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评《忧郁的秩序》｜回忆我的导师亚当·麦基翁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美]亚当·麦基翁著，潘一宁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2月出版，551页，128.00元

“麦基翁难题”

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 1965-2017）不过年长我数岁，却是我的导师。理论上讲，我也可以声称是他的开山大弟子。他在中国学中文的时候，老师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麦开文”，他觉得不舒服，就没有用。尊重他的个人意愿，我在这篇文章里也如同他生前一样，称他为“亚当”。

亚当的家世我不大清楚，只记得他曾经提过，他们家族主要居住在美国中部的汽车城，他所有的堂兄弟（或表兄弟）很早就会开车，他却对汽车不感兴趣，走上了学术道路，这属于家族的一个异数吧。亚当的博士学位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其导师是个“大牛”，在学界声名显赫。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中还有中国学术界非常尊重的一位老牌学者，那就是《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的作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艾恺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学生，资历很老，以研究梁漱溟而著名，和亚当很谈得来。我后来碰见艾恺的时候，特地请他为我题词：“这个世界会好吗？”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亚当先在费城的一所学校教了一年书，然后到了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东北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在推动全球史的项目，建立了世界史中心（World History Center），主任是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教授。亚当的博士论文比较了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的华人移民，全球史的框架与视野已经隐约可见，这对他拿到东北大学历史系教职很有帮助。这篇论文研究了二十世纪初从中国南方到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的移民，其中有一些全球的视角和亮点，但整篇论文还是偏向比较研究。因此，在将论文修订为专著出版时，亚当花了很多精力，采用“网络”这个概念来突显移民的全球模式。后来曼宁教授把亚当在写博士论文时碰到的困惑归纳为“麦基翁难题 ”（McKeown’s dilemma）。曼宁教授解释说，一些对全球史感兴趣的博士研究生总会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究竟是先作一篇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而后找机会来阐述其中的全球联系，还是花更多时间调整结构来彰显全球模式？这当然是两难的选择。

亚当·麦基翁著《华人移民网络与文化变迁：秘鲁、芝加哥与夏威夷，1900-1936》

亚当是最早把离散人群（diaspora）这个概念应用到华人移民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的华人移民研究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赞赏。有一次他从新加坡开会回来，非常高兴地跟我分享了在那里得到的礼遇。这是一个学者因自己的学术而产生的由衷自豪，那也是他最开心的一段学术时光。《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便是他进一步以全球的角度研究全球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的作品。简单地说，这本书考察了护照，或者说个人国际身份之标准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边境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先有国家，再有边境；先有边境，再有移民；边境的管控，也就是对移民的认证（其中关键为拒绝“非法”移民，允许“合法”移民，即所谓“自由”移民的规范化），天然就是民族国家的本质体现。这是多数人接受的显而易见的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并不正确。实际上，边境与民族国家——后者是现代世界的基石——互为建构（mutual-constitutive）。由边境管控出发，于是有了护照这个国际标准化的公民身份证件，后者是基于个人-民族国家这个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之表现与象征。这个秩序——包括个人身份的认证（护照与签证）、海关等——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与推广，这一全球史的话题便是本书的议题。全书以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对华人移民的边境控制为切入点，全景式地论述了边境的全球化、护照的全球化，或者说，海关的全球化。

除了导论与结论，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二章。第一部分“转型中的边境”追溯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规模移民的兴起和新的监管流程。第二部分“想象边境”和第三部分“强化边境”是全书的重点，考察了现代移民控制的法律和实践。首先，亚当揭示了现代移民控制原则是如何从十九世纪末白人国家对亚洲移民的限制而演变形成的。民族和“文明”的概念取代了个人，成为“普遍”权利之主体，而边境则成为这种权利需要得到承认的界限。其次，他着重阐述了美国《排华法案》的执行，彰显了美国政府针对亚洲移民而执行边境管制新原则的开拓性角色。这些章节涉及在国家和个人的世界中建立现代移民控制的制度轨迹。第四部分为“泛化边境”，顾名思义，追踪了这些原则和实践在二十世纪初的全球传播。亚当指出，如果某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没有准备好接受边境管控的基本合法性，那么，边境管控原则的传播就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前提下，哪怕是针对边境管控的抗议运动，如甘地在非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只针对管控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不是移民管控的一般原则。全球性的边境由此落地生根。

