多人更直接地感受到。早在2022年中后期，许多市镇级政府就已经发出了警告，称自己的地区缺乏安置难民所需的财力和空间，以至于本地的公共服务可能受到影响。同时，甄别、控制极端主义者不力的后果也同样开始显现出来：自2023年，在曼海姆、索林根、马德堡 、慕尼黑等地接连发生了多起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后续调查显示，凶手均为来自叙利亚、阿富汗、沙特等国的寻求庇护者，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庇护申请已因缺乏正当理由甚至本人的犯罪前科被拒绝，但相关部门却缺乏对他们最基本的控制。这些事件让许多德国人感受到自己习以为常的公共安全已经受到威胁，而红绿灯政府除表态和承诺以外几乎从未采取能够带来系统性改变的实际行动。随着移民政策在选民眼中的重要性的上升，交通灯政府的民调也在以相同的速度下降。
三
交通灯政府在上述几个议题上的失败，其实反映了进步主义政治在许多国家的困境。在民主社会中，政治运动实现自身主张的方式，是通过发声和行动改变民意，将自身的主张主流化，而这种民意的改变又自然会通过选举结果而体现在政治中从而被付诸实施——这是从种族平等到同性婚姻合法等诸多里程碑式的进步实现的途径。
但改变民意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说服力和理性主张的过程，而今天的许多进步主义活动人士却愈发地不再拥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他们所主张的忽视经济现状和可操作性的气候政策、将任何增强必要控制的移民改革称为歧视和偏见的乌托邦想象一般的意识形态，也更难获得主流民意支持。于是，他们的斗争策略往往转变为跳过说服选民改变民意这个中心步骤，直接利用他们在媒体和政治中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对与他们有最强连结的主流政党施压，使后者尽可能迅速而直接地执行自己的主张。正是这种来自活动人士的压力驱使交通灯联盟做出了一系列导致其民调断崖式下跌的决定。
然而事实上，说整个执政联盟都犯下了这个错误其实并不公平。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种决策方案危险性的，是联盟内最小的执政党、代表交通灯中黄色的德国自民党。对外界观察者来说，自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在光谱上的位置会较难理解：它是一个居于正中间的主张自由主义的政党，在政策层面，这意味着同时支持性少数、女性、边缘群体权利并增强公民权的社会自由主义和强化市场经济角色的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自民党相信，拥有扎实福利制度的市场经济，是对弱势群体赋权、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途径。在2021年的选举中，自民党就通过一个结合了巩固公民权、改革官僚主义、加快德国数字化进程的竞选纲领，成为紧随绿党以后的第二受年轻选民欢迎的政党。
这种中道、务实的作风也让自民党拥有了最能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方案：在移民政策上，自民党主张大幅降低准移民在就业和居留申请方面的门槛，赋予更多难民进入就业市场的权利，加速庇护申请审核流程，同时加强边境管控且提高政府遣返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从而让对公共安全和社会造成危险的个人能更快被驱离。在气候政策上，自民党则相信创新、科技进步和欧盟层面地区级决策的力量，因此主张为所有有潜能的清洁能源发展创造市场条件，并建立一套欧盟范围内的排放额度交易系统从而用利润和成本鼓励企业的减排创新。此外，自民党最为擅长的领域是经济政策，它准确地看到，除疫情和战争带来的短期影响以外，过高的税收、过高的营商成本、短缺的劳动市场、缺乏投资的教育、过低的数字化程度和难以驾驭的官僚主义都是制约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对每个顽疾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0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德国自由民主党（FDP）领导人及主要候选人林德纳在竞选活动中致辞。
不幸的是，从联盟组建开始，受制于其最小执政党的地位，自民党就几乎不曾拥有施展身手的任何空间。在财长和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的带领下，自民党固然成功实现延长核电站运行、修改《建筑能源法》中特定条款、在欧盟范围内的内燃机车禁令中增加了对清洁能源内燃机的豁免等，但却没能将自身在气候、移民、养老金改革、教育等极有可能带来真实进步的诸多计划付诸实践。
换句话说，和其在竞选中所承诺的改革者角色正好相反，自民党在联盟政府中所起到的时常是刹车片的作用。这个角色也惹恼了红绿两党和它们的基础选民，由于自民党信任市场、反对过分经济干预、同时反对继续无条件放松移民政策的立场，它时常被气候和移民权益活动人士批评为是在“为大公司利益牺牲气候、移民和弱势群体”，其所力主的增大资本市场投资的养老金改革也惹恼了组成社民党选民核心的工会群体。
遗憾的是，大多数选民并不会花费精力来区分哪些政党在联合政府中提出了能带来实质进步的政策，哪些则忙于摆姿态。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作为整体的执政联盟无心实施必要的改革而只顾争吵、内讧、停滞不前。在缺乏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德国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也自然难有改善。在对执政联盟、进而演变成对整个政治建制的不满下，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相信主流政党能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自己的支持转向了大声宣告自己政治局外人身份的民粹主义政党，其中最危险的自然是具有浓重极右翼色彩的另类选择党（AfD）。
四
2023年11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定政府将指定为应对疫情的紧急基金的剩余部分挪用在气候保护项目上的决定违宪，为联邦政府猝不及防地制造了一个高达六百亿欧元的预算漏洞。政府民调的下降，让三个执政党都更加坚定地退回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阵地中，让妥协变得愈发艰难。最终，2024年11月，由于预算谈判中无法调和的不和，总理朔尔茨解雇了林德纳，自民党随后宣布撤回所有部长并退出联合政府，交通灯联盟随即破裂，大选举行的日期也随之和预计相比提早了七个月。
在很大程度上，大选的大体结果在选前数个星期就已经明朗：社民党在三年半里时而作为黄绿间的调停者、时而亲自出手阻碍自民党的经济计划以后，支持率相比2021大选几乎被拦腰折断，朔尔茨也没有任何继续担任总理的希望，组阁执政党的位置也注定将重回默克尔的联盟党手中。而今天的联盟党和四年前默克尔领导下的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上一次大选失利后，接手党主席一职的是拥有商界背景的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默茨属于党内的保守派，也因此是默克尔长期以来的党内对手，并在二十年前争取科尔继承人身份的党内竞争中输给了默克尔，随后一度因此退出政坛。因此，他重回党首之位，也象征着联盟党与默克尔路线告别的选择。吸取联盟党在上次大选中失误的教训，在交通灯政府执政期间，默茨和联盟党基本没有采取太过主动的行动，而任由交通灯政党凭借自身的失误将上次大选中失去的选民推回自己的阵营。
在联盟破裂、选战开始后，默茨一方面延续了自己的保守派路线，另一方面也竭力展示了自己拥有作为这个关键时期国家领导人所必须的变通能力、合作精神和大局观。他用来实现前者的表态主要是集中于移民政策方面的，不仅在竞选纲领中写入了一系列包括边境控制、制定接纳庇护人数上限、在欧盟外部边境执行庇护申请评估等可行性和合宪性存疑的承诺，还在一起引发震惊全德的独狼式袭击后试图和另类选择党合作通过一部增强入境限制的法案。公众对这一动作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一部分人认为他的决定是在寻求受自身意识形态钳制而拒绝行动的红绿两党无果的被逼无奈，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打破了德国战后主流政治拒绝以任何形式和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Brandmauer）”传统，是一个给极右在未来登堂入室机会的危险先例。
同时，德国选战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的“撞期”则给了默茨展示后者特质充足的机会。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伊隆·马斯克开始以令人震惊的程度对欧洲表示敌意，同时史无前例地对另类选择党和其民粹图景公开表达了支持以后，默茨没有因同为保守党派领袖便对特朗普服软，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对方表态的错误和危险，在大选日期前就主动寻求和其他欧洲盟友合作应对新局面的途经，这中果断风格和朔尔茨三年半里外交政策上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
无论是默茨利用另类选择党支持立法的决定，还是来自马斯克对另类选择党的隆重背书，虽然在当时都产生了爆炸性的舆论效应，但都终究没有对选举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相比之下，选民在过去数年对政治现状的观感可以说早就确定了2月23日晚的结果：联盟党不出所料地成为第一大党，而交通灯联盟的三个执政党都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损失，社民党取得了建党一个多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结果，而自民党甚至因没能达到5%的得票门槛而失去了进入下一届联邦议会的资格。
与此同时，另类选择党则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结果，使其成为了议会中反对派的领袖，从而在制定议事规则和立法议程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言权。此外，在光谱的另一方面，具有民粹极左色彩的左翼党（die Linke）也获得了空前的好结果。尽管它的危险程度和另类选择党尚还不能相比，左翼党同样具有类似的孤立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色彩，坚持绝对到对经济有灾难性后果的国家干预，其中一部分成员也同样被宪法保护机构归类为具有极端主义嫌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功吸引到了对绿党的小幅中道转向不满的左翼活动人士的选票。令许多人担忧的是，左翼党和另类选择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令他们拥有了阻挠新政府宪法改革、任命宪法法院法官等决定的能力。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8日，德国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及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梅茨参加德国联邦议院的特别全体会议。
考虑到默茨的领导地位一定程度代表了联盟党与其过去作风的“断绝关系”，这次选举结果，是德国选民对传统政党大声宣告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悲观。讽刺的是，这个结果也同时意味着，能为德国经济、社会、风险承受能力和选民生活带来实质性进步的变革其实并不太可能发生。来自极左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并不能提出带有任何建设性的政策，主流政党中最具有革新勇气、能力和政策的自民党不再拥有任何席位，而可能性最高的执政联盟——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盟（Große Koalition）”则是最有可能依赖惯性、维持现状的一个。
而这也正是许多人在今天正在进行的组阁谈判中所观察到的：虽然在特朗普白宫孤立主义政策的威胁下，这一次两党组阁谈判得以以相对迅速的步伐进行，但另一方面，目前所达成的成果看上去则与以往大联盟的执政作风并无两样：在绿党的支持下，双方同意通过一个同时用于提高国防预算、提升基建水平、支付气候保护项目的特殊拨款（Sondervermögen）。虽然提高国防预算无疑是面对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德国所急需的，但拨款的后两部分则又是典型的来自红绿两党为讨好基础选民和活动人士而设置的项目，不仅缺乏明确规划和对未来经济影响的考量，还突破了德国赖以维护财政和货币稳定性的债务上限（Schuldenbremse）规定，对今天依然处于危机中的德国经济很难说会有任何积极影响。这个将传统党派间利益交换传统置于冷静寻求最佳政策之上的开头，可以说并没有给期待有效变革的观察者太多对新政府的信心。
同时，许多人认为，接下来的四年，是主流政党有效回应民众变革意愿的最后机会。否则，当更多选民在沮丧中将选票投给左右两端的极端政党，将它们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从而阻止其对民主制度造成不可逆伤害的防火墙将在数学上变得不再可能，作为整个欧盟政经领导者的德国也恐怕会带领整个欧洲驶向危险的未知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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