亚当到波士顿的东北大学任职后，着力于华人移民的全球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比较、联系与互动的视野下考察近代中国的华人移民，这构成了本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亚当的基本观点是，西方学者此前关注了跨大西洋的欧洲移民，却忽视了同等规模的跨印度洋、太平洋的亚洲移民，以及东北亚的移民。如果把明清时期云南的移民置于世界范围内，则可以提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期内，明朝、俄罗斯帝国以及欧洲各帝国分别向西南边疆、西伯利亚与美洲推进，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全球性进程？在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存在？或者它们之间有无相关性可言？”这一点，亚当很早就跟我提过，我也把他的问题写进了我的博士论文，特在此说明。

亚当在《忧郁的秩序》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边境管控是主权之基础观念，也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它使得国家在空间上有形，可以触摸，也使得东西方之间文明与落后、自由与专制这个二元结构得以形成。他阐述说，所谓“自由移民”（free migrants），并非天然的，而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并成为中西“文明”与“不文明”两分法的基础。正是这些制度与理念，诱使我们想象自己是“自由、自主、自治的个体”（第3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前往本国的华人移民之管控，尤其是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与执行，成为西方以至全世界国家移民管控的模式，成为各国抄写的“作业本”。在这个意义上，华人移民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边境，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

这些讨论，很明显地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此点亚当并不讳言。他在书中直接谈到了福柯对他的影响。实际上，边界界定民族国家这样的思维，同样贯穿了我的博士论文《季风之北，彩云之南》（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边缘/边界/边疆冲击、塑造、修订中心，边缘/边界/边疆的形成意味着中心的形成、中心的表征与中心的局限，这是对历史书写中各种中心主义的反思、批判与修正。当然，我的主线比较简单，亚当处理的议题庞大复杂，从观念、意识形态到移民、法律、制度、政府与外交等，难度大很多。

杨斌著《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

如果说，亚当的第一本专著《华人移民网络与文化变迁：秘鲁、芝加哥与夏威夷，1900-1936》（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之研究，还是基于比较与联系，尚未臻至“全球”，《忧郁的秩序》一书在空间和主题的选择上都突破了比较与联系，体现了全球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进程、内容与讨论。全书处处闪烁着激情洋溢的思辨，从“自由移民”的定义与管控窥视并探索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构建这一宏大主题。

《忧郁的秩序》是一部卓越的全球史著作。书出版后，亚当曾经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研究所访学，我当时任教的历史系也请他就此书做了一个讲座。我在提问时就说：这本书肯定要得世界史领域的图书奖（后来如我预言，此书获得了2009年美国世界史学会的年度图书奖[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s Bentley Book Prize]）；不过，我的问题是，本书回顾了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对移民的控制，或者反过来说，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对这个体系的建立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那么，动植物、疾病和信息是否有同样或类似的进程与作用？亚当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探索的话题。

波士顿的邂逅

我也想回顾一下我和亚当的交往。1998年9月初，我抵达波士顿，在东北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亚当也刚刚到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助教。除了跟他去上世界史这门课外，我给他做的另一件事便是去哈佛燕京图书馆阅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他挑选了这本期刊中感兴趣的文章，让我阅读并给他做摘要。这个工作使我对华侨华人研究有了一点初步的印象，为我以后在新加坡的教学和研究埋下了伏笔。

亚当大概在2001年便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我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时候他是特意从纽约赶过来的。他在办公室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说，曾经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带我一起过去，但对方没有同意。老师的影响总是在不经意中展现的，多年后我跳槽的时候，也向对方提出能否带博士生过去，当然这好像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2004年8月初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亚当也是从纽约赶过来的。亚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业生涯异常顺利，很快就升任副教授，拿了终身教职。接着，随着《忧郁的秩序》的出版，他便荣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刚刚四十岁。联想到东亚高校内升任教授涉及的种种学术与政治的因素，这实在让我感慨万分。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时候，亚当也来过几次。有一次是全家都来了，他的女儿吉娜见到我的时候，激动地介绍说：“这是我的爸爸。”（This is MY daddy.）“我的”（My）这个词说得很大声，让大家忍俊不禁。多年以后我看到吉娜的时候，还特意提到这段往事。

亚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去过他那里几次。第一次是参加2003年春的亚洲学会纽约年会，我在会上报告了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文章。为了省钱，我在亚当的公寓住了一个晚上。第二次是2005年春天，我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参加2004年古登堡电子出版奖（Gutenberg-E prize）颁奖活动，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见了面。第三次便是2012年春天，当时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一年，他安排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中心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安徽省无为县的历史。那天下午我和他从校园一路走到他在纽约意大利人聚居区的公寓，畅谈良久，非常开心，也在他的公寓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送我上地铁，我去唐人街坐车回波士顿。那时，亚当对大学的学术政治已经非常失望，流露出要辞职的想法。他说，按照历史系的不成文法，新近荣升的同事一般要担任系主任，为大家服务。为了逃避这个职位，他不得不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务上故意犯错，使人觉得他毫无行政能力，终于打破了这个习惯法。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亚当，之后就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

最后的联系

亚当一贯以我为荣，这不是在自夸，我想说的是我们师生之间平淡而绵远的情谊。2005年中秋节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面试，年底便到新加坡任教。后来闲谈时亚当不止一次告诉我，面试时很多人认为我是去陪跑的，最终却大吃一惊，居然是我被录用，说完他哈哈大笑。我在博士毕业前后的两三年内申请了两百多份工作，亚当和其他两位导师一起，毫无怨言地为我写了两百多封推荐信。我到了新加坡之后，亚当也为我写了好几封推荐信。这是导师对学生最大的默默支持。

2013年12月19日上午6点59（纽约时间），亚当在邮件中告诉我，他这一年的无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的辞职申请将于2014年1月1日正式生效。“长话短说：我的履历辉煌，但已失去兴趣，准备重新开始。目前没有特别的计划。”这是一封令我困惑和悲伤的邮件，因为在波士顿的时候，亚当告诉我，他最喜欢在图书馆看档案。不过十几年时间，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卓有成就的常青藤大学的教授对学术（界）失去了兴趣？

2015年4月19日上午9点20，亚当在邮件中告诉我，他看到了我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他7月份计划去大理学院待上一个月，在那里的暑期学校教书，学生是刚刚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中国高中毕业生。7月19日，亚当告诉我，他带学生去了一趟石宝山，说：“南诏的第六个国王看起来很像你——他一定是你的祖先！”他对那里的石像非常感兴趣。8月11日，他又给我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问我要了一些方国瑜先生的著作，又夸奖了他指导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能被美国高校录取，各方面当然都足够优异。由于对移民的兴趣，8月11日，亚当在邮件里询问了有关云南穆斯林移民的问题，第二天他便乘机返回纽约。

8月25日，我给他转发了一则某亚洲名校招聘讲座教授的广告，希望他对此不会感到厌烦，暗示他能够考虑申请一下。他很快回了邮件，说：“不感兴趣。我真的对学术界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兴趣。”（Uninteresting. I’ve really lost nearly all interest in academia.）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邮件联系。

“非常非常悲伤”

2018年11月29日，我从澳门出发，经香港乘机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亚当的追思会。会议是由历史系亚当的原同事马特·科尔内利（Matt Connelly）和林郁沁（Eugenia Lean）等人筹办的，来者有亚当家人、导师艾恺，以及原东北大学的同事曼宁教授，其他多为亚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学生以及纽约的若干朋友，还有上海纽约大学的沈丹森（Sen Tansen）和康奈尔大学的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沈丹森是印度人，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是中印关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则是美国东南亚史的代表人物，他们和亚当私交很不错。艾恺在12月1日中午时谈了他对亚当之感想，“very very sad”（非常非常悲伤），他的眼角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确实动了感情。